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党组成员楼继伟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而在解决城镇化过程中，最关键的是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方面的自由流动，“但是劳动力的流动障碍太大了。举些例子：户籍、限房、限学籍、限车”。

他表示，自己在财长任上时，曾与教育部合作制定学籍制，“从进入幼儿园开始到小学和大学，学籍跟着孩子的一生。义务教育的财政资源跟着孩子学籍走，一直到奖学金、助学金”。但最后，部分地区不让孩子入学，这个政策也落不了地，“所以一定要做到要素自由流动”，楼继伟强调。

楼继伟批评了“农民工是最便宜的，不同交社保，老了可以回家种地”的提法。“如果允许人家流动，也上养老保险呢？可能他挣了10万块钱，可能有80平米的房子，孩子也可以入学了，那是什么情况？”

楼继伟称，“现在农村的凋零，都剩下老人，这是过去很多政策造成的结果”，“要想办法让农民工融入城市”。

在强调劳动力自由迁徙的问题上，楼继伟认为，眼前最迫切的问题是转变转政府行为，“现在的地方政府离开了原来的做法后，怎么干真不是特别清楚，现在又开始搞开发区，想办法把人拉过来，然后就是高端人口，什么学历给户籍，给房子，反正还是这么一套激励机制。要知道，华尔街一个高收入的人至少有4个以上的低收入服务业的人的就业在支撑”。

四通集团董事长段永基表示四通集团在上海、北京、山东、宁夏、新疆都有实体企业，也接触到了比较多的地方干部。段永基表示，从他们接触的情况来看，中央的很多政策都是很英明、很正确的，比如从严治党，对干部加强问责制和作风的监管，各地不再单纯考核GDP。但段永基也指出，这两个政策叠加在一块就产生了一个副作用，就是干部不作为，“从基层来讲确实很严重。”

他举例，讲从严监管，在新疆的一个企业都要投产了，但就是安保不批，因为终身问责制要终身追责。安保部门说，“我也不是专家，我终身负责，我签了这个字，以后爆炸了，你找我怎么办？我凭什么给你签字？”所以这使得一个很好的企业迟迟搞不成。一直找到自治区的主席和主管的副主席，说你们签字行不行？人家说还无效，说必须那个处长签字。

“要想各级干部认真的贯彻落实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这个政策，首先要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要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段永基表示，到底制定一个什么样的对各级干部的激励和考核的标准，确实值得深入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高培勇介绍，中央基建投资在1998年之前不过几百亿，而到目前为止，已经将近6千亿了，占到中央本级预算的五分之一。

对照十九大提出的“要发挥投资在优化供给结构当中的关键性作用”而言，高培勇表示，目前中央基建投资有一系列问题需要校正。

“比如基建投资本身是反危机的产物，其作用是拉动内需。但是这些年来，逆周期已经逐渐转化为顺周期了，该退的不退，每年还要保证都有增长。规模越来越大，支出范围就逐步的扩大，实际上已经由基建延伸到其他一般性的领域去了。本来是用于拉动内需的投资项目，还延伸到了竞争性领域以及其他的，特别是地方事权的领域当中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高培勇认为，伴随着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提出，对基建投资要进行改革。首先是定位问题，用于拉动内需的就用于拉动投资，做逆周期调节的就做调节。如果是中央基建投资就做中央级别的基建投资。如果是用于地方的基建投资，那就不能转化到其他方面去。

“随着高质量的发展，这笔钱如果不能精细化管理，就要适当的压缩投资，不能每年几百亿的增长”。

“这种诞生在危机时期的特殊机制，要做常态性的安排。特殊时期发生的事情，放在正常年间就要有正常的机制，把这笔钱纳入到正常预算当中来。跟政府支出处在同一个盘子当中，用同样的一套标准去加以管理。幸好这次十九大提出全面实施绩效管理，要把这笔钱首先纳入到绩效管理当中来”，高培勇称。

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管委会主任吴晓灵提到2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定注册制推迟二年一事，她表示对此非常遗憾，“我当时也在会上发言表示根本不需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士余当时介绍了稳步推进注册制改革的情况和成效。吴晓灵也表示，证监会这两年已经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主要是在理念上，“还是想对指数、对投资人的盈亏负责，所以没有放开。”她认为，筹资人需要公开透明披露信息，保荐机构要对信息的完整负责，投资人要对自己的钱负责，而不是由政府负责，“政府就是看谁违规了没有”。

其认为高质量的发展体现为高水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包括在衣食住行和环境的品质提高上。围绕这个问题，吴晓灵提了三个观点：

第一，挑剔的客户培育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

想要提高大家的生活质量，必须是消费者可以挑剔的，而且必须是挑剔的。只有挑剔的客户，才能够让生产者努力的去满足你的要求。这样的话，就需要我们更好的维护消费者的权益，要更多的来提倡公益诉讼，通过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和公益诉讼，通过案例、判例的指导，引导社会向维护消费者利益方面去发展。

第二，企业要有能够按客户需求组织生产的自由。

在中国，不是每个企业他想为客户生产什么就能生产。有两个制约：一是生产要素并不是完全可以自由流动的，并不是每一个生产者都能够平等的得到要素的使用权；二是要有融资的便利，因为在市场经济当中，资金是组织各种要素的龙头，没有融资的便利，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什么事也干不成。

中国现在是高杠杆的情况，发展间接融资是不太可能了，间接融资发展，特别是银行贷款的发展，只能够增加全社会的杠杆。因而，未来中国今后发展的方向就是存量的结构调整，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

