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坏账银行”困局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17年第34期 出版日期 2017年08月28日
虽然监管放开、各路资本争抢，但在四大AMC强势回归主业、银行更愿意通过债转股平台或资产保全部门自行处置的背景下，地方AMC活下来并非易事

《财新周刊》 文 | 财新记者 董兢
　　在南方一家政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AMC）工作十余年的李成（化名），6月选择了离开。临走前，他给老东家留下四个字的建议：先活下来。
　　作为地方“坏账银行”的老大哥，李成所在的这家地方AMC素以专业能力强、资金体量大著称。尽管如此，无论从数量还是金额看，其2016年拿到的不良资产包也经历了断崖式下跌。
　　“无论资金规模、资金成本，还是团队实力方面，地方AMC都比不过四大AMC。”李成说，当前不良资产包价格水涨船高，地方AMC和民营机构在报价上缺乏竞争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不良资产包被四大AMC买走。
　　AMC是专门处置金融机构坏账的资产管理公司，素有“坏账银行”之称。全国性的四大AMC，即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华融，02799.HK）、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长城资产）、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信达，01359.HK）、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东方），于1999年为对口解决中、农、工、建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而设；地方AMC牌照直到2013年才逐步放开。
　　财新记者统计，目前除了港澳台和新疆，各省份均已组建至少一家省级地方AMC，包括计划单列市及少数地市级的地方AMC牌照，共计50家。其中，广东、浙江、福建、山东各有三家；江苏、上海、安徽、辽宁、重庆、天津、广西、湖北、河南、陕西等地各有两家。
　　但在四大AMC强势回归主业、银行更愿意通过债转股平台或资产保全部门自行处置的背景下，不少老牌的地方“坏账银行”变得困难重重，新设的地方AMC更是举步维艰。
　　据多位业内人士介绍，近几年新成立的地方AMC，除了沿海地区的机构能通过市场化从事不良资产包的买卖、清收与处置，内陆不少地区的AMC尚不知如何开展业务，仅能依赖牌照优势，通过为无牌的民营机构提供通道、配资和放贷款而盈利。
　　随着地方AMC在全国各地逐步铺开，地方“坏账银行”如何在市场中立足，真正发挥清收和重组坏账的作用，实现化解区域金融风险的初衷，仍有待探索。
地方AMC扩容
　　8月9日，服装生产商雅戈尔（ 600177.SH ）出资2亿元，与中信资本股权投资（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信资本）、河北省国有资产控股运营有限公司（下称河北省国资控股）、曹妃甸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信达一道，发起成立河北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如果不出意外，这将成为继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之后的该省第二家地方AMC。
　　根据公告，雅戈尔在这家资本金总额10亿元的地方“坏账银行”中占股20%，与河北省国资控股并列为第二大股东，大股东则为中信资本，持股35%。
　　8月1日，甘肃省设立了第二家地方AMC——甘肃长达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由长城资产与甘肃省金融控股集团（甘肃国有资本）与三家民营企业共同出资，国有、民营持股各占一半，注册资金10亿元。
　　几年前，不良资产处置还是一门垄断生意：四大AMC是市场上处置不良资产仅有的持牌机构。按照财政部、银监会的《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金融机构批量转让资产包，只能转给四大AMC。民资、外资染指不良资产业务，只能在二级市场上以零售商身份向四大AMC采购。
　　直到2013年底，随着中国经济增速一路下探，银行坏账逐步显现，批量承接不良债权的特许经营权才被下放到地方。银监会先后分五个批次，同意省级政府成立地方AMC。最初，各省份原则上只能成立一家AMC，业务范围被限制在本省份境内，且不能通过转让的方式处置不良资产包，只能债务重组。
