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以国家为单位的全社会之问题并提出解决之道的人很多很多，指点江山者熙熙攘攘，但其中多数是具有阶级立场的。这个阶级是全社会内部的阶级，不管它多么庞大，都是局部。也就是说，这些人要解决的问题，只是站在他的立场观点来看的问题。所谓多数人做主的民主原则（不论其本质上是否如此和有无做到），也不是“全社会”思维，民主之民不是全社会，只是全社会的一部分，只是这个局部占比较大而已。有人惯用“人民”“人们”“人类”之类词语把自己这个个体打扮成全体，这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在转换问题或者说是在制造新问题。
        放眼全局，有没有对全体人类共同的问题？有！这就是把人类当作一个自然界物种来看待自然界与人类的关系。马克思说，人首先是自然物。但放在自然界当中看，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鼻祖黑格尔已经说过了，存在就是合理。合理，当然就是没问题。
        因此，所谓的问题，只是人类作为社会人而非自然人内部的人为问题。因为价值判断是个人主观性的，所以人群当中因为价值观念的差异而分为不同的阶层或者说阶级，相互之间为ought而争执不休，这就出了“问题”。问题就是——找不到基于自然事实的、一致的价值判断。所谓解决问题，就是要寻找一致的“应该ought”，但这显然是徒劳的。毛泽东就断言，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分左中右。这话听起来并不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断，倒像是一个休谟哲学的推论。
        当今人类社会的状态，一切所谓的问题和需要改变的对象，都源于“生存竞争”。而更进一步地，竞争的存在，物质基础源于所谓的“人口资源矛盾”的存在，但实际上是资源的用途问题，即应该怎么使用（分配）的问题，还是一个应该ougt问题。这个是“产品”问题。而能力具有差异性的人类个体具有相同形态的诉求——公平性要求（本质并不相同。因为公平二字各自解读）。
        “人口资源矛盾”这个词语其实多有不妥。人口指总量，但总量是谈不上问题的合理存在。所以，问题只是资源在人群中的分布问题。
        分配一词在经济学当中的含义是“分布”，即财富的分布格局。大家习惯了用分配替代分布，权且这么说吧。不过应该知道，在一个私有制社会里，没有什么人给你分配什么之需，而能分配给你什么的人都是掌控公权力的人，能被分配的东西也只能是公共品。所谓人口资源矛盾，公有制下是分布的公平性问题；而在私有制下，就是私有制本身。
        哪一种政策可以解决资源在各个社会阶层当中的分配问题，满足差异性个体的公平性要求，就是终极的解决方案。
        先说生产，即总体人口资源矛盾的解决。策略不外乎开源节流。
        开源。以现有的人口劳动力，生产更多的产品。为了更多的产品，需要不断地提升生产手段。
        节流。产品的多少是相对于消耗产品的人口而言的，是相对于个人的需求而言的。一个庞大家庭和族群与一个小家庭的所需是不同的，它还需要更多的资源来进行生产。
        这就是节制人口生产的思想根源。早在之前的英国，马尔萨斯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提倡节制生育。减少人口增长，就是节流思维，要直接减少竞争的恶性发展和加剧。
        需求是一种欲望，节流包括节欲。即便是较少的人口，如果人人贪得无厌，照样是人口资源矛盾突出。
         生产问题，政策偏于总量。但分配问题，就是侧重细节了。总量再多，人类个体所得可能仍然解决不了其自身的所需，供需矛盾在微观层面依然存在，如果这种微观层面的矛盾存在普遍化了，形成了马克思时代他在《共产党宣言》当中描绘的庞大的“无产阶级”阶层，也就转化成了宏观的社会问题了。
        但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欲望也是生产力，是促进生产力持续进步的动力。从十八世纪中期开始的工业革命经半个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已经创造出了令马克思叹为观止的“庞大的商品堆积”（《资本论》正文第一句，来自《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3页）。但也同步创造出了这种生产方式的“掘墓人”——庞大的、生活贫困的无产者阶层。商品堆积之庞大和无产者队伍之庞大。都是事实，不是马克思无中生有的杜撰。
        这从另一方面让我们认识到，从生产入手，并不能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全社会”层面的问题。因为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嘛。但这可以解决对外部的生存竞争问题——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一个小小的岛国变成了一个统治全球的“日不落帝国”。所以生产力策略，解决的只是对以国家为单位的全社会的“外部”问题。故而，当今执政者说中国要想立足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发展经济，这是对的。当然此时是把中国人当做一个整体考虑的，对外是一个整体，不考虑民族内部纷争。
        当然，外部问题的存在是客观的，加以解决也是必要的。马克思看到了这种生产资料所有的私人化与生产的社会化的矛盾存在，他提出的策略，就不是反对生产力的发展，而是把外部问题内部化。《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和《资本论》的扉页题词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如果开源节流并举解决了生产问题，剩下的问题就是产品分配了。如果分配机制必然地导致贫富分化，如商品经济的市场机制，则社会问题从根本上如故尚存。

        共产党提出的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物质与精神需求的政策目标，本身就只是“开源”思维，开源而不节流。它忽视了个人欲壑难填的贪婪，说到底还是一个“人定胜天”的思想。过去实行的计划生育采用的是节流思想，现在又放弃了。要命的是——这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对主动调节人口生产策略的放弃！
        对不节流状态下任意膨胀的需求做出供给保障，这可算是一个豪气冲天的承诺了。能做得到吗？
        撇开一些别有政治用心的人不谈，暂且将反中国计生人士的出发点善意地解读为他们对中国人口资源矛盾的认识有别于他人的独到之处。问题归结于，人类究竟是愿意把自己当作自然人来看待，还是将自己当作社会人来看待。如果是前者，就要接受大自然的生存竞争丛林法则，接受强者为王败者为寇，别再纠缠什么公平性问题。如果是后者，就要有主动调解自身生产的意识和手段。
        接受自然人思想的人其实不少，天人合一，回归大自然等等思想古已有之，但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默认自己就是一个有能力胜出者。而接受社会人思想者则强调对弱者的人文关怀，不希望看到有个体因为人口资源矛盾和其自身能力而落败，一个都不想少。
        资源人口矛盾，再根本一点说，就是人的需求问题。需求分两类，必要需求和非必要需求。必要需求亘古未变，现代人比起老祖宗的饭量没有什么变化，穿衣的尺寸也相差无几。变化巨大的是非必要需求。而非必要需求基于价值判断的变化。过去淡饭布衣，如今要锦衣玉食；今天觉得紧身裤美，明天觉得喇叭裤好，这正是一幅不断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求的图像，正是价值判断因时而异的主观性的表现。
        所以，终极的解决之道也只能只是一个原则，而不是具体的僵死的条框，还要考虑给善变的价值判断留下可变空间和可能。
        西方经济学到今天，信徒都自称不做价值判断只做实证研究（事实判断）。但经济学也面临着自身有什么用（学术价值）和存在意义这个问题。几乎所有的经济学都是政策爱好者。政策是干嘛用的？就是指导人们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的，是规范行为的，是价值规范，制定政策检讨政策修订政策，这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何言不做价值判断？！资产阶级价值观的经济学家说私有制好，应该按照私有权不可侵犯的价值观念来制定有利于资本的政策；但无产阶级的经济学家说公有制好，应该废除私有制制定公有制的社会制度。每个经济学家的对面都站立着与其观点相左的经济学家，针锋相对，争吵不休。
        热衷指点江山经国济民的读者，你如果把民看作是全国之民而不是某阶层之民，你指指点点我挺你！你可有招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