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胡润百富榜（实际上是“千富榜”）于10月中旬发布，其中最为耀眼的无疑是中国的女富豪们——共有104位女富豪上榜，前50位女富豪财富为3376亿元，人均财富为66亿元，9位女富豪身价超过100亿元。全球十大最富有的白手起家的女富豪中，有一半是中国大陆的。
“中国女人很精彩”，胡润也吃惊于中国女富豪的批量涌现。不过，比女富豪更为庞大、同样不失精彩的一个群体，则是中国富豪们的“内人”们，她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走到商业舞台正中央显露身手，却分明是中国商业变迁史上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我们选择了近100个“贤内助”样本进行分析，从中发现了12种有趣的现象。


富豪择偶的时代印记
在近100个样本当中，柳传志（妻子龚国兴）、宗庆后（妻子施幼珍）、沈文荣（妻子陈红华）等出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企业家，和王石（妻子王江穗）、张茵（丈夫刘名中）、黄光裕（妻子杜鹃）、李宁（妻子陈永妍）等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企业家，以及陈天桥（妻子雒芊芊）、江南春（妻子陈玉佳）等上世纪70年代生的财富新秀，他们当年与日后成为自己另一半者的邂逅经历，都带有着鲜明的年代特征。
譬如三十多年前沈文荣和乡村教师陈红华走到一起时，陈的择偶标准是“只要是党员”；到了1990年代，黄光裕与杜鹃的结合则与彼时中国民企“野蛮生长”需要频频与银行打交道相关——杜鹃正是位放款专员；而到了最近一些年，才与貌，甚至财富，都成为富豪们综合评定未来伴侣或被未来伴侣评定的重要元素，找明星、找主播或奉子成婚等商界前辈眼中的新生事物在他们眼中则见怪不怪了，江南春便是其中一员。
另一半适时退居幕后
尽管中国民间商人有着“夫妻上阵”的传统，但日后看，超过半数的明星家族企业都曾选择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让妻子退居幕后。如今首富级企业家刘永行、刘永好等四兄弟当年决定成立希望饲料集团时，做出的第一个决定便是所有刘家媳妇都不得再染指任何公司事务，当初辞去公职帮刘永好打理生意的妻子李巍自然也在此列。
另一位首富级企业家——今年在港上市募资规模甚大的忠旺集团董事长刘忠田曾在十几年前将自己和妻子两边的亲戚叫到一起，支付每家500万元，一为“酬金”，二为“劝退”。四年前，刘忠田萌生上市打算时，又将妻子王志杰也一并请下了台。如今刘忠田夫妇持有忠旺40亿股，以10月28日的收盘价，身家接近300亿港元。
当然，退出不等于退休，刘永好妻子李巍后来自己开了多家公司，涉足花卉种植、印刷业行业，生意做得甚为红火，甚至不久前办起了一份杂志。她是一位将自己的爱好通过商业形式体现到淋漓尽致且不耽误做一位贤内助的典型样本。
对家庭声誉愈加重视
中国的明星企业家和富豪视家庭声誉与公司声誉同等重要。两年前作家王朔一次做客凤凰卫视时随口说了句“杨澜没找对老公，吴征就是一骗子，前一阵还忽悠我们徐静蕾投资呢！”未料引起轩然大波，杨澜第一时间撰文《王朔先生，说话要负责任》进行回应，并在回应中称：“我也想告诉他（王朔），我的家庭很幸福，请不必操心。”
如果说杨澜遭到揶揄时的快速反应出于她所处行业的职业习惯，那么阿里巴巴公司今年9月（正值公司创始10周年和马云45岁生日）对坊间关于马云套现逾2亿元“对与妻子张瑛离婚进行补偿”传闻的澄清，则是出于避免一家明星公众公司可能遭遇更大危机的未雨绸缪——尽管马张二人真离婚也未必会对公司股价有实质性影响。“谣言很险恶，很匪夷所思，不排除某些竞争对手的刻意为之。”阿里巴巴内部网的一则帖子称。
事实上，家庭问题常常会给企业尤其是家族式企业带来极大困扰。一个典型的案例是真功夫创始人蔡达标。婚姻的破裂使他的前妻潘敏峰及其弟潘宇海（真功夫另一个大股东）与他反目成仇，并引发了一系列对抗风波。
“夫人外交”易，女性富豪合作难
中国有着“夫人外交”的传统。1992年，当过大学教师、办过书刊公司的尹明善不顾家人和朋友反对，挂牌成立重庆市轰达车辆配件研究所。由于尹明善的妻子陈巧凤和左宗申的妻子袁德秀是亲戚，这使尹左二人的合作一拍即合，于同一年开始了各自的摩托车事业。16年后，力帆与宗申的年销售额分别为125亿元和111亿元，“产业航母”的地位显而易见。
