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自己不相信却努力使别人相信的学风
一般地，目前国内绝大多数的实证研究文章都属于这一倾向：自己不相信却努力使别人相信。一方面，这些人知道自己在数据收集、处理乃至模型建立过程中充满了种种的捣浆糊行为；因此，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研究成果，甚至打心底里也对这样的研究不以为然。事实上，他们之所以又会从事这种研究，仅仅是为了搏取一些声誉，把它作为获取利益的一种手段；正因如此，一旦成名或者一有机会就很快转入其他行业，“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商”乃至“学而优则导（捣或盗）”。试问，在当前经济学界，还有多少人真正地潜心于理论探索呢？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文章在行文过程中往往可疑雕琢出一个看似 “漂亮”而实则繁琐的形态，那些完全不了解论文“制作”过程中种种浆糊倾向的读者就会想当然地相信这些研究结论，那些编辑们则基于降低“风险”的目的而更倾向于选择这些“规范”文章。当然，读者或者编辑也不是绝对地对这种结论表示认可，而是形式上的接受，或者是“姑且听之”，这是因为数据的处理增加了他人批驳的难度，否则提出批驳必须对别人的实证过程重新作一番分析，而目前绝大多数学者是没有这份“闲心”和“勇气”的。而且，匿名评审送阅的那些专家往往都是大忙人，审稿本身在他就是工作之外的一种免费的服务，因而绝大多数也不可能愿意进行真正细致的评审，戴维斯和赫斯甚至认为，“一篇文章发表时，我们很难说除了作者之外，其他人会对其内容的好坏有透彻的了解。”[3]
特别是，在普遍崇尚数量化的经济学界，那些专注于模型构建的文章获得发表的机会往往具有马太效应；究其原因，更多类似倾向的学人担任了这种审稿工作，编辑也乐于将这种文章送给倾向类似的审稿人。但是，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这种研究基本上是没有实际用途的，甚至不仅没有增进人们的认识而且直接就是误导性的；近来，不是有数量经济学领域的权威就指出，目前发表在《经济研究》等杂志上的有关数量经济学的文章有2/3都是错误百出的吗？事实上，目前一些被认为是高级别的刊物上所发的文章几乎都是学生的模仿之作，但试问：这些学生有几个懂得真实的经济现象及经济行为？同时，他们又掌握了多少经济学理论知识？事实上，就笔者对学术的长期接触判断，目前绝大多数学生对经济现象的理解都非常肤浅，理论学理论素养更是差强人意，甚至连最基本的《国富论》这样的经典著作都丝毫没有接触过。然而，仅仅学了教材上的几个抽象原理或者数学模型之后，这些青年学子将一些“现实”数据套在这些模型上后就开始鹦鹉学舌般地研究了，而且，还往往在所谓一流学术杂志上发表。显然，这种现象对国内学术简直就是一种讽刺。要知道，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它的研究乃至理解都需要非常广博的知识；特别是，作为一门致用之学的经济学，无论是在理论探索还是实践应用上都需要最大可能地借鉴社会科学而远不仅是自然科学所积累的知识，而这是需要长年认真而艰苦的积累呀！[4]
显然，学生的这类倾向也是与其导师的学风和行为密切相关：大多数经济学教师为了职称升迁和课题奖励而埋头于所谓的实证研究，除了几篇paper或者一些数据外，书桌案头上、书架上的理论书籍几乎空空如也。同时，这种学术研究倾向也与流行的经济学教育取向密切相关，试问，当前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在课堂上真正学到了什么呢？一方面，当前的经济学教育提高了学生对待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认知能力了吗？显然没有，因为热衷于主流经济学观点的灌输根本不是素质教育，局限于数理的推导也根本无法提高学生的思辩能力。另一方面，经济学专业所训练的是什么样的技能呢？能解决实际社会问题吗？当然不能，因为经济学课堂上训练的那些运算技能并不是真正的“可应用于实践”的技能。