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马歇尔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
马歇尔经济学：正是因为马克思过于鲜明的革命性，迫使西方古典经济学由“政治经济学”或所谓“规范经济学”转向，因为他们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会导致现存秩序的纷争与崩溃。从那时起西方经济学开始热心于探讨财富增长，而避免谈及财富分配。经济学的关注点更多具有行为主义色彩，落实到“应用经济学”或“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范畴。应该说“当代西方经济学”便是这一转向的优秀成果。经济学放弃了从整体社会的群己关系视野关注财富，而更多以财富的炫目色彩，诱发人性归位于贪婪，将人生失败归结于“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汰”。这种洗脑术获得了直至当下的成功。
马歇尔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新古典主义”奠基人，这一学派仍然秉承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基础，但引入了边际效用学说，在古典主义强调供给决定论后，走向了需求决定论。
马歇尔的一大贡献，是把数学分析方法运用到经济学中，从而开启了经济学的“科学化”，使经济学披上一层科学的外衣；探讨了供求均衡问题，形成了对所谓“经济规律”的认知。在人性自私与自由竞争关系中，马歇尔巧妙地把森林原则转化为对特权垄断的否定。由此更进一步把自由竞争哲学抽象为功利主义准则：即竞争不包含道德因素，经济自由不存在道德前提或争议。其转化的政治语境可归纳为：人是自由的，财富和物质增长是政治正确的唯一选择。由此推进了启蒙主义以来经济学视角下的民主、自由、科学、唯物等现代性政治语境，完成了经济学与现代政治的理念同构。
马歇尔除了集古典经济学之大成，完成了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向应用经济学的转变，提出了“边际效用”学说去支撑它的供求关系与竞争性资源分配的理论。再有一个伟大的贡献便是将经济学梳理成一门完全独立的学科，剑桥大学率先设立了经济学专业。这个出现在教育领域的知识现象，导致了一种后果：作为独立学科的经济学，可以从一个有理论根据的视角去诠释人类社会：从个体到群体的运行本质与规律。
这个直接的后果，伴随着不列颠王国及其后美国的强大，使20世纪成为“经济学世纪”。无论政治家还是一般民众，把人生和社会发展更主要放在经济学视野中去考量。这导致的便是人类忽略了社会运行与治理的完全性关系，掩盖了个体人性与群体关系的矛盾本质，简单放在了物质进步与物欲满足的经济学层面，也掩盖了西方国家走向发达的内在本质及其多重因素（战争与殖民地的资源掠夺、市场掠夺，靠霸权建立的利己性秩序）。由此，“经济学”犹如洗脑术成了20世纪各国治国理民的几乎唯一法宝，“市场经济”成了政治正确的代名词。这是中国政治家应该清醒之处。
3.从凯恩斯到现代西方经济学
（1）凯恩斯：理论永远来自于实践，这一点在凯恩斯身上最为突出。当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经济的领头羊英国深陷危机之中。正是这次危机促成了凯恩斯的思考，成就了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
略过凯恩斯经济学的细节不谈，凯恩斯主义首先继承了英国早期的、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重商主义学说，同时汲取马歇尔经济学、尤其是其边际学说，将其与心理动机相结合。运用到宏观的消费、分配、就业、支出等经济关系中。他在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投资乘数”原理，指出资本的边际效应及其带来的不同后果。“有效需求”理论是他的一大发明。这导致了国家干预主义的流滥。凯恩斯经济学第一次放在了经济周期的关系下进行思考。虽然凯恩斯被认为是破坏自由市场理论的“国家干预主义”者，但他的主张确实在经济危机中帮了英国乃至当时世界的大忙。很多国家开始认同他的主张，实施国家干预主义——诱导投资走向、增加公共性开支、刺激有效需求、增加出口、减少进口，以避免财富和就业的流失。这有些类似于李斯特的“保护主义”，但有了非常完美的经济学理论逻辑。
凯恩斯的影响在20世纪初期直至二战后，远远超过被其认为过于单纯的马歇尔经济学。其后美国学者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发展经济学等明显具有宏观意识层面的经济思考，无不源流与“凯恩斯主义”。而美国的罗斯福主义，乃至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也均与这种思想有密切关系。（如今特朗普也不过如此）
凯恩斯虽没有探讨经济微观层面，只借助边际理论和看起来与微观关系密切的需求、就业、货币等分析，但其视角和出发点都是宏观的、国家主义的。因此，从凯恩斯时代起，经济学不再有规范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与实用经济学等分法。有了去除政治和价值色彩的“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这种经济学的分法流传至今。无论西方经济学在某个时期举什么旗号，至今经济学门类的教科书仍然延续这两种分类，如今已成为中国所有经济学子的必读经典，也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理论指导。

