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宣言

                                       (网络初稿)

                                            前言

        人性就是人性，过去所发生的将来也会发生。——修昔底德。
                                    

                                           正文


在近现代的世界史上，如果我们要找一个既令人激动，又被视为罪恶渊薮的常用名词，非资本主义一词莫属。一直以来，资本主义一词带有极大的贬义，也难于对它做出简明的定义。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就是人性中本有的获利的欲望，自私心的表达；资本主义所宣扬的——就是长于、精于运用资本，以尽可能多的获利，这种获利与经济产出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人类历史上，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资本主义并不是个别的经济现象，而是人类对生活的一种态度，是人类精神最重要的内容。人的获利欲望和对自身利益的考量，独立于经济活动的任何形式，也独立于任何社会。


古希腊著名史家修昔底德深信，人性就是人性，过去所发生的将来也会发生。法国经济史家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出现的，其基础只能在人们千百年来的日常物质生活中寻找。如此看来，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三五十年或一百年中产生。在遥远的过去和当今之间，决不会有完全的断裂，现代的世界性的资本主义体系也不可能无中生有，它必定是一个整体的历史演变和扩张的过程，往昔的人的获利欲望和所为不断扩张并延续到现在，最终演变成席卷全球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在这种意义上，资本主义就是人性中固有的获利的欲望，它深藏于所有的人身上：皇帝、王公，大臣、贵族、富人、判官、宗教家、商人、侍者、学者、艺术家、运动员、士兵、车夫、妓女、贪官、赌徒、乞丐——概不例外。可以说，尘世中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有的人，不管实现其获利欲望的现实的可能性如何，全都深藏这种欲望，无论这些人是生活在古代、中世纪、近代还是现代，无论这些人是生活在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罗斯，还是在中国、日本、印度、伊朗、埃及。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人性基础。


根据布劳代尔的说法，资本主义应该是一个上层建筑，是一种“交换的系统”，应当细心的将之区别于“市场经济”。在我看来，应当更细心一些，将资本主义区别于“市场”，也区别于“经济”，因为资本主义不仅仅是“市场”和“经济”，而是一种综合的因素，一股人性涌动的力量。如果说资本主义是邪恶的，那人就是邪恶的，资本间的制约就是以邪恶制约邪恶。各种资本获利能力的占有、保护、转让、削减、提高，是资本的拥有人，对利益做了繁复的算计和博弈之后做出的妥协的结果。


资本过去一直被看作是一个单纯形容物质的术语——其原有的含义包括土地、厂房、机器设备和金钱等，这样的看法虽然是一个事实，但这对于作为整体的社会历史来说，却显得过于简单。出路就是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资本。人类社会中赖以获利谋生的资本，虽然不可能没有商人手中的财富资本，但却不可能仅仅是商人手中的财富资本，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古代社会的皇帝、学者、乞丐凭什么获利谋生？在我看来，皇帝主要是靠权力获利谋生的，这权力就是皇帝获利谋生的资本，我称之为权力资本；学者主要是靠智能获利谋生的，这智能就是学者获利谋生的资本，我称之为智能资本；而乞丐一无所有，也一无所能，他们靠什么获利谋生呢？他们主要是靠社会认可的权利获利谋生，我称之为权利资本。权力、财富、智能，权利四大资本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无所不在，可以涵盖一切人类社会中不同的文明进程。如此，以权力、财富、智能，权利四大资本间的分权和制衡，打破政治分权和制衡的神话，以权力、财富、智能，权利四大资本获利能力的占有、保护、转让、减低、提高来解释历史，打破以阶级斗争解释历史的神话，才能建立起一个兼容古今和东西方的历史。鉴于以上的理由，在分析资本主义和资本的获利能力时，必须把资本和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起来。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的理论，认定社会只有泾渭分明的两大阶级每天都在作着殊死的斗争，其他的阶层和群体要不依附于两大阶级，要不就根本不存在。其最典型的表述就是，一个先进的阶级胜利了（如资产阶级），一个落后的阶级消灭了（如封建阶级），一个先进的社会胜利了（如资本主义社会），一个落后的社会消灭了（如封建主义社会）；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程只是表现为新旧阶级、新旧社会的诞生和死亡。其实，历史、社会、阶级、等级、群体的划分——并不是象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及其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划分那样简单、清晰、非此即彼——更多的时候是复杂的、模糊的、连续的、混合的。在我看来，以权力、财富、智能，权利四大资本获利能力的占有、保护、转让、减低、提高来解释和划分人类社会历史，更符合历史的事实，更有历史的连续性，更能兼容不同文明的历史。因为权力资本，财富资本，智能资本和权利资本不像阶级、等级、群体那样易于产生和消失，它们在古代社会就已经存在，到现代社会也没有消失，从来没有间断过。区别只是各类型的资本在不同的社会中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获利能力也有强弱之别而已。


你不需要资本吗 ？那你如何获利，如何生存？皇帝和乞丐不需要资本吗？那他们如何获利，如何生存？在我看来，人类自私的本性，根本抵抗不了资本主义的力量，或者说，资本主义就是人类自私本性本身。现在，我尝试对资本作一个更为广泛的审视，在审视的过程中，你将会看到一个奇异而又合理的对资本的解释，你将会对什么是人性，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资本和资本的获利能力，你如何靠资本获利和生存，有一个新的看法。


人总是靠资本为生的，资本可以分为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资本。一个社会的职责，在保证生产性资本的合理的获利能力的同时，也应该保证非生产性资本的合理的获利能力，即同时保证商人、地主、放债人、企业家、经理、工人、农民、奴隶、皇帝、贵族、官员、军官、医生、律师、教师、音乐家、舞蹈家、演员、士兵、仆人、残障人、乞丐、等等不同类型的人的合理的获利能力。


如果要考察人类赖以获利的资本要素，不外乎权力、财富、智能、权利四大资本要素，它们组成了支撑整体社会的最深层的资本主义结构。而对当时的社会生存与管治至关重要的资本，就不可避免的成为社会地位和获利能力最高的，最受追捧的资本。如此，我们看到的资本主义就不仅仅是权力资本主义，财富资本主义、智能资本主义、权利资本主义这些互相外在的资本主义，而是政治、经济、文化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即整体的、综合的、复杂的资本主义。权力、财富、智能、权利四大资本的复杂的组合构成了社会的资本总体，而它们的拥有者，构成了社会的各阶层和群体，组合成了社会的总体。在我看来，社会的各阶层和群体，无论是中外的还是古今的，都把自己大部分的生命的精力，用于提高自身拥有的资本的获利能力，以至于生命中的主要活动，都与拥有资本和提高资本的获利能力有关。由于各类型的资本拥有者都希望维护、提高自身拥有的资本的获利能力，为此，他们世世代代不懈的努力竞争，或坚持、或改变、或拒绝现有的获利规则，甚至不惜动用暴力，惹来一代又一代的，难以承受的痛苦、灾难和死亡。