在某种程度上讲，理工科的很多教育内容也是技能训练，这种训练也确实能够解决今后在工作或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无论是制造一个小模型还是搞一些小配方都是技能的应用；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对学生论文训练所提供的技能对今后在社会上所具有的应用价值几乎等于零，因而在学生离开了学术界而进入社会之后，这些训练几乎就成为永无产出的沉淀成本。正因如此，这一点几乎已成为当前学术界的共识：大学教育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上不能教会学生做学问，尤其是做大学问，下也不能使学生具有基本的生活和工作基本素质，以致大学四年下来却“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这种情形在现代经济学教育体现得最为充分。
当然，经济学课堂上所训练的那种技能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否则，就不会有如此多的学生青睐于此了。那么，究竟是怎样的技能让青年学生如此不计成本地凑集呢？这就是教会学生如何撰写一个让他人满意的paper之技能，这种技能有助于学生今后不断地写出相似的文章，从而可以用于评职称、接课题以及安身立命；多迪默就指出，“一旦学会了知道怎样做方面的基本知识，没有任何事情比建立模型更容易，并且更容易出文章”，也正是“采用了此种方法才使得数量稳定的研究成果成为可能。”[5]因此，如果说主流经济学能够在课堂上教给学生某种技能的话，也就是炮制paper的技能；而且，如果受训练者还会继续留在学术界，则可以进一步以此方式训练更多的后来学生。但是，必须清楚，当前的这种paper制作仅仅是一些学者自娱自乐的游戏，或者是为了获得奖励、科研资金等金钱回报，而由于其“太高明”而没有实际用途的；一些颇有自知之明的“主流”经济学者往往会自嘲说，“所谓主流经济学，就是解决一大帮无所事事的人吃饭问题的经济学”。问题是，我们的社会却竟然如此慷慨地、心甘情愿地把大量的稀缺性的时间、金钱和人力投入在这些方面，仅仅是解决那些人的吃饭问题，而我们的“学者”竟然心甘理得地享受这种“供奉”（尽管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岂不可惜、可叹！
那么，这些主流经济学者何以愿意并且能够创造出自身的需求呢？王曙光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来对这种经济学知识的生产进行了分析：主流经济学家们所习惯的独特的话语系统中包含着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所陌生的貌似高深的数学语言以及许多由经济学家所创造出来的晦涩术语系统，这些话语系统构成一种“市场准入”障碍，加大了其他学科进入经济学领域的交易成本，甚至也加大了经济学不同分支之间相互沟通的成本；尽管这些话语系统所表述的思想也许非常浅显和普通，但是形式上的包装所造成的“市场准入”成本，使得经济学成为一种难以接近的深不可测的学问。[6]显然，这种思想深度与学科范式之间的悖论是导致经济学充满信息不完全的主要根源，从而也极易产生经济学研究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一方面，就道德风险而言，一个学者进入经济学主流群体后会有一种来自这个学术群体内部的压力和他自身想维持现有位置的动力，这两种力量使得他会有一种激励去努力生产不具备思想深度和学术价值却充满隐晦的术语体系和貌似高深的数学语言的经济学知识；另一方面，就逆向选择而言，在进入经济学的主流群体之前，越是缺乏独特与深刻思想的经济学研究者，就越是有动力以各种形式的包装寻求主流的认同与接纳。显然，这些人主要是那些数学专业背景或其他理工科背景的经济学研究者，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迅速熟悉并运用主流经济学刊物上充斥的各种数学语言和术语系统并不是困难的事，他们甚至会努力凭借学科背景创造出更具“市场准入”门槛效力的数学表达和术语系统。当然，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就在于当前学术界和实务界真正关心理论的人太少了，那些当权者也由于无知而太好糊弄了，仅仅凭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模型就可以诓取大量的课题和奖励。也正是为了能够在这些所谓的主流杂志上发文章以获取金钱奖励或职称升迁，即使那些数学底子差劲的人也要花费九牛二虎之力来模仿这些数理文章；大家凭良心想想：假如这种数量模式的研究不是与文章发表、职称晋升、课题奖励等紧密挂钩在一起，那么，还会有多少人愿意从事目前这种研究？

