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李斯特的发展国家生产力的批判
——用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认识中国社会（20）
当今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发展自己的经济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的就是李斯特的发展国家经济的生产力理论。这个国家经济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经济。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提出了自己的生产力理论，并且创立了国家经济学来同古典学派斯密、李嘉图等人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相对立。他的生产力概念中，既包括“物质资本”形成的生产力，也包括“精神资本”所创造的生产力。他认为，不仅体力劳动是生产力，而且脑力劳动、管理、组织都应包括在生产力之内。李斯特从自己的生产力理论出发，提出了包括实行保护关税在内的一系列发展生产力的建议。例如，他主张实行专利政策，保护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创造；他主张从国外吸收先进的技术和学习经营管理的方法；以此来发展本国的物质生产力。他认为有必要发展本国的教育事业，培养科学技术人才；他主张制定各种经济立法，等等。以此来发展本国的精神生产力。为了加速发展本国的生产力，李斯特认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不可缺少的。为此他提出了所谓国家经济学。国家经济学的任务就是“研究如何使某一指定国家（在世界当前形势下）凭农工商业取得富强、文化和力量”，提出“国家为了改进它的经济状况所应当遵行的政策”。李斯特认为当资本主义各国达到了高级阶段，它们就可以建立起平衡发展、和平合作的关系。李斯特的国家经济学的目标是当时英国的工业经济发展程度。
第一，资本主义工业已经导致资产阶级的灭亡。马克思首先说明，英国的工业经济由于它的资本主义发展已经导致资产阶级的灭亡。伴随工业而来的灾祸已经成为作为否定工业本身的理由。国库空虚—— 国家衰落——国家被奴役—— 国家灭亡，已经成为必然趋势。“我们还认为，使资产者十分发愁的是，他恰恰在工业的统治造成的对大多数人的奴役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这样一个不合适的时机，企图建立工业的统治。”德国资产者甚至在他是工业家的时候，也是信仰宗教的。他害怕谈他所渴求的恶的交换价值，而谈生产力；他害怕谈竞争，而谈国家生产力的国家联合；他害怕谈他的私利，而谈国家利益。想发财的德国理想化的庸人，当然必须首先为自己创造一种新的财富理论，把财富说成是值得他去追求的东西。法国和英国的资产者已经看到即将实际消灭一贯被称为财富的那种东西的真实生命的风暴就要来临，而还没有取得这种恶的财富的德国资产者却试图对这种财富作新的“唯灵论的”解释。他为自己创造了一种与世俗的法国和英国的经济学完全不同的“理想化的”经济学，以便向自己和世界证明他也想发财是有道理的。德国资产者是以创造一种夸大的、假理想化的国民经济学开始创造自己的财富的。这就是李斯特的国家经济学的实质！
第二，德国资产者发展工业不能超过英国。李斯特用发展生产力发展工业。为建立自己的生产力理论，就要反对交换价值理论。德国资产者反对敌人的最好办法莫过于从道德上诽谤敌人，怀疑其心术不正，探查其行动的恶劣动机，一句话，使其声名狼藉、怀疑他的人格，“李斯特先生正象他们一样，也怀疑起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学家，散布有关他们的流言蜚语；德国的庸人在商业中并不忽视最微小的赢利和耍花招，李斯特先生正象他们一样，并不忽视在引文上耍花招，使其对自己有利，他也不忽视给自己的劣等货贴上他对手的商标，以便用赝品来败坏他的对手的产品名声，或者甚至臆造彻头彻尾的谎言，使他的竞争者信誉扫地。”例如李斯特评论西斯蒙第无耻到了极点“他〈西斯蒙第〉企图抑制发明精神。”可是西斯蒙第说：“我反对的不是机器，不是发明，不是文明，而是现代社会组织。这个社会组织夺走了劳动者双臂以外的一切财产，同时又不给他任何抵制竞争的保障，他必将成为竞争的牺牲品。假定一切人都平均地共享他们参加生产的劳动产品，那么技术上的每一项发明在任何情况下对他们全体都将是一件好事。”德国资产者是事后登上舞台的，他不可能把英国人和法国人详尽阐发的国民经济学再向前推进，正象后者大概也不能对德国哲学运动作出什么新的贡献一样。德国资产者只能给法国和英国的现实添上自己的幻想和空话。但是，既然他不能使国民经济学得到新的发展，那就更不能在实践方面把迄今为止几乎已经在以往的社会基础上充分发展了的工业再向前推进。