（2）萨缪尔森：二战结束，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经济学的主流性质和势力也开始转入美国。虽然在凯恩斯前后，有欧洲其他经济学者的各类门派学说，但在萨缪尔森之前，经济学的主流无疑是在英国。
当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出版后，迅速成为替代马歇尔、凯恩斯的炙手货，成为各大学铺天盖地所用的经典经济学教材。萨缪尔森可谓是继马歇尔后的第二个集大成者，即将马歇尔的“准微观经济学”与凯恩斯的“准宏观经济学”合在一起，并明确区分两者的范畴关系，使经济学形成“体系化”的基础。此后，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大学教育的流滥，经济学成为热门学科，教授们为寻求新理论，解决现实问题——包括职称评比，哈佛、芝加哥竞争的需要，经济学开始在美国风行。
在这样的情形下，再加上诸如世界银行、IMF、GATT等经济全球化的配合影响，经济学开始构建一整套诠释从世界到国家、从群体到个人、从行为到心理、从理念到信仰的体系。
从经济学本身而言，这个体系首先是宏微观之别，其次我们可以归结为“部门经济学”或“范畴经济学”，譬如有专门探讨货币与财政的，有专门探讨就业或通胀的，有专门探讨需求或消费心理的，诸如此类举不胜举。再次我们可以放在工具层面，有计量经济学、统计经济学、模型经济学等等。我们还可以细分，诸如经济周期学说、发展经济学等等，这些门类充斥人类社会几乎所有范畴，使经济学成为“显学”，似乎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必须的、唯一的重要范畴。因此，20世纪堪称经济学的世纪，它导致的最大弊端便是使人类对一切社会问题、人生的思考放在经济学的唯一出发点上，这是个巨大的误区，却至今还未走出。
4.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实际上西方经济已处于经济停滞或经济危机之中，若不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以一个巨大的、发展性市场消融了资本、供求的出路，西方经济危机会深陷。
因为这个危机，使西方经济学者对凯恩斯主义提出了反叛，将所谓“新古典主义”的旗帜重新树起，这对应的经济现实是“经济全球化”与欧美等各国的“去国有化”或“私有化浪潮”，这才是当下西方的市场理论的真正开始。
首先，这场运动即经济学的新主流——“自由市场理论”是因美国经济的发达和资本输出的需要而发生的（内在还包括推行美国的价值观、搞和平演变的动机）。二战后，美国用两个马歇尔计划促成了欧洲与日本的经济复兴。再借助世界银行，IMF等推动了美国资本与产出的全球化，当美国人拥有了最强的竞争力时，它渴望其他国家能敞开胸怀，使得失去“殖民地”政治可能的美国全球化得以借助资本的竞争来完成。其次，二战后，英国等老牌帝国衰落，在凯恩斯主义下形成的国家干预体系面对来自美国更加自由的市场竞争而失去效率和效能。诸如英国、法国、日本等的国营经济体系面对民间资本的冲击遥遥欲坠，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拖累了整体竞争力，这促使其他国家开始效仿美国，走上“自由市场”的道路。
其次是经济学理论的再发展。二战以后，随着经济政治重心向美国转移，经济学的话语权的主流性也归属到美国。以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等为核心的经济学研究，开始遵从美国社会的一般规律——民主和自由，导入到经济学的理念中，开始摆脱凯恩斯、萨缪尔森的约束，在古典主义经济学中去探求新的理论主张。这既是美国资本性质的要求，也是美国经济特色的要求，还是追新求异的标榜。在种种力量的合力下，美国经济学者开始重构经济学的底色。他们不仅把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重新拿来，而且开始了自由市场的种种假设：理性人、任意进出、信息公开等等。这样，“自由市场”摆脱了宏微观等经济学说在不同门派间的非统一状态，而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最基础落点。由这一基点出发，再加上各类实用经济学的分析，美国自由理念和技术方法重构了西方现代经济学。坦率地谈，美国经济学者并没有对经济学进行开创性的体系构建，只是在已有的西方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宏微观经济范畴下，用“自由市场理念”进行了重构。
再次恐怕也有“冷战”的一种影响。前苏联、东欧及中国所采取的“计划经济学”有着意识形态的泾渭之别。美国既然扛着民主自由的大旗，当然不会让西方经济学染上计划经济的色彩。在这种情形下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是有嫌疑的，而“国营企业”简直就是乱了阵营的性质。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东欧的解体、中国的改革开放，更进一步在历史现实中映证了私有制、自由市场的伟大胜利。不考虑这种背景，我们无法理性回顾前苏联东欧与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成与败。
还有就是“诺贝尔奖”的助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无论对制度经济学的褒扬还是诸如布坎南等经济学者的获奖，诺贝尔的幽灵无一不在推动“自由市场”攻击“计划体制”起着风向标似的推动。人类是庸俗的动物，诺贝尔奖被视为人类知识的伟大、文明权威的最高标定。这些出发于“自由市场”理念的经济学者获奖，未必是他们真正解决了社会问题，而在于他们立足在了势能之上。提出这一点是警醒当下还迷恋诺贝尔奖的中国学者或官员要回到自主的经济实践，勇于探索自己的经济理论。
不得不提出的是，美国人提倡的“自由市场理论”是其“普世价值”的一部分，是自由社会理念下的经济学准则。由此，美国借助自由市场理论完成了其以政治旗帜所不易完成的“经济全球化”和“普世价值”推广的大业—--然而，物极必返，老子的话证明了人类社会的非线性主义、非理性的唯一。

二、市场经济的主体与主要关系
（一）市场经济的主要主体
如果把“市场经济”看成社会运行的经济环境或整体环境——实际上“经济学时代”以已具有这种理念的实质，在这个环境里，主要有三个行为主体：政府、企业和个人，同时还有一个我们不能忽略（实际上被忽略）的一个被动化的，作为人的对象物的主体——资源或客观自然。人的一切行为如果不同其相结合，是不会有真正的“产品”的，哪怕是高技术产品。当然思维产品和知识产品除外，后者不是提供生存的物质性需求，甚至可以不借助物化物而独立存在。实际上这种可能性也很小，书籍需要印刷，信息传递需要“电子”……

1.政府
政府提供的产品主要是“公共服务”，抽象而言是“社会秩序”。社会秩序必须要由“权力”来完成，所以政府供给的便是“权力”。权力由群体力量形成又为群体服务，应该是政府的实质。然而包含在这种抽象的实质中，有一系列现实考量：政府如何形成群体秩序——一种认同关系；权力形成后其所具有的力量与势能必定落到个体手中和体制化机制中，如何避免这一“权力”落实而出现的人性问题，体制问题；政府的权力范畴和制度范畴运行在何种空间才合理；政府的权力和势力能力在何种范畴下才能起到有效的作用，即确保社会秩序的有效实现；为实现这种目标需要付出多少成本才合理；怎样获取这种“权利”运行的支持等……
在权力提供秩序的内在性中，“公平”虽然是个“价值”词汇，却是作为“群体”共约的一个道义基础和制度有效存在的正当性基础。从这个角度而言，“公共服务”便有了道德含义。而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中，人人自利具有人性自然的哲学基础，又必须借助力量维持群体关系不至破裂，这就是确保群体关系的“公平性“——抽象来看，人人公平，这当然不可能，尤其在市场经济语境下，那么平衡人性自私与群体共益的经济社会的平衡点放在哪里？是机会公平——自由竞争所认为的，还是能力公平——适者生存所必定的，还是社会公平——即超越市场竞争的准则而由道德规定，由收入转移去实现。
政府有供给就一定会有需求，这种需求从何而来，如果从市场经济中而来，其符合市场经济的供求准则，但有可能由于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导致”不公平“的发生？从”国营企业”而来，又会出现政府“市场干预”的经济不效率。而这个需求又有谁去支付，支付的收入来源和支出的过程又该如何体现“公平”“公正“？由于政府所具有的”群体性质“，“市场关系”所具有的私人和竞利性质，这种矛盾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成本。
简而言之，作为群体的代理人，权力的拥有者，政府必须借助有能量的权利实现社会秩序——公平、公正、避争、求和，为了这种“秩序”的有效运行，整个社会就要为其付出代价。从市场经济的语境而言，其一是这种代价怎样形成，怎样完成最有效率；其二是如何处理群体秩序要求形成的权力与市场的关系；其三是政府可否直接介入或参与经济以实现群体利益最大化，以何种形态进入最有效。
毋庸讳言的是，无论政府处于何种角色、采取何种方式介入和完成公共性供给和需要，在社会经济中，它不可避免成为一个主体。否认这一点，就是违背客观、掩耳盗铃的自欺。

