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与城市化互相促进，这是城市产生、发展与产业集聚的共有模式，也决定了城市的城建样式。
    苏州的发展，或者说除南京外的苏南地区的发展（也包括几乎所有苏北城市的发展），都是按照费孝通先生所归纳提出的所谓苏南模式，也即由乡镇企业发展而成的。这里面的乡镇既可理解为是古城等原先存在的小规模城市，也可以是距离很远的一个乡村和乡镇。发展历史不局限于改革开放后的乡镇企业及转制，建国后的集体经济，甚至更早的20世纪初期所谓民族资本主义萌芽（恰恰也在苏南地区）也是这种模式。
    费孝通先生在社会学名著《江村经济》中，通过吴江七都开弦弓村村办蚕丝业的例子最早说明了乡村经济和区域发展。不过改革开放后，多区域几乎同一时间进一步的集聚、扩大和发展决定了现在苏州的区域面貌。苏州的经济发展在很长的时间里主要是由县域经济和镇域经济决定的，因此城建方面，苏州是多区域的独立建设而不是现代城市定义的局部区域为中心一圈圈外围扩张的连续性区域概念。
    所以有时候讨论苏州与其它县级市的样式，与讨论一个县级市比如吴江与它下辖的几个镇的样式，甚至讨论其中一个镇和它下辖的几个村的样式都相似。而往大了说，这又与讨论一个省和它下辖的几个市（城市建设不连续、有大有小）的关系，甚至是现在的国家要大力发展的城市群规划建设方面也相似（苏州城区与下面几个县级市的关系与大长三角城市群发展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所以我一直认为，为考察国家的城市群发展和经济，苏州提供了一个天然的样板。
    苏州的这种模式是历史的发展轨迹决定的，我们并不预先评判好坏。

                       苏州、巴黎与洛杉矶：形似与神似

    与苏州发展样式和城建相当的规模大城市是美国的洛杉矶，它的发展是由于地理因素（狭长）和产业的先后产生和引入在（石油化工、电影、汽车、航空、科技等产业兴起并不是同一时间发生的，而且也相应的根据地理等因素占居）不同区域的历史现实而产生的。这个与苏州发展现状比较相像，它的模式可以与苏州互相参看。它与苏州太过于相似：洛杉矶市人口400万多一点，面积1290平方公里，可以看作苏州市区，更大的洛杉矶县域（或者叫郡才不会让习惯市比县高一级的我们混淆）人口1000万左右，由88个城市（大部分就是国家现在提倡的镇改市）组成；而可以认为由上百的（131个）城市组成的大洛杉矶区域人口1600万，分布在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苏州市域面积8488平方公里，比上海面积大）。因此讨论苏州的城建与发展，并不是说完全抄袭别人而没有自己的特色，而是可以最大限度的借鉴别人的优点。
    另一个与苏州相似的城市是巴黎，仅从外观来看，显然它的主要相似在市区城建方面。两座城市采取同样的古城外建新城的发展模式，尤其是闻名遐迩的拉德芳斯金融城的巨大成就以及与巴黎古城的遥相辉映。
    无论是独立规划还是有意借鉴，在城市框架与城建方面苏州现在正奔着洛杉矶的模式而飞奔。
    当然这不包括地铁，对于所谓资本主义逐利特性，洛杉矶不会认为它的多区域扁平城市发展适合大规模地铁，因为那是毫无疑问的亏损与浪费，不过这方面不多讨论，苏州有苏州的模式，而且是与国家模式一致的。没有地铁，可以代替的是发达的公交和私家车等方式，而这都以道路建设为基础。在前期还不能看出苏州的城建，但随着苏州中环的框架搭建以及与其它地级市的快速路前景已经昭示了这种发展。这也是苏州足以傲视全国大部分重点城市的。
    这些都是最表面的，但进一步的讨论涉及到产业的现状与改变，这方面我们显然无论与洛杉矶还是巴黎相差很远，尤其是苏州自身的很多问题，如县域经济的问题与做大市区提高首位度的主客观原因和压力、一核四城的规划是否合理、苏州古城的问题、苏州文化的内涵与失落、苏州与上海的关系等都值得讨论。而为了把这些问题用统一的视角分析，需要再退一步，从更基础的方面入手，分析差距、看到当前不足并奋力追赶：城市是怎么产生的，它和产业结构是怎么互相促进的，我们与发达的城市体系有怎样的差距，现在的规划是否合理。
    对一个发展成熟的城市而言，如果不是政府太过于刻意分散规划，总会出现最外围区域是农业，次外围区域是工业制造业，最中心部分是商业商务和科研创新的情况。这种现象的存在是由于产业集聚的规模经济导致的。
    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是决定一个典型企业发展规模的正反平衡因素。一般而言企业的发展规模越大，边际产出越少，多增加一个员工而多生产的产出衡量可能不值得对其雇佣，这是规模不经济，也就是一味求大是不合适的；而另一方面，企业现实情况有可能出现设备时转时停的故障发生并影响产出，但只有在企业较大规模时候，配备设备维护人员才现实，而这又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转产出远超过配备人员的成本，或者因为生产规模大而值得购买更先进的设备，这就是规模经济，企业追求扩大规模。