由于各种资本间获利能力的竞争，因此才有资本间的制限，才有不同类型的资本及其不同获利能力的区别，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存在，形成不同的社会、历史、文明。如此看来，对不同的社会、历史文明的确切认识，最重要的就是认识在什么社会、哪一个历史阶段，哪一个文明，四大类型资本的地位和获利能力如何？认识资本间的组合所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认识人如何可以因为所拥有的资本而成为皇帝、王公，大臣、贵族、富人、判官、传教士、商人、侍者、学者、艺术家、运动员、士兵、车夫、妓女、贪官、赌徒、奴隶、乞丐，认识人如何可以因为所拥有的资本或无比尊贵，或名利双收、或获利丰厚，或衣吃无忧、或终身为奴，或终身为乞、或饥寒交迫、或横死街头，诸如此类。


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是四大类型资本为其地位和获利能力互相依存、争斗、妥协、重组的过程，而资本主义就是资本和资本的获利能力的结合。资本是一系列不容易鉴别的获利能力，不断的处于拥有、保护、结合、转换、投入、获取、产出的无休止的纠缠，无休止的运作之中。资本的拥有者就是以自利为目的，通过诸如所有权、使用权、处分权，伤害权、生存权等等，诸如此类的理由，筹划或试图筹划“资本”的投入、获取、投入、再获取的获利运作，以确定自身的社会地位和获利能力。任何资本的拥有者，在筹划或试图筹划“资本”的投入、获取、投入、再获取的营利运作中，都会具有风险，区别只是风险程度的高低而已。而追逐高利和回避风险，是资本的本性。资本的获利能力的大小和风险程度的高低，虽然与社会生存与管治的制度有着必然的联系，但资本主义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社会制度，而是一种深植于人性中的精神。因此，社会制度的改变，只是表现出资本的不同组合和获利能力的变化，却不会产生，也不会消灭资本主义。只有深植于人性中的资本主义精神才能将不同的文明历史、不同的社会制度视为连续性的，兼容的历史。资本主义的消亡有赖于人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消亡，换句话说，就是人的消亡。消灭资本主义虽然只是一个幻想，但对非理性的恶劣的资本主义的批评，甚至激烈的批评对于促进社会的持续、良性（和谐）的发展却是必要的。


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各类资本间对资本的获利能力的认同、组合和调整的演变史。某一类型资本获利的高低，和其在社会的生存与管治中的地位或重要性有着明显的关系。文化、习俗、道德、制度则是规定资本的社会地位，调节资本的获利能力的成文的和不成文的规则。无论是在过去、现在、和可想象的将来，人类社会无法排除以资本获利为生的生活方式。如此，人类能够做的不是取消资本主义，而是改良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推行理性的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合理的限制或增加不同类型的资本的获利能力，让每一个人拥有获利能力足以满足其基本生存需求的资本。当然，这种理性的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也应该包括对环境的保护。人类社会可获利的资本表面上虽然名目繁多，但可以分为四大类型：一，权力资本（如公共权力等）；二，财富资本（如自然资源、货币、生产工具等）；三，智能资本（如知识、才智、艺术表演和体育表演能力等）；四，权利资本（如受教育、获得社会福利的权利等）。


汉语思想界应该建立一个具有高度兼容性的历史解释框架，其中的历史连续性和人性的持久性不应受到不同文明，不同历史阶段的割裂。在我看来，为了合理的做到这一点，在任何一个社会，权力意义上、财政意义上、智能意义上、权利意义上的资本，不管它们与社会的经济产出是否有直接的关系，都应被看成为具有获利能力的资本，区别只是社会地位的高低、获利能力和获利风险程度的大小而已。而权力、财富、智能、权利四大资本之间所形成的、整体的、惊心动魄的资本运动，就是最基本的社会历史。不同类型的资本的社会地位的高低、获利能力和获利风险程度的大小，取决于社会的生存与管治的需要。在古代中国，社会的生存与管治的需要，倾向于认同权力资本的重要地位和社会难以控制的，惊人的获利能力。相对来说，财富资本、智能资本、特别是权利资本处于依附于权力资本的地位，获利能力受到轻视，风险也高。


在我看来，以四大资本来解释社会历史，可以避免马克思单纯以财富资本为中心而作的简单化的阶级分析。例如，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就很难对政治家、律师、学者、企业家、左派领袖、甚至他自己本人作准确的阶级定位，不得不把他们和自己或视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或视为小资产阶级、或视为无产阶级的代理人。再如，按照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框架，也很难说明皇帝是靠什么获利的。在皇权至上的社会，皇帝是国家权力的拥有者，而所有的土地、山林、矿产、河流名义上都归国家所有。但皇帝并不靠经营国有的财富资本而获利，而是靠经营权力资本而获利，直到整个权力系统崩溃为止。皇帝就是以权力作为获利的资本，而且，他的获利方式也难以货币的收支做出准确的计算。


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解释皇帝(获利无数者)和乞丐（不劳而获者），这两类与经济的产出没有直接关系的人，所拥有的获利能力和获利方式。前面说过，皇帝主要是靠权力资本以获利。乞丐主要靠权利资本以获利，包括行乞的权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对以皇帝为代表的权力资本的惊人的获利能力实行越来越严格控制和监督，对以乞丐为代表的权利资本的合理获利能力实行越来越有效的保护，是文明社会进步的特征，今后无疑仍将如此。如果一个社会无法，或难以对以皇帝为代表的权力资本掠夺性的惊人的获利能力实行严格控制和监督，或者无法，或难以对以乞丐代表的权利资本的合理获利能力实行有效的保护，这样的社会则不可能保有持续、良性（和谐）的发展。


在中国古代时期，来自中国西北部和东北部的外族的暴力战争的入侵，对古代中国的生存与管治带来无情的挑战。这种无情的挑战，迫使古代中国在技术变化缓慢的历史背景之下，不得不以扩大国家的规模，强化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控制，追求国家强有力的战争能力，来满足国家的生存与管治的需求。如此，古代中国社会就得不断的强化权力资本部门的规模、地位，和获利能力，相对压制财富资本、智能资本、特别是权利资本部门的规模、地位，和获利能力，极大的弱化了财富资本和智能资本、特别是权利资本部门挑战和制限权力资本的能力。如此，古代中国的命运，就操纵在来自西北草原文明和东北部的外族的挑战者手上。在中国的近现代时期，来自西方的强势的文明入侵，对近现代中国的生存与管治带来了与古代不同的另类挑战，这种挑战迫使近现代中国在维护现有的国家的规模的同时，不得不弱化权力资本部门的规模、社会地位和惊人的获利能力，以利于推动各类型资本部门的规模和获利能力的全面发展，追求社会的持续、良性（和谐）的发展。近现代中国的命运，就操纵在来自西方文明的挑战者手上。每一个社会的命运，都不可避免的为地缘环境，为来自社会外部的挑战所操纵。


现代国家并没有创造资本主义，而是理性的继承古代的资本主义。古代中国社会的生存与管治的大背景，极需具有专断性、任意性的国家权力以维持社会的生存与管治，从而使得权力资本部门地位独大，和封闭性的高获利能力不可避免。由于古代中国社会权力资本部门过于庞大，封闭性的获利能力极高，且难以控制，导致社会资源大量投入权力资本部门，挤压了财富资本、智能资本、权利资本部门的规模和获利能力，导致智能，财富、权利资本的稀缺，对社会的财富的产出具有极大的破坏力，无法保证社会的持续、良性（和谐）的发展。随着工业社会和现代的工业——智能社会的来临，社会的持续、良性的发展成为现代国家生存与管治不可缺少的前提。而限制权力资本部门的规模，削减其封闭式的高获利能力，推动财富资本、智能资本、权利部门的扩张，提高财富资本、智能资本、权力资本部门的获利能力，推动一个理性的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建立，相对减轻资本间的非理性恶性竞争对社会和谐，对实质平等，对弱者的危害程度，有利于社会的持续、良性（和谐）的发展。