第三，资产阶级发展工业的目的是为了赚钱。因此，德国资产者希望国家实行保护关税，以便攫取政权和财富。他试图按照自己的利益调整国家的行动方式（活动），他对国家的要求是他向国家作出的让步，而实际上他要求国家作出让步。因此，德国资产者通过李斯特先生向国家证明，他的理论同所有其他理论的区别在于，他允许国家干预和调整工业，他对国家的经济知识有高超见解，只是请求国家让他的智慧有充分发挥的余地；当然是带有条件的：这一智慧只限于提供“强有力的”保护关税。他要求国家按他的利益行事，可是他却把这种要求说成是对国家的承认，即承认国家有权干预市民社会的领域。资产者想发财，想赚钱，但是他同时必须同德国大众一直信守的唯心主义相一致，并且同自己的信仰相一致。因此他表明，他猎取的不是非精神的物质财富，不是恶的有限的交换价值，而是精神本质，无限的生产力。当然，这种精神本质会导致以下情况：“市民”借此机会把世俗的交换价值装满自己的口袋。
第四，资产阶级要使工厂制度达到英国的繁荣程度。既然资产阶级的整个愿望实质上在于使工厂制度达到“英国的”繁荣程度，使工业主义成为社会的调节者，即引起社会的解体，所以资产者不得不表明，他关心的仅仅是一切社会生产的和谐，是社会的组织。他通过保护关税限制对外贸易，他断言农业通过工厂工业将迅速达到它的高度繁荣。因此，社会组织总括起来就是工厂。工厂是社会的组织者。工厂所造成的竞争制度是最好的社会联合。工厂制度所创造的社会组织是真正的社会组织。当然，资产阶级有理由把它的利益一般地设想为同一的利益，正象狼作为狼同它的狼伙伴有同一的（同样的）利益一样，而不管一只狼即不是其他狼在猛抓猎物时的利益有多么大。李斯特先生的理论的特点以及整个德国资产阶级的特点是：他们为了维护他们的剥削愿望而不得不到处求助于“社会主义的”词句，从而全力维护早已遭到驳斥的骗局。
第五，发展工业需要物质财富，并不需要交换价值。李斯特把“物质财富”和“交换价值”完全等同起来。但是，交换价值完全不以 “物质财富” 的特殊性质为转移。它既不以物质财富的质量为转移，也不以物质财富的数量为转移。当物质财富的数量增加的时候，交换价值就降低，尽管物质财富在增加以前和增加以后对人类的需要处于同样的关系。交换价值同质量没有关系。最有用的东西，例如知识，是没有交换价值的。因此，李斯特先生应该看到，把物质财富变为交换价值是现存社会制度的结果，是发达的私有制社会的结果。废除交换价值就是废除私有制和私有财产。相反，李斯特先生竟如此天真地认为，借助交换价值的理论，“人们可以确定价值、资本、利润、工资、地租的概念，把它们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思索是什么东西能够影响它们的涨落等等，而这样做无需考虑国家的政治状况” 如果工资能够按照价值理论来“确定”，如果由此“确定”说，人本身就是一种交换价值，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是一种无需考虑“国家的政治状况”就可以规定的商品，那么这不过是证明：国家的这些绝大多数人无需考虑“政治状况”；政治状况对他们来说是纯粹的幻想；那种实际上沦为肮脏的唯物主义、使国家的大多数人变为“商品”、变为“交换价值”、使他们屈服于整个交换价值的物质条件的学说，当它在别的国家面前蔑视恶的“交换价值”的“唯物主义”而自己似乎只关心“生产力”的时候，它就是一种无耻的伪善和唯心主义的粉饰（欺诈）；除此之外还能证明什么呢？另外，如果无需考虑国家的“政治状况”就可以“确定”资本、地租等的关系，那么这不过是证明：工业资本家和地租所得者在他们的活动中，在他们的实际生活中，是受利润、受交换价值所支配，而不是受对“政治状况”和“生产力”的考虑所支配；他们关于文明和生产力的空谈，只不过是对狭隘的利己主义倾向的粉饰；除此之外还能证明什么呢？
第六，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力想在国内成为资产者，剥削者，而又不想在国外被剥削。他在国外自我吹嘘为“国家”代表民族利益，并且说：“我不屈服于竞争的规律，这有损于我的民族尊严；我作为国家，是一个超越买卖之上的存在物。”可是，工人的民族性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民族性，而是劳动、自由的奴隶制、自我售卖。他的政府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政府，而是资本。他的领空不是法国的、不是德国的、不是英国的领空，而是工厂的天空。 他的领土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领土，而是地下若干英尺。在国内，货币是工业家的祖国。因此，德国庸人想使竞争规律、交换价值规律、买卖的规律在他的国门之外丧失自己的力量！不管单个资产者同其他资产者进行多么激烈的斗争，资产者作为阶级是有共同利益的；这种共同性，正象它在国内是针对无产阶级的一样，在国外是针对其他国家的资产者的。这就是资产者所谓的他的民族性。
