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乐强，南京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副教授(江苏南京 210023)。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沉寂百年的《大纲》(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开始在西方学界引起广泛关注，甚至成为意大利自治主义者重构马克思哲学的主导依据。在这一过程中，“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节(这也就是他们津津乐道的“机器论片断”)更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被他们誉为是一段“圣经式的文本”。由此出发，他们建构了一种既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又不同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自治主义流派，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他们这里，《大纲》，特别是其中的“机器论片断”，被看作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顶点，而《资本论》则被视为是这一手稿的历史倒退，进而将《大纲》与《资本论》完全对立起来。针对这种解读，国内外学界也积极地做出了批判性回应，但始终有一个核心问题未能得到澄清，即“机器论片断”能否作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最终标杆?或者说，该如何理解“机器论片断”与《资本论》之间的内在关系?笔者认为，这一片断固然重要，但它只不过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个过渡环节，在许多问题上还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决不能将其夸大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最高点，更不能以此为依据来建构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在《资本论》中，他全面超越了这一片断的历史局限性，建立了科学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理论，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内在依据。就此而言，完整地把握从“机器论片断”到《资本论》的发展，不仅有助于我们准确定位《大纲》和《资本论》在马克思哲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为我们全面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实质，特别是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公式”(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与“主观公式”(即阶级斗争)之间的内在关系提供重要启示，而且也能为当前国内学界进一步深化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一、作为“圣经”的“机器论片断”：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对马克思形象的政治重构

　　相较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大纲》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接受过程则相对滞后，直到1939—1941年才首次在莫斯科公开出版，并于1953年由东柏林狄茨出版社再版。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时这一著作并没有引起西方学界的重视。直到1968年罗斯多尔斯基的《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一书的出版，才使西方学者认识到《大纲》的重要性，积极推动了这一著作在西欧的传播与研究。但就当时的反响来看，它在意大利产生的轰动效应尤为突出。

　　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和工人运动，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一股极左思潮，即工人主义或自治主义，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莱尼奥洛·潘兹尔瑞、马里奥·特隆蒂、安东尼奥·奈格里、保罗·维尔诺、拉扎拉托等。与其他左翼思潮不同，这一流派的直接指向并不是为了反抗右翼势力，相反，是为了对抗意大利共产党及其所支配的工会传统。哈里·克里弗指出：“在美国，‘回到马克思’是在反抗新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影响下出现的;与此不同，在意大利和法国，它是在对抗共产党及其所支配的工会传统中生长起来的。”在他们看来，意大利共产党和工会已经完全站在了工人的对立面，成为资本的帮凶。也是在此背景下，自治主义者认为，要想真正实现工人的解放，就必须摆脱一切幻想，既不能依靠意大利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工会组织，更不能寄希望于资本家，相反，唯有依靠工人自身，才能将自己的命运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上。这一点决定了他们必然反对那种强调客观规律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也必然会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那种脱离工人运动的纯学术研究，而主张建构一种以工人自治为核心的激进政治哲学。这种工人中心主义构成了这一左翼思潮的核心特征。

　　而《大纲》的出现恰恰满足了他们的理论和实践需要。就像奈格里指出的那样：“一方面，《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突出了60年代以来我们在‘工人自治’运动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方法论(因此也是主观的、认识论上的)特征;另一方面，在从大众工人向社会工人转型的过程中，《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对理论话语的相应转型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有助于重估生产性社会的本质。”也是在此基础上，他们主张抛弃正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幻想，从《大纲》出发，重构马克思的政治形象。在这一过程中，被他们称为“机器论片断”的这一手稿恰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被誉为是一段“圣经式的文本”。维尔诺指出：“在西方，当英雄遇到巨大困境时，他们经常会从《旧约》中引出一段经文，或者来自《诗篇》或者来自《以西结书》，并把它们从各自的语境中抽离出来，顺其自然地将其融入到当下的偶然处境中，成为解释当下困境的有力预言……20世纪60年代早期以来，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断’就是以这种方式不断被阅读和引用的。”可以说，这一片断在整个自治主义运动过程中始终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在不同发展阶段，他们对这一片断的解读重心又有所不同。