华勒斯坦认为，没有一种政治的保证，甚至在反对国家的情况下也能成为一个（布罗代尔定义下的）资本家，那简直是一个荒诞的想法。如果这是确切的话，国家权力不但是资本主义运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因素，还是各类型获利资本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类型。各类型资本间的激烈竞争，就是各类型的资本通过影响国家权力的运作，确定哪一类型资本是国家权力运作的最大受益者。自古以来，由于国家权力和权力资本难以作严格的区分，权力资本影响国家权力的运作可能性最大，权力资本成为国家权力运作的最大的受益者的可能性也最大。例如，古代中国的国家权力对盐铁产销的垄断，就为权力资本提供了很好的获利来源。按照吴思的说法，在权力资本获利能力中，开放性的那部分来自于政府明文制定的明规则，封闭性的那一部分来自于政府默许或难于控制的，滥用政府权力的潜规则。权力资本获利能力中封闭式的那一部分，使得权力资本在不创造价值的前提下，通过制造和解决麻烦而获利，而这种封闭式的获利能力按照明规则来说，本来就不存在。


权力资本的开放式的获利能力一般是相对公开和稳定的。例如，明朝政府在洪武二十五年确定的文武百官的年俸， 最高的正一品是一千四十四石(米，部分折成钱支付)，最低的从九品为六十石，未入流的为三十六石。例如一省之长的布政使是从二品，知府是正四品，知县是正七品，年俸分别为五百七十六石、二百八十八石和九十石。相当于全国最高学府校长的国子监祭酒是从四品，年俸是二百五十二石。明太祖成法多年未变，到海瑞时候，知县也就是九十石，一百石的样子。海瑞最后二年多任南京右都御史的年俸是七百三十二石，是高级官员中第三位的高薪。从以上的数字来看，明朝政府在洪武二十五年确定的文武百官的开放式的收入（年俸）是很低的。按照明朝社会官场必须上下打点的陋习，根本不够为官者长长一年的开销。如此看来，明朝政府在确定文武百官年俸的时候，对权力资本的封闭式的获利能力应该是早有预期，和默认的。（以上资料由海裔提供，有参考葛剑雄的研究）


权力资本的封闭式的获利能力是可大可小的，这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关系。例如政府的权力来源、权力结构、社会文化、宗教、道德、经济规模、人口流动等等。例如，山西省平遥协同庆票号北京分号张治达，在京善于酬酢，结识满汉大员很多。一次见有旗人穆某某面有忧色，从二人闲谈中得知穆要活动福建省将军一职，短缺活动银六万两，张答应穆氏由协同庆借支。穆氏非常高兴。不日，穆氏果然被任命为福建将军。穆到任后即向当地官员宣称；“平遥协同庆资本雄厚，信用昭著，以后公私款项尽存该号”。穆又提出要拨50万银两交张治达，请他独立办票号。张氏不愿背离协同庆，便劝穆氏把50万两白银浮存协同庆。穆氏依言，全部存入协同庆。协同庆在穆氏身上完全收到了“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效果。（以上有参考张正明的研究）


又如，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海瑞出任浙江省安涥县县知，认为驿传所征收的12950两银子，按照收费标准，只有925两银子是应收的（占总数的7%），其余12025两银子是多收的（占总数93%），这多收的93%银子就成为了官吏集团的权力资本的封闭式获利回报（或者按吴思的说法是权力资本的灰色收入）。如此，在驿传这一公共事务上，官吏集团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所得的获利是薪俸加上多收的驿传费。（以上有参考吴思的研究）


再如，清朝末年的中国，任何大型生产活动是不可能在没有与官府的特殊关系和监护下发展起来的。 政府垄断了一切大规模，有组织的经济活动，包括企业、大型工商业、技术发明、盐、铁、火柴等大型生产活动。如此， 传统社会人们上进的主要道路和巨大的收益来自于权力资本，财富资本和智能资本的获利也只有依附于权力资本，或满足权力资本的封闭式的获利才有可能。而权利资本由于难以满足权力资本的封闭式的获利，其获利更注定是微不足道。


在我看来，无论是权力资本，知识资本、财富资本或权利资本，任一资本部门的独大，就意味着非理性的资本主义，严重危害社会的持续、良性（和谐）的发展。以权力资本为例。权力资本并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它像其它资本一样，既有其效用，又有其费用。在权力资本独大的社会状态下，拥有巨大财富的人往往并不一定是节省支出的人，而是某些有权有势的人。他们是靠刻意剥夺别人节省的支出而获利。剥夺虽然在经济上的算计和节省是一回事，但其政治上的含义和潜在的社会冲突是不同的。古代中国社会是权力资本部门独大的社会，这源于大一统中国的生存与管治对政治强权的强烈需求，极大的强化了权力的地位，强化了权力资本封闭式的获利能力。这是中国何以没有出现理性的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的原因。在古代中国，最大的权力资本的拥有者就是皇帝和皇帝所代表的家族，不管他们是否有意掠夺全国的财富，但皇帝和皇帝所代表的家族通过官僚系统的权力延伸，拥有足够的权力将整个国家视为家族的所有物，视为家族的财富，形成巨大无比的权力资本部门。如此，就出现了一个长期的、历时几千年的，大规模的挤入权力阶层的资本运动，相对压制了财富资本、智能资本、特别是权利资本部门的扩张和获利能力，迫使财富资本、智能资本、特别是权利资本部门处于依附的，微不足道的地位。财富资本部门独大的结果，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原始的野蛮的资本主义”。权利资本独大的结果，就是社会福利的泛滥，少劳多获和不劳而获的泛滥。


将经济成本与收益关系作为社会保障政策的选择的主要依据，从而忽视权力资本、财富资本、智能资本、权力资本间的激烈竞争对社会保障政策取向的影响，无法很好的说明权利资本部门的发展和扩大的演变过程。任何一个人（如失业者，乞丐、残障人士）就算不能创造任何财富，他和她都应该有获利的能力，否则无法生存，这时候，权利资本就是他们能够理性生存的保证。在古代中国也存在权利资本部门，尽管那时的权利资本的获利能力很低，获利主要是依靠政府的赈灾、济贫、和民间施舍的方式来达成。


在市场经济的交易之外，权力资本、财富资本、智能资本、权利资本参与的获利交易，也是资本获利的重要的交换领域。借用布罗代尔的说法，可称之为“市场外的市场”。在这里，市场产出和收益的法则对资本的获利不起作用，或起的作用不大，而资本的地位、资本的封闭式获利能力却在起着很大作用。