2.企业
企业在西方经济学里的意义很简单，即是生产单位、供给的一方。然而这种看法恰恰是“市场经济学”的弊端，企业有性质、有类别、有动机、有行为，正如一个人一样。简而言之，会出现群己关系必存的善恶冲突——即道德范畴。凡是忽略了企业的社会性质而只以其经济性质为着眼点的理论都是有缺陷的理论。
我们之前所评价的企业性质往往因于冷战背景而包含了政治含义，也同西方市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相冲突，那便是“所有权”，即国有或国营企业和私有或私营企业。这种划分很容易导致经济学赋予的关于“经济自由性”的含义：即国有或国营企业是不自由的，并影响了经济的“自由性”。如果我们把企业另一种性质划分指出来——垄断和非垄断，就会发现垄断型企业与国有企业几乎有着同等的性质，在经济行为中影响到”自由“和”公平“。很多人把国有或国营企业视为”垄断性质“，却忽略了抽象出的资本无一不渴求垄断利润——这符合市场经济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换言之，无论是否存在国营或国有企业，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样，也是市场经济假设下的必然现实的真实，垄断都会必然出现，并且会迅速扩展，当下市场经济也充满了这种气焰。这就让我们去反思：如果同样具有垄断这一性质，国有或国营企业是否比私人资本的垄断会好一些，因为前者的动机是为了公益。还有一种思考即经济学家的天真思考：自由竞争会打破垄断，后者很有趣的便是不断有新的“垄断”产生——因为它是私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必然。再者，并非国有企业就一定是垄断的。
从企业类型上，我们可以把企业按规模去分。有个体性、几乎没有雇佣劳动的小企业——个体经济；有中型企业；有大型企业。这样分同样可以看到一种现象：大型企业拥有庞大的资本和资产，容易构成垄断，也容易因破产导致社会动荡。
在类型上，我们还可以从行业角度去看，可分为金融企业、生产企业、流通企业、零售企业等，即生产型和服务型的划分。这种划分同样显示出，金融企业容易发生资本投机行为及垄断性质，而其他行业也几乎遍布这种有违”市场自由“和竞争悖论现象，譬如在流通领域发生的”逗你玩“（炒绿豆）、“蒜你狠”（炒大蒜）、型超市的渠道垄断、乃至电子商务的渠道垄断，都折射了市场经济的“资本”为追求最大利益而发生的“扭曲”。那么市场经济能否借各种理论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并能深入到道德教育即所谓培养“理性人”的层面上，这不仅是值得怀疑的，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譬如微观经济学给出的厂商理论，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确定利润的最大化，这首先从时刻变化的供求上就难以成立；其次，在现实中的资本从来不渴求以这种方式去赚取最大利润。
在这里读者可以看到一种概念置换，即“资本”和“企业”的相等性，前者容易让人联想到政治经济学，后者让人陷入理想的市场经济学说，而现实是两者都不可能纯粹存在。只是有的时候，一些中小企业并不具备“资本”的性质和能力，反是受“资本”支配。在信贷经济普遍发达的情形下，几乎所有企业都要么与金融资本结合、要么受金融资本的剥削。
企业的分类还可以按技术类型划分，在此不加展开。我们回到“企业”这一经济学主体。作为“市场供求”的一方，受自由竞争的影响，企业是否具有充分的理性提供符合需求的产品，倘若供求波动，又是怎样造成的，这种供求失衡或波动的影响有哪些？我想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只给出了供求关系下的模型分析，却无法应对上述具体问题，这也是理论经济学的大憾，却符合一种真理：现实永远是运动的，不可能刻舟求剑。
而另一种复杂性又在于，企业同时是需求者，它不仅需要材料、劳动力，甚至还需求“市场”，当这种需求进入到简单理论化的“供求关系”中就会出现势力的不对等性、工资与资本关系、技术垄断、收入分配、就业等一系列问题，在西方经济学中这些问题都是被分门别类研究，它割裂了经济的完全性，因此只能是“功能经济学”。

3.个人
个人在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中主要以消费者的角色出现。它的作用除了从消费端影响供给之外，作为劳动力的提供者，也与收入和就业发生了最直接的联系。同时它与资本的结合在经济领域发生着普遍的社会影响力。
首先从“理性人”的假设来看，“理性人”应该包括政府、企业、个人三个经济主体。按理，作为最明确的主体落实者个人应该最具有理性，然而希尔多德所言“大众才是最愚昧的”似乎有一定的道理。我们单从消费环节来看，消费者的消费往往被大的垄断资本牵着鼻子走，那些构成中坚社会力量的中等收入者大多会消费“名牌”和“品牌”商品，这些商品几乎都借助资本通过营销打造、信息或技术垄断形成了名不符实的供求价格——即超额利润。这种消费不仅浪费了社会资源，也造成了供求失真。一些踏踏实实作产品的企业被这种消费观和行为斥之门外，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发生，同时导致收入与就业的失衡。而消费者的“助纣为虐”不仅催促资本垄断的形成，也造成消费端的失衡。
从收入和就业的角度来看，合理的收入对应合理的消费是再生产的基础。有了这样的消费才会刺激供给，企业才会扩大生产增加就业。凯恩斯理论就是依据这个简单的道理。当消费扭曲后，正常的企业发生市场困难，这种困难导致的便是失业。这种失衡也出现在收入分配领域：垄断利益并不能有效转移收入与消费的合理关系，进而又影响到生产和就业等均衡。西方社会经济痼疾之一的失业问题背后隐藏的就是这种机理，然而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却回避了马克思提出的这一资本与人性矛盾，也忽略了一般大众的媚俗媚世心理。
从个人与资本的关系来看，在市场经济时代这种结合不仅密切，而且方式和花样都充满新奇，且不说一般民众热心于股市投机，中国大妈反复被黄金比特币折腾，还有诸如“炒房团”等现象，乃至“传销”都可视为“资本运作”。这种投机心理将个人收入转化为“社会资本”，再由“资本运作”进入利益最大化的“资源最有效配置”，最终实现的是“击鼓传花”的“割羊毛”。由这样的“滚雪球”导致的资本关系对社会产生了非常广泛而病态的影响。不单是失败者跳楼、传销者闹事，更在于社会资本的集聚未能进入促使企业与就业，消费与收入等正常健康的循环中，最终造成的是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社会不公平的加剧。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从各种科学的编织中，要么忽略、要么以更美好的未来为指向，躲避对这种真实的理性思考。
就个人与企业的关系，我们还可以举一个有趣的事例。西方的工会是调解“劳资关系”的机制设计，然而我们看到企业与工会之间最终成为一种“势力博弈”、选举期间的政治筹码。其结局无论如何却不是“看不见的手”在起“有效合理”的作用，而是势力集团以“利益最大化”目标实现的短期平衡。而工会也助长了懒人社会问题。
再有一个层面就是，无论政府权力、资本权力、企业经营权利，最终都与“个体人”相结合，这便发生了个体与群体力量的嫁接关系，会出现马克思所指出的“异化”现象。而西方经济学者，借用经济学技术将其以“寻租理论”、“代理人行为”等去诠释，实际上根本没有触及资本时代的人性力量，倒令维持社会的法律和宗教坐收渔利，这恐怕不是“自由市场理论”渴望的结局。
4，资源
在市场经济的主体认知中，我们忽略了一个恐怕是最重要的主体——自然资源。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当人类视自身为天地自然的主人，以自己的主体观看待它时，它成了被动体，成为被盘剥、被利用、被挖掘的受体。
随着市场经济下人性贪婪的觉醒与奋取，也因为历史力量、群体力量导致的文明发达——科学与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盘剥速度达到了极致，利用范畴深入地球腹脏、远到宇宙之外。人类从来没有思考过当蚕吃尽树叶时，其又何以得生。这种“竭泽而渔”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既是市场经济的后果也是森林原则所致。
如今的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都是因为这一主体被侵蚀进而失去“自然自生性”而发生的。市场经济美其名曰“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但更多体现的是加快资源的盘剥速度。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早在中国明王朝刘基（刘伯温）的思想中就有所体现。
人类如何能认知到自然资源的主体性，如何回归到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如何给大自然以自我生息的机会，这决定着全人类的未来。
当人类处于疯狂的消费时代，地球上盖满高楼，屋子里堆满商品时，是否想到这种贪婪的后果便是一毁俱毁。因此尊重自然、尊重每一种生命、每一个存在是人类必须首先修复的健康理念。

