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布隆伯格
纽约市长、
布隆伯格信息公司创始人
我记不清谁告诉我的了,但肯定不是我生下来就知道的,肯定是哪个人跟我说过。一定是1970年代我在
所罗门兄弟公司时听到的这条建议。这条建议是:首先,做事要有条理;第二,如果
客户说是,你就要去倾听。我看到很多人都做得非常出色,不管他们是卖东西,还是在生意场上,还是在政府机构中,他们从没得到过他们想要的。也有很多次,当客户说是的时候,想要得到答案的人却没有去仔细倾听。最坏的建议就是在没有认真思考后就付出行动。我想我们都会去评论某些事情,但过后又后悔说过了。操之过急并不是最精明的策略。
拉里·佩奇
谷歌联合创始人
当我还在
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读书时,我有大概10个不同的创意打算去做,其中一个就是想研究网络的连接结构。Terry Winograd 针对我的这个想法给我建议:“这个看起来真的很不错。”于是,我就听从他的建议着手去做了。
皮特·皮特森
黑石集团联合创始人
我在
芝加哥大学商学院读书时,有一位教授叫
弥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他崇拜
自由市场,也是
亚当·斯密斯
相对优势论的忠实拥趸:专注,你就会比别人做的更好。这条建议对定义我们的
商业战略帮助极大。比如说,当我们(皮特森和黑石另一创始人
施瓦茨曼)1985年创立黑石集团的时候,很多人都主张黑石应该投资具有风险的
杠杆收购交易。但我们觉得我们的优势是与众多美国公司的
首席执行官和
董事会都保持着良好关系。所以我们反其道而行之,严格遵循只做友好投资的原则。结果,所谓的公司合伙制成为主要的基金形式,这给我们的公司带来了极为可观的
利润。
大卫·皮特尔斯
伊拉克战争多国部队总指挥
上世纪八十代初,我在军队服役八年,是个步兵上尉,正考虑各种出路。我的上级Jack Galvin少将对我说:“你应该去丰富自己,追求更大的挑战。”于是,我就听从了他的建议。在利文沃斯堡参谋指挥学院毕业后,我又去了
普林斯顿的伍德罗威尔逊学校,在那里,我获得了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
这些年我发现这么一个道理,也是Galvin少将偶尔提起的在军官中存在的“隐居”现象,这限制了我们的视野。我们意识不到自己正在失去什么,但却又不努力向前看。在利文沃斯堡的那段时间,在战术学选修课上,有一场辩论是关于美国需要多少洲际弹道导弹,有一位军官说需要200枚,另一个说是100枚,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分歧。
在普林斯顿,很多人都主张美国不需要任何的地面多弹头导弹,其他人则反驳,至少这种争论符合逻辑,美国不应有任何类型的地面导弹,这是一个“没有任何用”的公开策略,甚至是根本不需要核武器。底线是重要问题上这种极为聪明的平民式的想法截然不同。对各种话题的争论也是极为精彩。总之,事实上,经验是宝贵的。听起来可能是老生常谈,但体验那个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体验但事实上是一样的世界对我以后的经历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准备。
自从那我还发现,拥有政治哲学和
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对在发展中国家工作是非常有利的。刚开始在伊拉克时,这些知识给了我很大帮助,后来在海地和波斯尼亚时也是。那些理论知识至少强迫你去思考很基本的组织概念,像多数决定原则,少数人的权利,基本自由,避免侵犯他人的限制,
市场经济的优点,
激励机制,等等。任何人都有可能对此类问题进行过思考,但是在学校里学习这些知识,需要对这些概念为何以及如何在不同地方应用应有合理的理解。
最后,学校教育能给予大多数人健康的智力上的谦逊。当然,我就是一个例子,这也不是件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