　　2016年10月，银监会放开地方AMC“二胎”，允许有意愿的省级人民政府增设一家地方AMC，且设立门槛下沉至地市级；业务范围上，取消了“不得对外转让”的限制，并允许区域外主体受让不良资产。
　　此后，各类金融机构和民营资本竞相布局，争抢地方AMC牌照。新组建的地方AMC中，出资人除了四大AMC，还包括天风证券、兴业银行、平安人寿、东吴证券等金融机构。比如，今年2月注册成立的兴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股65%的大股东兴业国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兴业银行的控股子公司；另外，东吴证券也持有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股权。
　　“对于国家新开放的牌照，资本肯定是一拥而上。不管牌照值不值钱，先拿着再说。”一位参股中部某省第二家地方AMC的人士表示，很多资本都是从布局牌照的角度参股地方AMC，不管企业能否从不良资产处置业务中获利，至少有了AMC牌照，一些金融机构更有可能借助平台消化自己体系内的不良资产。
竞争“红海”中居劣势
　　牌照固然值钱，但对地方AMC而言，拿到特许经营权不等于可以躺着赚钱。
　　“建行前两天拍资产包，我们预算三毛六（业内俗语即3.6折，下同），中国信达出四毛六，我们直接就败下阵来，一个包都没拿到。”中部某地方AMC总经理说。
　　另据业内人士介绍，前段时间，建行广东分行以六折多的价格将不良资产包卖给了中国信达；建行湖南分行的不良资产包，以四折多的价格被四大AMC中的另一家买走。
　　“从春节前后到现在，不良资产包的价格涨得很快。仅不良资产债权包这块，上涨了约50%。”该人士说。
　　一直以来，AMC获利的关键在于，能折价受让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据一位股份制银行资产保全部总经理介绍，第一轮不良资产处置周期中，不良资产包的剥离价格基本只有一两毛，损失类甚至只有几分钱。第二轮周期中，银行剥离不良资产包的均价为三毛；而这一轮周期中，贸易类无抵押担保的资产包可以卖到两毛多，资产质量略好的最高被炒到了七毛多。
　　多位业内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不良资产包价格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四大AMC强势回归主业，令市场对不良资产包的需求激增。
　　“长城资产准备年内上市，去年在市场上投了1000亿元拿不良资产包，我们根本不是竞争对手。”据业内人士介绍。
　　除了上市需要，四大AMC重返不良资产市场，还源于银监会的窗口指导——禁止四大AMC为房地产企业、本公司下属地产子公司参与竞拍土地等提供资金或信用支持，并且要求四大AMC回归不良资产处置的主业。
　　据中国东方一位人士介绍，银监会窗口指导以前，中国东方旗下多个子公司即为地产业务的平台公司，以明股实债或银行委贷的形式参与配资拿地。“中国东方去年投资房地产的资金规模不下1000亿元，投其他行业的大概100亿元都不到。”银监会窗口指导下来后，所有房地产业务都被“一刀切”了。
　　“中国东方做不良资产业务的力度非常强，完全不计成本。”据该人士介绍，今年中国东方为鼓励各分公司做大不良资产处置的主业，给各分公司提供两年期无息资金，专门投资不良资产。此外，中国东方还将不良资产业务的业绩考核标准下调约30%，以实际完成利润的1.5倍来计算业绩。
　　与四大AMC相比，地方AMC明显竞争能力不足。论资本金，中国信达和中国华融均已在2013年上市，资产规模过千亿元，而多数地方AMC注册资本金不过10亿到50亿元，最多不过百亿元；论融资渠道，四大AMC可以发债、定增、获得低息贷款，而地方AMC并不属于金融企业，其外部融资渠道主要靠银行借款，资金成本高。
　　“5亿元以内的资产包竞争非常激烈，而资产包规模一旦到20亿元甚至50亿元，竞争就从‘红海’变成‘蓝海’了。”前述中国东方人士说。
　　尽管地方AMC已经大幅扩容，但四大AMC仍拥有绝对优势。据中国东方7月发布的《2017：中国金融不良资产市场调查报告》，2016年中国银行业卖出不良资产包5130亿元，四大AMC占据了90%的份额。
　　除了四大AMC强势回归，商业银行开始自行处置不良，对地方AMC而言也是雪上加霜。
　　8月7日，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新设债转股实施机构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下称《办法》）。根据《办法》，商业银行可新设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以债转股为目的，收购银行对企业的债权；可将债权转为股权，并对股权进行管理；对于未能转股的债权进行重组、转让、处置等管理。
