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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Bloomberg Bussinessweek繁体版2017年7月26日第124期几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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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吕思勉《大中国史》至46%。

从隋炀帝东征失败以后，高句丽就格外骄傲；联合百济，屡侵新罗，新罗无法，只得求救于中国。唐太宗初时，也无意于为它出兵；到公元 642 年，高句丽大臣泉盖苏文弑其主高建武（建号荣留王，是婴阳王的兄弟。立其侄宝藏王高藏）。太宗以为有隙可乘，想趁此恢复辽东，就出兵以伐高句丽（《唐书》载太宗谓臣下：“今天下大定，惟辽东未宾……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可见得这一次用兵的动机，不全是为新罗）。太宗的用兵，自然和隋炀帝不同；然而这时候，中国用兵于高句丽，有种种不利之点；所以以太宗的神武，也犯了个“顿兵于坚城之下”的毛病，不能得志。太宗以公元 645 年二月出兵。四月，渡辽河，克辽东；进攻安市（在如今盖县境）；破高句丽援兵十五万于城下。然而安市城小而坚，攻之遂不能克。九月，以辽左早寒，遂班师。这一次，虽然没打败仗；然而兵威的挫折和实际的损失，是不待言而可知的。太宗深以为悔。

御驾亲征，手下的人把这件事看得太隆重了，用兵就不觉过于持重，不能应机，也是失败的一个原因。所以反不如偏师远斗的利害。公元 660 年，高宗因高句丽、百济攻新罗益急，遣苏定方自成山（在如今山东的文登市）渡海攻百济，破其都城。百济王义慈降，百济人立其弟丰，求救于高句丽、日本。公元 663 年，刘仁轨大破日本兵于白江口（如今的锦江）。丰奔高句丽。百济亡。公元 666 年，泉盖苏文死。三子争权，国内乱。明年，高宗遣李伐高句丽。公元 668 年，也把它灭掉。于是朝鲜半岛，只剩了新罗一国。唐朝在平壤设了个安东都护府，以统治高句丽、百济的地方。这时候，中国对东方的声威大振，日本和中国的交通，在此时也称极盛。

以上所说的，是东西北三方面的情形。还有从魏晋到唐，中国和南方诸国的交涉，也得大略说一说。中国的海岸线，是很长的。闽、浙、广东（当时且兼有越南的一部分）等省，曲折尤富。南方的国民，在海上所做的事业也不少。可惜中国历代，都注意于陆而不注意于海；就是盛强的时候，国力也只向西北一方面发展。这许多冒险的国民，做了国家的前驱；不但没有国力做他的后盾，使他们的事业发扬光大；连他们的姓名事迹，也都在若有若无之间了。

要晓得科举制度的由来，就要先晓得九品中正。九品中正之制，起于魏文帝时。这时候，“三方鼎立，士流播迁，四民错杂详覆无所”。尚书陈群，就于各州郡皆置中正，品评其本地的人物，分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而尚书用人时，凭以复核。这种制度的可行，原因为后汉时代，清议极重，乡评特为有力之故（史称：“晋武帝时，虽风教颓失，然时有清议，尚能劝俗。陈寿居丧，使女奴丸药，积年沉废。郄诜笃孝，以假葬违常，降品一等”）。然而乡评的有力，是一种风俗，风俗是要随时势改变的。九品中正，是一种制度，比较的总觉流于硬性。于是就生出种种弊病来。扼要些说，便是：一、中正的权力太大，而又并无赏罚之防。就不免有徇私、趋势、畏祸、私报恩仇等事情。二、一地方的人，中正本不能尽识；即使尽识，也未必能知他的好坏。就使能知他的好坏，也不应当以一个人的话为标准。况且中正至多能晓得这个人的品行德望，至于当官的才能历练，是全然不知道的。然而这还不是最大的弊病。最大的弊病就是中正都是本地方人，谁没有亲戚朋友？一个人在社会上，本没有真正完全的自由。一个阶级里的人，受这阶级的制裁，当然最为严重，谁能够真正破除情面呢？于是所选举的，总不外乎这一阶级里的人，就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历代选举的制度，纵或小有改革，然大体总是相同。九品中正的制度，南至梁、陈，北至周、齐，都是有的，直到隋开皇中方罢。这种制度，与两晋南北朝的门阀阶级，是很有关系的。“隋唐以后科举”的前身，便是两汉时的郡国选举。原来郡国选举的制度，到两晋以后，也弊坏得不堪了（东晋初年，为了抚慰远方的人士起见，州郡所举的孝廉、秀才，都不试就用。后来实在弄得不堪了，于是要试之以经。秀才、孝廉，就都不敢进京。到京的，也都装病不考。于是宽限五年，令其补习）。九品中正的制度既不可行，于是不得不加之以考试。既然凭考试为去取，就索性“毋庸郡国选举，而令他怀牒自列于州县，州县加以考试，合格的再把他送进京去应考”。就变成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了。唐以后的科举，最重的是进士科。这一科，是起于炀帝大业中的（当时还是试的策）。这件事，《隋书》不载（只见于《唐书》所载杨绾疏中）。大约当时还不甚看重他。“唐制，取士之科……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其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然而取之最多的，只有进士、明经两科。进士试“诗”、“赋”、“论”、“策”，明经试“帖经”、“墨义”。这时候，崇尚文词的风气已成。明经所作的帖经墨义，又是毫无道理的，大家都看不起它。就有“焚香看进士，瞋目待明经”的谚语。不是天资愚鲁，不会作诗赋的人，都不肯去做明经。就把天下人的聪明才力，都消磨到“声病”上去。

