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该如何做是好？》是哈佛教授桑德尔著名的公开课，他把亚里士多德、卢梭、边沁、洛克、密尔、康德、罗尔斯、诺齐克这些古代现代的大哲甚至包括弗里德曼这位经济学家都请到课堂上，公正地展现这些学者各自对公正的观点，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案例，试图告诉大家什么是公正。
比如一辆失控的电车，正要撞向五个修路工，这时候你可以扳动道岔，让电车驶向另一边，但那边也有一个修路工。你应该扳动道岔吗？直觉可能会告诉你：应该！因为五大于一。

如果你是一名医生，有五位病人分别在等待不同的器官移植，否则他们将很快死去。这时正好有一个健康人来你这儿做体检，他的器官又恰好适合这五位病人。你应该将他肢解以挽救五位病人的生命吗？你可能会回答：不应该！为什么五大于一的原则在这里就不好用了呢？
对这类问题的回答，都涉及伦理道德领域。我忽然发现，桑德尔遗漏了一位重要的哲学家——大卫.休谟。休谟在他的书中只出现了一次，不是作为思想家而是作为案例，而且还是个反面案例：休谟把房子租给自己的朋友，他朋友又转租出去，租客认为房子不适合居住需要装修一下，自己请了装修队，然后把账单寄给了休谟。休谟认为装修这事儿没经过自己同意，所以不应该由自己付这笔钱。这事儿闹到法院，最后判休谟败诉买单......
休谟在《人性论》中有一段话：“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我一向注意到，作者在一个时期是照平常的推理方式进行的，……可是突然之间，我却大吃一惊地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经常的‘是’与‘不是’等连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这个变化虽是不知不觉的，却是有极其重大的关系的。因为这个应该或不应该既然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所以就必需加以论述和说明；同时对于这种似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即这个新关系如何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推出来的，也应当举出理由加以说明。不过作者们通常既然不是这样谨慎从事，所以我倒想向读者们建议要留神提防；而且我相信，这样一点点的注意就会推翻一切通俗的道德学体系……”。能否从“is”推理出“ought”，这就是著名的休谟伦理难题。休谟的回答是：不能！
更早一些，伽利略在宗教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说：《圣经》仅仅是指引我们“应该”怎样运转到天堂，而没有告诉我们天堂“是”怎样运转的。
“应该”怎样上天堂，这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天堂（宇宙）“是”怎样运转的，这是一个科学问题。二者的区别在哪里？
原则上来说，我们可以通过经验事实来判断一个科学命题正确与否。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下落快吗？到比萨斜塔上做个实验看看......换句话说，科学理论是“后于经验”的，先有斜塔实验这个经验事实，然后才能从中提取出科学理论；先有哈勃太空望远镜观测到遥远的星系光谱红移现象，然后才能有大爆炸宇宙模型的存在。所以爱因斯坦说：科学是后验(posterior)地来重建存在。
而伦理道德命题正好相反，是先于经验的。比如在电车难题中，应该选择撞一个还是撞五个？医生是否应该肢解一个健康人，来挽救五名等待器官移植手术的病人的生命？休谟的装修费应该由谁支付？代孕妇女产下的婴儿应该归谁？同性恋能不能结婚？对这类问题的回答既不可能也不需要通过经验事实来判断其真伪，所以不属于科学问题。但是，每个人心中对这些问题都有自己的答案，依据在哪里？那就是先验地存在于你内心的道德律。
“is”与“ought”这么重要的差别，桑德尔为什么只字不提呢？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他人，我猜想，要是把这个问题挑明了，会令他的学术地位降低。
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就好比NBA总冠军是打出来的，常规赛MVP是评出来的。上个赛季可以说火箭战绩不够好把MVP评给库里，这赛季又可以说哈登数据不够好，把MVP评给维斯布鲁克。反正人嘴两张皮，咋说都可以。还是格林实在：“我才不管你詹皇的历史地位是第几，反正这赛季的总冠军得是我勇士的。”
所以，在专业人士看来，不能被经验事实验证的问题档次不高，无论这个问题是MVP应该评给谁，球员的历史地位应该排第几，还是道德家教我们应该怎么做。有一把“阿尔德剃刀”是这么说的：“不能被试验验证的问题不值得辩论。”
同样是分析灾后物价暴涨这个案例，桑德尔与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桑德尔着重分析民众的愤怒情绪，以及灾区的物品“应该”有一个公道的价格。斯密则在他著名的《国富论》中写到：当政府为救济粮食匮乏所造成的困苦，命令所有的销售商按它所认为的合理价格出售谷物时，其结果，或者是使他们不把谷物提供给市场，这有时甚至导致在季节开头就闹饥荒，或者，如果他们将谷物提供给市场，又鼓励人们快速地进行消费，从而必然会在季节结束前闹饥荒。不受限制、没有约束的谷物自由贸易，是防止饥荒灾难产生的唯一有效办法，也是减轻粮食短缺痛苦的最佳办法，因为真正粮食短缺的痛苦无法消除，而只能予以缓解。
《国富论》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今天我们翻开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在分析卡特里娜飓风后灾区物价上涨时，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了斯密的分析。
那么，经济学家是怎么看待“公正”这个问题的呢？“通过宣布高价非法而把自己装扮成穷人的保卫者总是好的政治家，”纽约大学C.V．斯塔尔应用经济学中心主任威廉•鲍莫尔说，“我预言政治家们也会通过宣布艾滋病非法来解决艾滋病问题。这是无害的，因为什么也没有发生，但当你认为高价非法时，你就真的有问题了。”黑兹利特把装扮成穷人保卫者的某一类经济学称为“情绪经济学”。北大经济学教授薛兆丰说得更为坦率：“当一个受过经济学训练的学者，为了博取道德上的优势而放弃对科学的尊重，本身就是既不专业也不道德的行为。”
弗里德曼在三一学院《诺贝尔之路》的演讲中说：“我们有必要清楚区分一个人在科学研究领域所做的事和他身为一个公民所做的事。这样的观念，在物理领域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经济学。就以星球大战计划这个热门的争辩议题而言，有些物理学家声明反对星战计划，但却有另一批物理学家支持这项计划。很明显的，这些不同的声明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已获大家认同的科学知识，绝大部分反而是这些物理学家个人价值观以及对政治事件的判断等等。要评价他们在科学上的能力或贡献，凭借的不该是这些声明，而应该是他们在科学上的工作。我相信，这种作法也适用于经济学家。”
我们在大街上随便找10个人出来，多半没人能讲清楚原子弹“是”怎么造出来的。但在是否“应该”用原子弹把广岛长崎炸一下这个问题上，这10个人肯定都能参与进来。并且，他们的观点很有可能与伦理学专家差不了多少。
科学理论往往不太直观，需要经过一定的专业训练才能掌握，但是它最大的好处是可以用事实来检验，用事实让那些质疑者闭嘴。伦理道德问题人人可以参与，但是它最大的麻烦在于没法用事实来检验，所以非常脆弱。就连孔圣人这样的腕儿跑去说服盗跖从良，也能被怼了个灰头土脸。
我发明了一个通俗的说法：科学知识，就是前人几辈子研究出来，后人要不了一辈子就能掌握的东西，所以它才能不断地进步；伦理知识，就是前人一辈子研究出来，后人几辈子也掌握不了的东西，所以几千年来还在原地打转。所谓国学，大体属于后一类的知识。桑德尔的《公正》，几乎要跑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去寻找答案了。可见,在伦理知识的这个特征上，无论东西方都是一样的。

包不同
2017.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