不过，女强人与女强人之间的合作就没那么容易了——你很难找到王石、冯仑、潘石屹、胡葆森等江湖兄弟的“女性版本”，抱团就更是凤毛麟角了。一方面这与女性并未真正进入商业权力中枢的事实有关，另一方面则与女性的敏感、中国的商业传统等元素有关。去年 5月，三个女人一台戏——杨澜与中国最大饰品生产企业之一的义乌新光集团董事长周晓光、“流行乐坛天后”席琳·迪翁宣告联手成立“天女至爱饰品有限公司”。周晓光和她的丈夫虞云新同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O班研习时结识杨澜，成为合作的发端。不过，一年后，“天女至爱饰品有限公司”销声匿迹，倒是另一家杨澜和席琳合作的“中国首家高级定制珠宝品牌店”（LAN）亮相，刘嘉玲、章子怡、周丹、周涛等名流前来捧场，人群中唯独没有了周晓光的身影。
贤内助乐见企业上市
今年7月，霸王集团赴港上市给广东日化行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从没想过有一天会与资本市场发生关系的陈启源和万玉华恍如梦中，这对夫妻也成为了珠三角作坊式生产者艳羡的对象。
类似的事件如野火般在各地复制、燃烧，就在去年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浙江温州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快温州金融业改革发展的意见》，霸气十足地宣称到2011年温州上市公司要达到30家。而截至今年2009年10月中旬，江苏江阴和福建晋江，两个县级市的上市公司数量分别达到23家和17家。
上市意味着要走向透明和规范，并更加关注企业业绩可持续性的稳健上升。这是常识。不过南方周末记者在上述几个区域调查时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男人在外面打拼得起劲，内助在家里却操心个半死——不为别的，只担心公司的不规范运作会带来灾祸。所以当区域内越来越多的公司上市时，更多家族企业中的夫妻选择“跟风”，他们的首要考虑是，上市至少可以通过好好包装把自己的过去“洗白”；这也是这些地区的财务顾问公司生意兴隆的重要原因。
这一思维虽略有偏颇，但却是一种现实存在。不过，如果加上众投行急功近利式的推波和当地政府追逐政绩的盲目助澜，上市这一“流行性共识”却有可能潜伏危机——看看在新加坡上市的中国公司们的不良口碑吧。
女性在基建、能源、资源类行业大都静默
基于中国特殊的政经语境和行业特征,女性在基建、能源和资源等行业中大都充当一个幕后的默默支持者，较少走到前台。张云芹（严介和妻子）、陈红华（沈文荣妻子）、赵宝菊（王玉锁妻子）、管亚梅（刘汉元妻子）、张唯（施正荣妻子）等皆属这一类型，其家族企业所涉足的行业分别为基建、钢铁、能源、饲料及新能源。
严介和当年利用BT模式（Build-Transfer），仅在2002年一年就在江苏省内通过承接近18亿元的企业负债，一举收购27家国企的股权，还顺利获得60亿元的基建大单。严介和宣称其执掌的太平洋集团“私有共用、私营共有，权力公众化，资产社会化”，彼时张云芹充当其贤内助的角色。几年后危机爆发，严介和无奈选择左手倒右手，张云芹走到前台，但业务已大不如前，关系网亦是旧有的顺延。
陈红华、赵宝菊、管亚梅、张唯则自始至终默默辅佐各自丈夫的产业帝国，如今的沙钢、新奥、通威和尚德分别是它们所在省乃至中国民营钢铁和能源领域的重要一员。但陈红华嫁给“党员沈文荣”后再没抛头露面，赵宝菊无论在新奥遭遇危机还是美国能源部长来访时亦未曾走上过前台，管亚梅5年前通威上市时唯一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亦未发表任何演讲甚至鲜与宾朋交流，施正荣成为首富级人物、接受电视访谈时才在描述中简略勾勒了张唯的鲜明个性：“在澳洲留学时她（张唯）说如果我做跟专业不相干的事情，明天就会跟我离婚。”
女强人多为“北方及中西部造”