唐朝的兵制，也是沿袭南北朝的。近人南海康氏说：“中国承平的时候，可以算是没有兵。虽然有唤做兵的一种人，实在是把来供给别种用场，如以壮观瞻等，并不是要他打仗。”这句话最通。秦汉时代，承袭着战国时的余风，全国还有些尚武的风气；东汉而后，就渐渐显出无兵的样子了（参看第二篇第八章第四节）。从五胡乱华起，到南北朝末止，却可以算得一个长期战争，其中东西魏（周、齐）对立的时候，竞争尤其剧烈，所以产出一种略为整齐的兵制。有名的“府兵”制，是起源于后周的。其制是籍民以为兵，但是拣其魁健才力的，并不是全数叫他当兵。——而蠲其租调。令刺史以农隙教练。合为百府，每府一郎将主之；分属二十四军。领军的谓之开府；一大将军统两开府；一柱国统二大将；共为六军。总数不满五万人（隋朝也沿袭其制，置十二卫将军）。唐制：折冲府有上、中、下。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每府都有折冲都尉，和左右果毅都尉，以司训练。其兵的编制：是十人为火，火有长。五十人为队，队有正。三百人为一团，团有校尉。有兵籍的人，年二十而为兵，六十而免。平时居于田亩，教练皆以农隙。有事就出去从征；事讫，依旧各还其乡。据《唐书 · 兵志》说：唐初，天下共六百三十四府，而在关内一道的，倒有二百六十一，所以中央的形势颇强。当时宿卫，也是靠府兵轮值的，谓之“番上”。但是到高宗、武后时，久不用兵，府兵法就渐坏，至于宿卫不给。宰相张说，就请募兵宿卫，谓之“扩骑”。玄宗时，这种宿卫的兵，也是有名无实，诸府又完全空虚，内地竟无一兵，而边兵却日重。所以安禄山一反，竟无从抵御了。

唐初用府兵的时候，有所征伐，都是临时命将；战事既罢，兵归其府，将上其印，所以没有拥兵的人。其戍边的兵，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都有使。总管他们的谓之道，道有大总管（后来改为大都督，但行军时仍曰大总管）。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的，谓之节度使。但还没有用它做官名。睿宗景云二年（公元 711 年），用贺拔延嗣做凉州节度，这是以节度名官之始。玄宗天宝初，于沿边置十节度经略使（安西〈治龟兹，今新疆库车县〉、北庭〈治庭州，今新疆乌鲁木齐市〉、河西〈治凉州，今甘肃武威市〉、朔方〈治灵州，今甘肃贺兰县〉、河东〈治太原，今山西阳曲县〉、范阳〈治幽州，今北京市境内〉、平卢〈治营州，今为河北承德市〉、陇右〈治鄯州，今甘肃西宁市〉、剑南〈治益州，今四川成都市〉九节度，岭南〈治广州，今广东佛山市南海区〉一经略使），边兵就此大重了。安史乱后，讨贼有功之将，和贼将来降的，都授以节度使（或沿其旧官）。于是节钺遍于内地，而“尾大不掉”之势以成。