　　20世纪60—70年代，工人主义运动的目标是为了反抗意大利共产党和工会传统，从而建构一种以工人自治为轴心的激进政治哲学，以此来证明，共产主义决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也不是政党领导下的革命行动的产物，而是现实主体对抗和工人自治的必然结果。这一点决定了他们对《大纲》和“机器论片断”的解读一开始就不是纯学术性的，而是具有明确的政治导向，即为真正革命主体的生成提供合法性论证。这一点在奈格里的著作《〈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1979)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他指出，与充斥着客体主义的《资本论》不同，《大纲》完全“是一个确立革命主体性的文本”，其中到处充满了对抗。如果说在价值和货币阶段，这种对抗还是潜在的，那么，经过剩余价值阶段，这一逻辑最终在“机器论片断”中彻底成熟。因此，如果说《大纲》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顶点，那么，“机器论片断”则是《大纲》的顶点。“《大纲》是以‘机器论片断’……结束，因此马克思论证的逻辑性达到完满”，这一片断“可能是在马克思所有著作中所能找到的运用矛盾而且建构辩证法的最高级例子”。在这里，奈格里重点抓住了马克思关于劳动与生产过程的分离所导致的资本主义崩溃理论，并由此引出了他的自治主义哲学。

　　在这一片断中，马克思指出，随着自动化机器体系的引入，不论是从价值增殖形式还是从物质形式来看，劳动都不再像前期那样是支配整个生产过程的主导因素，而是沦为生产过程的一个次要环节。这就意味着，在机器大生产阶段，直接劳动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小，而科学知识和技术水平将成为财富创造的首要因素。于是，资本主义就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只要生产还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劳动时间就永远是财富的唯一尺度和内在源泉，然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却又不断在冲击和瓦解这一基础，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直接劳动时间。随着这一矛盾的发展，资本主义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的深渊。

　　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是想通过资本的矛盾运动，来论证交换价值生产制度崩溃的可能性(这一论证还存在重要缺陷，下文将着重分析)。然而，奈格里却完全忽视了这一点，径直将其转化为主体对抗的生成逻辑。他指出，第一，劳动与生产过程的分离，意味着劳动彻底摆脱了资本的统治，成为一个与资本对立的自治主体;第二，既然资本主义财富生产是以劳动为基础的，这就意味着，要推翻资本主义，无需发动革命，只要每个自治工人有意识地拒绝劳动，就可以达到了，“不劳动，拒绝劳动就成为工人们的主张，成为价值规律被颠覆的基础”。于是，资本主义的崩溃和共产主义的到来不再是客观矛盾运动的结果，也不再是政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而是工人自主选择、自我建构的结果，“主体性的道路正是将唯物主义带向共产主义。劳动阶级是主体，分离的主体，是他们催生了发展、危机、过渡，乃至共产主义”。正是基于“机器论片断”，奈格里颠覆了马克思的传统形象，重构了一个“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建立了一种以工人自治为核心的革命主体政治学，打开了一条通往共产主义的自主之路，完成了对“机器论片断”作为一种圣经式文本的全面论证。

　　也是在此基础上，奈格里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看待《大纲》与《资本论》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他重点批判了两种倾向：一是以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代表，他们把《大纲》视为是马克思完成“认识论断裂”之前的“最后一本著作”，认为它到处充满了“唯心主义和个体式伦理臭味……是18世纪客观唯心主义和个体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姿态的综合”。二是以罗斯多尔斯基为代表，奈格里指出，他仅仅把《大纲》看作是《资本论》的准备材料，一味地强调它们之间的线性连续性，完全忽视了二者之间的断裂和异质性，把《大纲》所散发出来的、具有天才性质的主体政治学消融于《资本论》的客体逻辑之中。这种解读实际上是以一种目的论预设为前提的，即“《资本论》构成了马克思思想中最成熟的要点”。这两种观点共同构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完全贬低了《大纲》的历史地位。与此不同，奈格里认为，《大纲》既不是早期逻辑的延续，也不是《资本论》的准备草稿，而是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一部具有独立地位的革命性著作，其中彰显出来的对抗逻辑完全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和精髓。也正是基于此，他将《大纲》视为“是马克思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中心”，“是马克思革命思想的顶点”。于是，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即如何理解《资本论》的历史地位?他指出，决不能像正统马克思主义或罗斯多尔斯基那样，把《资本论》预设为马克思最成熟的著作，以此来解读《大纲》，这样不仅会阉割后者的革命意义，而且也会进一步加剧《资本论》的客体主义倾向，相反，必须抛弃这种目的论预设，以《大纲》为轴心来重新解读《资本论》，“如果我们根据《大纲》的批判来理解《资本论》，如果我们通过《大纲》的概念体系重新阅读《资本论》……我们就能恢复对《资本论》的正确理解(不是为了知识分子的勤勉治学，而是为了群众的革命意识)”。而克里弗的《政治性地阅读〈资本论〉》(1979)就是这一理论努力的积极尝试。