（二）市场经济中的主要关系
1.供求关系：西方市场经济的最基础关系是“供求关系”，由供求决定价格，由价格诱导生产、实现消费，由价格决定资源最有效的利用、收入最合理的分配。这一套供求理论涉及到厂商模型、涉及到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涉及到投资边际收益、可支配收入等等一系列经济学概念范畴。我在这里不想重述“市场经济”的这些理论构成，只是指出，这是经济学得以成为信仰、正当性的“技术”处理，而非社会的经济现实。
如果我们展开供求关系到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就会发现它涉及生产、交换、流通、消费四个环节。从生产环节而言，马克思没有探讨边际学说，而是探讨了作为“私人劳动”的“产品”与作为“社会劳动”的“商品”之间的差别，指出了一种“矛盾”：不能进入市场即商品范畴的产品成了“下岗工人”，其包含劳动却得不到市场即社会的承认；再延伸对比古代自然经济就会发现两大问题：a,不能进入市场的产品及其劳动是否浪费了资源；b,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在无法进入社会劳动范畴是否有生存的价值。后者更为可怕。还有一种涉及市场经济理论的就是如何看待“生产”环节的“资本化”与“垄断化”，其是否为市场经济天然合理的构成，能否通过自由竞争关系有效消除并达到“最优”——这正是经济学到目前还孜孜以求的目标。换言之，还没有解决的问题。
其次从交换角度而言，市场理论指出的最优供求是在边际成本与边际消费的双向平衡点上，而供求的一个特点就不是静态均衡而是日常动态。这样的“切线”重合点在现实中真的有可能吗？财务上可以借助核算管理实现吗？在工资“刚性”的条件下又如何应对？暂且放过经济学理论在这些领域的争论，交换环节涉及“信息公开”的问题或假设，这同样出现了“垄断”问题：“信息”垄断恰是资本或厂商最大利益的来源；信息扭曲则是交换利益的机会。
流通环节或范畴是西方市场经济较少讨论的，简单以“服务”产业或产品加以诠释。然而，这一环节不仅是“交易费用”的简单构成，也是“交易形成”或“价格形成”的过程。在这一环节我们可以发现，“供求”关系不那么简单干净了，因为有了“成本”和“讨价还价”的关系。当一个商品进入市场，不是简单的供求“直接”见面。从厂商到消费者要经过多个交易环节、多种价格形成和决定方式，我们可以认为其背后是“供求”决定，然而如果我们想到流通渠道中的资本借用“囤积居奇”以哄抬物价，就会发现供求关系并不能解决顺畅的厂商与消费者关系。如果渠道领域发生垄断或流通领域发生灾难，供求关系就会出现信息扭曲和错误信号，导致经济失偏。这种例子数不胜数，包括诸如家乐福等的“门槛费”垄断、线上空间的垄断，包括中间交易过程的欺诈、菜霸、运霸等等。怎样将这些问题在理论中解决，目前为止西方经济学还在回避。
消费也是如此，这个终端往往体现在“零售范畴”，它同样存在新的价格形成机制：譬如24小时店与菜市场的价格便不同，不同地理位置、商铺性质等都影响到价格形成和决定关系。我们简单的交给抽象的“供求关系”似乎无法解决上述问题。
2.资本与劳动
这一对概念关系看上去有政治经济学的感觉，似乎有些抽象，却是现实经济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它既体现了资本拥有者（企业主）与劳动提供者的雇佣关系，也体现了“就业”问题，还隐藏着供求、收入分配、消费等相关的问题。
从“资本”性质来看，以市场经济理论而言，“厂商”可谓资本的代表，其以资本理性人的身份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表面上看，其受供求的制约，通过“边际”关系求得最大利润。这种供求有两种：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形成的价格即工资；产品对市场需求的满足即商品价格。资本或厂商在这个市场供求中最终实现均衡，并达到“利润最大化”。
然而，在这种供求中人们忽略了“势力”即“垄断”或“权力”关系。在第一个劳动力市场上，“资本”势力显然超过劳动力，在议价上不可能遵循所谓的“边际效益”，付出的也不是“边际成本”，因为它要追求最大利润，对工人或雇佣者的“工资”尽最大可能压低；在第二个市场上，它则尽量提高产品的价格，索取的手段仍然是“垄断”，但方法有许多：利用技术形成垄断、依靠营销和品牌打造垄断……数不胜数。甚至也包括“偷工减料”，即利用“信息垄断”。当这些垄断一旦发生——现实中永远存在，市场供求必定失衡，而这种失衡的前因又是劳动力市场失衡的结果。
当“资本”以货币形态出现时，其运行更加奇妙了，机理也更加广泛和隐蔽。在马克思那里，货币能转化成资本，它同劳动力、生产资料的结合为必要条件的，即要用于产品生产。在市场经济理论中，货币几乎成了资本的代名词，任何资本的支出都可以视为“理性人”的一种投资或“货币”作为“资本”的机会成本。譬如股市、期市等，为一般民众提供了货币向资本转化的通道，而一般民众进行的其它“投资”，都可视为“资本运作”。这种货币与资本的等价性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群体参与，丰富了居民收入向资本、生产向再生产的转化，却同样造成了产品市场的供求失衡——在市场经济理论假设中不会发生或会解决；又造成了货币投机心理，在资本市场的供求关系中出现混乱。马克思将货币看成一般等价物，而市场经济或拜金主义中它却是可以生利的资本，这种差别即决定了货币的性质，也决定了市场的性质。
在这样的情况下，“短缺经济”或“计划经济”的“货物代购券”便成为有别于“货币”的单纯指向产品市场供求与依赖收入分配形成的“供求配置关系”。这种关系被市场经济理论视为“非理性”，其所不同的恰是“资本”和“拜金主义”下的假“理性”。因此，在市场供求中形成怎样的资本与工资的关系，应该是解决资本社会或市场经济盲目性（过剩危机）的一个方向。
3.价值与价格
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在市场经济学中以边际效用论完成了替代，这种替代在需求分析中落到的是“心理”关系和“边际”关系，造成了认定与现实运行的困难。
在市场经济理论中价格形成有三个说法，一是由市场供求来决定，这种“决定”有着摸不着、看不见的“抽象”；“市场供求”有着众多的厂商与消费者，其起到有效性主要在于“理性”与“信息公开”，现实中则并非如此。从厂商而言，其以最大利润为指向，另受市场短期波动的影响，难以不发生“盲目”的行为；而垄断恰恰利用了“信息不公开”或制造了“信息阻碍”才得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另一个说法是厂商理论，即厂商会以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决定价格，即可谓“厂商价格”。且不说厂商难以评估这种“边际性”，市场供求也不可能让其有稳定性。而产品一旦进入市场，这种边际决定便成为“笑话”。

