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特钢债违约，龙煤集团严重欠薪、辽宁经济负增长引发“如何振兴东北经济”这一命题，经济学家、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吉林开出了一副“五大万亿量级产业集群”的药方，以唤起人们对新结构经济学的关注。
然而，该药方却引发经济学界一场血案。
案发中心是现代轻纺产业集群。
新宏观认为所有争论不外乎两大类。
一、相对优势绝对优势之争
前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孙建波不认可吉林报告的产业选择，他认为：
1，在高铁时代，充分发掘东北的自然旅游资源、健康疗养资源，把东北打造为中国夏季消暑和冬季滑雪的圣地。
2，在供给侧改革时代，打造东北农产品品牌，让东北的优质农产品以高端品牌的应有姿态走向全国市场。在主粮、非主粮、绿色养殖、山珍等土特产领域，构建东北食品品牌集群。
3，整合东北生物医药和地道药材产业。
这实质是比较优势理论内部的争论，不同的人不同的经历会有不同的看法，或许企业家的看法更接近实际。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张可云在学理层面分析了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并不适用于分析老工业基地。
他认为，根据区域病理分析，区域可分为四类，即发达区域、落后区域、膨胀区域（即患城市病的区域）与萧条区域（即老工业基地）。而比较优势理论只适用于分析发达区域与落后区域的分工与发展问题。
他提出，就吉林所在的东北地区而言，其关键症结在于技术人员的大量外流。“防止人口特别是技术人员流失比经济结构‘扬长补短’更为关键。保留住技术人才，是扬长避短的前提。”
知乎Lian JIAN则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只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最初阶段可以吸收年轻人就业，这叫常识。但一国仅仅停留在这个阶段，一定无法发展经济。这就是韩国和菲律宾的区别，这就是当年的台湾和印尼的区别。
这实质是绝对优势理论，即劳动密集型产业只是适合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原始积累阶段，附属于国际大分工的低端层级，而一个具有相当工业基础的省市不能仅仅满足于国际产业的二传手，要具有建设世界竞争力的宽广胸怀。
二、意识形态之争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田国强质疑，对具体行业（特别不是新兴行业）的发展、走向的决策和具体实施，到底是由学者或政府的产业政策来决定，还是由市场来决定？到底是学者更了解发展哪个具体产业更可发展，还是市场、大众及其企业家更了解？之所以要分散决策，让市场在经济活动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是由于市场信息难以被少数人掌握。如果只谈发展，只谈政策，不谈改革和治理，是很难让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的”。
田国强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代表了一群人要说的话：吴敬琏、茅于轼、张维迎、许小年、陈志武、钱颖一、许成钢。
其要义为，一切要市场决定，出现的一切问题在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
为此，必须反对政府干预，尤其是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
他们认为只要破除计划经济、左的干扰、政府产业政策，实施完全市场化改革，一切经济问题迎刃而解了。
他们的对手不但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还包括西方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学，比如，张维迎要埋葬凯恩斯主义，因为这两者都主张政府干预，这里，他们已经将经济科学问题放在一边，而简单化为意识形态之争。
为此，他们把控经济学顶级期刊评委、基金会理事、40人论坛、重要高校教席、关键金融部门。
然而，不管比较优势、绝对优势、还是市场原教旨主义，都没有看到关键的潜在条件——价值补偿。
