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为什么没被打成右派？
现在一些“公知”的说法是：“钱锺书极尽谄媚之能事，拼命讨好身居高位的清华同学，从而当上了毛选英译委员会主任，
讨到了一个翻译红宝书的好差使，所以才在反右、文革中没被打成右派。钱锺书是一个典型的文化掮客。”
这段话，很有迷惑性。
第一，因为钱锺书在五六十年代，确实进了毛选英译委员会。
第二，安排他进委员会的人，的确是清华同学乔冠华和胡乔木。
所以说乍眼一看，好像真是如此。
但一翻史料和档案就会发现问题。
第一，钱锺书并非该委员会主任，主任是徐永煐。
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在《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中写道：“他是顾问之一，其实是挂名的，偶尔提供一点意见，如此而已。”
乔冠华和胡乔木安排钱锺书进英译组，其实最是理所应当，因为清华同学谁不知道钱锺书英文超牛。
第二，钱锺书被安排进委员会并非“喜出望外”。
吴宓儿子吴学昭在《听杨绛谈往事》中记载：“锺书被推荐进翻译组的消息一传出，一位住在京城的老相识，清华校庆时过门不入，现在却马上雇了人力车专程来祝贺。锺书惶恐地对杨绛说：他以为我要做‘南书房行走’了。他哪里知道这件事不是好做的。”
“不是好做的”一语就已表明，这个差事并非钱锺书自己讨要的。

第三：钱锺书真的是攀权附势之徒吗？
我先讲两件小事情。
第一件，是作家罗银胜的一个叙述：1946年，钱锺书任《书林季刊》主编时，每月要到南京汇报工作，有一次汇报，要参加一个晚宴。这个晚宴很特别，因为“极峰”(蒋介石)要来。所以大家都抢着要去参加，但钱锺书却老早就溜回家了。
第二件，是画家黄永玉的叙述：“文革”期间，上面通知钱先生参加国宴。一般人接到通知，都高兴得屁颠屁颠的。
钱先生却说：“我很忙，我不去哈！”“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那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不不不！我身体很好！我很忙，我不去，哈！”从这两件小事便可窥斑见豹，说钱锺书攀权附势，实在牵强。

那钱锺书为何没被打成右派呢？
钱锺书，字默存。
默存，出自《汉书·扬雄传》之“默默者存”。
何为“默默者存”？
就是少说话、默无言，才能避灾免祸，得以长久生存。
默存，就是钱锺书的生活哲学。
所以，钱锺书特别注意三件事。
第一：对政治保持沉默。
“一旦牵涉政治，就三缄其口。”
他一生只钻学问，不问政治。
第二：远离权力中心。
“不攀附，不站队，躲进小楼成一统。”
第三：尽量不见人、不社交。
“平生素不喜通声气，广交游。”
正因为这三点，很多人觉得钱锺书狂。
钱锺书说：“人谓我狂，不知我之实狷。”
狷，出自孔子《论语》，
引申为“洁身自好，性情耿直”。
洁身自好、洁身守志，乃钱锺书一生的行为准则。
正因如此，他才没留下什么“重要把柄”。
有人说：钱锺书怎么不是右派啊？
杨绛反问道：凭什么钱锺书就该是右派？
你把我打成右派，总得有把柄吧，
但钱锺书的底子确实非常“干净”。

没被打成右派，并不意味着没挨整。
钱锺书夫妇最终还是被污蔑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扇耳光，被剃阴阳头，被挂牌子游街，被众人批斗，被下放干校劳改，被弄去扫厕所，女婿王德一也被逼自杀。
有人说钱锺书攀权附势，真要攀权附势，怎会有此“待遇”？
在刀光剑影的“文革”动荡中，我非常佩服钱锺书的三种活法。
第一：有恃于内，无待于外。
连哲学家李慎之都万分佩服这一点：“学部猛斗牛鬼蛇神，别的人都被斗得狼狈不堪，唯独钱先生却顶着活无常式的高帽子，胸前挂着打有大×的大牌子昂首阔步，从贡院前街走回胡同宿舍里，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既不畏缩，也不惶悚。这只有‘有恃于内，无待于外’的人才能做得到。我在那时也有过被斗的经验，然而却决没有这样的气度。”
第二：决不出卖任何人。
文革时，知识分子面临的状况，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你选择揭发别人，你就有可能脱罪，别人若不揭发你，他就可能面临重罚。所以大家都互相检举互相揭发，一大批专家学者就这样倒下了。但钱锺书总是紧闭牙口，绝不出卖任何人。
顾准有句名言：“我的手上没有血。”
五六十年代，敢说这话的知识分子，找不出来几人，但钱锺书算一个。

