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教授在他的新结构经济学中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总预算及相对价格，要素禀赋及其相对价格决定着一个国家在这一时点上的发展共识和比较优势。发达国家资本相对多，因此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上有优势，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有优势。国家的最优产业其决定要素是内生的。依此，发展中国家应该利用劳动力相对丰富的优势增加资本积累，提高这一禀赋在其禀赋结构中的相对比例，在这个过程中使产业结构不断变化，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必须从交通、电力、港口等硬件基础设施到法制、金融等软环境都逐步完善，从要素禀赋及其产业结构上赶上发达经济。对中等发达国家而言，其产业升级可能需要完全创新。政府要外部性补偿创新者，例如税收优惠，优先提供金融服务，如果能充分利用其比较优势，挖掘后发优势，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速度都会比发达国家更快。发展中国家自己现在有什么，那就是他们的要素禀赋，做好已有的那就是他们的比较优势[ii]。

林教授表现得远比其他学者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早早就看到了政府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而不是像他的同行那样，强调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涉。在他的新结构经济学中一再强调制度的重要，实际上仍是在强调政府在经济结构转型中的作用。但是，他将政府扶持在优势产业上所发挥的作用归结在他的比较优势理论的框架中，这就使他本来已开始看到的一线光明，又重新被市场迷雾给遮盖得虚无缥缈起来了。因为，质疑者很快就用资本密集性产业与知识密集性产业方面，中国根本没有优势，而政府投资低效益、国有企业效益低下，缺乏利润积累，沿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中国经济已反复地崩溃了多次，要按照此逻辑反而说成是中国奇迹的原因，不仅缺乏理论说服力，从逻辑上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

笔者认为：错的不在于林教授对经济发展中政府作用的经验总结，现实是明摆着的，不管是亚洲四小龙，还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如果说没有政府的作用是不可想象的。那么问题在哪儿？问题在于林教授的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没变，他仍然是秉承着西方经济学的思维，笔者认为基本性的错误主要有如下几点：

⑴试图从“价格”“价格决定”上来说明事实，使得中国经济的发展原因距真相越来越远。我们已经知道，宏观经济分析的对象是价值生产，不是“价格生产”。价格只是经济的表象，如果说在纯资本生产中价格还能从总和上基本反映价值，那么在当代经济世界各国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非资本价值生产这一事实，价格已经不能反映价值，价格可能远低于价值，在宏观经济中继续用价格分析，就可能导致荒谬的结论。

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个劳动力便宜的价格优势，因为在劳动密集性产品中，劳动力价格是构成产品价格的主要成分，因此将她们说成是“要素禀赋”是名符其实的。但是在知识密集性与资本密集产业中，产品价格的主要构成是不变资本的转移价值，活劳动（或者可变资本）的使用量很低，劳动者工资再低，在产品中的价格构成中比率很低，而在已经形成垄断的产业中，原有的开发成本、固定资产的大投资也会因为已经垄断的市场而大大地降低与摊薄了开发成本，产品的市场价格可以做到比新入者低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新入行者产品生产中的劳动力价格再低，在总价格的构成比例中也显得微不足道。现实中有很多耳闻能详的例子，例如“赢者通吃”、互联网上的“8.2现象”。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软件，我国有着巨大的软件开发的便宜劳动力，也未能打破其垄断，原因也就是因为政府始终未介入。

因此，如果用价格分析，只能得出在知识密集性与资本密集产业中的后发劣势，而不是后发优势。由于在宏观经济中仍用价格这种表象进行分析，就永远看不到不进入价格的价值生产的存在与如何发挥作用，永远看不到中国政府是如何通过非资本的价值生产，给参与市场竞争的产品注入较大的价值而不从价格上反映出来，获得高价值而市场低价格的比较优势，那么中国经济奇迹的真正原因就永远也找不到、永远不能被说明。

⑵“要素禀赋”、“禀赋结构”分析与产业结构升级并不构成理论逻辑联系。在林教授的要素禀赋结构，指的是一个国家拥有的土地、劳动力、资本的数量。就中国来说，土地、资源与资本在过去的30年中都处于十分的紧缺状态，只有劳动力价格上在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上有比较优势存在。按照“要素禀赋”、“禀赋结构”的理论逻辑分析，中国只有保持劳动力的价格优势，比较优势才可能存在，如果是这样的强调，那岂不是等于是要中国永远不要提升劳动者的工资，保持永远的低工资，永远的国际上的打工者地位？

当然，我们知道林教授主观上并不是这个意思。他所说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一个国家拥有的土地、劳动力、资本的数量）在每一个特定时期是给定的”“要素禀赋及其相对价格决定着一个国家在这一时点上的发展共识和比较优势”，实际上是说在选择产业结构转型时，要根据当时国家经济已经具有的条件而相机决策，在政策上做出产业导向。如果仅是这样明确地说，这并没有错误，实际上政府在进行产业转型也确是这样做的，林教授对此的总结应该是一条好经验。问题是这仅仅是相机决策的管理理论，用不着拔高到用比较优势这个大箩框来装它，因为在进行产业结构转型时，恰恰是在“要素禀赋”方面没有比较优势，是政府通过非资本的价值生产，创造出来的比较优势。所以，将“要素禀赋”生硬地与产业结构升级套在一起，硬要说这其中有比较优势才获得产业结构的升级缺乏理论逻辑，是很容易受到学界的质疑的。