事实上，就笔者与那些曾在所谓一流杂志上发表“论文”的学生的交谈，他们大多也是不相信自己搞的那些所谓研究，所以毕业后大多选择离开学术界；但是，基于目前学术界扭曲的评价和激励机制，大量的青年学子不得不专注于写这些自己也不相信的违心文章，并以此获取金钱、声誉上的利益。而且，在这种情形下，那些学术良知还未完全泯灭的人也不得不竭尽全力试图在“行为与良心中作出协调，作出各种复杂的解释以证明他的这种工作对他的良知和节操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7]但是，正如弗洛姆指出的，“假如人们追求相互抵触的目标，人们也会患上精神病的。他们会失去平衡，失去自信，失去辨别力。他们不再知道什么对他们有好处”，[8]结果，长期未解决的冲突最终往往导致这些学人逐渐患上头疼和晕眩等精神失常病症。特别是，不管是那种把学术视作敲门砖还是不得不在良心和浆糊学术之间的协调的人，他们在内心上一般都会孳生出轻视学术、轻视学者、轻视教师的心态；并且，逐渐地会形成了犬儒主义的态度，把所有的学者之行为都看成是自欺欺人的捣浆糊，把知识教师看成是识字僵尸。正因如此，笔者以为，当前知识分子地位之低下已经不是政治上的，而是社会舆论对他们自身行为的自然反应，是他们日常行为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因为，这些“行为人师”者本人就以金钱来衡量社会贡献和地位，不但教学生如此，自己也如此躬行。当然，目前教师一职似乎逐渐成为越来越多的学生在毕业后的选择，但这也不崇尚教师的人格，而是这份似乎还算“可以”的薪水，甚至主要是提供了一个游刃有余于社会的平台，特别是这个领域充满了捣浆糊的机会。显然，此种学术倾向真正到了非扭转不可的地步了！

三、自己相信但别人不相信的学风
目前在孜孜于非主流思想梳理和探索的学者则大致属于另一类型：自己相信但别人不相信。一方面，这些学者大都有自己的研究理念，不会随意跟随主流；并且，经过长期艰苦的学习和思考，逐渐形成了自己对观察问题的视角和观点。所谓“诗穷而后工”，正因为是在困境中取得的认识，因而他们非常相信自己的研究，实际上，这也是他们往往甘愿做冷板凳的精神支柱所在。另一方面，尽管探索者相信自己的研究，但其他人却不愿“苟同”，这至少有这样四方面的原因。（1）思想的认同本身需要具有相似的知识背景和开放的学术态度，而受特定的学科范式之熏陶，绝大多数学人不具有与研究者相似的知识基础，也不知道其研究的思维和目的，甚至也不愿花心思去搞明白那些新思想的含义，从而也就不会去欣然接受他；除非这种接受可能带来其他学术之外的收益，这就如当年接受马克思学说可以获得政治上的收益，而目前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说可以获得物质上的收益一样。事实上，正如熊彼特指出的，“新的想法，除非经过谨慎的推敲，辛苦的辩护，并清醒提出，简直是不会发生影响”。[9]（2）思想的传播本身就是个渐进的过程，现在的主流实际上是过去的异端，从这个角度上讲，追崇主流的人更是过去思想的奴隶，但一般人本质上都是盲动的；埃克伦德和赫伯特就认为，“我们的思想类型，我们的思想在其中形成和变动的框架，我们借以表达思想的语言形式，以及支配它们的规则，这一切都是古代人的产物”。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思维，行动也往往受前人思想的影响，尽管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例如，哲学家冈珀兹就指出，“甚至那些没有得到古代大师学说的著作的人，那些没有听说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名字的人，也处在他们的权威的魔力之下”。[10]（3）新的思想往往源于学者基于日常人伦的沉思，它虽然极具启发性却往往朴实无华，因而，在没有上升到时人追慕的漂亮模型层次之前，特别是，在还缺少时下迷信的基于原始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的情况下，这些新思想往往无法“迫使”其他人表面的“诚服”，任何人都试图通过牵强附会的反例来否定新思想的合理性及其意义，除非新思想的提出者是那些具有极高地位的人物。譬如，一些主流学者就宣称，只要没有数学的文章都是不值得看的，而一看就明白的文章则是毫无价值的。