还有一个说法是消费者，即需求决定。这个决定仍然由消费者的“边际收益”评估来完成，内含着所谓的心理满足，即“边际收益递减”的原理。而实际上，一些消费者的消费不是为了需求满足，而是出于心理渴望时，这种“边际性”便荡然无存。譬如一个消费者每多吃一块巧克力，便会导致效用递减，而消费者不是为了“吃”，而为了“存”时，这种边际递减便受到了考验。
我们通过这种分析给出一种表达：当“价值”失去定义时，“价格“并不能利用“看不见的手”达到市场均衡的完美状态，市场经济理论的那些假设不堪一击。问题是如何解决这些矛盾，还是根本无法解决因人性贪婪而导致的经济学问题。
简单提一句所谓的“买方市场”，这同“有效需求”理论有一定的关系，它促成了“消费者至上”的理念，造成了与现实势力不一致的谎言，也更加因群体行为的盲目性导致了危机的加大。美国是这种理念的代表，其体现是“信贷经济”，由此形成需求拉动、投资带动、就业增长的绩效。这同美国的势力地位相关：世界市场与资源的拥有者，并不适合其他国家。
4.垄断与竞争
自由竞争理论是市场经济重要的理论构成，它依据的是“人人追求最大利益”这一森林法则，简单说是拷贝了“自然原则“。在自然原则中万物似乎处于生存竞争中，而且这种竞争是自由的。但这种出于人的观察只看到一种关系：即在森林原则或自然生态中，是有合作关系存在的；其次忽略了人类能走出森林，恰恰是群体共力的结果。
自然竞争或“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确是能有效发挥人的潜能，将人的能量和能力激发出来。这又有两种关系：一是人性贪婪会促使这种竞争变成无限的纷争；其次是被破坏的群己关系，这构成社会治理成本；还有一层是所谓的“机会均等”。当我们看到“富二代”时，便清楚“机会平等”在人类社会中难以成立
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法家最认同“自然竞争”，主张“能人政治”；儒家也有“食人者”、“食力者“之别。用马克思的话而言，便是认可因能力等而导致的“阶级性”。这种差别在引入人类社会的权力、秩序、垄断等后，“自由竞争”便只成为一种激励人性的理念，易造成群己关系紧张。
垄断是从经济角度出发所探讨的经济“权力”与“势力”对自由竞争所造成的影响，我们没必要去讨论西方经济学关于“垄断”的几种形态（诸如双寡头等）的研究。在此，当我们关注于垄断与竞争的关系时，会发现垄断会刺激竞争——因为垄断的高额利润会促成竞争的加入；另一种却是西方经济学所淡化或回避的：竞争会导致垄断，每个参与竞争的“理性人”其目标无外乎为了获得“垄断”地位。在此，我想提及的是“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在性质目的上的一致性。当我们批评政府依靠权势形成垄断时，同样要看到资本垄断导致的与权力无差别的社会不公。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
放大一下视野，当一个民族或国家面对国际竞争时，政府会协助资本打造“垄断帝国”，波音公司便是最好的例证。市场经济理论批评垄断的低效率、不公平，而自由竞争的参与者因利益最大化去追求垄断，国家会出于整体利益保护垄断。这就令市场经济的结局仍然迈向了不公平的权力关系体系。
自由竞争所彰显的森林原则为人类社会治理所不顾，就在于老子所言的由欲到争、由争到乱不适于群体秩序，处理好这一对阴阳关系，单靠“市场”显然无助于事。

