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教授侧重分析中国经济为何在向降低出口依赖度、增加民间消费增长模式的转型过程中踯躅不前，他从制度视角剖析其原因时，也建设性地提出应对策略。
陈志武教授认为，在过去半世纪，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呈明显下降趋势，1952年这一比例为69%，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夕已下滑到45%，2004年缩减至35%；与之相对照的是政府开支占GDP比重持续上涨，从1952年16%攀升至2004年30%左右。纵观全球其他国家近60年发展历程，中国情况非常特殊。俄罗斯居民消费占GDP比重1992–2003年间从35%上升至55%，政府开支占GDP比重则维持在22–25%。美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从1952年64%上升至2004年71%，联邦政府开支占GDP比重同期从16%下降至10%。巴西与美国相近，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自1950年51%上升至2003年60%，而政府开支占GDP比重在这50年间维持在21%左右。
中国与其他国家存在差异原因何在？陈志武教授认为，从制度层面看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民主宪政，二是国有经济。首先，在民主宪政国家里，征税权和政府预算权受到国会和媒体等的制约，政府开支占GDP比重难以膨胀。中国推出新税种和提高现行税率困难相对较小。比如最近为了抑制房价飞涨而在学界、业界呼声很高的物业税，此举虽可便利政府进行宏观调控，但以物业税形式转移居民财富的合理性还值得商榷。从实际数据看，1995–2007年间国家预算内财政税收增加了6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上涨1.6和1.2倍。
其次与国有制经济相比，私有制市场经济下经济增长更易拉动居民消费。根据70个国家1980–2003年数据研究发现，国有经济比重越高，居民消费倾向越低。私有制经济下，一方面GDP增长带动劳动收入上涨，另一方面土地、住房和股权等资产升值收益也被居民分享。例如美国1999年互联网鼎盛时期4%的GDP增长启动强劲消费增长。国有制经济下，GDP增长带来土地等国有资产升值难以惠及百姓，直接制约居民消费增长。建立国有制初衷是通过国有资产升值降低居民税负、完善社会保障、实现共同富裕，这些目标并未兑现。另一方面，政府代替百姓享受了资产增值收益，并将收益重点投资于国有企业，对全社会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产生不利影响。2006年中国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是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4倍，1997–2006年间国有企业就业机会间却在逐年减少，民营企业才是新增就业的主要驱动力。
针对中国经济难以向消费驱动转型的现状及其形成的制度渊源，陈志武教授认为，可以考虑推行三方面的改革。一是把各村土地均分给农民。二是把中央和省市国资委转变成32个“国民权益基金”，其中央企的“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均分给13亿公民，31省市的“国民权益基金”以“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的原则分配，并允许基金股份自由交易，但是政府对“国民权益基金”的运作执行一定程度的监管和控制。三是推进民主宪政改革，对行政权力进行实质性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