为了维持古代中国的权力资本部门独大，政府不得不极力控制权利资本部门的规模及其获利能力，使其依附于权力资本部门。唐末（八世纪初期），社会上纷纷出现佛教济贫活动，引起政府的猜忌。官方开始设专门官员来监督，以控制权利资本部门的规模、获利方式、和获利能力，以消除或压制权利资本部门挑战和抗衡权力资本部门的能力。公元８４５年，唐朝的武宗终于废天下僧寺，由政府直接承担这些机构的全部经费，并委托地方上有名望的人来监管机构的运作，佛教救济组织的社会影响力因而消减，而政府的社会责任相对增加。这个发展，到宋代达到高峰。宋代政府不再被动地接收民间救济团体，而是破天荒地建立了一系列的社会救济机构。由于古代中国的庞大的权力资本部门，长期严厉控制权利资本的获利方式和获利能力，严重的压制了权利部门的扩大和自保能力，造成了权利资本部门的低下的地位、和微不足道的获利能力。相同的想法也出现在早期的儒家传统之中。子路在卫国时出私财救贫，孔子止之，说：“汝之民饿也，何不白于君，发癝仓以赈之？而私以尔食馈之，是汝明君之无惠，而见己之德美矣。”


在古代的科举时代，财富资本、智能资本的获利能力和自保能力，相对于权力资本的获力能力和自保能力来说是很低的。科举制度的存在，只是意味着财富资本和智能资本的拥有者，可以通过财富资本——智能资本向权力资本的复杂的资本转换，拥有或依附于权力资本的强有力的地位和获利能力。最典型的是古代的家族共同体利用科举制度，通过财富资本——智能资本——权力资本的极其复杂的资本转换，达成对权力资本的投资。一旦科举任官，家族共同体也就通过科举成功者，完成了财富资本——智能资本——权力资本的极其复杂的资本依附或转换过程，获得或依附于极具获利能力和自保能力的权力资本，为聚敛和保护大量的财富提供很好的机会。而科举任官之前的漫长的财富投资和智能投资，跟日后的升官发财有着前因后果的关系。故而士人和家族共同体乐于作这种长期投资。商人为吏和与官吏分利，也是财富资本为求自保对权力资本的依附。


中国与西方的资本主义路向的第一次大分流，出现在秦朝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中国的时候。秦以后不是没有资本主义，只是由于社会的生存与管治的需要，形成了对权力的极端崇拜，使得权力资本部门及其获利能力极度膨胀，吸引了大量的社会资源的投入，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而知识、财副、权利资本部门及其获利能力受到了极大的压制，极大的限制了社会资源对它们的投入量，从而极大地降低了资本主义全面的、良性发展的可能性。如果以皇帝为代表的权力资本部门的高获利能力不受到有效的限制，资本主义只能以权利资本部门独大的方式存在，不可能有理性的全面的发展。古代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代中国如要保持社会的良性、持续（和谐）发展，出路是将权力资本巨大部门和获利能力降到合理的低点。增加财富资本、智能资本、权利资本部门的获利能力，使各种类型资本部门具有合理的发展和获利能力，以促进社会的良性、持续（和谐）发展。


任何社会中的任何类型的资本的投资获利都存在着风险。任何资本部门的获利能力都会受到权力结构、政治斗争、社会舆论、阶级对抗，风俗文化、经济活动、科技进步、道德伦理等等的影响。在权力资本大获其利，风险不高的情况下，以国家权力反对权力资本部门的腐败（封闭式获利能力）无异于痴人说梦话。马克思曾经说过，如果（财富）资本有百倍的暴利，就会为了暴利而冒被杀头的危险。在我看来，由于权力资本难以与国家权力准确的区别开来，权力资本比财富资本更危险。如果权力资本有百倍的暴利，它不仅仅可以为了百倍的暴利而冒被杀头的危险，还可以为了百倍的暴利而动用国家权力杀别人的头。以国家权力反权力资本部门腐败（封闭式获利能力）的结果，无异于以权力资本反对权力资本，结果是权力资本的获利能力和社会的财富集中于更大的权力资本手中，从而形成垄断性的权力资本。这犹如财富资本间竞争的结果，造成财富资本的获利能力和社会的财富集中于更大的垄断性的财富资本一样，出于相同的理由。而那些宣称边缘化的，具有某种颠覆作用的知识群体，实际上并不是什么激进主义者，他们不过是想以自身的智能资本向权力资本和财富资本，甚至权利资本挑战，最终的目标也是提高自身的地位和获利能力。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最著名的就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发展三阶段论，而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不过是对未来的预言。马克思主义者注意到，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有市场经济，也有商人，但却很少有地方贵族的分封制。怎样使三阶段论的判断与这些事实相兼容呢？于是，出现了所谓“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按照这种理论，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断的萌芽，又反复随着王朝更替而中断发育。在我看来，所谓“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中国的理性的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萌芽”。因为真正的事实是，地方贵族分封制（皇权制下的地方分权形式），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却是“理性的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必要条件，为财富资本部门和智能资本部门摆脱权力资本控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而传统中国大一统的，简单的自然经济——权力社会，因为缺乏有效的地方分权，令权力资本部门及其获利能力独大，严重的压抑了财富、智能、特别是权利资本部门及其获利能力的增长，使得中国的理性的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在每一个中央王朝后期对地方的控制减弱时不断的萌芽，又随着中央王朝的更替而中断发育。只是到了鸦片战争，外国的强权给以清王朝的中央权力狠狠的一击后，中国才出现真正意义的地方分权，中国的理性的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才有可能摆脱庞大的权力资本部门的长达几千年的压制，从萌芽中发育成长起来。


权力资本倾向于保守权威和权力专制。财富资本和智能资本倾向于自由创新和时段垄断（如技术优势垄断、市场优势垄断、产权保护、专利垄断），权利资本倾向于平等和正义。资本主义并不只是从事商业活动，当今资本主义可谓是一个人生在其中的广漠的宇宙。对个人来说，那是一种他必须生活于其中的，有着漫长演变历史的秩序。他只要涉足于那一系列的资本主义的活动准则，就不得不考虑获取资本和以资本获利。资本主义就像一条变色龙，但就其基本的组合要素而言，资本主义万变不离其宗。


综合性的智能资本不仅仅是知识资本，而是人对知识、技术、人的体能和情感的良好的操控能力和创造能力，它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也可以通过两人和两人以上的组合体现出来。低智商高技能的泰臣和高智商低技能的教练相结合，可成为高获利的综合性的智能资本。智能资本的拥有者赖以获利的资本，就是他所拥有的受到良好教育的人的智能。


在资本主义起源的问题上，舍勒采取了不同于经济史观的观点。舍勒将资本主义首先看作是整个生活和文化的制度，其次才是财产分配制度。他认为，以为经济组织、技术生产引发了资本主义精神，是混淆了资本主义精神和资本组合的区别。舍勒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一文中认为，仅仅改变经济制度并不足以导致资本主义精神的改变，乃至造成资本主义的消亡。


在我看来，经济组织和技术生产能够改变资本的组合，但不能产生也不会消灭资本主义精神。现代的、理性的、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使得资本主义精神越来越成为所有价值的绝对充分的表现形式和衡量标准。人们随时随地的以资本主义精神去衡量资本的价值，追逐可获利的热门的资本。资本的获利能力在各类型的资本间转移，表现出资本在社会中地位的偏移，和获利能力强弱的变动，及其对社会财富增长的限制程度。如此，社会的衰退，停滞、或持续，良性（和谐）的发展，不过是对不同类型的资本部门的规模，及其获利能力和风险调整的结果。