三、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西方经济学语境下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市场失灵”理论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出现的学说，是在欧洲私有化、里根经济学、冷战后计划经济或干预经济退出历史舞台后，经济学者面对经济现实对经济理论的反思或补充，同时也有“政府失灵”的说法。这些说法无论依据如何，都揭示出一种指向：市场经济理论并不完善，不是人类社会经济运行的真理。要么是理论有问题，要么是理论的前提不成立。
关于市场失灵有多种解释，诸如社会公平、外部性问题等等，在此不想重述这些理论和知识，从根本上认知市场失灵，需要看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森林原则
人性自由市场理论实际上是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即物竞天择的“森林原则”引进“经济思想”领域，其基点是亚当斯密的“自私”论。人性有善有恶，甚至动物也有善有恶。但西方学者从自利性出发，看到了人性恶的一面，而几乎完全忽略了人性善的一面。既所谓道德性。当森林原则引入市场经济后，人人力争的优胜劣汰，确是激发了人的潜能。为了自己的最大利益，人的自私自利心得到了飞速的弘扬；而为了获取最大化利益，人的贪婪心被深挖，导致社会陷入纷争之中——强者如林、彼此厮杀，弱者只能被排除、消灭。
然而，从17世纪启蒙时代以来的这种以森林原则对宗教社会的替代，为何未使欧洲各国内部出现纷争和混乱，反而使其强大起来？无外乎有以下几层原因。1.文艺复兴和启蒙、理性主义，虽然把宗教攻击得体无完肤；产业革命以来的市场经济，又令欧洲人陷入为利而争的新野蛮时代，但宗教作为欧洲乃至美国的社会结构与精神结构仍然存在，成了贪婪人性的诛心之器，成为森林原则的一种制衡；2.了解英国历史就会知道，伊丽莎白时期起，英国有一系列酷法——诸如学徒法、禁止流浪法，包括重商主义法规等等。这些酷法严格限制了英国人的内斗，同时将地痞、流氓、恶棍等送去了殖民地。这样就确保了英国社会内部的秩序性、团结性、道德性，而将罪恶输出出去。3.殖民侵略。英国人将优胜劣汰的生存原则用于对外侵略，实现了国内矛盾的转移和对外掠夺的开辟，两者之和才造就了森林原则在英国及其后欧洲乃至美国的成功。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占据世界的强权、势能上时，他们开始摆出人性善的面孔。一方面提倡文明，以麻痹被征服国家或民族，完成文化同化；一方面利用社会福利平衡森林原则，完成内部克制。然其文化本底是功利化的，也因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自由市场带来的人性问题。而福利社会又激发了人的另一种人性——-懒惰，这是贪婪进取之后的必然路径。这正是西方社会衰落的原因。人性正如资源，无论善恶，都要保持一种平衡；一旦开发过度就会产生疲惫反弹和荒芜。
经济学家并没有认识到人最初是“自然人”，那是在“森林时代”；接下来便是“社会人”，其群集关系基础是“道德”。经济人无法替代社会人，因为“经济”和经济行为只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不是完全可以脱离政治、法律、道德而独立运行的。正如金钱收获不能替代幸福感一样。因此，经济学所言的“理性人”，如果只有“自利的理性”而无“道德理性”，最终毁灭的不仅仅是个体，更是群体、整体。
因此，人性是一种群体秩序的主要成本，这一成本不是简单的法律完成或经济学出发的机会成本那么简单，它超乎经济学范畴而进入道德或宗教范畴。中国文化对此是通过下层社会的家族与宗法、上层士人的修身与道德、国家法律与制度及核心信仰来同构完成的，其作为社会运行的基础起到了秩序作用，但在其中隐含着道德指向、家族范式与市场经济的冲突。这是需要引起经济学者和决策者加以关注的。西方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宗教与道德、法律在社会与观念秩序中的关系及其与经济运行、体制的关系。市场经济的完成需付出社会秩序的成本，当这种成本高于其所带来的简单经济和物质、财富利益时，如果不进行调整，就会导致社会失态甚至动乱。某种角度而言，19大的新经济主要矛盾的指向，正是出于这种成本。

（二）资本垄断

资本和垄断如果说人性的贪婪难以评测，资本的动机便很鲜明。当货币与人性的贪婪相结合，便促成了资本的冲动，去追求最大利益。这在经济学中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正当的、有效率的。然而，资本的贪婪不仅会促成垄断，更会泛滥人性的贪婪。后来除了致毁人类的群体秩序之外，还会致毁自然资源。垄断不是竞争的前提，更是后者的结局。垄断造成l信息扭曲、或恰因信息扭曲而致巨利；垄断助长了竞取心，也促成了拜金主义。它使社会资本热衷于投机，个人也积极参与其中。经济社会所出现的假冒伪劣、劣币驱逐良币等，都是由此而发生的。诸如当下的传销等病态经济行为、欺诈行为都是“市场自由”和“森林原则”的优秀产物。当下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人人都在拜金主义浪潮中产生了投机心理。

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的社会活力与效率不可否认，然而全社会的投机与功利化心理，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就会影响到发展的全局。从资本投机到个人功利。社会经济已经进入到不健康的循环中。典型的例子包括房地产业、银行业、传销现象等，这使得社会资本和个人可支配收入不能有效进入实体经济循环，造成巨大的泡沫，掩盖了真实的经济体质。某种角度而言，经济发展被房地产与土地绑架、地方政府脱实向虚单纯追求GDP导致的“债务烂尾”、银行等金融业借“金融创新”玩的“空转套利”投机游戏，民众和企业热心于股市、房市、期货、传销等的一夜暴富心理，成为中国经济体质虚化、病况加深的“发烧”机理。这正是典型的“市场经济”和“自由市场”病状。供给侧改革就是针对这种病症的“药方”。然而，若想让这药方起到真正作用，应该找到其病根，抓住病程，不仅要以药治病，还要注重康复和锻炼现有的经济体质。

垄断同权利是一致的，只是表现为经济权利。这种资本的垄断与政治权力的垄断，一旦与人性恶相结合、与拜金主义相结合，就会导致社会失序、虚伪妄行。这个根源应该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和思想来“买单”。

（三）群己关系

群己关系市场经济主张人人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这就造成了群己关系失谐。群如果没有个体自律，就不会产生粘性、形成合力。西方社会主要靠“法”来完成群己关系的“契约化”构建。但法只能惩恶于后，不能治恶于万一。因此这样的社会只能是一盘散沙。当然，西方社会还有宗教的护卫，否则其资本主义无法顺畅运行到今天。而中国古代社会以血缘和情感形成社会粘性，其弹性和张力具有充分的空间。个人修身所形成的道德克制，成为秩序的主要的构建，即“礼文化”。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得以长效运行的重要基础，也是道德作用的成本付出。

哈耶克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倡导者，其思想同样影响到经济学，是市场经济的外部性理论支点。然而哈耶克同样知道自由和秩序的关系。换言之，他没有认知到群己关系中不可能有个体自由的存在。当自由主义泛滥后，西方社会已经尝到了恶果。因此，自由和秩序是一种平衡。市场经济同样需要这种平衡。而这些不能单靠法律就能解决，还需依赖宗教或道德。当资本与人性的贪婪相结合后，群体秩序就会受到巨大的冲击。个体自由的贪婪会导致人人相争；“资本的任性”是群体社会失序的巨大付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西方社会没有找到良药——因为西方文化的立论基础出了问题。个人与自由、森林原则的出发点，根本上脱离了群体性诉求，因此也就无法深层次解决这一问题。

（四）国家竞争

国家竞争森林原则虽然不适于群体内部，却适用于群体之间。因为人类社会扩大到全球化后，并没有找到属于全人类的普世性准则。一是由于历史文化的差异，一是森林原则的激励，不争不抢就会沦为牺牲。面对这种国际竞争，各个国家哪怕有不同的文化，譬如中国人讲求和天下，然而面对野蛮的狮子王，不得不磨牙利齿——近代史的屈辱便是明证。换言之，森林原则与市场经济，使诸如中国的道德社会背离了自己的文化依靠，不得不遵从游戏规则，这又造成了社会历史的断裂与文化的割裂。如何解决这一由西方冲击和真实危险情境下的自我完成，尚需设计。

（五）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这个人类生存所依的被动化主体，在市场经济与科技进步的影响下，为人性与资本贪婪所过度攫取，已经到了枯泽而鱼的境地，使人类生存的可持续性受到巨大考量。