特别是，（4）新思想的提出往往得不到当世“学术权威”和“学术媚俗者”的支持。一方面，学术权威的建立往往付出了巨大的成本，这些“权威者”显然不愿让这些付出成为没有收益的沉淀成本，从而要刻意维护它，证明它的价值。事实上，顶级的“权威者”往往成为保守者，就如当前阿罗、萨缪尔森、德布鲁以及弗里德曼等极力维护新古典的研究困境一样；庞巴维克甚至宣称，科学只有等到老教授们一个个死去才会进步。另一方面，即使新的思想为那些次一级的学人所认同和鼓吹，但由于整个学术已经受那些媚俗主义者所支配，这些媚俗主义者基于功利的考虑也不乐于接受这些新的东西。例如，沃因就指出，“一个明显的理由是科学家不愿意看到大量积累的智力资本被废弃和毁灭。那些为掌握现行理论作出过艰辛努力并运用它工作的人尤其不愿意看到还有其他更加有用的真理。他们具有通过贬低和漠视新理论抵制它的动力，这就是人”；[11]同样，布坎南也指出，“对于任何一个在本世纪（20世纪）里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人来说，要他放弃掉错误的模型和前提假设——这正是学术分析方法的特征——实际上很难”。[12]此外，即使是以追求学术的真正学者，他本人的认知也深受以前知识的熏陶，这种先入之见不但会千方百计地为自己信仰的传统理论辩护，而且也会竭力排斥新的理论和思想。事实上，也正如熊彼特指出的，“科学界似乎并不总是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教授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在气质上不愿承认别人是对的。在所有时代和所有地方的情况都是如此。”[13]正因如此，思想史上很多重要的思想往往都会被埋没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甚至永远不为人们所见；例如，边际效用的先驱古诺、杜普伊特、戈森、劳埃德提出的思想长期都没有获得重视，熊彼特认为，“它表明了这个时期的经济学家缺乏警觉和纯粹科学的兴趣，这又足以说明为什么经济学不曾有更为迅速的发展。”[14]
西方社会尚且如此，中国社会更是如此，在当前犬儒主义盛行的中国经济学界尤为严重，新的思想更难获得认同和传播。一方面，真正的思想都是在消化了众多知识之后而形成的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它可以旁征博引或六经注我，但决不仅仅附着在前人或西方“前沿”学术上的注解；究其原因，如哈耶克所指出的，他们已经把前人或他人著作中有价值的思想融为已有，而将那些没有多少价值的东西完全抛弃或忘却了。然而，在学术已经丧失自我很久一段时期的中国社会，世人很少关注和认可国人提出的理论、观点甚至是有体系的思想，而更偏好于我注六经或者集合“他注六经”的观点介绍；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自成体系的观点和理论甚至都没有交流的对象，更不要说还要得到普遍的认可了，因而这些学者只能默默地把自己的思想作系统的阐述而最终形成厚厚的书稿。另一方面，尽管国人的知识积累实在差强人意，但无知却往往会转变为狂妄，结果人人都很有“思想”，都成为“绝顶”的“思想家”，谁都可以海阔天空地发表高见；因此，整个学术界就形成了这种庸俗而犬儒的观点：模型有复杂简易之分，而思想却不分高贵低贱，更没有对错。事实上，正如斯蒂格勒所说的：如果你说自己是个物理学家，听者会回应：“物理学我不懂”，而不再说下去；但如果你说自己是个经济学家，听者会回应：“经济学吗？我不懂，但我认为……”，跟着滔滔不绝。特别是，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学界就更是如此，如果你给他一篇数学模型的文章，他懂得越少就越叹服：高深呀！但如果是文字性文章，那么，他即使在这方面实在一点也没有接触或研究过，也可以振振有词提出自己更有见地的“高见”，除非你是那种已经被“包装”了的“权威”。因为既然你不是权威，为什么偏要相信你呢？吗？如何就相信你讲的更有道理？