　　到了20世纪80—90年代，随着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福特制转向了后福特制。如何理解这一转型的本质，并为这一时期的工人自治运动提供理论指南，就是摆在意大利自治主义者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在此背景下，他们再次回到了“机器论片断”来寻找灵感。如果说在20世纪60—70年代，他们更多地集中于马克思关于劳动与生产过程的分离所导致的资本主义崩溃理论，那么，此时他们更多地强调了马克思关于“一般智力”(也翻译为“普遍智能”)的论述。

　　在这一片断中，马克思指出，随着科学知识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资本必然会最大限度地追求科学技术的发展，将固定资本的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明提升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从而导致“一般智力”的形成，“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一般智力并没有摆脱资本的限制，而是“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结果，就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资本对一般智力的追求，直接危及到以直接劳动为基础的财富生产本身。随着这一矛盾的发展，“资本也就促使自身这一统治生产的形式发生解体”。届时，一般智力也就摆脱了资本的限制，成为未来社会财富生产的基础，“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

　　在所有著作中，这是马克思唯一一次提到“一般智力”概念。而自治主义者就紧紧抓住了这一概念，将其建构为透视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范畴。不过，与20世纪60—70年代相比，这一时期的理论建构不再是基于对这一片断的毫无保留的肯定式阅读，而是在批判反思的基础上进行的理论重构。具体表现在：

　　首先，对一般智力范畴的重构。维尔诺指出：“马克思完全把一般智力(即作为主导生产力的知识)等同于固定资本，等同于内化为机器体系的‘客观科学力量’。结果，他完全忽视了今天绝对居于主导的另一维度，即一般智力表现为活劳动本身。”在后福特制时代，一般智力已经越出了固定资本的限定，不再表现为对象化的知识力量，而是表现为主体自身所具有的思考能力和潜能，“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知识、想象力、伦理倾向、思维习惯和‘语言游戏’”。也是基于此，维尔诺认为，在后福特制时代，一般智力已经远远超越了马克思的理解，变成了主体自身所具有的内在潜能，即“智力一般”。

　　其次，是对劳动范畴的重构。他们指出，在“机器论片断”中，马克思曾预测到，随着一般智力的发展，劳动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将逐渐下降，最终导致交换价值生产制度的崩溃。然而，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证明马克思预言的虚假性：在后福特制时代，普遍智能已经实现，但资本主义并没有灭亡，而是产生了一种更加稳定的统治形式。马克思为什么会得出这种错误的结论呢?他们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他对劳动的理解过于简单了。他所理解的劳动完全是一种物质劳动或体力劳动，随着一般智力的发展，这种劳动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自然会逐渐趋于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交换价值制度的崩溃，因为它的发展又重新孕育出一种全新的劳动形式，即非物质劳动。拉扎拉托指出，后者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工业和第三产业中的信息生产活动，一是充斥整个社会生活的文化生产活动。不过，哈特、奈格里认为，这种定义完全忽视了情感劳动，因而是不完善的。在此基础上，他们重新定义了这一范畴，将它区分为两种类型，即语言或智力劳动以及情感劳动，彻底实现了从物质劳动到非物质劳动的转型。

　　再次，是对新型统治形式的思考。他们指出，随着非物质劳动的形成，资本的统治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马克思仅仅强调物质劳动，因此，在他那里，资本的统治形式主要表现为资本在生产场所对工人身体的规训，而非物质劳动的出现，意味着资本的统治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身体控制，将整个生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最后，对革命主体和解放道路的再思考。他们指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概念完全是以从事物质劳动的产业工人为基础的。在后福特制中，非物质劳动已经取代了物质劳动，成为当代社会劳动的主导形式，因此，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概念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必须要从非物质劳动出发，重新建构革命的主体政治学，这也就是他们所推崇的大众概念。从内涵上讲，他们所理解的大众实际上就是那些从事非物质劳动或生命政治劳动的人，它不再像工人阶级那样拥有相同的身份认同和阶级意识，或者说具有同样的本质属性，相反，大众在各个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性，因而是一种多样性的集合。那么，大众如何实现自身的解放呢?前期的那条自治对抗逻辑再次登场了。维尔诺指出，既然一般智力已经转化为每个个体自身具有的潜能，这就意味着，只要一般智力的社会化与个体化达到了最终同一，个人也就转化为马克思当年所说的“社会个人”，也就摆脱了资本的统治，成为一种完全独立的自治主体。这恰恰也是奈格里“大众智能的苏维埃”的逻辑基础。

　　这一时期，他们正是通过对“机器论片断”的批判性重构，实现了自身理论逻辑的当代转向。不过，从最终导向来看，他们批判的目的并不是要彻底否定这一片断，而是力图在当代语境中，“重新召回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崩溃的预测或愿景”，重塑这一片断的当代生命力。就此而言，“机器论片断”依然是给予他们灵感和启示的一部“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