对中国而言，牺牲环境的发展有国际竞争的因素，毕竟中国没有西方和美国的殖民时代和霸权地位。在这种国际竞争局面中如何处理环境问题与GDP赶超的要求之间，要形成一套可持续方案；另外则是改善人民生活的愿望，尤其是物质生活提升、在全球对比下的提升问题。在资源与环境、人口与消费的关系中，怎样平衡资源与消费的关系，同样是个难题。这就要求文化的介入，也要求这样的文化推广到全世界，形成全人类的共识。

（六）社会公平

社会公平在资本垄断及趋利动机、权力腐败与人性贪婪的市场经济文化中，社会公平同样是西方市场失灵的理性认知。资本势力和唯利是图导致的收入分配失衡、投机与欺诈导致的居民收入陷阱、价格扭曲导致的消费者损害，公共产品资本化、市场化导致的低收入人群失去生存保障等，诸如此类数不胜数。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当盐和糖市场放开后，其价格成倍增长，进而促成基本生活用品的价格上涨，这促进了表面上的市场繁荣，减少了政府补贴负担及可能的低效率和税收增加，却让低收入阶层陷入困境。在这种市场环境中，贫困可以靠转移收入来托举，可比贫困更可怕的是再贫困——城市工人或白领下岗失业、农民失地等，如果与物价、房价上涨雪上加霜，这一切恐怕都摆脱不了市场失灵的关系。如果我们回顾英国曾经发生的资本主义过程、发生的圈地运动，以及中国历史各时期发生的流民问题就会发现，前者之所以避免了后者王朝的倾覆，并且实现了跃迁似发展，恐怕在与其相伴随的对外殖民——增加了资源与市场、输出了内部矛盾。而社会公平又容易导致市场经济或森林原则追求的效率失效——西方福利社会就是如此。

以上只是举了几个主要方面，我们在任何时代面临的社会问题都会很多，需要考虑的是当今社会出现的这些问题，究竟是不是市场经济导致的？能否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去解决？从根源上认知很重要。同时需要认知一个古老的道理，凡事有好的一面，就会有坏的一面，市场经济同样如此，问题是如何审视度势，去发现好的一面大，但还是坏的一面大。因此对市场经济理论及其作用需要在时间节点和环境关系中去认知。当下是到了需要反思市场理论和市场、行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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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场平衡与ZF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语境下ZF与市场关系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无论什么时代、任何国家都存在ZF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包括当下的美国ZF和其他自由市场国家及其所谓的自由市场时代，只是参与的方式、程度、深度不同而已。在此想提及在市场经济语境中ZF干预是个“贬义词”。

关于利用财政、货币等“宏观政策”的经济干预措施，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有所诠释。在西方经济学中，这是被认可的国家经济行为。问题是西方市场经济“理论”，除了要求市场自由的理念外，对ZF“干预经济”的宏观政策行为，并没有给出其明确的行为界限与作用范畴、以及其与市场自由相冲突的关系。而是相对割裂的用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进行了理论划分。

为了摆脱西方经济学对“ZF”在社会治理运行中与经济交集的“干预”定位，有必要从思想和理论视角重新定义这种关系。

“经济”是整个社会治理和运行的组成部分，是群体社会中无法独立存在和运行的范畴性组成，是“国家主体”面临内部治理和外部竞争必须要有效介入的关系。任何一个主权ZF都不可能摆脱与经济行为的纠缠，哪怕是美国——税收和货币权利是ZF的核心权利；对外贸易与投资也是主权把控领域；而收入再分配、公共产品购买使ZF重新介入到经济运行之中；各级ZF所拥有的行政权、司法权除了背后需要经济体的支撑之外，也在行政禁止和法律范畴形成了对经济体行为与运行的控制。问题是西方经济学把ZF的这种与经济的关系，要么与“公共服务”相联系，要么以“干预”去评价，没有认清ZF在社会及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作用和功能。“市场失灵理论”指向的“ZF干预”需要的正当性，是一种被动化选择，其否定了ZF在社会经济运行的主体性、主动性，其弊端就在于把市场与经济当作独立于整体社会的“自运行范畴”，乃至“主运行范畴”。这种认知丧失了对事物的“完全性”，是西方分析主义、学科范式的弊病。

我们必须要认识到，“ZF”是社会整体、包括社会经济运行的“主体”构成之一，这是修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首要前提；其次我们要认知到相对理性人假设中的厂商和个人，ZF应该更具有“群体理性”的动机，更具有“道德性质”，因为政治的正当性就在于它是群体的、历史的必然选择。而这种理性恰是协调个人的逐利盲目与资本的唯利任性平衡的关键因素。这就使得西方经济学中的“ZF干预”由贬义和被动转化为“ZF参与”的中性和主动。而ZF参与的核心目标，不仅要确保社会运行的秩序，更要有效及时的调整经济运行导致的社会失范与经济失衡。

为达到这种目标，ZF应有对应的理念和参与路径、行为的理论及实践设计，在这种设计中，ZF应考虑自身角色所拥有的资源、权力与势力，会导致公平性的问题、权力垄断问题和人与权力结合所发生的人性问题；也应考虑到ZF主体的自身理性欠缺及信息完全的不可能性。这就促使ZF在参与经济时要有一种“参与”意识。即要与其他主体保持平行、平等的“主体竞合关系”，而非高高在上、唯我独尊的硬性认知下达。这是一个模糊空间：ZF无疑处于主体势力的优位上，但要把身价放在“民”的层次，以民而为民，这种思想设定是必要的。

ZF参与的目标是为了确保经济运行的平等与平衡。“平等”是社会公平及道德层面的需求，它容易发生扭曲——经济领域或社会生存必然会有竞争，人和人的能力、历史社会关系、资源分配关系从来就没有可能“均质化”、永远不会有均质化。社会发展运行的“活力”就在于此。但为了满足社会秩序和人道主义的需要，调整历史社会关系的不公，减少竞争关系的群体损害，这种公正和平等的“道德要求”有一定的合理性，需要设计在一定的层面上。

比起公平和平等，更重要的是“平衡”，这应该成为ZF参与市场的主要核心功能。这种功能即可避免供求的大起大落导致的经济不稳定、社会不稳定，自由竞争导致的市场失灵；也可以给市场以准确的成本、价格信息，从而制衡资本以各种垄断和欺诈的方式诱导供求、制造投机、攫取高额利润，个体逐利的盲目性，同时兼顾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

若想做到上述目标，以“计划经济”的方式显然是不可取的。应该采取的是市场经济“竞争参与”方式。这种竞争参与方式更多以经济主体之一的身份来进行，同时采用市场化的效率考核机制，使ZF作为“经济主体”完成效率化、竞争化过程。ZF对市场经济的参与要放在企业、个人的“经济理性”层次上，价值指向和目标是道德化、群体化的。同时注重打造ZF信用，借此构建市场经济的信用制衡。