如果说从西汉直到清朝中期的漫长的近20个世纪里，中国的人口、经济和技术都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中国也拥有巨额的财富资本，那么，我们就理所当然会问，为什么工业革命不发生在中国？韦伯的论点是:中国自秦代以来虽拥有统一帝国式的持久和平，人民有广泛的迁徙自由，货币经济也十分发达，远古时代出现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但理性化的资本主义并未在这片国土上产生出来。在我看来，理性化的、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并未在这片国土上产生出来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大一统中国特有的，以皇帝为代表的权力资本部门及其获利能力的独大。中国古代的国家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天下，属于皇帝及其家族拥有，而代表皇帝家族行使权力的各级官僚集团，仅仅依靠手中的权力资本，就可以实行掠夺性的高获利活动，其获利风险也大大低于财富资本，智能资本和权利资本的获利风险。按吴思的说法，“血酬”最高的获利风险是生命的代价。但再深一层来看，“血酬”不仅仅是与维持生命等价的获利回报，也可以是高于维持生命的，惊人的获利回报。皇帝和将军的“血酬”（权力资本的获利回报）是江山和天下，这大大超过他们维持生命所需。一般来说，由于政治、军事力量在保卫和管治社会中所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在古代社会形成了权力资本部门不可挑战的独大的社会地位和获利能力，和对财政资本、知识资本、权利资本的严厉的敌视、压制的态度。在古代中国社会，通向巨富之路就是拥有获依附于权力资本。流向全世界的犹太人以擅长以财富资本和智能资本获利，和难以在居住国被同化而著称。但流向中国境内的犹太人在中国却被同化，消失的无影无踪，在我看来，这应该与中国社会权力资本部门和获利能力独大，财富资本和智能资本部门和获利能力受到极大的敌视有着莫大的关系。


科斯发现，市场中的交易是要耗费大量成本的。在我看来，无论是在市场的内或市场外的交易，都是要耗费大量成本的。搜寻交易对象，讨价还价，订立契约，监督契约执行，维护交易秩序，解决交易纠纷以及对违约加以惩罚，这些，都可以成为削减、维持、提高资本获利能力的很好的理由。权力资本部门的开放式和封闭式获利能力在不断增长的同时，也在不断的增加社会的交易费用。当权力资本的开放式和封闭式获利增长使得财富资本、智能资本、权利资本的增长为零或为负时，社会的经济就会停滞不前或衰退。


适者生存以及获利能力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的全部内容。但资本的高效率并不就是高获利能力。资本是因其高获利能力，而不是高效率而致富。很多时候，一个高效率的人，也会因为来自权力资本、财富资本、知识资本、甚至权利资本的剥夺而一贫如洗。所以，对于个人来说，资本的地位和获利能力才是最重要的。不同的社会根据自身的生存与管治需要，决定对权力资本、财富资本、知识资本、权利资本采取鼓励，压制、甚至是敌对的态度。而以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有节制的现代的资本主义体系，同时为权力资本、财富资本和智能资本，甚至权利资本的获利能力提供了有效的保护。随着财富资本和智能资本、权利资本的地位和获利能力的提高，权力资本也不得不尊重财富资本、智能资本，甚至尊重权利资本的日益提升了的地位和获利能力。


当我们说不同类型的资本之间存在着地位和获利能力高低之分，是以该资本部门的整体的获利能力而言。而在同一个类型资本部门之内，类型相同的资本也存在着地位和获利能力高低之分。低智能资本的地位和获利能力，与现代高智能的影艺和体育明星令人惊叹的地位和获利能力相比，就有天渊之别。例如，日本满铁（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学者20世纪30年代的田野调查留下的资料，很能说明这个事实。在30年代的华北平原，一个男雇工的工资实际上限制在和驴价相等的水平，仅相当于马或者骡子（可以提供两倍于驴的畜力）价格的一半。这样，一个带驴佣工的人就能得到相当于两个人的工资。这一等值基于如下事实：农忙时节饲养驴的耗费和人相当，而饲养骡子或马的耗费则是人的两倍。在这种情况下，农事中牲畜的使用逐渐降低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即仅仅用于生产周期中那些单靠人力难以完成的环节（主要是犁地）。食用型牲畜（除了猪这种可以喂泔水的家畜以外）饲养也基本被排除。随之，畜肥（除猪粪以外的）使用减少，这进而也意味着必然的低劳动生产率。在这里，以田间劳动为形式的智能资本的获利能力，仅相当于以马或者骡子作为获利形式的一半获利能力。（以上有参考黄宗智的研究）


上面已经说过，即使在同一种类型的资本拥有者中，资本的获利能力也有大小程度的不同，也会出现不同的等级或群体，这些不同的等级或群体之间也会出现冲突。有时候，就算是在是同一个类型的资本拥有者中的同一个获利等级，也会出现冲突，这是资本的竞争本性使然。因此，对社会划分等级和群体是一件复杂、不断变动的过程，单纯以财富资本为中心，以两个阶级来划分名目繁多的社会的等级和群体并不合理。例如，马克思主义者就把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划分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同时又不得不把资产阶级划分成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把无产阶级划分成产业无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如此的阶级划分，既不明确，也不合理。在我看来，以权力资本、财富资本、智能资本、权利资本为获利手段的任何高获利者，可以视为拥有不同同类型资本的，具有一定的高获利能力的社会等级或群体。例如，获利丰厚的政府的高官，获利丰厚的企业的拥有者、获利丰厚的打工皇等。以权力资本、财富资本、智能资本、权利资本为获利手段的中等获利者，可以视为拥有不同同类型资本的，具有一定的中等获利能力的社会等级或群体。例如获利中等的中层官员、小业主、普通医生等。一个以权力资本、财富资本、智能资本、权利资本为获利手段的任何低获利者，也可以视为拥有不同同类型资本的，具有一定的低获利能力的社会等级或群体。而且，这种划分不一定是终身的，这视乎资本拥有者的资本变动，和获利能力的增减。


在近现代的奉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中，财富资本部门和获利能力的过度增长，也影响了其他资本获利能力的增长，影响了社会的持续和谐的发展，因此也受到社会的强烈的质疑和激烈的批评。马克思也对工业时代财富资本的获利能力过度增长持激烈的批评态度。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社会主义运动，抑制了工业革命后财富资本部门和获利能力迅速增长的势头，推动了权利资本部门和获利能力的增长，其最典型的结果就是累进所得税和现代社会福利。


