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四人帮的那一年，我正在一个出产名酒的长江边上的小市下放。市区在长江这一面，过了江就是一片摆开的起重机厂、挖掘机厂和液压件厂。这三个厂子，只有液压件厂是省属，其它两个工厂都是部属的。每个厂子都是上千人。
我们做为下放人员，下到其中的挖掘机厂搞整改。那时工厂人心很散，文革中两派武斗，存在严重的派性。导致工厂的产量和质量计划都不能很好完成。当时的下放，照例是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先后在金加工车间干过龙门刨、在结构件车间干过电焊工、在铸造车间干过翻砂工。工厂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工人不太负责任，突出表现在机床普遍达不到加工精度，这差不多都是由于长期粗暴操作造成的。其它的铸造、电焊也是粗枝大叶，毛毛糙糙。这样的结果，就是最终产品的傻大黑粗。
   当时一些年轻工人干的活，老工人看了直摇头叹气，说过去没有这样干的。但也有个别青工争强好胜，在技术上比拼显摆的。我在干电焊工时就遇到这样一个青工，是本厂的子弟。历来以他的电焊活又好又快而骄傲自豪，常喜欢和别人比试。
  工厂当时也引进新技术，研发新产品。挖掘机厂当时主打产品是履带式钢缆带动的挖掘机，是原苏联产的老型号。一辆从日本引进的小松液压挖掘机就停在厂里，当时觉得太漂亮，太现代化了。旁边还有一辆外形完全一样，但没有小松标志，略显粗糙的。听说是工厂技术人员把那台小松挖掘机大卸八快，照零件画图纸，最后做出来一台。这就是今天说的山寨了。但工人们说，这只是个半成品，虽然外表和那台进口原装产品一样，但是根本动不了。原来是卡在核心部件的山寨上了，这个核心部件就是机器的液压缸和液压泵。以当时厂里的机加工精度和热处理技术，以及所能得到的钢材，照模照样做出来也不能运转。旁边的起重机厂也在研制新型的液压起重机。我们看到了他们试验过程。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重物被起吊后，液压缸中间那根杆压弯了。这就是热处理技术不过关，材质刚度不够造成的。更为普遍的现象则是加工精度不够，液压件漏油
   还有一件趣事就是工人要劳保，不给就罢工。罢工在那时是合法的，谁也无权干涉，只能劝解。当时厂子里铸造车间整天炉火烤着，所以厂里冬天不给工人发烤火费，工人就不干了。工厂不发烤火费的理由就是车间本来到处是火，热的不得了。工人的理由是：是烤着了，但烤着前面，没有烤到后面。真是让人涕笑皆非。   计划经济是短缺的经济，当时的产品没有销不出去的。只是销出去后，质量不过关，订货方可以要求厂方返修，上门维修，直至退货。工厂为了避免麻烦，也还是希望质量好。许多老厂、大厂，无论是工人，还是技术人员，都有基本的荣誉感。我们旁边的起重机厂，这个荣誉感就特别强，这是因为他们是从北京整体内迁过来的老厂。他们那次试验的产品最终还是定型过关，若干年后，我看到满大街跑的起重机，都是他们那款产品。

  中国的计划经济有别于苏联的计划经济。苏联有一句名言：计划就是法律。苏联制订计划的原则就是不留供需缺口，完不成计划，轻者降职处分，重者判刑劳改。而在文革中，根据毛泽东思想，对苏式计划批判最多。重点就是批判“管卡压”。因此我们实际搞的计划经济，更多的是商量的经济。上下商量，左右商量，工厂的生产计划总是不想报的太高，上面压力也大，就总想要给他多压一点。工厂的原材料需求计划总是多多益善，上面也缺，就总是要给他砍一刀。当时一句俗话就是“头戴三尺帽，拦腰砍一刀”。压多了，砍多了，下面也不干，又反反复复相互做工作，最终求得平衡。
  一年的国家计划和省计划、市计划经过无数次方方面面的讨价还价，最终摆在那里，通过国家计委、地方计委批准。根据这个计划，开全国性配套订货会，地方性订货会。在会上根据计划订到原材料，订到配套件。计划不如变化，计划执行过程中，又是可调整的。或加，或减，甚至取消
这中间又有半年间的全国平衡会，地方平衡会，每个季度开一次的行业平衡会，俗称“季平会”。这些会议在当时又通称“骡马大会”。会上的气氛就是一片叫买叫卖声，实际上就是计划中的市场，和今天的全国糖酒会毫无二致。在这个过程中，最重头的就是工厂的采购员了。一个好的采购员能通过种种手段，搞到工厂所需要的原材料，一个差的采购员，则可能会因为无米下锅，而叫工厂停产。所以一个精明的采购员，对工厂日子过的好坏是至关重要的。采购员对一个工厂来说，在当时是仅次于书记、厂长的第三号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