    这是企业内部组织中的规模经济与不经济，但产业集聚更多是市场行为，即便有政府的刻意规划，产业集聚中的企业相互间也不负有特别责任，联系较企业内部组织松散太多，如何会有规模经济呢。这主要是由于外部性的现象作用的。
    一是技术的外部性，当一家研发机构研发出新产品或者新技术，其它附近的相似企业会很快得到信息，这可能是由于同一区域内员工更容易跳槽流动而产生，也可能是同一区域内有更好的其它交流渠道，甚至可以最先购买到这家企业的研发产品做解剖，通过产品必然内含的部分技术信息（技术外部性）而做逆向工程，这是我们国家模仿发达国家高科技产品的主要研发方式。无论何种方式，都使得集聚会有远超过市场意义的效果。
    人才的集聚也与企业集聚互相促进。由于在一个产业集聚区的相似企业众多，人才也愿意在集居区工作，因为有更好机会选择、追寻更好的工作，这又使得企业进一步集聚。
    另一方面，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如道路、公立学校等设施，也只有在一定规模上才更划算，与企业维护设备例子相似，这又是规模经济的现象。也能解释为什么苏州一个地方比如园区核心区、古城等的公共资源集中，而另一个地方包括前几年的科技城连最起码的基础教育生活设施都难有。
    离心力因素和外部性因素一起解释了城市的中心外围现象。最重要的离心因素是租金（包括运输成本）。规模经济的额外收益只有超过级差成本才值得产业选择更好位置。这就说明了农业必然在最外围，因为外围地租最低，而另一方面，农业除了更大区域种植才适合使用大机器，很难有其它规模经济因素更少有外部性引起的额外收益；也能说明次外围的为啥是工业，而且这种工业偏向于制造而不是研发，有多少种因素可以决定工业不在市中心，政府因为环境问题而强制外迁就是一个，但最本质的是收益与成本的衡量，次外围区域对于成本较为合适，公共道路也增加了人员的长距离流动，企业能够完成雇佣，但是研发能力不足而更多偏向加工制造的企业的集聚很难获取人才和技术外部性的好处，这些好处不能与高昂的成本竞争；而商务和科研创新总会在中心则是因为它们能够获取产业规模而带来的技术和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受益，受益抵消了级差租金。租金是竞争的结果，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陆家嘴会有数百元的每平.天的租金，而离它不远的静安的平均租金仅是其一半，也无法解释即便这样高的租金办公楼还供不应求了。
    这里未提到单个企业规模足够大以至于自身就可以成为一个中心的情况，比如丰田总部。这与讨论城市产生不矛盾。
    有了以上的基础，就能够很自然的解释为什么政府要提供中心首位度，做大市区经济文化。
    地理环境和区位是平台，在之上是公共资源、产业、人口的互相作用，产生了城市结构。这是一种市场占主导力量的集聚，政府规划应该因势利导而不是强制产生。我对于一核四城是有一点自己的看法的。
    上面讨论城市与产业结构较为基础的部分：集聚效应，现在全国各地造新城，苏州自不能免俗。因此讨论苏州所谓建立一核四城的新城规划模式是否合理就很有意义。我认为现在苏州的东部商务城、西部科技生态城、南部滨湖新城、北部高铁新城规划，导致的最终现实是不合适的。
    理想情况下，产业集聚是城市产生和发展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原因，它默认了人口匹配产业的持续流入以及市场调配产业结构和区位分工，而人口和区位这两个因素对现实的苏州值得讨论的地方有很多。从前面分析认为，目前人口整体限制了苏州规模，而区位分工也限制了苏州的产业结构和转型。苏州的规划一直有很多矛盾，根本原因就是理想和现实制约之间无法权衡。
    讨论市区的一核四城和讨论市域的一核（市区）四城（县级市）是一样的。当然不一样的一点是在市区范围内讨论经济方面（无论政府如何说明，这都应该是主体）的一核四城，苏州的古城肯定不能作为核看待。
    但无论如何，在市域内规划提高首位度，做大市区，而在市区内却强调分散式规划显然是矛盾的，无论有怎样的其它理由都不足以改变应该一致的逻辑，正如上一个帖子中讨论的那样，人口和技术外部效应对区域规模的要求很高，而现在的这种分散性规划是资源的浪费，至少是不能有效利用。
    从集聚和城市理论方面的解释，我认同市域应该提高首位度，做大市区，并且认为这是显然的；因此对于市区的一核四城规划我认为很值得讨论。
    在这里我想先说一下我的讨论纯粹基于经济发展逻辑方面而不带个人感情色彩。我也有房子在吴江，我当然希望它好，但是苏州的人口限制和产业尤其是商务必需达到一定规模下才有的集聚效应在现有规划下无法体现出来。