工业——智能社会的来临，极大的推动了智能资本获利能力的增长。在票选民主的政治制度下，权力资本的封闭性获利能力由于受到票选民主的有效限制，被迫下降到了很低的程度。如此，权力资本不得不经常性的与权利资本联手合作，对抗财富资本和智能资本，以提高权力资本和权利资本自身的开放性获利能力，其结果就是现代福利国家和政府官员的高薪养廉。而在非票选民主的制度下，权力资本由于没有民选政治的限制，可以肆无忌禅的与财富资本和智能资本联手，甚至于凌驾于财富资本和智能资本之上，以提高自身的开放性和封闭性的获利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最大的受害者是必定是权利资本，权利资本的获利能力将会同时受到权力资本、财富资本和智能资本极大的压制和剥夺。据有关专家测算，0.4的基尼系数,是国际公认的，社会贫富悬殊危机的指标，它证明了权利资本的获利能力受到来自权力资本、财富资本和智能资本极度的压制和剥夺，从而造成社会贫富极端的悬殊，严重危害社会的持续、良性（和谐）的发展。


在现代福利国家中，权利资本的获利能力的过度增长，也影响了其他资本获利能力的增长，影响社会的持续、良性（和谐）的发展，因此也受到社会的质疑。根据菜斯特•瑟罗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中 的说法，“ 移民美国的人比土生的美国人更有可能享用社会福利。一旦享用了社会福利，每人的福利开销比美国人大。最终结果是人均福利开销是美国本地人的两倍。我们的社会将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一个非常庞大的经济上不活跃的老龄阶层，他们是富有的选民，他们需要昂贵的社会服务，如医疗保健，他们的大部分收入有赖于政府的支出。他们正在拖垮社会福利国家，损害政府的财政，并威胁着社会为未来的成功需要进行的投资。”


古代中国社会每隔一段时间就面临崩溃的边缘，短的三五十年，长的三五百年。但古代中国总是能“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政府也总是能重组分崩离析的中国社会，令人惊奇不已。在我看来，那是因为古代中国的社会生存与管治，无需依赖社会的持续、良性（和谐）的发展。但由于现代西方理性的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的挑战，令现代中国的生存与管治，已经无法摆脱对社会的持续、良性（和谐）的发展的依赖。现代中国哪怕只是一次分裂或崩溃，就足以摧毁大一统的中国，而且有很大的可能失去重组分崩离析的中国社会的机会。如此，社会的持续、良性（和谐）的发展，成了现代中国社会生存与管治的必要前提。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推动理性的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运动，合理的提高财富资本、智能资本、特别是权利资本的获利能力，有效的限制权力资本的封闭式的获利能力，削弱庞大的权力资本部门的高获利能力。


财富资本并不是有了雇佣工人，就可以获利。财富资本也有可能在权力资本、智能资本、或权利资本的强有力的获利能力竞争之下，削弱甚至失去获利能力。在我看来，任一类型的资本的获利能力增减，和其他类型资本的获利能力的增减有着必然的关系。资本主义并不仅是财富的资本主义，也是权力，智能、权利的资本主义。要保有社会的持续、良性（和谐）的发展，必须坚持权力资本部门，财富资本部门、智能资本部门、权利资本部门的全面发展，以保持它们之间的强有力的互相制衡，以防止任一资本部门独大，危害社会的持续、良性（和谐）的发展。如此，必须在资本间制衡上引进制衡程度的概念。现代的、理性的、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就是适度的自私，适度的获利能力的资本主义。其结果就是同时对权力、财富、智能、权利资本的获利能力实行适度的调节。有的资本的获利能力被限制了，有的资本的获利能力被提高了。现代的理性资本主义优胜于古代的非理性资本主义的地方，在于前者同时关注各类型资本和资本的获利能力的，不停地对各类型资本的获利能力实行更合理的调节。了解这一点十分重要。如今资本主义在所有的资本领域不断得到强化，成了持续不断的刺激，构成了现代人生活最直接的目标。现代的理性的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既是富人的上帝，也是穷人的上帝。


在我看来，任何企图压制或强化任何类型的资本的获利能力的想法，其精神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精神。而马克思主义意义下的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动，可以视为资本主义精神支配下的各类资本部门及其关系变动的结果。任何社会制度下的各类资本的获利能力的确定和变动，都难以改变人本有的资本主义精神，因此不会造成资本主义的消亡，这就是资本主义不可战胜的理由。社会福利所遵守的原则显然不属于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它甚至是提倡少劳多获或不劳而获，但其出发点是强化权利资本的获利能力，本身就充满了资本主义精神。自由、民主、，科学、公正、平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学说，不过是人性本有的资本主义精神的表达形式，它们关系到提高或降低社会中每一个人所拥有的资本的获利能力的升跌，而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它们的灵魂 。


自由、民主、科学、公正、平等、地方分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所有的学说，以为自己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因而可以具有独立的，强大的超资本主义的力量，这是相当可笑的自以为是。在我看来，它们所起的作用，就是提高了资本主义的理性程度，推动了理性的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的来临。例如，自由和科学的学说，有利于扩大财富资本和智能资本的部门和获利能力，也相对的削弱了自古以来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强而有力的权力资本部门规模和获利能力。平等、公正、民主学说提升了自古以来受到强力压制的权利资本部门的规模和获利能力，削弱了权力资本，财政资本和智能资本部门和获利能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成功的迫使政府实施累进所得税，推动现代的福利国家的产生。这些都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现代的理性资本主义也极大提高了同一个人以多种资本获利的可能性。如我持有彼一公司的股票，成为雇主的一份子，而我同时又是此一家公司的雇工，而此公司的其中的一个雇主，又是我持有股票的彼一公司的雇工。如此，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看来，我们是在互相的剥削和被剥削。


资本主义精神是古代生活，也是现代生活的基础，这是一个广泛的社会事实。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理解资本主义精神对于理解人类社会历史有着巨大和持久的意义。它兼容了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奴隶社会的对立和断裂，兼容了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民主与专制的两极。不少论者以为理性的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精神没有对财富资本的批判，那是对理性的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的极大误解。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激情背后，我们看到的是理性的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在个人灵魂的最深处，对生命和生命的价值本身的热情的关注。


个人的成功得益于拥有高获利能力的资本。但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资本的地位和获利能力是不同的，这取决于社会所面临的生存与管治环境的挑战。在追求持续性的政治、经济、文化良性发展的现代国家，越来越显示出财富资本、智能资本、权利资本的重要性，财富资本、知识资本、权利资本地位和获利能力得到不断的提升，削弱了权力资本的权倾天下的地位和令人敬畏的获利能力。


布罗代尔拒绝认为工业革命是“真正的资本主义”诞生的标志。我们不应该被现时的理性的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所迷惑，以为资本主义可以无中生有。资本主义是人类生活中一个过去从未能摆脱了的，今后也摆脱不了的恒在结构。非理性资本主义的产生早于理性资本主义几千年。非理性资本主义的向理性的资本主义的转变是一个缓慢的演变过程。每个政治经济世界都包含资本主义的基本组合要素。但只有现代的政治经济世界，尝试对所有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组合要素都给与足够的重视，其目标就是理性的、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就是社会的持续、良性（和谐）的发展。


资本主义本来就无所不在。古代的自然经济——权力社会是以权力资本为中心的社会，近现代的工业——财富社会是以财富为中心的社会，新出的工业——智能社会是一个以智能资本为中心的社会。工业——智能社会的来临使得权力资本，特别是财富资本往日的荣光开始消退。良好的资能教育，成了工业——智能社会最重要的社会事务，而社会的持续、良性（和谐）的发展，就成为了我们区分何为充分发挥人的智能的良好教育，何为压抑人的智能的恶劣教育的标准。


