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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我有个看法，80年代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很主要的一个改革是从中央集权走向了地方分权，主要为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以及基于经济发展的绩效考核，地方政府的权力束缚一定程度上被解放了出来，激励了地方政府“致力于”发展经济，而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行为，随着激励的不同，表现的形式也不同，大致的分界点为94年的分税制改革（陶然等，2009），前面一段时期，大量中小型企业的出现，并不来源于政府无条件的致力于激活企业机制（实际上，到目前为止，私人企业仍然在受着各种各样的限制，特别是中小型企业，从融资到商品销售，除非这些企业与政府有着“非正当”关系），而是一匹匹在改革开放之前”受到无限束缚的马，突然放松了缰绳，哪有不奋力奔跑的“，但”财政合同承包“政策，使得地方政府更多的是采取抑制与自己本地财政没有关系的企业（即那些没有与本地政府”合作“的和外地企业），而扶植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企业，从而通过企业资金截留的方式，使本地财政最大化，而中央财政逐渐虚空，甚至到90年代初，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借钱的局面，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段时期，尽管在海南和广西，已有商品房的雏形，但福利分房还是主体，地方政府并不能从房地产业种创造财政收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这段时期，不是激励企业机制的改革产生了财政，而是财政催生了扭曲着企业机制的健康发展；而94年分税制以后，绝大部分稳定持续且较高额度的税种划归中央所有，留给地方的大部分是些既不稳定又低额度的税种，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经济发展“（从GDP意义上来说），不但没有放缓，反而加速了，这个原因陶然等人（2009）部分地解释了。但是，个人认为实际上最关键的因素还在土地出让金上，土地出让金归地方政府所有，使得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热情“不减，但这个热情和94年前有极大区别，招商引资发展第二产业成为主流，从发展制造业的现象到控制房地产业的本质（因为只有第二产业发展了，房地产业才能产生更高的收益），房价持续攀升，正是以此为因。这说明了，尽管地方政府目的是为了有形的地方财政利益和无形的政治资本利益，但是，在追求这一目的同时，一些企业（包括房地产企业）发展了起来，GDP也不断的在”增长“，环境在不断恶化（这个不是地方政府重点考虑的问题，因为这个成本由全体国民承担）。但是，这是个合理的经济发展模式吗？国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实际购买力真正得到了与GDP增速同样的提高吗，经济发展的成效能为我们的环境恶化带来生活质量的下降买单吗？有人认为因为这些种种的问题，而反对市场经济，但是，我们真的在实施市场经济么？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只是片面地寻求解释30多年来高速经济发展的原因，去”歌颂“，”去赞叹“，得出一些没有”经济学良心的结论“，而不去分析潜在的长期危害，意义也只是片面（甚至是负）的。何清涟记录了很多改革中的不为人知的事实，而杨小凯终其一生在努力的思考和寻找我们伟大祖国的未来，还有很多学者在关注和忧虑着华夏民族，因为这些人认同他们身体里流淌的共同的血液，而我们后辈，在兼顾自身的同时，应该认真的去学习与思考。
参考资料：
《演变下的中国转轨-财政激励和发展模式》陶然等，2009，经济研究
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Federalism Chinese style.Hehui Jin,Yingyi Qian,B.R.Weingast，2005，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竞标赛模式研究》周黎安，2007，经济研究
Sachs: Economic reforms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 - Google 学术搜索Sachs: Economic reforms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 - Google 学术搜索Economic reforms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Sachs，Woo，Yang，2002，Economic crisis management: theory, practice, outcomes and prospects
《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制度经济学分析》蔡昉，2008，中国社会科学
《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林毅夫，李永军，2001，经济研究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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