吴晓灵指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应当解决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资本到底活动的范围边界在什么地方？就在于我们怎么样来认识证券。对于资本市场，对于证券的定义与否，对于我们未来融资的便利程度其实是有关联性的影响的。她认为，“我们的财富管理市场这么混乱，就是投资计划不能够列为证券，引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二是通过证券来融通资金，怎么来看注册制？吴晓灵认为，在资本市场上融资，其实就是买卖双方的事情，政府只给我开了一个菜市场，市场的价格卖什么东西，买卖双方自主决定，注册制就是来做买卖的人到政府这儿来报个到，政府就制定规则，它监督买卖双方是否执行了制度。至于价格水平，改革开放40年了，哪一个领域价格改革的彻底，那个领域就发展得好。所以资本市场不放开政府对价格的管制，我们现在股票发行的价格还是受管制的，建立一个好的市场是不可能的。

政府在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上处于什么位置？

吴晓灵认为，各国政府其实只能保基本，要活得好就要找市场。所以政府只能够在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基本的社会保障上下功夫，在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公共交通上去下功夫，剩下的事情应该让市场来做。马斯克“猎鹰”导弹回收成功打破了一个神话，并不是说这样高端的技术有关的东西民营企业不可以介入。

她指出，政府应该把有限的钱放在保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上，保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上。我们现在的政府热衷于搞投资基金，现在各类大大小小的投资基金都介入到了一般性的竞争行业当中去，有好多说的是战略性的新兴产业，谁想到中国能够出现阿里、腾讯和百度？它从来都不是在规划过程当中的，而是满足市场需求的过程当中给了它一个企业生产的自由，它能够创造出来。

最后，吴晓灵表示，“政府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上，我们的责任是保好基本，市场的责任是给大家更多的选择，让大家生活得更美好。”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任志强直言，靠提高农村的生产效率以解决农村的脱贫问题，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农村的脱贫必须与城镇化发展联系在一起。

任志强认为，应打破城乡土地的双轨制，“如果不打破土地制度的双轨制，农民的宅基地做交换时，使用权哪儿有什么权利？它不能作为银行的抵押资产，因为不能交换。尤其是不能让城里人到农村去买宅基地。城市的资源和金钱如果不能进入农村，农村怎么能富呢？”

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认为要想实现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降低企业杠杆率，减少企业融资成本，这两个问题都是应该尽早加以研究解决的。

营改增以后，全国政协组织了一次政协的调查组，关于营改增以后的深化税制改革的这样一个问题，许善达参加了。去年8月24日，政协开会对此次调查报告有一句特别重要的判断，认为营改增并没有全面完成。

其中增值税需要进一步完善，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现在中国执行的一个留底税款的制度。许善达指出，我国从1994年开始，设计就是正的交税，负的不退税。留底，等以后有了销项再来对冲，实际上相当于政府负债。

“但是这个留底税款制度，对于高科技重资产企业是一个非常有负面影响的悖论。”许善达表示，这个政策在销项还没有实现的时候，对你的设备购进要征17%的预缴税款，对于厂房投资要征11%的预缴税款，这个预缴税款的比重相当大。

所以现在很多高科技重资产企业在投资中间已经呼吁这个问题要逐步解决，国家已经做了决策，像大飞机、航空发动机，这两个公司已经决定实行退税制度。因为如果他们要不退税的话，这两个国有企业投资规模那么大，还要征那么多的预缴税，这个是对企业发展非常不利的。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许善达认为，还有另外一个角度需要更快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留底税款的总额现在没有宣布，但上万亿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上万亿实际上是政府负债，而这个政府负债在我们的政府负债里面并没有统计，所以实际上政府的杠杆率，包括了上万亿的留底税款。

营改增以后，不动产、建筑业都进入增值税，进入进项，所以留底税款增加的速度高于正常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税收增长速度。现在每年的增值税征收总额里面，存量的留底税款占的比重已经不小了，而且增长速度还很快。所以这个政府相当于我们每年征收的增值税里面，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政府负债征出来的，是预缴税款。

许善达表示，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够及早解决的话，对未来的政府收支平衡会带来非常大的风险。如果把这个问题要早点消化和解决，同时也会降低政府的杠杆率，这个对整个宏观经济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企业的发展也很重要。

李扬团队做的上市公司研究表明，上市公司治理问题的严重性不亚于一般公司——绝大部分的上市公司开不了股东大会，财务状况在恶化。“去年我们发现上市公司资产负债表中，现金资产增加了20%”。

李扬分析称，由于货币刺激政策等等，很多的信贷流向了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拿到钱后，没有东西投，所以增加了现金资产，恶化了资产负债表。“上市公司募集的资金不能使用，要去炒地王，去干别的事，上市公司现在好多的问题很大”。

在谈到股市时，李扬表示，一个是准入问题，一个是退出问题。只有准入，没有退出，那么股市是没有效率的。“美国式资本市场是绝不可能在中国产生的，我们经常说我们的市场不规范，因为美国市场是机构为主，中国市场是散户为主。散户为主的状况改变不了，中国没有改进的途径，中国整个机构投资者在散户化。所以这些问题，一定要考虑到中国特别的国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了336项改革，现在过了四年多，要检查一下，到底做了哪些工作，哪些东西需要改进，哪些地方原来执行不力，有很多实际的事情需要去做，而不是喊口号。“中央提出的口号是高屋建瓴的，但是不能落到实处就变成一纸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