1997年初，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关于“1996年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的报告中，提出了“以智能为基础的经济” (knowledge-based economy)的概念。 椐估计，OECD的成员国的高智能经济在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已经占据50%以上。而（只有低智能教育的）工人人数却由占劳动力的33%减少到17%。再过10年（2007年），将只有12%，到2020年， 将只会占不到2%。英语中Worker的词义将要发生重要的变化。对工业——智能社会来说，智能如果不是资本的唯一来源，起码也是资本的主要来源。因此，“智能工作者将拥有双重的身份，他们既是别的资本的获利对象，同时别人也是他的获利对象(智能雇员对雇用者来说，是投资于雇员，也是寻求雇员向雇用者投资)。


对现代性——社会持续良性（和谐）的发展的追求，使得智能资本、财富资本、甚至是权力资本的获利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使得智能经济可以与工业经济分庭抗礼，而唯一受到削弱的，应该是权力资本的获利能力。非理性资本主义是权力资本难以控制的，令人仇视的高获利能力的历史根源，而权力资本地位和获利能力的降低是在理性资本主义兴起之后，而不是兴起之前。理性的，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兴起为财富资本、智能资本、权利资本的获利能力的提高提供了保证。我更愿意用不同主义的混合社会这个概念，来描述现代的理性资本主义的社会现象。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说法，资本是现在和将来收入流的源泉。有了费雪的概念之后，再也不需要“资本与劳动”的分析框架了。因为说“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等于说“资本与资本”的关系，区别只是资本类型的不同，和获利能力的大小而已。年薪千万美金的打工的智能皇帝比小店主获利更大就是最好的例子。如此看来，凡是可能产生现在和未来收入流的源泉都是资本——其中当然包括权力资本、财富资本、智能资本和权利资本，而资本不过是赖以获利的社会现值。


如果我们要估计每个人从政府的保护中得到的利益，我们就必须考虑，如果撤除政府的保护，谁遭受的损失最大？答案一定是：遭受最大损失的是先天或后天身心最弱的人，这种人几乎必定会沦为奴隶。如果我们所讨论的公平理论有任何公平可言的话，那些最没有能力帮助或保护自己的人既然最离不开政府的保护，就应该支付保护价格的最大份额，而这正好与公平分配的本意背道而驰，权利资本的获利能力就会显得很不合理。公平分配不是要仿效大自然造成的不平等和不公平，而是要纠正这种不平等和不公平，这就是权利资本获利的理由。（以上有参考菜斯特•瑟罗的《 资 本 主 义 的 未 来》）


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表面上看似公正，实则不然，也不符合社会的事实。按劳分配原则是以产出来决定收入，如此，就会危害弱势群体的获利能力，危害社会的稳定。如果追溯历史，我们也会发现，某一类型的资本的社会地位越高，越有益于该类型的资本获利能力的提高，才会被社会大众拼命的追逐，投下大量的资源。在以国家为代表的权力资本部门和获利能力太强大的地方，财副资本和智能资本就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对待，更不用说权利资本了。在全球化的时代，一个社会的政制如要有利于社会的持续、良性（和谐）的发展，就必须同时尊重权力资本、财富资本、智能资本、特别是权利资本的获利能力，推动理性的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推动社会自由化、票选民主，而不仅仅是中央集权、自由市场，产权保护，诸如此类。


一般的学者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依据是生产要素价值论，即认为如果各种生产要素对增进社会财富或其价值做出了贡献，也就认可他们有权按照各自贡献的大小取得相应的分配份额。其实不然，真正事实是，社会财富的分配是按照资本的社会地位和获利能力来分配的，与增进社会财富或其价值并无必然的关系，却与增强社会的生存与管治有必然的关系。土著社会的社会财富几千年没有明显的增长，但依然能够实现社会的生存与管治就使最好的例子。权力资本甚至可以通过潜规则和伤害权（吴思语），以减低社会财富或其价值的的方式获利。权利资本也可以通过伤害权制造麻烦（如制造合法的社会骚乱和非法的社会犯罪），以少劳多获，甚至是不劳而获的方式获利。当权力、财富、智能、权利资本部门的扩大更能增强社会的生存与管治时，或者一样，当社会的生存与管治的增强更需要权力、财富、智能、权利资本部门的扩大时，它们获利能力就会得到提高。


资本的地位先于获利能力，获利能力先于获利结果。获利是对资本的社会地位，而不是仅仅是对生产关系的一种回报。因而财富的创造可以是一回事，财富的分配可以是另一回事。换句话说，就是两者之间可以有关系，也可以没有关系。所有社会的所有的政治制度、经济活动、文化思想，都可以影响各类型的资本部门和获利能力的增减，社会成员通过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渠道，拥有资本及其获利能力。例如，权力资本和权利资本获利与其社会地位就有着直接的关系，与按劳分配就没有直接的关系。当权力资本、财富资本、智能资本、权利资本的经济属性，通过社会地位分配给个人之后，从人性自私的考量出发，限制每一个所有者的资本的封闭式的获利能力，往往是防止个人侵吞公共领域利益的有效安排。


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只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之下的，财富资本资本部门和获利能力独大的资本主义。以财富资本独大的资本主义，取代权力资本独大的资本主义，同样是非理性的资本主义，与权力资本独大的资本主义一样令人痛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诉求，推动了社会福利的发展，例如征收累进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建立就业、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了权利资本部门和获利能力。但如果权利资本也试图通过社会主义运动和票选民主的手段，肆无忌禅的强化权利资本部门和获利能力，这同样是非理性的资本主义，我相信那同样令人痛恨，并遭到权力资本、财富资本、智能资本的联手反击。理性的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是通过四大资本全面发展来达成资本间的制衡，达成各资本部门的规模和获利能力平衡和合理的增长。


前面说过，不同类型的资本部门获利能力有高低之分，同一类型的资本部门之内的获利能力也有高低之分。在以资本的获利能力来划分社会的等级和群体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一点，注意到小权力资本、小财富资本、小智能资本的获利能力，和大权力资本、大财富资本、大智能资本的获利能力的明显的差别。以中籍美国篮球手姚明为例。姚明，这位出自中国，7英尺6英寸高的美国NBA明星，是高智能资本获利能力拥有者的典型代表。他在2005年8月31日和美国的休斯敦火箭队提前一年续约，拿到了一份5年7600万美元的天价合同，一举成为了收入最高的中国运动员。有人为姚明算了一笔账，他的球员工资和广告赞助在5年内的总收入，达到1.94亿美元之巨，成为令人惊奇的，以高智能资本获利的大赢家。在以智能资本获利的社会群体，姚明的例子并不很多。姚明的篮球和邓丽君的歌、刘德华的演唱会、马拉多纳的足球一样，具有极高的获利能力，要确定他们所属的社会等级或群体就得小心翼翼。姚明凭什么具有这么高的获利能力？现代经济学并不能给出一个令人完全信服的诠释。在我看来，姚明是以高智能资本获利的，而现代的工业——智能社会是一个以智能为中心的社会，建立了强有力的保护智能资本的制度，这些，是姚明的高智能资本获取令人惊奇的利益的大前提。


