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无论是供给侧还是需求侧，就经济结构而言都存在短板。也就是说，长期计划经济遗留下的结构性矛盾完全不是短期可以解决的基本矛盾。也就是说，无论是供给侧还是需求侧的矛盾实质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无法割裂开来认识和调整的多因素交叉关联的经济问题。既有外部激励或约束因素，也有内部具备的发展禀赋和内生动力优势的水平问题。外部激励或约束因素主要由经济全球化下的贸易壁垒和资本以及知识性垄断所决定，当然政治态势及格局的影响也是关键因素。而发展禀赋和内生动力优势则是反映了内在的素养和实现的能力水平问题。这就是从个人到企业乃至国家曾面国家综合优势的现实状态与劣势所在必须搞清楚的大问题。抓住机遇不算错，问题是所有的机遇只是给那些有所准备的和有能力的人准备的，而像互联网，不可能给原初人类师祖提供发展的机会，因为原初人类师祖不具有林毅夫先生所言：人类创新发展的禀赋和内生动力具有历史的“阶梯性”。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电力在工业领域普及率达到30-40%经过了40多年，即使是知识爆炸的今天，所谓跨越式发展那也只是中国人自己的话语。任何科学技术的应用都不存在”一步登天“的跨越。

      按照TQC的5M理论,只有当人员( M a n p o w e r ) 、机器( M a c h i n e s ) 、材料( M a t e r i a l s ) 、方法( M e t h o d s ) 、测量( M e a s u r e m e n t s )这5个基本要素都满足创新目标管理的要求，才有可能促成经济目标的实现，这是一种社会的综合发展体系。就像没有房屋基础，万丈高楼不过是痴心妄想或者黄粱梦。世界上那些林林总总的专利和技术知识产权并不是随便哪个人哪个企业买来就可以实现创新的技术转化。那些不能或者没有条件为社会带来经济价值的专利和技术知识产权其实一文不值。正如“画家靠思想，画匠靠临摹”的道理一样，你没有创新的禀赋，没有知识攻关的能力和和技术转化的组织实施体系，充其量不过是“山寨”式的模仿而已。只有那些具有创新能力的禀赋和技术再造能力体系，才能“站在前人成果的肩膀上”实现自己超越前人成果的创新。

      科学没有“短平快”，所有新的创新都是产生于“厚积薄发”。按照系统工程原理，人流、物流和信息流三大要素中，人是最关键的要素。中国经济发展中所有的瓶颈都可以朔源到人才的匮乏。这里面一是包括管理决策者的能力和意识，也包括专业领军人物决策能力。二是专业技术的领军人物，也就是常说的学科带头人和大工匠。人从哪里来？当然首先是教育出人才。人才教育一方面要有培养大师的能力，二是要能造就足够多的“大国工匠”。中国制造业有句行话就是“工程师画个圆，技师点上一个点才能成为一只眼”。当然，结果是一只“美丽聪慧的眼睛”还是“木讷的斜眼”最终就全靠人的造化了。中国的教育是怎样的？大学里难得培养出大师，职业教育又是“面包房里的流水线”——一个模子考出来的“行货”，这怎么行？至于吟唱了千百年的“不拘一格降人才”至今不过是文学里的“经文”。中国的“全要素”理论不能仅仅是从斯蒂克里茨那里讨来一个名词，而是要像戴季陶在《论日本》说的那样“放到解剖台上解剖千百次”在能找到问题之所在。汪宁先生说过：“经济学是经国济民，不是二三素心人的培养和野心家的密室策划”。经济学是跨学科的泛科学，经济学所涉及的所有问题都是复杂系统问题，因此现代经济学不可能产生于经院和庙堂里。

       著名科学家李国杰最近表示：当下人才培养不利于填补企业间的“数字鸿沟”。他说：“我们平常讲数字鸿沟，是讲城乡、东西部、发达地区跟落后地区之间出现的数字技术发展差距，而现在，数字鸿沟也存在于行业之间。不管是中小企业，还是大企业，它现在想转型智能制造、运用大数据，这些机械加工、木材加工、塑料加工企业实际上并不懂计算机这一套控制程序。而原来学计算机的人，不管是学硬件还是学软件的，基本是不学工业制造的。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工业控制方面的人才明显减少。现在人才培养本来就少，培养模式又割裂，现在教育界又特别喜欢建立很多新的学科，把学科越分越细，这种培养方式满足不了企业的需要。

　　现在的问题是，一要改进教育，把教育里面的一些鸿沟都填平。不要分学通讯的、学计算机的、学控制的、学机电的，要把它们打通，而不是分门别类的老理论，要用新的方式来培养人才。另外，企业里要找到真正熟悉本行业务的人。当下企业正需要既懂得信息服务，又懂具体业务的的人，用这些人来填补数字鸿沟，把信息跟工业结合起来。”虽然话不多，但讲的不无道理。笔者退休前也曾参与过大专院校毕业生的招聘，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很难招到合适的人：理工科没有起码的动手能力，文科海阔天空不知其所云。

    李国杰发言稿摘要参见（http://sike.news.cn/statics/sike/posts/2017/05/219518667.html）。说来话长，从古人的“不拘一格降人才”，到田长霖上世纪末回国讲学提到“大学不能大而化之，大学要有大师，要能培养出大师”和至今没有得到回答的“钱学森之问”都在追问我们这个社会：什么样的人才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原生动力，怎样的教育才是国家和社会之所需？中国的教育规模世界第一，但教育改革的“结构调整”不该总是沉淀在“哥德巴赫猜想”中，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