然而制唐朝死命的，实在还不是藩镇之兵，而倒是所谓“禁军”。禁军的起源是跟高祖起义于太原的兵，事定而后，愿留宿卫的，共有三万人。于是处以渭北闲田，谓之“元从禁军”。老不任事，即以其子弟代之。后亦与于“番上”。太宗时，在元从禁军中，选善射者百人，以从田猎，谓之百骑。武后改为千骑。睿宗又改为万骑，分为左右。玄宗用这一支兵平韦氏之乱，改名左右龙武军。又有太宗所置的飞骑，高宗所置的羽林，也各分左右。谓之“北衙六军”。与诸卫的兵，号为南衙的相对待。中叶以后，又有所谓“神策军”。其缘起：因天宝时，哥舒翰破吐蕃于临洮西的磨环川，即于其地置军，谓之神策。以成如璆为节度使。安禄山反，成如璆派军中的将，唤做卫伯玉的，带千人入援。与观军容使鱼朝恩（宦者）共屯陕州。神策军的地方，旋为吐蕃所陷，于是即以卫伯玉所带的兵为神策军。和陕州节度使郭英，俱屯于陕。公元 763 年，吐蕃陷长安，代宗奔陕。鱼朝恩以神策的兵，和陕州的兵来扈卫。当时都号为神策军。后来伯玉罢官，神策军归郭英兼带。郭英又入为仆射，这一支兵，就入于鱼朝恩手里。是为宦官专管神策军之始。鱼朝恩后来入都，便把这一支兵，带到京城里，依旧自己统带着。然而还不过是一支屯驻京城里的外兵，并不算做禁军。公元 765 年，吐蕃又入寇。鱼朝恩以这一支兵，入屯苑中。于是声光大好，出于北衙军之上。德宗从奉天还京，都不相信大臣，而颇委任宦官，专叫他统带禁军。这时候，边兵的饷，不能按时发给；而神策兵饷糈优厚。于是边将在外戍守的，多请遥隶神策。神策军数，遂至十五万。自关以西，各处的镇将，大都是宦官手下人。所以宦官的势力，强不可制。昭宗时，想改用宗室诸王代他，始终没有成功。而宦官每和朝臣水火，就挟着神策军里几个镇将的力量，以胁制天子，诛戮大臣。到底弄得朝臣借着朱全忠的兵力，打破宦官一系的镇将李茂贞，把宦官尽数诛夷，而唐亦以亡。这都是后来的话，参看第三篇第二章第四节，自然明白（禁军的始末，《唐书 · 兵志》不详，见《文献通考》第一百五十一卷）。总而言之，亡唐朝之力：藩镇的兵，不过十分之三；禁军倒有十分之七。