姚明预计五年获利1.94亿美元，这是他的高智能资本获利能力的财富量化。尽管姚明的高智能资本的获利能力达到如此高的数字，但在马克思看来，他依然是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的受害者，因为他给他的球队老板和广告主顾创造的财富，远超他所获取的财富。而在现代的理性的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看来，姚明本人能够以其高智能资本而获取如此丰厚的收益，全凭工业——智能社会为姚明的高智能资本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服务因此，姚明本人获取的丰厚的收益，还必须通过累进所得税，剥夺他的一部分收益，作为对工业——智能社会提供的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服务的回报。这种回报通过社会保障系统实行二次分配，以支付其他资本的获利，或补偿其他资本过低的收益。


在工业——智能社会，智能资本与获利能力之间有一种非线性的关系。这种关系在运动员的工资里看得最清楚。达不到NBA所要求的智能水平线的人，想成为全美联赛的职业篮球运动员，他的收入是零。达到适当的智能水平线的，他的最低收入是15万美元。如果把板凳球员和明星球员的智能差别(能跑多快，能跳多高，投篮命中率有多大)做一测量，差别将是很小的，但是获利的差别却是巨大的。当微小的智能差别能使球星主宰球场上的比赛结果的时候，必然将明星球员和板凳球员的智能资本的获利能力的差距拉得很大。这就是工业——智能社会与工业社会最明显的区别。（以上有参考菜斯特•瑟罗的《资本主义的未来》）


智能资本的资源可以分别为一个以上的人所拥有，也可以同时为一个人所拥有。在我看来，漂亮的脸蛋、超人的体能、出众的表演能力、卓越的智力等极具开发潜力的智能资源，通过资本的组合，可以转化为极具获利能力的智能资本。如此，现代社会中低学历的演员，流行歌手、运动员的高获利能力，高学历的经理人、科学家、作者的高获利能力，对于资本主义来说都是合理的。前者依靠的是比常人易于开发的，偏向于体能的，天赋的智能获利。后者依靠的是比常人易于开发的，偏向于智力的天赋的智能而获利。区别只是各自的天赋不同而已。


纳什的博弈论告诉我们，适度的自私才是理性的。每一种类型的资本都有理性和非理性的获利倾向。如果一个社会过多的鼓励各类型的资本经常性的以非理性的方式获利，即可以视之为非理性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大多数文明社会中，财富资本、智能资本，权利资本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不得不任凭权力资本的摆布，面临权力资本的任意掠夺。在这种情况下，财富资本、智能资本、权利资本必须小心谨慎的依附于权力资本，寻求权力资本的保护。如此，在财富资本、智能资本、权利资本的获利能力不会受到任意剥夺之前，财政资本部门、智能资本部门、权利资本部门不可能得到持续稳定的扩张，社会的持续、良性（和谐）的发展也就失去了基本的动力。


资本形成速度突然加快的根本原因是获利的机会突然增加，不论这种新机会是新发明、制度改革，还是社会腐败。穷国为什么如此之穷的正确解释是因为它们的财富、智能和权利资本部门太小了，获利不多，而权力资本部门过于庞大，且获利惊人。现代的工业——智能社会，加强了对权力资本和财富资本的获利能力的抑制，而不是消灭权力资本和财富资本，提高权利资本，特别是智能资本的获利能力，也不是放纵权利资本和智能资本的的获利能力，从而形成四大资本间的良性互动和制衡。


现代工业——智能社会极大的影响各类型资本的获利能力的变化。权力、财富、智能、权利资本都极力在现代工业——智能社会中增强自身的获利能力。但现代工业——智能社会更偏向于兼顾智能、财富、和权利资本的获利能力。现代工业——智能社会的商业公司并不仅仅是向财富资本部门或权力资本部门提供获利机会的商业组织，也是向智能资本部门和权利资本部门提供获利的商业组织。在现代工业——智能社会，智能资本扮演的不再是一个边缘化的角色，而是中心角色。员工持股、期权等等激励方法，其实质就是承认和提升智能资本的获利能力。


现代工业——智能社会再加上民选政治，使得理性的、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可以大行其道。凭心而论，权力资本是理性的、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运动的最大受害者，这源于权力资本部门自古以来就拥有的巨大的规模、和难以控制的、惊人的获利能力。如此，权力资本对理性的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运动的仇恨和反抗最为激烈，往往使得社会血流成河。


巴泽尔曾经追问：什么样的所有者才能真正支配自己的那些资本？这已经是在探讨交易成本问题了。这里的交易成本概念应该限定为资本的获利能力的获得，保护、转让与提高的成本。现代的工业——智能社会对社会的持续、良性（和谐）发展的追求，扩大了对权力资本、财富资本、智能资本、权利资本部门保护、维持、转让、提升的需求，同是使得对资本的保护、维持、转让与提升获利能力的交易更频繁，成本也越来越高。彻底的资本分析要求一种博弈论的眼光，即不同资本的获利能力的安排和配置，是在资本间的博弈下决定的，而能够获利的资本总是个人的资本。因此。
1，一切人类社会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可以被放置在四大资本类型（权力、财富、智能、权利）的分析框架里加以分析。
2，一切资本分析的基本单位是“个人”，所谓“组织”的行为最终可以分析成个人资本获利能力的整合。
3，资本的获利能力的获取、保护、转让与提升所需要的成本叫做交易成本，而如此定义下的交易成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要使资本的潜在的获利能力得以实现是有成本的。
4，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任何资本的获利能力的实现是不能事前确定的。任何个人资本的潜在的获利能力的实现都要依赖于：一，这个人为保卫该项资本的潜在的获利能力所作的努力和结果；二，他人想分享该项资本的潜在的获利能力的努力和结果；三，任何第三方所作的保护该项资本的潜在的获利能力的努力和结果；四，由于这些努力是有成本的，世界上不存在不受分割的资本获利能力，且使得资本的获利能力的实现可以为正、为零、也可以为负。
5，任何资本的潜在的获利能力的实现是一个资本间的交易过程；资本为此而付出的保护、转让、获取、提高而支付的费用，最终决定资本的潜在的获利能力在何种程度上得以实现。
6，资本的潜在的获利能力的实现原则是：对资本的潜在的获利能力得以实现影响最大的一方，得到的份额也应当最大；如此，资本的潜在的获利能力的实现的真值，取决于资本付出的交易费用的大小，而费用的大小又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资本的社会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要提高任何资本的潜在的获利能力的正值，该资本自身的社会地位，必须具有便利交易，降低自身交易费用的能力。
7，任何资本的潜在的获利能力只是一种有待实现的预期，而未来是不可预期的。在资本间的交易过程中，社会所认可的行为规范，决定了交易的风险。
8，资本的所有权可以分为占有权、处分权、收益权、使用权。一个人最低可以使用一种类型的资本以获利，最多可以同时使用三种不同类型资本以获利，还可以在不同的时候使用不同的资本以获利。


资本主义是一种人类欲望的整体性的历史运动，一种社会变动的基本形式。从资本获利的一般条件和相互间的制衡关系来考察社会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资本主义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一面不可取代的，兼容不同的历史和主义的旗帜。资本主义的不可战胜，就是人本有的自私之心之不可战胜。

                                                                                           胡思乱想 初稿 于200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