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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经济下行对就业冲击不明显。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新增劳动力总量压力已经明显减弱。 2014 年 1~9 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达到 973 万人。从全国就业供求分析看，求人倍率稳定在 1.1 左右，总体上维持求大于供的格局。2014 年 8 月份， 31 个大中城市的调查失业率为 5% 左右，较年初有所下降，并未随经济下行而走高。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近期调查显示， 2015 年预计增加招工的企业占 30.3% ，持平的占 57.3% ，减少的占 12.4% 。其次，主要效益指标基本稳定。以往效益指标总体呈高弹性特征，即增长速度越高，效益越好；增速回落，效益指标往往降幅更大。 2014 年以来，在工业生产明显放缓的同时，效益指标基本稳定。 2014 年 1~8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0% ，比 1~7 月回落 1.7 个百分点，但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维持在 5.5% 左右； 2014 年初以来亏损额累计同比增速呈下降趋势；财政收入和税收累计增速分别为 8.3% 和 8% 。效益指标由强弹性变为弱弹性，表明市场主体逐步适应宏观环境的变化，赢利模式开始发生转变。第三，风险累积但总体仍可控。我国债务余额占 GDP 比例达到 215% 左右。在增长放缓背景下，综合偿债压力会明显加大。当前，因房地产调整带来的部分中小开发商资金链断裂，采掘、钢铁等重化工业深度调整，以及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加大等，导致一些金融产品出现违约，小贷公司破产，加上联保互保等因素，金融风险进一步暴露。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呈上升趋势，而且拨备覆盖率总体有所下降。但自 2013 年以来，我国明显加大了对金融、财政风险的监管和处置力度。对影子银行、非标资产的监管和地方债务管理加强，银行风险有所释放，不良资产的核销处置加快。风险虽在累积但尚在可控范围。第四，经济结构发生积极变化。 2013 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 2014 年上半年占比继续提高，达到 46.6% ，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大来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稳步上升，超过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第一动力。 2014 年上半年消费拉动 GDP 增长 4 个百分点，比上一年同期提高 0.6 个百分点。近两年呈现出重化工业去产能、房地产挤泡沫、融资平台去杠杆、消费领域挤浪费等态势，总体有利于加快结构调整。

在制定一国 GDP 目标时，首先要明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即假设内部和外部条件有利、未来增长稳定性与可持续性不会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的最快扩张速度。亚当 · 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证了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改善。而今天，劳动生产率的改善要么来自技术创新，要么来自产业升级（将产能重新配置给更高附加值的新部门）。但位于创新前沿的发达国家处于劣势。要想从新技术中获益，它们就必须创造新技术。相反，发展中国家拥有后发优势，因为它们可以通过模仿、进口、综合和许可实现技术进步。结果，它们的成本和风险更低。过去 150 年中，发达经济体平均每年增长 3% ，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在 2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保持着 7% 甚至更高的年增长率。

中国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当然，每个人都可以开出一些“问题”的单子来，我开出的单子就是四个问题：首先，中国在全球怎么定位？发展了 20 年，开放了 20 年，两个海平面变成了三个海平面、四个海平面，我们怎么定位？受其利，防其害。第二，我们的空间资源、城市化、密度集聚，有巨大的潜力。第三，我们的产品质量，产品质量背后“支持产品质量的想法”的生产，创新科学。我们有过悠久的古代文明，跟欧洲一样，有过灿烂的古代文化，但是，我们跟欧洲比缺三个东西，没有文艺复兴，没有科学革命，没有近代启蒙运动，然后国家不行了。我们现在的社会风气也是有问题的，我们最了不得的是歌星，不是科学家。今天，科学家斗不斗得过歌星，卖张票就知道了，差太多了。最后一条，就是我们的官民关系。市场发展少不了国家权力，没有这个中间第三方服务，市场的产权基础、市场的秩序、市场的竞争都是空想，完全不要政府的市场是空想的。可是，你让政府来，他弱了不管用，强了你吃不消。必须要承认，我们取得成就的同时也有巨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如果好好解决，它是有可能构造我们的未来的。

鉴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对许多国家经济的影响，国外政界和经济学界都很关心中国未来将以怎样的速度实现经济增长。是不是中国经济从此一路减速，将其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作用让位于人口更加年轻的经济体，例如“薄荷四国”（奥尼尔按照潜在人口红利挑选的四个值得关注的国家——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土耳其）呢？我认为做这样的判断还为时过早。那么，中国在丧失其支撑长期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以后，靠什么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味着中国经济越来越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以保持长期增长。在成为这样的成熟经济体之前，或者在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前，中国将向深化改革要动力，或者说通过改革获得制度红利。用刺激需求的手段试图超越潜在增长率固然不可取，从供给的角度入手提高潜在增长率却是可行的，而且是势在必行的选择。国际经济学家、观察家和媒体报道对中国的改革有些误解，容易产生对公众和投资者的误导。这类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任务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在一种替代关系，为了推动改革必然要牺牲增长速度。有的媒体上甚至称中国的改革是“抑制增长型”的。诚然，在当前全面改革正在积极推进的同时，中国 GDP 增长率出现较大的下行趋势，与长期以来 10% 左右的增长率相比不啻为大幅度降低。不过，中国长期可持续增长，可以通过改革获得新的增长动力和源泉。改革并不必然抑制经济增长，反而应该成为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新源泉。外国朋友不要寄希望于大规模的刺激方案，而应该学会适应适度放缓的中国经济增长，更应该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抓住自己的投资和贸易机会。 2013 年秋季，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在 2020 年主要领域改革任务完成之前，中国经济中仍然存在着诸多制度性障碍，制约着劳动力供给潜力的挖掘（如户籍制度）、投资效率的改进（如投融资体制）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如对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歧视性待遇）。通过推进改革拆除这些制度障碍，可以立竿见影地提高潜在增长率，收获改革红利。例如，我和同事进行的测算表明，如果在 2011 ～ 2020 年期间，每年把劳动参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把潜在增长率提高 0.88 个百分点，如果每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把潜在增长率提高 0.99 个百分点。而通过生育政策调整把总和生育率提高到接近 1.8 的水平，则可以在 2030 年之后显示效果，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大约 10%~15% 。 2014 年中国总理李克强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从群众最期盼的领域和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旨在破除制约市场主体活力和要素优化配置的障碍。前述能够显著提高潜在增长率的领域，恰好就是这样一些具有优先序，需要实现重点突破的改革领域。例如，相关的一项改革即户籍制度的改革，目标便是通过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建立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和机制。由于目前农民工就业已经占到城市总就业的 35% ，这项改革可以大幅度提高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进而增加整体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者的技能，达到延长人口红利的效果。又如，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和下放审批权等改革方式，鼓励更多非公有企业进入竞争性行业，通过建立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机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此外，通过教育体制改革和完善职工培训制度，保持人力资本持续提高，为未来日益加速的产业结构调整准备必要的技能型工人。所有这些领域的改革，无疑都能够创造实实在在的制度红利，显著提高中国近期、中期和长期的潜在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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