　　目前，四大行均开始筹建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建设银行独资设立的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农业银行独资设立的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均已开业，注册资本金分别为120亿元、100亿元。
　　此外，民生银行与中国华融、长城资产也合资成立了北京长融和银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
　　除了成立“银行系”AMC，不少银行也加强了资产保全部的人员配备，自行开展不良债权的清收处置。比如，2015年民生银行资产保全部在全国下设四个分部，2016年增加至七个，今年则进一步增至八个。
　　“前几年不良资产上升速度太快，银行出表压力很大，AMC压价也很厉害。所以多家银行开始自己处置不良资产，以减少财务费用。”另一家银行资产保全部的人士介绍，较易处置的不良资产，银行会留下来自己处理，不好处理的才“肥瘦搭配”卖给AMC。
　　“说起来，不良资产市场供需两旺，但是事实上去年不良资产包的供给并没有怎么增加。”此位银行资产保全部人士估算，商业银行大概80%的不良资产都没有放到市场上竞标拍卖，“银行不想一次性承担当期损失，很多不良资产都放到自家平台上处理了。”
地方AMC
沦为通道和钱袋子
　　在激烈竞争中居于下风的地方AMC，或许只剩牌照优势，沦为非持牌民资机构的“通道”。
　　根据银监会规定，金融机构对外批量转让不良债权，必须转给AMC持牌机构。对于没有牌照的民间机构而言，要想批量获取不良债权，要么从AMC手中直接购买，要么向AMC支付一定的“通道费”，以AMC的名义从银行购买。
　　“怎么组包、以什么价格拿下，之前就跟银行谈好了，走‘招拍挂’是为了履行程序。”一位不良资产私募基金管理人介绍，近年来因AMC牌照越来越多，通道费已从早年的略低于1%，降至2‰至5‰上下。
　　同时也要看到，不良资产批量转让门槛的下降，加剧了非持牌机构对地方AMC的牌照依赖。2016年9月，财政部将批量转让门槛从“十户/项及以上”降至“三户/项及以上”。“以前民间机构拿九户不良债权，就可以直接找银行组包，现在拿三户不良债权都要从AMC走通道。”李成说。
　　借着给非持牌机构做通道，地方AMC还提供配资服务，即民间机构与AMC共同出资购买不良资产包，其中民间机构认购劣后，AMC持有优先。
　　配资需求在民营资本活跃的江浙地区尤甚。据业内人士介绍，2016年随着不良资产包价格上涨，配资业务成为部分AMC（包括民间机构）的重要利润来源，配资利率可高达8%至12%，甚至更高。
　　“民间资本对不良资产处置的收益预期非常高，通常在20%以上，不加杠杆根本赚不到钱，也拿不到资产包。”据李成介绍，江浙一带民营资本参与不良资产处置的杠杆率约在1∶3到1∶4，甚至更高。
　　除了开展与不良资产相关的业务，像四大AMC那样从事类信贷业务，也是不少地方AMC的选择。据业内人士介绍，南方某省的地方AMC大概从2012年开始，把业务范围拓展到给房地产企业放款。
　　“房地产市场机会来了，有钱赚的生意为什么不做呢？”一位南方地方AMC人士介绍，给房地产企业的借款收益通常为12%，而大机构的资金成本一般可以低至基准利率，或在此基础上略微上浮。以投资10亿元计算，8个多点的利差一年可为公司创造近1亿元利润，“至少这样活下去没问题”。
　　麦肯锡今年7月在一份关于地方AMC的报告中指出，平均而言，资产管理和投资业务约占地方AMC全年业务收入的22%；不良资产业务占62%；其他业务约占15%。
地方“稳定器”的尴尬
　　地方AMC属省级政府主管，在化解区域性金融风险上被认为寄予厚望，也被视为地方金融的“稳定器”。这种角色定位，有时也成为“负担”。
　　据李成介绍，北方某地方AMC人士曾向他抱怨，“要承担太多政府规定的东西”，比如承接城商行、农商行的坏账。
　　“地方银行如果想谋求上市、让不良资产出表，或单纯为了掩盖风险、自我保护，地方政府就会找地方AMC承接一部分不良资产。”一位曾在西南某省城商行工作的人士说，“都是地方政府的企业，不良资产从地方银行腾挪到地方AMC，不过是政府从左手倒到右手。”
　　据其介绍，地方AMC承接地方银行的不良资产，通常都会在地方政府的安排下签订抽屉协议，银行的坏账风险并没有真正“出表”。
　　“不少地方AMC成立的初衷更多是为了承担责任。”李成说，“即便是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沿海地区，有些地方AMC也会带有较浓厚的政府色彩，比如江苏省资产管理公司的成立，就与化解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的债务密切相关。
　　除了承接地方金融机构不良债权，参与当地企业债转股也是地方AMC的一项职责。但在行政力量以及保护主义的阴云下，债转股很难市场化开展。
