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实每一天 发表于 2018-3-28 0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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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就年龄还是就经历而言,毛泽东都是五四运动那一代人中的一员。从1915 年《新青年》创刊起,毛泽东就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度过了他在政治组织和政治研究中的见习期。他作为革命者的经历实际上是在五四示威游行之后开始的。尽管毛泽东有许多非常鲜明的个人特点,从整体上看,他仍具有这一群体所共有的某些属性。最重要的一点,它是过渡的一代。当然,每一代人都是“过渡的”一代,因为世界在不断地变化,但是,毛泽东的一生以及他的同时代人的一生所跨越的,不仅是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且是不同的时代。适应西方冲击的过程,从19 世纪中期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20 世纪中期,甚至更久;但是,五四时期标志了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在此之后,或许再也没有同样伟大的时期了。一句话,老一辈人对中国方式的持久的优越性深信不移,并以此自慰,五四这一代人对这一点是知道的,不过他们决不可能怀有这种简单的信仰了。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包括毛泽东在内,很快就信奉了西化的意识形态,并终生不渝;但是大多数人则始终既深深地带着相信中国人内在能力的烙印,又深深地带着他们曾经否定过的传统的思想方式的烙印。于是这些人就注定了在经久不变的政治上和文化上模棱两可的境况中过活。
毛泽东竭力把国民党内的绝大多数和它的支持者团结在一起,特别是在 1925 年 10 月至 1926 年 5 月这八个月他领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这一时期,不过其立场是激进的,而决不是共产主义的或马克思主义的。事实上他把国民党机关刊物《政治周报》的发刊社论的大部篇幅,都用来批驳广东正在“共产化”的指责。他写道:革命的真正目标是“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实现人民的统治,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换句话说,目标是实行“三民主义”。
1926年1月,毛泽东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分辩说,出现新右派并不是国民党左派图谋的结果,而是革命发展和国民党阶级基础之间相互作用的自然产物。他写道:“革命的真正力量”是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联盟。曾支持辛亥革命反清的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子,不可能接受“民权”和“民生”的要求。“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
正如我在上面讨论毛泽东对农民革命的态度时所谈到的,在1926年初,他仍相信中国的4亿人口中有3.95亿是站在革命的一边的。因此他能够接受斯大林的观点:国民党是影响广大群众尤其是在农村的群众的唯一的工具。随着在1927年初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调查,毛泽东对这个以及其他问题的观点都有根本性的改变。他在1927年2月16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单独写的一篇报告中,比他当时公开发表的广为人知的文件更为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的新见解。他把农村运动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时期——组织农会时期、农村革命时期和建立统一战线时期——并十分强调在第一阶段与第三阶段之间,真正净化革命是不可少的。统一战线不会产生期望的结果,除非先有一个“推翻封建地主的权力与威望的残酷斗争”的时期。诚然,他说在农村兴起的斗争,应尽可能地通过国民党的机构开展,而不是直接由共产党在自己的旗帜下进行,但是毛泽东明确地把这看成是个暂时的策略。他说群众正在向左的方向前进,并且渴望着另一场革命;共产党切不要从引导群众朝前进的方向中退下来。①总之,后来在1927年,毛泽东对蒋介石,乃至对所谓的“国民党左派”会支持农民的行动,而坚决反对他们本阶级利益,已丧失一切希望。毛泽东是最先要求与这些先前的同盟者决裂,并在农村打起红旗的共产党人之一。
直到1930年夏末李立三路线失败为止,毛泽东认为军队的中心作用只是一个暂时现象;以后他才认为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革命的长期模式。(我将随后再谈毛泽东思想的战略方面。)但是,尽管他关于革命时间表的想法有这些变化,他的军队与群众之间关系的观点,只要斗争的形式主要是军事的,却一直坚定不移。实质上,这样的关系被概括为鱼与水的隐喻,这是他在30年代提出来的。很清楚,这一提法并没有低估人民群众的重要性,因为没有群众同情与支持的“水”,革命军队的“鱼”就会无助地死去。因此,共产党人必须精心地培植人民支持的根源,使得维持他们的“水”不致于干涸。同时,毛泽东的隐喻也表现得很清楚,军事斗争将由红军代表群众来进行,而不是靠群众自己。
很显然,要想使马克思主义在非欧洲国家起作用,所用的语言就必须不仅是那个国家的人民可理解的,而且,按照他们的心理和条件来看,也是生动、有意义的;而不是从另一种语言和文化逐字翻译过来的莫名其妙的语句。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在中国这样的具体化,尽管在毛泽东看来是不可少的,也只是在于使马克思主义的实质适应中国条件的更基本的事业的外在表现。
一方面他提倡基层参与的民主,其规模为现代任何革命领袖所不及。在这方面,他为中国人民服务得很好,帮助他们准备进入政治发展的第二阶段。但是他同时又把发扬民主看成只有在一个“强国”的框架之内才是可行的。依我之见,他这样的看法是对的。不幸的是,他的强国的看法很像是一种专制的东西,而他作为中国革命历史上著名的领袖,在这样的国家里,归根结底就裁决什么样的政治倾向是合法的,哪些政治倾向是不合法的而论,依然是主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