   第七，无产阶级的工业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单个的商人，单个的工厂主，而且工业和商业的国家，都是从肮脏的买卖利益来看待工业的。现在站在资产阶级的对立面即无产阶级看待工业，工业可以被看作是大作坊，在这里人第一次占有他自己的和自然的力量，使自己对象化，为自己创造人的生活的条件。如果这样看待工业，那就撇开了当前工业从事活动的、工业作为工业所处的环境；那就不是处身于工业时代之中，而是在它之上；那就不是按照工业目前对人来说是什么，而是按照现在的人对人类历史来说是什么，即历史地说他是什么来看待工业；所认识的就不是工业本身，不是它现在的存在，倒不如说是工业意识不到的并违反工业的意志而存在于工业中的力量，这种力量消灭工业并为人的生存奠定基础。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对工业的这种估价同时也就是承认废除工业的时刻已经到了，或者说，消除人类不得不作为奴隶来发展自己能力的那种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时刻已经到了。因为一旦人们不再把工业看作买卖利益而是看作人的发展，就会把人而不是把买卖利益当作原则，并向工业中只有同工业本身相矛盾才能发展的东西提供与应该发展的东西相适应的基础。但是有个可怜虫李斯特仍然停留在现有制度之内，他只想把现有制度提高到自己国内还没有达到的高度，并以忌妒的目光盯着另一个已经达到这一高度的国家，难道这样的可怜虫有权在工业中看到买卖利益以外的其他什么东西吗？他能说他关心的仅仅是人的能力的发展和人对自然力的占有吗？这是卑鄙行为，正如奴隶监工夸耀他在自己的奴隶头上挥舞皮鞭，是为了让这些奴隶乐于锻炼他们的肌肉力一样。德国庸人就是奴隶监工，他挥舞着保护关税的皮鞭以便向自己的民族灌输“工业教育”的精神，并且教它运用自己的肌肉力。
第八，怎样看待工业和无意识创造的生产力。圣西门学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富有教益的例子，说明人们如果把工业违反自己意志而无意识地创造的生产力归功于现代工业，把二者即把工业同工业无意识地并违反自己意志而造成的、一旦废除了工业就能成为人类的力量、人的威力的那种力量混淆起来，将会造成怎样的结果。这样做，正象资产者想把他的工业创造出无产阶级，创造出由无产阶级所体现的新的社会制度的力量归功于自己一样，是荒谬的。工业用符咒招引出来（唤起）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对工业的关系，同无产阶级对工业的关系完全一样。今天，这些力量仍然是资产者的奴隶，资产者无非把它们看作是实现他的自私的（肮脏的）利润欲的工具（承担者）；明天，它们将砸碎自身的锁链，表明自己是会把资产者连同只有肮脏外壳（资产者把这个外壳看成是工业的本质）的工业一起炸毁的人类发展的承担者，这时人类的核心也就赢得了足够的力量来炸毁这个外壳并以它自己的形式表现出来。明天，这些力量将炸毁资产者用以把它们同人分开并因此把它们从一种真正的社会联系变为（歪曲为）社会桎梏的那种锁链。打破工业的羁绊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摆脱工业力量现在借以活动的那种条件、那种金钱的锁链，并考察这种力量本身。这是向人发出的第一个号召：把他们的工业从买卖中解放出来，把目前的工业理解为一个过渡时期。圣西门主义者并没有停留于这种解释，他们继续前进，向交换价值、当前的社会组织、私有制进攻。他们提出以联合代替竞争。
第九，资产阶级发展工业是为了统治世界。英国工业对世界的专制，就是工业对世界的统治。英国所以能统治我们，是因为工业统治了我们。我们自己只有在国内摆脱了工业的统治，才能在外部事务中摆脱英国的统治。我们只有在国内克服了竞争，才能结束英国在竞争领域里的统治。英国之所以控制我们，是因为我们使工业成为控制我们的力量。
工业社会制度对于资产者是最好的世界，是发展他作为资产者的“能力”以及剥削人和开发自然的能力的最适宜的制度，谁会对这种同义反复表示怀疑呢？凡是现在被称为“善”的东西——个人的或社会的善的东西—— 都有利于资产者，谁会对这一点表示怀疑呢？政权是他致富的一种手段，甚至科学和精神娱乐也是他的奴隶，谁会对这一点表示怀疑呢？对他来说，一切都是美好的……谁会对此表示怀疑呢？在他看来，一切都变成致富的手段，变成“致富的生产力”，谁会对这些表示怀疑呢？
现代经济学是从竞争的社会制度出发的。自由劳动，即间接的自我出卖的奴隶制是它的原则。它最初的原理是分工和机器。象现代国民经济学自己所承认的，分工和机器只有在工厂中才能达到自己的最高发展。因此，现代国民经济学是从工厂即从它的创造性的原则出发的。它以现在的社会条件为前提。因此，它就不需要详谈工业力。如果亚当斯密“学派”没有把生产力理论同交换价值理论并行地即没有把二者分开来进行“科学探讨”那么这是因为这样分开是一种任意的抽象，是因为这样分开是不可能的而且必然停留于一般词句。
综上所述，马克思对李斯特的用发展生产力来发展工业的批判，可以归结为几点：第一，德国发展工业以英国工业发展程度为目标。第二，英国的工业危机已经导致资产阶级就要灭亡！第三，国家工业即所谓的民族工业与无产阶级没有关系，工业的民族性只是资产阶级的民族性，绝不是无产阶级的民族性。第四，资产阶级发展工业的目的是为了发财致富，是为了统治世界。工业社会制度对于资产者是最好的世界，是发展他作为资产者的“能力”以及剥削人和开发自然的能力的最适宜的制度。第五，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发展工业的过程中，不被资产阶级当作人看待，只是和牲畜、机器一样当做生产力的组成部分来看待。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为了赚钱发展工业，对资产阶级有利，而对无产阶级有害！是无产阶级的灾难！
劳动者2018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