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贝克尔（1998）《口味的经济学分析》（中文，李杰等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本书对偏好的内生决定进行经济学扩展分析，这比较少见。贝克尔（1976）认为经济学分析方法，就是以稳定偏好、市场均衡和最大化行为三个基本假定解释所有的人类行为。本书是对“稳定偏好”假定的理论探讨，其中的一个关键性观点是，效用函数的自变量除了一般意义的商品或服务之外，还有个人资本和社会资本两个因素，不包括两类资本的效用函数称为“次效用函数”，次效用函数是不稳定的，但是包含两类资本的全效用函数则是稳定的。

为何经济分析中要强调偏好的稳定呢？这是与经济分析的重要特征相联系的，这个特征就是萨缪尔逊（1947）提出的比较静态分析，如果不假定偏好稳定，就可以使用偏好变化解释和度量所有的现象变化，而偏好本身是无法经验实证的，这就意味着经济学无法进行真正的科学分析。

贝克尔在本书中进行的偏好内生性分析，当然不是单纯为了巩固稳定偏好假定，而是具有更广泛的理论和政策意义。第一，从理论意义上说，可以对行为经济学关于“理性人”的诘难提供辩解。行为经济学主要从“认知限制”（卡尼曼和特沃斯基，1986；阿克洛夫，1991）方面质疑理性选择分析，当然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分析价值，但并不能否定理性选择分析（当然，对于这一点，行为经济学家也是承认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行为经济学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扩展和补充，而不是替代，更不是否定。贝克尔本书中忽略认知限制的因素（当然不是否定这个因素），而是侧重考察个人资本和社会资本对选择的影响，也是特有的一种理论角度。贝克尔特别强调“本书所分析的行为都可以看作是理性的，因为，本书假定，个体所作出的选择是有远见的、效用最大化的和前后一致的选择。但是，本书模型所指的理性行为类型与标准模型中所出现的理性行为有着显著的不同，并且相关性比标准模型更强。”（中文，第29～30页）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贝克尔在本书中要努力证明的就是经济学分析的理性选择模型的适用性。不应该也不需要使用偏好变化对行为和现象进行解释，而是使用比较静态方法，以可检验的方式分析相关因素的作用。第二，从政策意义上说，内生偏好分析对经济结果的福利评价具有重要影响。表面上看，内生偏好似乎与传统的经济结果福利评价方法相矛盾，如果个人资本或社会资本的某种因素会影响偏好，那么是使用影响因素变化之前的效用，还是用影响因素变化之后的效用，还是使用两者折衷的效用呢？这里似乎会产生标准选择不确定的问题。但是，造成这种困难的不是由于偏好内生性所致，而是一直没有充分地将内生性概念引入福利评价标准之中。如果福利分析的相关效用函数包含了个人资本和社会资本，那么相关影响因素对效用的影响可以清晰地度量。（中文，第25～26页）

贝克尔指出：“将内生偏好纳入到效用最大化的方法中并加以扩充，对于统一解释一系列行为，包括习惯性的、社会性的和政治性的行为是非常有效的”。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第2～6章专门讨论效用函数中个人资本的因素；第7～12章专门讨论效用函数中社会资本的因素。

1977年，与G. 斯蒂格勒在AER上发表“口味没有好坏之分”（本书第2章），对上瘾行为、习惯性行为、广告相关行为和赶时尚（潮流）行为四类现象给出解释，得出的结论是，不需要用口味（偏好）不稳定来解释，使用口味（偏好）稳定假定反而能够对这些现象作出更有效地预测。

1988年，与K. 墨菲在JPE上发表“理性上瘾行为理论”（本书第3章），专门探讨成瘾性行为对理性行为理论的挑战。结论是，并非所有与特定种类上瘾行为有关的心理行为特征都符合理性，但理性上瘾理论确实能够对人们熟悉的上瘾行为特征作出解释，并且所得出的（可检验）推论要多于其它研究方法。特别是使用比较静态方法，得到决定上瘾行为相关因素对上瘾行为影响程度的诸多可检验推论，具有理论研究的示范价值，也有明确的政策意义。

1991年，与M. 格罗斯曼，K. 墨菲在AER上发表“理性成瘾性模型及价格对消费的影响”（本书第4章）。运用理性成瘾模型以及相关证据，推断如果对当前禁止使用物品的合法化，将会对全体居民和选定人群的消费产生何种影响。结论是，没有足够的证据去评价是否应该将海洛因以及其他毒品的使用合法化，这需要对许多影响因素作出成本－收益分析，本文说明的是，由合法化所导致的毒品价格的持久性下降，可能会增加毒品的使用，特别是对穷人和年轻人更是如此。

1994年，与M. 格罗斯曼，K. 墨菲在AER上发表“香烟上瘾行为的经验分析”（本书第5章）。使用理性上瘾模型，依据美国各州1955～1985年的人均香烟销售量数据，从经验上分析香烟的需求。经验分析的结论表明，吸烟是令人上瘾的。

1992年，在Kyklos上发表“习惯、成瘾性行为与传统”（本书第6章）。对效用函数中个人资本的作用进行了完整分析。

第7章是1992年诺奖的演讲，概述了自己的重要学术贡献。

第8章“社会相互作用理论”构建了包含社会资本的效用函数模型，并据此讨论了三种社会相互作用下的效用函数和需求行为：家庭内部关系、慈善行为和嫉妒、仇恨行为。“从方法论角度看，这篇论文的目的，在于说明如何运用经济学理论框架对社会学、人类学文献中认为重要的一些关系作出有效的分析。”（中文，第251页）

第9、10章，使用社会相互作用模型讨论两种有趣的行为：一是有些餐馆的定价策略：宁愿由顾客排队也不提价；二是将广告作为一种物品（喜好品或厌恶品）的广告行为模型。

第11章“行为准则及偏好形成”，讨论行为准则制定方和接受方各自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的选择，及其社会准则得到实施的条件。

第12章“配偶和乞丐：爱和同情”，继续利用社会相互作用模型，讨论人类两种情感相关的行为：爱情心及其行为和同情心及其行为。这些动机和行为通常属于伦理学，或社会学，或人类学领域的问题，使用经济学方法进行分析，得到另一种有趣的结果。

总之，贝克尔终生进行探索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已经结出了硕果。他讨论的问题形形色色，但使用的方法始终如一，就是经济学中的理性人选择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