当然，思想的相对性和主观性在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中尤其明显，这不仅是因为经济学所关注的对象本身就是复杂多变的，也是由于经济学至今还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认知方法；甚至由于对经济学这门学科本身的特性也存在认知扭曲，导致经济学中的错误推理往往比其他学科中还要严重。早期的沃克就写道：“几乎没有什么人胆大妄为到要向化学家或机械师通过终身学习和劳作而积累的知识挑战；但是，几乎所有任何有读写能力的人都自以为有权利就贸易或货币问题提出和坚持自己的主张。连续多年来的经济学家文献，包含了具有科学精神的著作，也出现了一批对经济史一无所知、对经济观察不屑一顾的最平庸、也是最臭名昭著的著作。此种情景真好像占星术与天文学之间、炼金术与化学之间的你追我赶。”[15]正因如此，那些掌握资源或话语权的“经济学家”也可以毫不理会新的思想反思，因为经济学理论本身就很难获得证实或证伪。这样，一方面，那些传统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依旧在大肆宣扬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一如既往对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进行“思想”上和“观点”上的批判；另一方面，那些新兴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家则热衷于在“对基本概念漏洞百出的分析，思维的混乱，以及把错误命题看作不证自明的公理”之上构建数理模型和计量模型，“在这些场合，演绎推理被派上用场，但不管推理发生效力所必要的条件是否存在，推力的结果就被拿出来了。”[16]

然而，尽管思想本身没有绝对的对错，但它也决不是信口雌黄，思想的好坏也不是没有判别标准：一方面，任何思想都需要经受经验事实的检验，只有被更多经验事实验证的思想才更具说服力和生命力；另一方面，任何思想都需要经受逻辑一致性的检验，只有在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下提出的思想才更具说服力和生命力。正因如此，思想的产生不是无中生有性的，而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要经受认知的训练和理论的熏陶；而且，思想的发展或者一个更全面系统地思想的形成一般都需要建立在对前人文献梳理和扬弃的基础之上，思想的说服力也体现在认知主体本身知识的渊博程度上。然而，这两个条件在当前学术界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一方面，经验事实的验证需要艰苦的努力，有时甚至要花费几年、几十年乃是数代的时间，也正因如此，以前那些经典著作中的思想更值得和容易得到传播，因为他们受到了更为长久的检验；但是，在功利主义盛行的时代，没有多少人作长期的检验工作，却往往片面地寻找某些特殊的案例或事实来“证实”自己的理论或观点，这也是当前庸俗的计量分析大兴其道的原因。另一方面，思想本身也具有非常强的思辨性，它需要静下心来进行更为深入的交流或交锋，只有保有真正的求知态度来进行思辨，谁的见解更有道理也就不难辨别了；但是，在当今如此功利的学术氛围下，谁有这份“闲心”听你讲，与你辩论？更不用说，文人历来有相轻的弊病。
既然那些毕生从事学术思考的人尚且如此，那些打着“学术”的幌子而行牟利之实的人当然也就更是如此：那些被热炒而控制了学术话语权的明星学者们根本不会与你进行真正的交流。西方学术界如此，中国学术界更是如此：因为非常不幸的是，当今中国真正的学者异常地少，而盛行的大多是功利之徒，学术界也充斥了一群东郭先生；特别是，这些人本身就天生迟钝，只知跟随所谓的主流，效颦于西方的学术。譬如，笔者就听到一些受到吹捧的老师在教授主流经济学的模型时就常常有这样的口头禅：“你不要问为什么，而只要记住就行了”；也有另一些教师就这样回答学生对数学计量化的有用性质疑，“关于数学模型的建构，你只要信就是对的，而不信我也没有什么办法”。显然，这根本不是科学的态度，而是把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当成了宗教信仰了，但这就是当前经济学界所崇尚的研究现状。事实上，也正如伯里所说的，“他们的精神界里的信仰都是不加疑问而承受的，并且是坚执不疑的；凡是推翻现存社会固有秩序的事，他们本能上都是仇视的。……社会上的大部分是这一种人，一切新观念和怀疑各种固有的信仰和制度的意见，在他们看来，都是罪恶的，他们的理由就是与他们不适合。”