或许与内地省份女性性格多为泼辣有关，100对夫妻搭档样本中，“女主外，男主内”类型中的女性，多为北方和中西部省市出品。典型代表为众所周知的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丈夫为刘名中）、当当网联合总裁之一的俞渝（另一位 “联合总裁”自然是丈夫李国庆）、重庆小天鹅餐饮集团总裁何永智（丈夫为廖长光），以及今年胡润百富榜上的黑马富豪、人和商业大股东秀丽·好肯（丈夫为英国人Hawken，弟弟戴永革为人和商业董事长）等人，他们的祖籍大都为东北、西部以及北京等地，性格外向，生性直爽，更适应抛头露面的角色——譬如张茵是全国政协委员，何永智是重庆火锅协会会长等。
《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一书中胡润透露了张茵与刘名中“夫妻档”的一些细节。6年前张茵第一次得知胡润要把自己放到富豪榜上时，担心“枪打出头鸟”，首先委托的是丈夫刘名中而非秘书，含蓄回复胡润邮件称不愿上榜，2天后，她再次委派刘名中以严肃口气表示“不准私自发布关于我们的数据，否则只好对簿公堂”。
2006年，当张茵成为中国第一位女首富时，“主内”的刘名中第一时间读到了全球包括巴西媒体（刘名中精通葡文）对此的报道，而张茵当时刚完成玖龙在欧洲的半年报路演，正在回洛杉矶的飞机上。
“女主外，男主内”的特殊性注定了会招致公众更多的关注甚至猜测。随夫姓的秀丽·好肯成为今年10月的网络热门词汇，而人们也从未停止对龙湖地产董事长吴亚军、华宝国际董事长朱林瑶等人之丈夫的搜索和推测，富华国际董事长陈丽华显然不在此列——她的“主内”的丈夫是《西游记》中唐僧的扮演者迟重瑞。
明星职业经理人习惯主动提及贤内助
百度一下“唐骏妻子”、“李开复妻子”等关键词，出现的唐骏和妻子孙春兰、李开复和妻子谢先玲的合影都不在少数。唐骏当年在北京邮电大学读书时追求孙春兰的经历和情书，成为了经典段子，并在他的年轻粉丝中广为流传；直到唐骏于去年加盟新东家陈发树，他仍不时以“我永远不会有绯闻”式的言辞表露与妻子间的相濡以沫。同样，被称为“青年导师”的李开复在演讲时也常主动提起自己的情感经历和婚姻之道，他甚至在今年9月对外宣布创业的新决定时，面对蜂拥而来的媒体，有选择地将妻子拉出来做视频访谈嘉宾。
当然唐骏与李开复有其特殊性，他们都是明星经理人（李开复现在是老板了），他们辗转的求学和职业之路延续至今，自然离不开贤内助的理解与支持。
中粮集团成为蒙牛集团第一大股东后，牛根生转身成为了一位“职业经理人”。如果说两年前王石妻子王江穗的代理人通过二级市场买入万科股票是商业技能出了问题的话，去年的三聚氰胺事件后，牛根生显然再不会主动提起自己与妻子申淑香的当年往事——人们对商业道德出现瑕疵显然不会太快健忘，再说中粮收购案中“国进民退”色彩又为新蒙牛平添几份变数。
危机时刻，贤内助难接重担
中国民营企业掌门人出现重大变故时（去世、被害、入狱等），往往由家族成员接任，鲜有贤内助取而代之的案例。如6年前山西海鑫钢铁创始人李海仓被杀后，儿子李兆会回国接任董事长（具体事务由李海仓六弟李文杰负责）。5年前王均瑶去世后，弟弟王均金接任董事长 （其间家族多有利益纠纷）。不过最典型的莫过于国美电器创始人黄光裕 （妻子杜鹃）、创维集团创始人黄宏生（妻子林卫平）、“涌金系”创始人魏东（妻子陈金霞）三个危机样本。
黄光裕和杜鹃就像周正毅和毛玉萍，夫妻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所以杜鹃自然不可能在黄光裕案刚发生时扮演任何救赎者角色。去年12月底（黄光裕案发1个多月后），杜鹃辞去国美董事职务，公司授权代表等身份也一并被中止。而黄宏生当年被拘后，创维的经理人张学斌接任董事长，外界此前盛传的将可能任董事长的黄妻林卫平任执行董事。事后来看，黄宏生的这一安排甚为妥当，他的充分授权使创维开创了中国民企创始人出事而企业运转良好的先例。2009年7月，黄宏生出狱后，创维股价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翻了一倍……
魏东于去年4月跳楼自杀后，精通财务和投资的妻子陈金霞继承遗产并接任涌金系董事长并无什么不妥（她是民企当中为数甚少的丈夫遭遇变故后第一时间站到前台的女性之一）。遗憾的是，她并没有逃离中国式的宿命——难于驾驭魏东原先庞大的人脉等资源网络，“涌金系”原计划中的版图建构进展缓慢，相反淡出广汇股份的事实宣告了她收缩战线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