    在讨论中我已经按照把一个新城所在的区作为整体看待，否则再加上老城等进一步割裂，那就变成一核八城都不止，如此分散使得产业更难以有效发挥集聚效应。而即便整个市区按照一核四城五个城区分布，根据人口衡量，我认为也仍然过于分散。
    不认可一核四城是从现实角度来讨论而不是宣传或者是理论方面。既然古城不能作为经济核心区，那么各类产业必然分布在四周当然是正确的，而且为了产业的集聚效应，不同产业应该在不同区域集中而不是混杂当然也是对的，如果因为不同产业分布而引起的一核四城，我认为是合理的，但现实是每个城的功能是相似的，当然它们也有定位和分工，所谓商务、科技就是，但这些区位分工只是既是粗略的，而且也更多体现在名词定义方面。实质却是各新区会独立的发展，城市和产业的市场集聚变为政府主导的行为，政府主导的行为又归结为政府的效率，因此最终现实是每个城都会是金融、商务、研发、工业制造、旅游的全面发展（而当然有速度快慢、规模大小之分），但这种各区政府主导下的新城发展导致的结果是各区位分隔独立，各产业、人力资本分散，无法产生规模效应，最终每个部分的转型都困难，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区位分工与苏州发展

    如果我们说苏州的一核四城或者大区域的镇市格局只是形似洛杉矶或者巴黎，那么神似的应该是什么。我认为主要在产业区位上。
    市区范围内的商务分布并不是只在园区，新区，吴中、吴江、平江新城，似乎每一个区域都要发展商务，这种分散既是园区商务产业量的降低，也因为无法实现商务集聚和进一步层次分工而有质的提高，导致了园区（当然也包括其它区）无法呈现商务的规模式发展，其它所有产业都可以如此分析。这里并不是说商务就该全部放在园区，而只是说明市区应该有更进一步的产业融合。可惜这是不可能的，原因主要是各区政府的经济和城市发展政策，更主要在于市区政府只有概念规划而没有整合的实际权限与能力。
    想象一下如果有机会在市区（当然市域分析相似）范围内重新分布产业，如果把全市的金融商业、所有相似研发产业、制造业重新按区布局，那么变成了市区范围内同一个产业全部集中在一起，因此即便仍然围绕古城分散排布，集聚的效果可能会很不同，这是整个市区的产业融合。
    我认为这才是神似的洛杉矶和巴黎的模式。洛杉矶并不是靠政府规划，而是与其它美国城市一样，靠市场经济的集聚作用产生，这需要极长的时间，但也会出现真正全市域范围内的融合，因此中心外围的产业层次和分布更稳定。洛杉矶的石油、海工、电子、航天分布莫不如此，而且每一个都是世界级别的，更别提作为世界娱乐文化中心了。
    巴黎提供了并不非要靠市场竞争来实现集聚，在一定程度上，政府规划也能实现的例子。但是巴黎的规划也展示了政府能做什么应该怎么做的样板。同样以商务商业为例，整个巴黎的商务新城充分发展的只算有一个：拉德芳斯。经过四十年的发展，它也确实成为欧洲最大的商务区。为了保护古城，巴黎发展的新城也有几个（详见巴黎的介绍）。现在设想如果巴黎政府做商务和其它产业的规划时候，各个区域政府并不听而自行其是，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可能有多个商务区，而这些商务区的和能比得上拉德芳斯一个吗，无论是国际地位还是产业集聚方面。
    各个新城的定位在实质上界限分明，而且在发展最开始阶段，巴黎政府特意按照规划建设的，不只是大楼和公共设施，而尤其在产业方面。它的政策规划非常类似于一种快速的市场作用，但是核心是顺应如洛杉矶一般的市场的产业集聚，这是政府的产业集聚作用，也是真正的作用。
    我们不能说苏州市区在区域内没有分工，就好像我们不能说苏州市域范围内没有分工协调一样，苏州有。比如张家港常熟吴江的私人、乡镇企业（苏南模式）和其它区域的外资，而在外资方面又有昆山的台资企业、太仓的德企等。但这种分工只是初步的、粗略的、原始的，并且分工只是解决直接的区域竞争，而对于区域产业融合发展却没有作用，甚至还有阻碍。以苏州市区为例，由于各个区政府独立政策，所有新城的定位都看似下一个园区，而最终这样的一核四城带来的只是割裂与分散，苏州核心区有不到400万人口，如果这四百万人口能够按产业进行全体分工和产业集聚，或许可以产生规模效应和技术外部性，促进增长。但是现在规模不等的分在一核四城范围内，而且每个新城老城都是全产业链。这种对人口和产业集聚的政策割裂，导致的不仅是扭曲的现在，也影响了想要实现产业转型和技术质量阶梯的未来。
    很多人都明白了苏州的发展需要进一步的融合，但很多人选择了最简单的思考。认为只要昆山太仓等并区就能使得苏州获得大发展。这是一种把仅仅有关联的两个东西强行因果，如果苏州能在更大区域上产业融合，这种融合发挥了一千多万苏州人口的全部力量，产生了技术外部性和产业结构升级，那么苏州确实可以获得快速发展。但是如果连市区范围内都无法做到实质意义上的产业融合发展，那么并了昆山太仓或者说所有下辖县级市，又能带来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