[17]正因如此，即使在学术多元化的现代，那些具有开创性和学理性的研究论文发表以及被认可往往是相当的困难，不仅布坎南所创立的公共选择学派根据地不得不多次搬迁，科斯的代表作则被冷落了60年之久，其他诸如塔洛克、阿克洛夫等人的早期论文也都一再遭受退稿的命运。一方面，具有思想洞见的开创性论文往往难以用高深的符号来表示，这样，这些文章就显得太容易懂了；另一方面，任何社会科学的文章实际上都不可能是全面的，既然如此，而这些开创性论文又与主流的观点不符，那么，被拒也就是理所当然的。这种情况在当前中国学术界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目前正处于“惟洋是瞻”、“食洋不化”的阶段；而且，中国真正缺乏学术氛围，那些（并不专业的）编辑们往往凭一些似懂非懂的见解就宣判这种理论是过时的或者是错误的。

四、两种扭曲学术取向的原因及反思
当前，经济学领域的青年学子之所以热衷于计量实证，关键在于，这类文章增加了审稿人或他人批驳的难度，从而更容易发表。一者，一般的学者是没有这份“闲心”和“勇气”来对实证数据和结论进行考证的，因为要批驳必须对别人的实证过程重新作一番分析，而这要花费相当的精力；二者，那些编辑也不敢也不愿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考证，因为这本身就受编辑学识水平的限制。正因如此，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这样两类现象。一者，使用复杂数学符号和计量程序的文章被大量发表，而且，这些文章因并没有提出什么实质性新观点而很少有人看。事实上，有人就把当今经济学论文视为“两个半读者的文章”，其中作者本人和编辑看了，可以算两个完整读者，而另外半个读者则包括审稿人、主编这些把关者以及试图寻找有利自己观点的引用者。二者，此类文章却被相关文章所大量引用，尽管绝大多数引用都是轻描淡写地对前提假设或结论的简单摘录。事实上，发表在《经济研究》之类刊物上的文章之所以大量被青年学子所引用，主要是为了使自己的文章也容易发表，一方面可以显示对本领域最新文献的把握，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熟悉文章发表的套路。而之所以产生这类现象又在于，在论文写作仅仅是作为职称评定或课题申报的学术制度中，很少有人真正来对别人的推理过程或者数据来源作仔细的考订；或者，一旦真有人有此闲心，那么他便可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另一篇重要研究论文，似乎理论推进了（尽管自身分析可能存在更大的过程）。显然，这两种情形都必须以这篇文章得到发表为前提，否则，就此展开的文章写作就成为无的放矢了；而在仅仅关注文章发表数量的学术体制下，不管文章是如何错误百出、今后会遇到怎样的批判，只要能够发表就是写作的唯一目标。
而且，不但别人可以作这样的理论“发展”，自己也可以，我们不是经常看到一些学者往往是将自己以前的研究（假设或过程）推翻而不断形成新的研究成果吗？特别是，等过了一段时间，最初文章的“创作”者有了新的想法后，于是又来写一篇文章进行矫正，美其名曰理论得到了发展和完善。这种情况也是当前美国学术界的主流倾向：很少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著书立说，而是凭借特定的假定和工具就开始不断地写文章发表；其他人竟然也热衷于炒作这种文章以显明自己通晓前沿，如克洛尔和豪伊特就指出，“近年来专业期刊上许多论文都是在热衷于扩充或改进某一篇‘精品’论文或某一部‘优秀’著作。因为某一篇论文或某一部著作几乎才刚刚问世，就有许多学者声称他们的工作是匆匆得到启发而做出来的”。[18]主流经济学家往往批判传统的文字型经济学家（如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拍脑袋想问题、写文章，而缺乏严格的逻辑，但他们自己何尝不是呢？在没有深厚知识积累的情况下，根据最新的几篇文章就开始冒出了一个新念头，然而再尽力寻找数据来作些功能性的回归分析，于是一个新的研究出现了，却解释不了这个研究结论与已经存在的研究存在多大的差异。正是这种研究风气，造成了当前论文的膨胀、期刊的繁荣。关于这一点，斯坦福大学前校长也举了很多例子，其中一个例子是：