第三：超然于事外。
文革里，钱锺书夫妇所在单位被连锅端，全都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大家要么唉声叹气，要么放任自流。
唯独钱锺书夫妇是个例外，他俩竟然能够超然物外，不受干扰，一如既往地醉心于自己喜欢的事情。
钱锺书劳动完就看书，写他的《管锥编》。
杨绛劳动完就看书，翻译她的《堂吉诃德》。
施武文有句话说得特好：“他们家对外界纷乱，似乎有种过滤功能，无论外面多么动荡，他们都能不受干扰，一如既往地醉心于他们想做的事情。”
待文革结束时，钱锺书完成了文艺史上著名的《管锥编》，杨绛完成了《堂吉诃德》最好的中译本，这个中译本，后被邓小平当作国礼，送给了西班牙国王和王后。
真是佩服钱锺书夫妇超然于事外的能力。
还是李慎之说得好：有恃于内，无待于外。

7
谜案7：钱锺书的清高是精心制造出来的吗？
大家都知道钱锺书清高，尤其是1990年《围城》热播之后，他更是闭门谢客，不见外人。
并由此诞生了那句名言：“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
所以大家更觉得他清高了。
但近十年，有人提出了另一种看法：钱锺书的清高都是精心制造出来的。
“钱锺书一生都在演戏，装清高、装隐士、装君子，仿佛不食人间烟火，实际很世故，是个沽名钓誉之徒。”
这个观点，赢得了很多点赞。
但真是如此吗？
我先来讲几件事情。
很多人都不知道，钱锺书只有学士学历。
当时留学欧洲，获得学士学位之后，只要再吃两年饭，就可以获得硕士。
再吃四年饭，就可以获得博士。
很多留学生就是这样混到了高学历。
所以陈寅恪说：“吾留学生中，十之八九，在此所学，盖惟欺世盗名而已。”
但钱锺书并没有这么做，他取得牛津学士学位后，立马又赶去巴黎大学求学。
他跟陈寅恪一样，只求学问，不求学历。
所以，他一辈子都只是学士学历。
1981年，普林斯顿大学欲授其博士头衔，但被钱锺书拒绝了。
几年后，哈佛大学寄来通知，让其赴美接受博士头衔，钱锺书没有理睬，哈佛以为他没路费，汇来三千美金，但被钱锺书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

1991年，全国18家省级电视台，要联合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录》，钱锺书为首批36人之一，每个“受拍名人”会得到一大笔钱。
但这次拍摄被钱锺书拒绝了。
1996年，无锡欲筹建钱锺书纪念馆，但被钱锺书严辞拒绝。
同年，钱锺书被中国文联授予景泰蓝装金质证章，当时钱锺书正缠绵于病榻，奖章送来后，他一言不发，只将双目一闭，表示拒绝。
2000年，享有“名人堂”之誉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欲将钱锺书纳入其中。
但被杨绛拒绝了：“锺书说过，他不愿进中国现代文学馆，也不想置身大师之林。”
所以，说钱锺书沽名钓誉，实在牵强。
有人说：他就是这么会演啊。
那我只想说一句：能一辈子演成这样，那也很牛啊。
很多人说钱锺书很世故。
钱锺书当然很懂“人情世故”，
看看《围城》，就知道他多了解人情世故。
但是“了解世故”和“做人世故”是两回事。
在谜案6，黄永玉讲了一个“我不去”故事。
现在，我再说一个易中天讲的：大年初二，一权威人士来钱家拜年，他居然只开一条门缝，把人家挡在门外：“谢谢！我很忙！我很忙！谢谢！”
这就是钱锺书——知世故而不世故。
《菜根谭》里有这样一句话：“势利纷华，不近者为洁，近之而不染者尤洁；智械机巧，不知者为高，知之而不用者尤高。”
然也。

8
谜案8：钱锺书是不是仗势打林非？
这是近十年最热的一个悬案。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99年12月20日，《鲁迅研究月刊》刊发了一篇文章《林非被打真相》，这篇文章是针对11月19日《南方周末》刊发的杨绛的文章《从“掺沙子”到“流亡”》。
意在说明杨绛“胡编乱造，毁林非夫妇声誉”。
杨绛这篇文章到底写了什么？
主要写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房子被“革命群众”分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项革命措施，让‘革命群众’住进‘资产阶级权威’家里去。据我后来得知，这叫‘掺沙子’…… ”钱锺书夫妇及女儿钱瑗夫妇原有四间房，1969年，被林非夫妇分去两间。
第二件：与林非夫妇发生了打架纠纷。
杨绛说1972年他们从五七干校回家后，“掺入了我家的‘革命男女’，还在‘继续革命’，我们忍耐再忍耐。”终于有一天，他俩火山爆发了。“星期日，大家的休沐日。我家请一个钟点工小陈来洗衣服。革命女子也要她洗，并且定要先为她洗。钱瑗说，小陈是我家约来的。革命女子对钱瑗说：你不是好人！随手就打她一耳光。我出于母亲的本能，立即冲上去还手。两个革命男女抓住我的肩膀和衣领，把我提起来，又摔下，又提起，又摔下。我给跌摔得晕头晕脑，自知力弱不胜力。就捉住嘴边一个指头，按入口内，咬一口。
…………
我的身体在革命男女的操纵下，把木架子上的五根横棍全撞碎了。锺书该是听到木架倒地才出来的。他举起木架子侧面的木板，对革命男子劈头就打。”这就是杨绛一文描述的大概情况。


