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市场经济决定性地位是历史的选择。它表明单一的指令性计划尽管在特殊时期可以取得较快的发展，但不可持久。一致的信仰，铁血的纪律，独断的命令，整齐划一的衣着更适合于军管而非经济。多样化的主体、自由的竞争、自主的选择、个性化的创新、整体风险的分散才是经济的本性，它激励贡献，让能者上，庸者下，优胜劣汰，社会财富迸发涌流。

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成功而非失败。市场经济是货币经济，它是在实物经济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经历了分工与工业革命，产出急剧增加，而金银等实物货币满足不了需求，于是纸币等信用货币应运而生，但诸多的商业银行滥发纸币导致货币崩溃，于是英格兰银行出现，垄断了银行券的发行，成为中央银行，建立了银行的统治，为了攫取利润，大英帝国在全世界抢占市场，争夺殖民地，英国的工业品遍布全球，英镑成为世界货币。然而，由于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初就是为了约束国王的财政支出，即它不属于国王或政府，而属于个人股东，也就是私有的，因此，它的基础货币发行需要偿还，或者说是债务货币。在封闭的货币循环过程中，货币收入来自货币投入，扣除中间利润与工资储蓄，它是小于货币投入的，是减函数，即宏观投资必然亏损；为了保证就业和生产的平稳，或者由于利润表的误导，宏观投资者通过商业银行借贷以维持原有规模，结果储蓄逐步积累，进而贷款债务累积，这样，央行创造了基础债务，商行制造了衍生债务，当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以至于连利息都无法支付时，债务危机爆发，宏观投资者减产，进而带动次级产业减产，而减产一方面企业减少了支出，另一方面工人也减少了收入，进而带动需求减少，于是形成正反馈式衰退，即滞胀与萧条，直至债务与物价显著减低，才可能复苏，这就是债务长周期。可见，市场经济的分工与竞争使供给增加，但由于货币银行制度的弊端导致债务长周期，因此，从市场而言，生产过剩是成功的，需要改变的是货币银行制度。而正是货币银行制度的缺陷，使大英帝国以及战后暴发户美国陷入衰落，因为它们都想独霸全球，但又无法摆脱特里芬悖论。

简政放权与反腐败在于防止走向国家资本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即以国家为一个市场主体，对自己的国民同样实施严格的财务约束，减少福利，增加利润，提高竞争力，它要借助于庞大的行政官僚体系来维持运转，而这些官僚是理性寻租的，于是贪腐泛滥，屡禁不绝，比如前苏联。而权贵资本主义则是寡头家族垄断，典型如民国四大家族。中国政府目前强力推行的简政放权与反腐败就是基于此，减少审批环节表面上看消减了官员权力，但实际上也是保护了他们免于腐败的侵袭。

党的领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信仰、道德、政治上，而非经济财富的控制。一个社会的凝聚力在于政党，政党的生命在于信仰的执着，以及由此衍生的道德风范，它不能靠行政权力，更不能指望经济权力与金钱收买。党员是信仰的标杆，奉献的楷模，而非钱权的进阶石，口是心非让信仰蒙羞。

公有制体现在货币发行权公有与免费享用准公共品。国企、民企平等竞争，以业绩定生存去留，而非身份等级，他们都只有努力技术创新、勤勉工作、加强管理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在于货币发行权公有，它可以将增发的货币购买准公共品，比如社保、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优美的环境、便捷的公共交通等，而社会成员有权免费享用。这样一方面摆脱了私有央行因为发行债务货币而给社会带来的债务弊病，另一方面则使过剩产品免于被炸掉倒掉的命运，避免了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

储备需求实现了斯密微观私有与马克思宏观公有的伟大统一。储备需求将传统的储备产成品前延为购买勘探成果、重大专利、铁路资产，荒漠绿化等准公共品，实现以天地为仓，智力为库，打通了储备的上限，而央行的增发购买准公共品又将储蓄引导为长期持有公益资产，化解了商业银行的衍生债务，即在货币层面解决了债务约束，在实体层面解决了资源、环境约束，即人类的财富极大丰富成为可能。

储备需求由人大批准，央行负责实施，即货币发行与政府分开，这一方面有利于约束政府开支，提高行政效能，防止货币滥发；另一方面有利于建立国际信用，化解特里芬悖论，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