有一篇论述了一项很小却有用的科学进步的论文，在一家杂志上发表了。但编辑很快就发现，该文已经在另一份杂志上发表，其形式完全相同，只不过作者另外写了一个摘要，进行了几处文字修改，改变了一下图标和数字，以反映论文前一次发表之后因为增加被试而得到的新结果（被试是以前的三倍，但结果几乎没有变化）。作者用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题及前一篇文章，并将其列入参考文献。在回答编辑的质疑时，作者指出，由于有较大规模的新被试，那么即使行文相似，再发表一篇文章也是有理由的，而且后一篇论文已经明确地提醒编辑和评审者，该文是先前论文的更新版。……（那么，尽管）作者增加了一定量的新数据，这是否就有充分的理由说明单独发表一篇论文是正当的呢？考虑到结果基本相同，其他方面也极为相似，多数学者和编辑都会选择否定的回答。[19]
正因为当前的学者往往为和发表而写作，以致绝大多数人在写作论文时都很随意的，都希望尽早将海很不成熟的观点推出来；结果，万变不离其宗，尽管文章发了一大筐，但思想依然是那么空洞。例如，戴维斯和赫斯指出的，我们可以建造一个关于国际纠纷的“数学模型”，这个模型可能只是一些数学公理罗列的数理模型，也可能是一系列的策略以及与之对应得失矩阵的博弈论模型，或者是反映国际环境的状态变数的拟态模型；但是，无论你用哪一种方法都不大相干，因为你总能运算你的模型，然后发表，而且在改动你的模型之后，再作运算然后又再作一次发表。[20]布劳格曾一语中的地指出，这些经济学家玩的是“杂志的游戏”，也即，在一个主题上所写的许多看来不一样的东西实际上是无聊的，没有启发作用的；但是，目前的学者和杂志对这类文章却情有独钟和一往情深，这就不能不令人感叹当今的经济学已经走上了歧路。显然，如果说凯恩斯的观点多变的话，那么现代的经济学家更是如此；但令人奇怪的是，这种论文居然也可以获得崇尚“科学”的诺贝尔奖！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显然，这就与当前的学术大众化以及论文匿名评审制有关。一般认为，学术的大众化和论文的匿名评审制等强化了学术中的“主流化”现象：在学术大众化的年代，学术评价有大多数平庸的人士投票决定，这些平庸人士的学术取向、思维、方法乃至理论、观点就形成了所谓的“主流”；而且，为了维护这种既定的“科学范式”，主流者制定了一系列的论文“规范”来抑制其他非正统思想的挑战，这就形成了基于“规范”的匿名评审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主流经济学家可以封闭起来不与其他学派或学科交流而作“我向思考”的学问，以致学术圈中往往出现“傲慢的主流”：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者往往自视甚高，对非主流的挑战往往表现出一幅不屑一顾的样子，这严重窒息学术的发展。
科学哲学家M.波兰尼曾强调，科学研究是一项协作性的事业，他们只有在其前辈和其他人的思想、发现和错误的基础上才能作出革命性的理论突破；因此，在科学共同体中，单个科学家的自由并不单纯是一种自我表现的机会，更是有效地阻止探寻科学真理之共同行动的必要手段。正因如此，科学家这一天职有其独特的精神气质，在他相信自己得出了一项足以触动和提升其他人的研究的基础性发现时，他必须基于崇高的愿望道德而展开行动：一方面“如果他的研究得出了一项重要的发现，他就必须将之公布于科学共同体，哪怕他能够预见到一位作为竞争对手的科学家以此为基础可能得出一项使这一发现黯然无光的进一步发现。另一方面，他必须确定自己的确得出了本以为得出的发现，因为，如果贸然发表的话，他可能会误导其他人的研究，浪费别人的时间”。[21]显然，目前经济学流行的这种求新求变的论文发表制度不仅浪费了写作者本人的精力，更是误导其他学者的研究；如科斯就承认，他1937年的那篇文章就误导了张五常等许多人。正因如此，科学家应该保持较高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对自己的发现要抱有非常慎重的态度，否则社会必然会因此而直接和间接地付出代价。事实上，牛顿就非常藐视像胡克那样的人，因为他们也偶尔发现一个初步的、朴素的模型，却不能以韧性和能力把它发展成为一个研究纲领，而是往往根据一个肤浅的看法，仅仅是句旁白就构成了一个“发现”；相反，牛顿却直到他的纲领已经完成了一次引人注目的进步转换之后才予以发表，特别是在经过测量检验之后才最终把《原理》一书出版。[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