林非看到杨绛这篇文章后很生气，便在自家刊物《鲁迅研究月刊》上，刊发了妻子肖凤写的《林非被打真相》一文，以公布“事情的真正的真相”。
这篇文章主要说了两件事情。
第一：我和林非不是“沙子”。
“1968年春天，我怀孕了。一位在林非单位里担任‘革委会’主任的文学批评家，骑着自行车来我家看望，我们竟腾不出一席之地招待他坐下。看着我们如此窘迫的处境，他就动了恻隐之心。因此决定分配两间住房让我们搬家。”
第二：真正被打的是我和林非。
“我刚从郊区农村返京，请余嫂替我洗洗从农村带回来的衣服，因为几天之后还得带着儿子下乡，时间很紧张，让余嫂赶快洗起来。可是咬人者故意抬杠，坚持要余嫂先给她洗，她的时间比我充裕得多了，为什么要如此着急，于是就争论起来了。在双方的情绪都很激动的口角中，她忽然伸出双臂要抓住我的脸庞，用双手紧紧抓住我右手的食指，飞快地塞进嘴里狠命咬了一口。
…………
我疼痛得大叫起来，林非从房间里奔了出来，想要解救我。咬人者的丈夫也从他的房间里奔了出来，双手举起一根大木棒，朝着林非就残忍地抡了下来。”
这就是肖凤一文描述的大概情况。
接着，林非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行说明，
在《黄河》上发表了《必要的澄清和说明》，
在《散文百家》上发表了《我被钱钟书殴打的前后经过》，
在《书屋》上发表了《致书屋编辑部的一封信》。
这些文章旨在证明杨绛“胡说八道”，而真正受害的是我“林非和肖凤”。
这些文章发表后，被多家报刊转载，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很多人感叹：
“没想到钱锺书夫妇竟这样刻薄。”
“没想到钱锺书夫妇竟这么伪善。”

这个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只有当事双方才知道。
在这里我只说几个小疑问。
第一：这个事情是杨绛挑起的吗？
林非夫妇撰写的多篇文章，都是针对杨绛《从“掺沙子”到“流亡”》一文，以至于很多人认为这件事是杨绛挑起的。
真是如此吗。
其实一查就知道，在杨绛写此文之前，林非夫妇已然在书及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
一篇是肖凤写的《回眸·林非被打》，一篇是林非写的《小灾小难》。
我们来看看《小灾小难》是怎么写的：“他的女婿被学校里定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516分子’，他就整天咒骂这正倒霉的小辈。驸马爷觉得走投无路，竟刚烈地悬在树上自杀了。
…………
这事情的前前后后，我们都看在眼里，却从来不敢流露自己的想法，更不敢去议论和打扰。可是他的态度却大大地改变了，当我们经过他的门口时，他竟一丝不挂地坐着，还念念有词，骂骂咧咧。有一天早晨，他竟抡起棍棒，直往我妻子的头顶挥去。”

读林非这篇文章，我有三个疑问。
第一：林非说钱锺书女婿，是不堪钱锺书咒骂而上吊自杀的。
其实一查钱锺书履历和档案就知道，钱锺书1969年就被下放到了河南五七干校，直到1972年3月才返回北京。
而王德一自杀的时间是1970年，说他不堪钱锺书整天咒骂而自杀，显然无法成立。
第二：钱锺书是精神病人吗？
“他竟一丝不挂地坐着，还念念有词，骂骂咧咧。”说得钱锺书就像精神病人一样，我怎么看怎么觉得荒唐。
第三：事情的起因有点自相矛盾。
“有一天早晨，他竟抡起棍棒，直往我妻子的头顶挥去。”这句描写，更显得钱锺书神叨叨了。但这个“钱锺书莫名其妙就打人”，与后来解释的“洗衣事件打人”是不是有点自相矛盾呢？
或许正因如此，杨绛才写了《从“掺沙子”到“流亡”》一文。
她说：“被逼而写的文章。”
钱锺书究竟打人没？
毫无疑问，是打了。
但是不是莫名其妙打人以及所谓仗势欺人，
我觉得值得商榷。
很多人不知道，“打架纠纷”的最终结果是：钱锺书一家搬离了这套房子，住进了女儿所在北师大的一间学生宿舍。