　　在前述银行资产保全部人士看来，地方AMC参与债转股，其以股东身份参与企业经营、行使监督的权利没法得到保证。他认为，成功的债转股，一要重组股东，二要重组职业经理人。
　　“若真能通过债转股把企业盘活，同时令社会经济不受较大动荡，这的确具有社会意义。不过很有难度，我认为国内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国内某大型不良资产私募基金管理人表示，债转股需要复合型人才，从专门从事企业收购重组的秃鹫基金（Buyout Fund）的经验看，企业重组需要三方面人才，分别熟知金融、法律与管理，但地方AMC在招揽人才上明显存在短板。
　　“一把手的出身、从业经历和思维方式，都会对地方AMC经营有影响。”据业内人士介绍，由于地方AMC多为国有企业，领导通常为省政府委派，比如省财政厅就是地方AMC一把手的主要来源，“就是安排领导的岗位，他们很多都动力不足，而且不是不良资产行业的专业人士。”
路在何方
　　对于李成而言，离开半体制内的国有地方AMC，并不是轻松的决定，但也不失为一个新选择。
　　“国有企业决策流程较慢，重视风险控制；对收益与风险的偏好要求，也使得国有企业在目前市场环境下很难有竞争力。”李成说，“国企一笔业务要开好几次会才能批，但做不良资产需要当机立断，时间拖得越长，处置起来越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地方首家AMC多由地方国有资本控股，各省份第二家AMC的控股股东中，民营企业的身影明显增多。比如，中国民生投资集团控股的山东第二家地方AMC——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控股的湖北第二家地方AMC——湖北天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睿银投资集团控股的上海第二家地方AMC——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在股东性质问题上，监管部门也一直在探索，既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也想提高资本运作效率。”李成说。银监会制定《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时，在总则第一条即提到“防范国有资产流失”，但其后出台《关于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开展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收购处置业务资质认可条件等有关问题的通知》时，又明确提出“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入股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民营资本折价收购银行不良资产，很容易背上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但资产的收购处置是一个时点的特定交易，以事后的时空背景去评判，很难得出公允的结论。”李成说。
　　李成离开的另一个原因是，不良资产处置行业的市场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传统的低买高卖模式，很难在规定时间内实现盈利目标，需要更多的投行化思维。
　　多位业内人士指出，在不良资产行业，未来单纯靠买包卖包是没有出路的，地方AMC应该走产融结合的道路。
　　“在拿包上，地方AMC拼不过四大AMC，只能在处置端下功夫。”李成表示，未来资产包的转手出售，应该建立在一定程度的深加工之上。如果能对不良资产进行跨界整合，借助资本市场实现退出，项目的利润空间更大，地方AMC的未来发展才更为可期。
　　“现在不良资产的价格公开透明。没牌照可以找AMC走通道，甚至在淘宝上也能参与法院拍卖。谁都可以获取资产，但获取之后怎么办呢？”博思恩资本创始合伙人冯剑云表示，2014年以前不良资产的投资逻辑是获取资产，因为大势在涨，持有到今不处置也能赚钱；但现在的逻辑在于获取资产后如何盘活，提升资产价值并实现退出。
　　冯剑云认为，在本轮经济周期中，要想在不良资产市场上赚到钱，需要打通司法、金融、房地产和处置四个环节。具体而言，在司法端，许多不良资产都涉及债权债务纠纷、拍卖、执行等法律问题，熟悉司法流程的投资人能创造10%-15%的溢价收益；在金融端，好的基金结构、付款方式以及合理使用杠杆，能再增加10%-15%的收益；在房地产端，若能通过再开发、重新定位和设计，盘活资产或通过改善运营和租金来提升资产的价值，并有能力整合资本市场，通过上市、并购退出，能再赚取10%-20%的收益。
　　“如果能打通法律、金融、房地产，并游刃有余，那么赚取35%-50%的超额收益应该不是问题。”冯剑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