在新宏观看来，市场不仅仅存在信息不对称、垄断、外部性、两极分化等失灵，更重要的是无法摆脱经济周期、保持系统稳定，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
这就需要对传统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进行根本性变革，以全新的宏观视角剖析经济体的内在运行机制。
新宏观认为，工业革命后，生产效率激增，实物利润迅速提高，货币利润不足，内生的金银货币无法满足市场交易需要，发行纸币的商业银行出现，但又导致货币滥发与交易成本高涨，于是现代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问世，它发行借贷货币，给社会带来了基础债务枷锁，商业银行通过现金流量表、利润表、资产负债表建立了银行对市场的统治。由于货币从内生转化为外生，实物经济转化为货币经济，经济目的从追逐实物利润转化为追逐货币利润，货币循环主导了实物循环，投资需求不再是最终需求，而蜕变为中间需求。
由于工资储蓄与中间加工产业利润的存在，顶级产业的宏观投资必然亏损，在利润表的误导下，持续通过银行借贷，形成债务累积，而债务累积到不堪重负，只有强制消灭，即股市地产资产泡沫崩溃，银行大规模倒闭，这就是债务周期。
在储蓄与部分准备金作用下，市场流动的基础货币会被提光而发生流动性危机，这就是流动性短周期，可表达为短周期GDP=M/(S*D),当央行量化宽松、再贷款以增加基础货币M，降低准备金率D，降息以降低储蓄率S，从而使短周期GDP实现增长，籍此可摆脱短周期。
但多个短周期必然使债务得以累积，债务总额为短周期GDP*储蓄率S= [M/(S*D)]*S=M/D，表现为M2，即高债务，它与高税费、高房价一起形成滞胀，企业被迫去杠杆，流动性陷阱出现，社会投资递减，为保护就业，政府不得不扩大投资，即凯恩斯主义，进一步加剧了滞胀趋势，而高物价又触发了货币当局的紧缩，于是萧条来临，这就是债务性长周期。它包含物价高涨、产出增加的复苏期，物价下跌、产出增加的繁荣期，物价上涨、产出减少的滞胀期，物价下跌、产出减少的萧条期，其中，复苏期与繁荣期为增长期，总需求增加，为顺差拉动与债务拉动，即加杠杆；滞胀与萧条期为衰退期，总需求减少，为逆差拉动与去债务拉动。
由此可见，基钦周期的原因并非存货变动，而是流动性短缺；朱格拉周期的原因也并非设备周期，它同样因为流动性短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原因也并非技术冲击，而是债务变动。
投资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没有投资就没有收入；它还是非充分条件，有了投资必然亏损，因此需要价值补偿。传统的价值补偿方式是顺差拉动与债务拉动，但顺差拉动必然造成逆差国的债务累积，因此，债务拉动更具根本性，而债务拉动又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必然出现债务长周期。
吴敬琏以投资效益下降而反对投资，实质是以投资的非充分性而反对其必要性；林毅夫以投资的必要性而反对投资的非充分性。
凯恩斯主义只是对社会企业提供了价值补偿，相当于外部性，但其本身投资却无法得到价值补偿，不能改变宏观投资必然亏损的束缚，因此，这种强行投资的结果是投的越多，亏得越多，累积债务越多。美国、欧洲、日本的天文国债累积就是该机制的反映，中国也在步此后尘。中国发改委殚精竭虑编制的十大产业规划与后来的产能过剩、三期叠加、新常态是直接的正相关，振兴东北计划也没有遏制今天的东北困局。
弗里德曼批评大萧条是由于货币当局不适当的紧缩所致，而事实上大萧条前夕面临着通胀的威胁，而他的建议也就是量化宽松，在里根时代已经使用过，伯南克在 次贷玩危机后迅速 量宽，从而避免了大萧条的重演，然而，复苏的道路仍然摇摇晃晃，究其原因，在于该方案只是将危机延后，并没有消除债务长周期的根源——央行创造的基础债务与商行制造的衍生债务，他的货币数量公式忽视了货币的债务性，所以适用性受限。
现在大学经济学主流教科书是真实周期RBC，然而，它忽视货币与银行，更不会关注其变化与作用，而DSGE希望以消费者效用最大化与企业利润最大化作为目标，糅合资产估价理论，运用统计数学来模拟周期，但是，效用是主观的，利润是客观的，简单折衷的结果是四不像，资产估价不能理解明斯基时刻的崩塌，数学外衣曾经让卢卡斯无比自负——经济学已经没什么问题了。但次贷危机后英国女王的问责让其无地自容。
罗默坦诚现代经济学遇到了麻烦，过去30年经济退步了，对此，新宏观深表赞同。
可见，传统的债务拉动价值补偿方式走到了尽头，储备需求恰逢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