9
谜案9：钱锺书到底配不配称大师？
很多人觉得钱锺书不配称大师。
因为钱锺书是有学问，但没有创见，所以不能称为大师。
王朔：钱锺书是个“立体书橱”，只会背死书。
老侠：钱锺书是有学问，但既没有思想也没有方法上的独创。
苏小和：钱锺书不能算思想家，因为他没建立思想体系。
钱锺书真的没有思想吗？
你知道哈佛大学出版社是怎样评价《管锥编》的吗？
它说“《管锥编》著作体例古今未有”：
“这是本世纪关于古代中国问题的，最有洞察力和最包罗万象的著作，是研究中西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
世界最著名的英语出版商企鹅出版集团，其“企鹅经典”文库，在2000年之前只收入了两个中国作家的书。
一个是鲁迅，另一个就是钱锺书。
显然，钱锺书并非没有思想。
那钱锺书为何容易被人视为“没有创见”呢？
这和钱锺书的治学方法有关，因为他根本不屑于像其他人一样创建体系：“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都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他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
所以钱锺书并不想建立什么思想体系，而只想留下一些有价值的精妙见解。

这些见解并不是杂乱无章的，都服务于一个“特定问题”，即求证“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为了求证与解决这个“特定问题”，钱锺书不仅打通了古今，也打通了中西与打通了西西，用文艺评论的方式给出了分析与答案。
与钱锺书类似的还有著名文学理论家哈利·莱文。
莱文是哈佛大学教比较文学的顶级教授。
记者朱虹在《两位文化巨人的相会》中写道：上世纪80年代，莱文赴华讲学，访问了钱锺书，告别出来后，莱文教授坐在车里一路闷闷的，快到宾馆了，他突然冒出一句：“我自惭形秽！”我问：“为什么？”他说：“我所知道的一切，他都在行。可是他还有一个世界，而那个世界我一无所知！”
他那口气，透着无限的遗憾。
很多人觉得钱锺书不是思想家，但他自有他的粉丝和知音。
学者贺卫方有句话说得妙：“有人认为钱锺书先生不是思想家，那不过是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类型的思想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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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谜案10：钱锺书晚年为何没有大作品？
蔡康永写张爱玲时，有段话说得很有意思：
“拿所有三十年代作家来，放在张爱玲的身边，立刻分晓：白话文有白话文的土，文艺腔有文艺腔的土，左派左派土、右派右派土，一个一个不是青筋暴露、就是灰头土脸。唯一不土的是钱锺书，可他写一写又不写了。”
其实，钱锺书不是不写了，《围城》出版后，他并不满意。
他在1980版《围城》“重印前记”写道：“我写完《围城》，就对它很不满意。”
于是，他决定再写一本小说。
“我抽空又写长篇小说，命名《百合心》。大约已写成了两万字。一九四九年夏天，全家从上海迁居北京，手忙脚乱中，把草稿扔到不知哪里去了。”
钱锺书后来想重写时，不料反右、文革等动荡发生了。
待一切结束时，以前的构思却早已遗忘：“事隔三十余年，我也记不清楚当时腹稿里的人物和情节。”
这部《百合心》就这样胎死腹中了。
“假如《百合心》写得成，它会比《围城》好一点。”钱老说。
真是一个天大的遗憾。

钱锺书想写的并不只是《百合心》。
1978年，他在给郑朝宗的信中说：“假我年寿，尚思续论《全唐文》《少陵》《昌黎》《庄子》等十种。”
最惊人的是他想写另一部“管锥编”，现存的《管锥编》，是联系世界文学来商讨与映照中国经典准则。
另一部“管锥编”，是用英文写一部评述西方文学的论著，是对照中国文学来商讨与映照西方经典准则。
这部大书，先是被动荡耽搁了。
动荡结束后，因为爱惜自己的作品，他又花费数年修改了《管锥编》《谈艺录》。
八九十年代，钱锺书被媒体炒得大热，于是国内外朋友、学者常来信求教与问候，钱锺书被迫不得不回信答复。
杨绛说：“他晚年平均一天要回三封信。”
钱锺书感叹：“我几乎成了写信的动物。”
写作计划，就因这些原因而搁浅了。
这于他，是一声叹息。
而于中国文学史，却是一个大遗憾。
1998年12月19日，钱锺书撒手西去。
他死后，著名学者余英时这样写道：“默存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在20世纪最高的结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20世纪同时终结。”
钱锺书并非完人，但他是个货真价实的读书人。

转载自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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