ZF的市场经济参与可以渗透在以下诸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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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领域
政府应该以出资或注资的方式构建自己的产品生产体系，这一体系不追求高、大、全，而注重参与性。生产领域的政府参与范畴应该主要在医药、食品、盐、糖等日用品、住房等生活必需品领域，国防等重要安全领域。通过政府企业的供给，能促进供求关系的健康，提供商业品质与信用示范，释放正当价格信息，满足低收入消费者的收入匹配性需求。这类企业不是以单纯的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而是以成本加成的方式，确定行业一般利润水平和产品的一般品质等级。政府也应该考虑参与相关原材料的生产介入，从而在原料市场形成供求平衡力量。政府企业产品在市场上的投送，以优质优价的保障净化资本投机、假冒伪劣等垄断和失信行为，以及操纵供求的价格失衡行为，从而达到平衡市场的多重目的。这种参与不需政府全面介入，只需提供产品示范与市场引导作用。
在这方面，泰国的皇家农场是一个典型案例，该农场隶属泰国王室，其所有权为王室所有。其商店主要设在机场等公共场所，销售的均为皇家农场自产产品，产品品质优良，包装精美，价格适当，深受当地消费者信任和青睐，成为平衡市场供求、释放合理价格信息的一个参与性典范。
（二）流通领域
前面已经分析，流通领域是供求的必经过程，甚至是价格形成、价格创造的重要环节。流通领域的垄断或资本投机，不仅影响到供求的健康，而且极易造成信息扭曲，进而导致生产领域受损。这是西方经济学所忽略的重要领域，因为西方经济学中没有关于流通领域的理论，而将其放入大市场经济的供求关系环节，形成在此领域的理论落空。当商业发达到一定程度，由于流通领域是利润实现的最终节点、资本周转速度快等特点，更容易产生垄断性与投机性。不仅影响到经济体制与体系的健康，还易导致市场混乱和社会混乱。
流通领域是供求直接对接和完成的节点，其价格创造具有放大性、恐慌性特点，其过多的吸纳社会资本，会导致产业资本的流失和居民消费的损害。在价格形成机制中，我们可以看到诸如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已成资本投机乐园，没有有效完成供求指示作用。
计划经济时代曾经有供消社系统，政府应重启这一系统在流通领域的重要价格平衡与价格示范作用，利用供销社主体和邮局、居委会等，构建线上、线下共享经济体系，利用社区互联网平台、微信公众号、各类服务机构的线上平台，将供求相链接，及时利用渠道将农民生产或积压的农副产品输送到零售终端，并利用公平价格打击诸如“豆你玩”、“蒜你狠”等农产品、生产生活用品的垄断和投机，起到平衡市场供求、修正扭曲信息、支持优良产品、开发乡村资源、帮扶贫困人群等作用。
（三）消费领域
消费领域存在主要两种不健康行为——一是厂商或销售商利用信息不对称和资本垄断制造虚假信息；另一种是消费者很容易被虚假信息所误导，没有形成健康理性的消费观念。在这个领域，政府应严格限制广告和营销的不健康投放。广告和营销本应起到信息传递作用，资本时代却成为制造虚假信息、诱导非理性消费、完成资本投机的重要方式。政府应控制广告和营销，使其回归信息本位。严格禁止利用资本打造品牌，从而攫取超额利润的行为。政府应该在广告法中规定企业应该明示生产成本与零售价格之间的关系，从而限制资本在此领域的不当作为。政府同时应加大公益性、信息性广告的投放，以产品示范、价格示范、品质示范等平衡在这个环节的信息扭曲，诱导理性消费、健康消费，完善消费与生产的关系。
（四）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主要包括医疗、国防、教育、社保等范畴，这些范畴的服务对象以社会群体为主，关涉国计民生、社会稳定、国家安全。政府应该在公共产品领域保持主体性、主导性地位。但如果没有竞争就会出现效率低下、权力寻租等不当行为。为了平衡这种弊端，应该在公共产品领域引入“适当竞争”原则，确保这一领域的发展活力。这些年，医疗市场化、教育市场化带来极大负面影响，而社会保障体系潜伏着巨大的兑付风险。政府应及时调整决策，使公共服务体系回到平衡状态。这一体系更容易导致资本垄断现象，政府应避免资本借此领域的政策性而获得更大的寻租与投机空间。避免这一领域垄断化、投机化的方式以信息透明为主，同时限制这一领域的利润率水平，确保此领域的利益稳定性，以增强社会资本在这一领域的积极性。
上述领域的政府参与，政府是以投资注入、企业运营的主体方式进行，这样政府就会在财政税收等政策之外，有了更多的主动性。同时因主体参与在市场范畴内，通过竞争关系的存在，避免计划经济的弊端再现。

政府在经济参与平衡市场的指向下，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经济主体的管理：应该引入现代管理制度、监督制度，公开聘用有经营经验和才能的管理人，制定合理的工资级差，公开企业运营的全部信息。
（二）政府应该引入效率评价体系，参照其他同业同类市场主体、国外同类市场主体的效率进行评估，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估体系，避免懒政政等行为的发生。
（三）政府应对参与体提出市场目标和社会目标要求，避免其单纯的追求利润而陷于资本性质的主体行为。杜绝其因社会目标而发生的腐败、寻租、懒政等寻找借口，合理对待为达到社会目标所需付出的经济成本。
（四）政府对这一类主体经营，不应再采取财政补贴的政策，而应采取按销售额（非利润率）奖励的政策，从而形成新型的激励方式。
我们应该注意到，市场失灵或市场经济理论出现的问题，是因为人类单纯的迷信经济学理论，而忽略了历史和现实所造成的。我们应当吸取古老的治世经验与注重现实考量，要审时度势，及时修改相关理论和政策。要知道此一时、彼一时的道理，要在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发生变化时及时调整，要有辩证思维和反向思维：当理所应当认为“市场经济”是真理的时候，它的荒谬就出现了。而凡是促成发展、发达的思想、手段、措施、政策，到了一定时候，都会转化为负面因素。这时就要采取相反的思想、手段、措施和政策。
市场主体、供求等诸对范畴的关系，是一种“阴阳克生”关系，不是市场经济理论、森林原则的你死我活，既要在这种关系中看到“克”，也要在这种关系中看到“生”；既要理解人类个体和资本的自利性要求、贪婪性愿望，又要利用群体性和道德性的重要社会价值。要利用阴阳克生的道理处理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垄断与竞争的关系，我相信东方古老的智慧会为人类走出市场经济的危机提供新的思路。

谢谢分享

楼主写的很好，加油！

中国特色不是体现在经济理论上，而是体现在政治理论上。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厉害了不错，学习学习

楼主辛苦，阐述的很全面！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受益！

中国社会经济成就有目共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