从南北朝到唐，其间还有一大变，便是门阀阶级的破除。三代以前的社会，原是一种阶级制。看第一篇第九章第三节，便可以知道。春秋战国之际，虽说经过一次大变迁，毕竟这种阶级制的余波，是不能扫除净尽的。读史的人，都说九品中正之制，弄得“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然而做中正官的人，并不曾全操选举之权。不过朝廷要用人时，把他所品评的等第，来复核复核罢了。选举之权，毕竟还在州郡手里。郡国选举之制，不是魏晋以后才有的。以前虽没有九品中正之制，难道郡国选举，都是十分公正，不带一点阶级臭味的吗？（梁武帝时，沈约上疏，说：“顷自汉代，本无士庶之别……庠序棋布，传经授受，学优而仕。始自乡邑，本于小吏干佐，方至文学功曹。积以岁月，乃得察举……”可见汉朝的选举，自比魏晋以后公平；然而说毫无阶级臭味，是绝办不到的）这是绝不然的。不过不像魏晋南北朝这种盛法罢了。两晋南北朝时候，门阀阶级之严，是由于：一、有九品中正之制，替它维持。二、则这时候，五胡乱华，汉人和胡人，血统上不免混淆。士大夫之家，就想高标门第，以自矜异。三、则当晋室渡江之初，文明的重心，还在北方；北方的大族，初南迁的时候，也还有高自位置的思想；以后就成了一种风气。所谓大族，必须要标明了一个“郡望”，以明其本出何郡，就是魏晋以前，阶级制度并没有消除尽净的证据。倘使你在本籍，本没有特异于人之处，迁徙之后，又何必要特标出一个郡望来呢？这种阶级制度，是到唐中叶以后，才渐次破坏，经过了五代，然后消除净尽的。破坏这种制度的力量，要算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最大。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当郡国选举的时代，无论你怎样公正，无论怎样地注重于才德，这郡国所“荐举”或“拔擢试用”的人，总不得真正到社会的下层阶级里去找——固然也有例外的，然而总是例外。直到郡国选举的制度，变做了投牒自举（这时候，形式上固然还说是乡贡，然而既凭考试，这乡贡便是有名无实的话）。被举的人（举人）和举他的人（州郡），其间才不发生关系。无论什么人，向州郡投牒自列，州郡就不能不考试他；考试合格了，便不能不举他。把全国的人，都聚到京城里去考试，和他的本乡，相离得很远；考试防弊的制度，又一天严密似一天（在唐朝，还没有“糊名”、“易书”、“禁怀挟”等种种制度。考官还得以采取誉望；就和士子交通，也不干禁例的。但是从唐到清，考试的制度，是一天天往严密的一条路上走的；这是考试制度的进化）；应考的人，和考他的人，也再不得发生关系。这样，全国的寒畯，才真和有特权的阶级，立于平等竞争的地位。所以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实在有破除阶级的大功，不可湮没的。向来读史的人，都说投牒自举，是个最坏的制度。其意，不过说这是“干进无耻”。其实不然。参与政治，是国民的一种义务，不单是权利。有服官的能力，因而被选举，因而服官，这是国民应享的权利，也就是国民应尽的义务。郡国选举和征辟的时代，有了才德，固然可以被选举、被征辟的。倘使人家不来选你、征你、辟你，便如何？若在隋唐以后，便可以怀牒自列。所以唐以后的科举制，是给予国民以一种重大的公权。——实际上应试的人，志愿如何，另是一说。从法理上论，这一层道理，是颠扑不破的。

从汉到唐，和从宋到清，其间的历史，有一个不大相同之点。便是“从汉到唐，中国是征服异族的；从宋到清，中国是给异族征服的”。五胡虽然是异族，然而入居内地久了，其实只算得中国的编氓。他们除据有中国的土地外，都是别无根据地的。所以和中国割据的群雄无异。到辽金元却不然。辽是自己有土地的，燕云十六州，不过构成辽国的一部分。金朝虽然据有中国之半，然而当世宗、章宗手里，都很惓惓于女真旧俗，很注重于上京旧地的。元朝更不必说了。所以前此扰乱中国的，不过是“从塞外入居中国的蛮族”乘着中国政治的腐败，起来扰乱。这时候，却是以一个国家侵入的。就是“中国前此，不曾以一个国家的形式，和别一了”。从契丹割据燕云十六州起，到元顺帝退出中国的一年为止，其间凡四百二十四年（公元 946—1369 年）。明太祖起而恢复中原二百七十五年。清朝人又入据之者二百六十八年（从顺治元年，即公元 1644 年起，到宣统三年止），所以这时代，中国有十分之七，在异族统治的状态之下。然而其初就是由几个军人内讧，把异族勾引进来的。这时代，中国所以辗转受累，始终不能强盛，也都是直接间接受军人的害。读到下文，自然明白。军阀和国家的关系，可谓大了。然而还有一班人，说立国于现在的世界，军备是不能没有的。因而颇怀疑于现在的军人，不能全去。我却拿什么话同他说呢？立国于世界，军备原是不能全去的，然而须要晓得，军备有种种的不同。若依然是“从今以前的军人”，可说于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莫说保护国家，国家本没有外侮，有这班人，就引起来了；外侮本可以抵御，有这班人，就无从抵御了。这不是一时愤激之谈，请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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