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所以，这次创新与知识产权国际研讨会也选定在广州举行？

　　哈利：知识产权问题，不仅是美国的问题，也不仅是一个外国问题。它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更主要还是中国的问题。我们注意到珠三角超过90%的贸易争端是发生在中国企业之间的，而中外之间的直接争端所占比例不到10%。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所倡导的政策，希望企业能够将自主创新能力转化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大动力。在我看来，创新的能力意味着所有的公司要自己研发新技术用以生产新产品。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保护他们的权利。

　　推动创新，必须保护创新，而保护创新，需要保护新产品的研发者，使他们愿意为研制新产品付出时间、资金和精力，以及承担风险。所以，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并不是中美之间的对话，我们希望讨论如何提升我们的价值取向，如何推动创新以及怎样创新。

　　盗版者并不一定是穷人

　　时代周报：骆家辉部长曾强调：国际参与（global engagement）是中国打击盗版问题的解决之道。就目前来看，应如何评价目前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国际参与程度？

　　哈利：从中央政府层面讲，中国在过去的6年多时间里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

　　中国已经制定了很多法律来保护知识产权所有者。这些工作是很出色的。但是，我们现在并不是需要新的法律和新的规定。如果没有好的执行，法律是不会发挥作用的。所以，当前最重要的是各地对于法律的执行。中央政府、不同地区的省级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是我们当前关注的焦点。

　　中央政府层面已经没有什么问题需要讨论了，现在遇到困难的是县一级、镇一级的地方政府，由于某些产业是当地的经济支柱，这些地方政府成为知识产权违规者的保护人。这些做法会带来很坏的影响。

　　比如说食品、保健品、化妆品，当人们使用假冒伪劣的洗发水、沐浴露时，不仅仅损害他们的利益，更有可能危及生命。劣质的婴儿奶粉会使孩子生病，假冒的药品会危及人的生命，假冒化妆品会使你的皮肤受损，所以，我们需要考虑到消费者的利益。当然，在这些观念的转变上，需要中国上上下下，从中央到地方，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参与。

　　吴汉东：是的。知识产权领域是中西方经贸领域利益竞争的主战场，知识产权控制着涉及一万亿美元的货物、服务贸易，涉及到中西方重大经济利益。

　　从立法来看，中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完全符合国际公约的规定，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是与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和管理接轨的。我们的问题在于运用经验不足，运用水平不高。国际知识产权协会主席伯顿曾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差距，不在于制度本身，而在于运用制度的经验。我认为是非常有道理的。

　　柯恒：有些人对中国的环境并不了解，认为中国人在网上非法下载是因为相对贫穷，没钱购买。但实际情况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非法下载电影和音乐的人并不是农村人，相反，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相对有钱的城市人。他们读过大学，他们喜欢好的音乐和电影，而且，他们知道哪里可以免费下载。教育和宣传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非常重要，但最好的教育宣传手段就是对制度进行有效执行。

　　中国仍非知识产权强国

　　时代周报：吴教授提到，知识产权涉及到中西方重大经济利益。可是，去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给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金融危机对于我国的知识产权事业有何影响？我们要如何应对？

　　唐善新：我认为从某种层度来说，金融危机有着正面积极的意义，是把坏事变成好事了。总体上看，金融危机不仅让各大企业充分暴露出了问题，也让大家都看清形势，发现问题：如果没有创新，不强调知识产权，我们的企业就会走到尽头。所以我们必须加强产业的升级，来加强创新和知识产权的有效应用。

　　时代周报：去年6月，我国颁布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提出目标要到2020年把中国建设成知识产权运用水平比较高的国家。这个“比较高”的标准应如何理解？其参照体系是什么？

　　唐善新：“比较高”的意思，不仅是知识产权的数量要上去，质量要提高，还要把它应用到企业生产之中。如果跟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蓝图能够匹配起来，这就是最高的水平。参照的标准或者体例就是经济复苏的五个衡量标准—主要是用电量，港口集装箱的吞吐量，公路上货车的通行量，产房的闲置率以及隐含的知识产权的现实转换量。

　　吴汉东：我也同意唐教授的看法。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的较量，从法律层面看，则是自主知识产权数量与质量之争。我国是专利和商标申请大国，但远远不是专利强国、品牌强国。自2008年6月《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颁布起，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进入了一个战略主动期。在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中，我们尤其需要提高自主知识产权的质量和效益，具体来说需要考虑以下三大目标：一是提高专利技术的有效应用率和专利产品的附加值；二是提高国际知名品牌的增长率和知名品牌的国际市场影响力；三是是要提高文化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和版权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