在旧结构经济学那里，就已经有通过政府行政手段和经济政策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倡议，帮助企业进行产业升级。但是，如果从市场理论的角度来看，这明显是违背比较优势的。因为在市场原教旨学者那里，比较优势一定出自经过市场自由竞争而具有的价格上的优势，政府干涉造成价格扭曲，这恰恰是说明没有比较优势。林教授可能出自突出结构经济学的“新”字，增加“要素禀赋”、“禀赋结构”分析，再与比较优势掛上钩，使本来具有很好内容的发展理论，反而变得生硬、缺乏逻辑而经不起质疑。

⑶在政府与经济组织的关系问题上，西方经济学者通常认为政府不应该参与市场，在林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中，也同样始终将政府看作是经济体系的外在因素，同样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认为政府只是解决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帮助企业进行产业升级，而不是参与经济组织的生产与管理。中国政府深度参与经济活动一直广受西经学者的诟语，所以即使是林教授比他们多一些地强调了政府的作用，也同样受到来自这方面的质疑。

首先说明的是，政府有政治与经济的多种职能。这里提政府作用时，仅指政府的经济职能部分。现代政府与生产体系形成一个总的经济体系，分歧在于是将政府作用置于经济体系之外，还是将其置于经济体系之中？或者是说，政府必须退出任何经济活动，还是政府就是经济组织中的内部组成要素？在资本主义的早期，的确，政府是置身于经济体系之外的，政府只管政治，除了收税获得财政收入维持国家机器运转外，不管经济的具体事务，没有经济管理职能。但是这样的时代早就成为过去，历史到了今天现代政府还有不管经济，政府没有经济管理与经济事务处置职能，置身于经济体系之外的？即使是曾经标榜自由经济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这次为何来参加北京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完了后又赶赴G20会议？这都是些十分典型的经济合作会议，可来的都是政府首脑，谈的都是经济事务，能说政府还置身于经济体系之外吗？

经济学理论来源于现实而不是原有理论教科书。只有那些教条主义者才会罔顾现实。林教授虽然看到了经济发展必须发挥政府的作用，却仍将政府看作是经济体系之外的因素，只是反映林教授没有理论勇气打破西方经济学的这种桎梏，但正是因为没有打破这种桎梏，使自己的新理论构建不成功。

其实，政府必须置身于经济体系之中，与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相关。当代生产的社会程度早已不是一家企业所能承受的了的，已经大到必须要政府出面组织才能进行。例如，中国长江三峡水电工程、卫星通讯、核电工程、互联网等等，没有政府组织是不可想象的，有些工程的社会化程度甚至大到必须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组织或协调。当代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各国政府首脑已是事实上的经济总经理，虽然政府作用不仅仅是经济的组织与管理，还有政治、社会、文化管理等等职责，但有这些职责并不排除政府对经济的深度参与。在本著中，所论述的社会资本生产、非资本价值生产，都是政府的职能表现，政府既是经济的管理者，也是社会性生产的直接组织者，怎能将政府作用看作是经济组织体系之外的因素？

由于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已经大到必须由政府直接组织。而且国家越大，这种政府组织生产的效益越高。中国政府正是顺应这种生产社会化要求，积极地组织了诸如：多学科的科研攻关、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石油天然气保障工程、高压电网工程、高铁工程等等一大批超级工程，才使中国经济获得高速的发展。而在美国，就任总统不久的奥巴马虽然眼见中国政府组织的超级工程一个接一个，经济发展就象匹野马，2009年也曾作了一个高铁发展计划，而且美国联邦政府当时就拨付了近110亿美元，意图重建美国的交通系统，然而，美国政府经济组织职能不是没有，而是陷于两党之争，高铁计划至今未见一寸路建成。这其中比较，立现我国政府一党执政，经济决策往往快速高效，此反而成为巨大优势，成为中国经济能获得高速发展的其中原因之一。这些事实是如此的明显地摆着的，即使是一个经济学的门外汉也能看得出来，相反，林教授意图构建新结构经济学，不应该看不到这此，却仍将这些牵引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的政府作用，十分可惜地仍归结于是“解决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表明林教授仍然没有冲破旧理论束缚。

笔者无意全面评析林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只是因为上述三方面是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通病，已经影响到人们对宏观经济学的正常思考。好在改革开放以来几届中国经济的管理者并不受制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不受制于新自由主义的教条。中国经济管理者为何能够在本著所构建的社会资本生产理论与非资本价值生产理论产生之前，没有理论指导就能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社会资本生产与非资本价值生产的手段来促使经济发展？应该说，这还应归功于计划经济时代宏观经济管理的遗产。我国走的是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市场经济只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是目的，各级政府一直承担着发展经济的责任，每五年一个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这既是计划经济管理上的一个遗产，也是我国历来经济管理中的一个最基本的手段与方法。在这个五年规划中，各级政府都有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目标，国有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则是实现五年规划的一个最基本的手段。而此种以市场经济为经济基础平台，配合以非市场经济的手段，正切合我国当代经济发展的水平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

蔡定创、蔡秉哲《信用价值论》.[M] 光明日报出版社624页－6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