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磊

    对于我们的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国人有太多的疑虑和反感，反之对方也是如此。两国民众相互都没有太多好感。然而，日本目前仍是美国之外的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GDP总量有可能在今年年底超越日本。中国和日本是亚太经济的前两名，也是世界经济的重要支柱。在经济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中日两国占有决定性地位。
    抛开愤青的责骂和调侃的戏虐，我们应该对日本进行深入的研究和了解。但这类的出版物多局限于日本史专家的学术著作，或者带有猎奇成分的一些倾向性很强的作品。《麻辣日本史-明治物语》是一部生动的话说日本史，这本书最大的优点在于用网络时代的人所欣赏的调侃风趣的笔触，借用国人身边容易理解的现象，对日本明治时期的重要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界人士的群像加以勾画，生动再现了从幕府末期到日俄战争的近40年的日本历史。
    日本国土狭窄而自然资源贫乏，却能创造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总量，其原因绝不仅仅是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得到了美国庇护和支持那么简单。如果说，日本是秦朝逃亡人徐福的子孙后代繁衍出的国家，甚至说日本人是武大郎的后人，武大喝下潘金莲的毒药之后并没有死，因为看破红尘一怒之下带着几个小弟奔赴海外修炼，暗示是他将身材矮小、对绿帽子习以为常的基因传给了后世，这也不会达到贬低日本、抬高中国的目的。尽管在日本民族和国家起源问题上史家还有很多争议，但日本的发展表明这个民族确实有着别人难以企及的优点，作为岛国，日本不具备当初英伦三岛的优势，但成就却不相上下，这值得国人深思。日本的崛起源自明治维新，《麻辣日本史-明治物语》重点描述了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发展路径，将明治时期作为本书的重点无疑是正确的。我们不妨将中日两国做个对比，来寻找国家发展的差异和原因。
    作者简明扼要地归纳了日本史前到近代的历史时期，从公元前一万年到公元前3世纪，日本已经有少量的农业，打渔狩猎是他们主要的生活来源，日本已经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这个时期称为弥生时代与绳纹时代。之后的二百年里，日本原始部落间开始互相争斗不休，到公元后5世纪实现了统一。在这个时期，大量中国和朝鲜人移民至此，将稻米引入了日本，日本人终于学会了种植成块的田地，告别了茹毛饮血的野人生活。这几百年，日本被称作弥生·古坟时代。接下来，日本就进入了封建时代。日本直到这个时期，文明和发展程度仍远远落在中国的后面，作为孤悬海中的国家，这种状态是正常的。而海的另一边正在经历中国封建王朝的一个顶峰时期，大唐文明开始源源不断地席卷而来，日本通过引进和学习中国得到了飞速成长。连日本的天皇制度也是引进的政治形式，公元592年以后，日本基本上确立了以天皇为顶点的中央集权，确认了佛教为国家宗教。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公元794年，奈良时代的终结。此时，中国也进入晚唐动乱时期，日本失去了学习参照的对象。从794年一直到1603年，日本进入“城堡时代”。社会混乱状况类似中国的春秋战国，武士阶层逐渐崛起，并发展成了割据一方的大名，大名与大名之间又不断混战（在日本也称为战国时期），而天皇也就成了摆设。从这段对比可以看出，日本一旦失去学习的榜样，其封建制度便难以维系，而倒退回门阀割据混战的状态。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却是有机演进的，从春秋列国分封割据到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体。直到1603年，才由德川家康统一了日本，史称江户时代。即便如此，日本仍未恢复天皇集权，实际上是幕府（军阀）统治。可以说，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政治形态仍非常落后。
    日本如何从封建军阀割据时代飞跃进入近代工业化时期，为什么中国的封建农业社会能超稳定地存在，进而落后于日本，这是最应国人反思的问题。江户时代末期，日本的教育已经广泛普及，并且形式多种多样。除了儒学之外，日本的很多学校也开始讲授荷兰语、西方技术等济世之学。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商业非常发达，甚至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大米）期货市场。反观中国，教育并不普及，而且主流学问严格限定在儒学范畴，正如梁启超曾经评论说，中国科举网尽举国上才之人，专事空疏无用之学，使学生“悉已为功令所束缚、帖括所驱役，鬻身灭顶，不能自拔。”而商业一直被视为支流末技，历朝坚持的是重农抑商的政策。更重要的是，中国那时早已进入了闭关锁国的时代。洪武三年(1370),明政府“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明太祖实录》卷49)。洪武七年(1374),明政府下令撤销自唐朝以来就存在的,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中国对外贸易遂告断绝。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又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明太祖实录》卷139)。自此,连与明朝素好的东南亚各国也不能来华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了。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再次发布“禁外藩交通令”。洪武二十七年(1394),为彻底取缔海外贸易,又一律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的番香、番货等。洪武三十年(1397),再次发布命令,禁止中国人下海通番。尽管隆庆元年(1567年)，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但后来清朝仍恢复执行了海禁政策。中日的发展进程由此产生根本性分野。
同样是开放国门，日本要比中国更主动和积极进取。早在1841年，满清就因国力贫弱而遭受列强欺辱，由此开始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1853年，一群美国人来到日本要求通商、开口岸。中国的遭遇对于日本起到了警示作用，美国打开日本门户之后，与日本签署了条约，开放下田、箱馆二港。很快，英、荷、俄等国也纷纷踏上这个孤岛，幕府没有能力应对这一局面。终于，坐落在本州岛最南端的长州藩率先发起了倒幕运动，明治天皇被扶持起来领导国家新的变革。日本的现代化进程靠的是一批有留洋背景的杰出人才的谋划和推动，这一时期的风云人物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1871年末就踏上了海外考察政治经济之路，其后的福泽渝吉、大隈重新等人也都有类似海外经历，而中国最早的公派留学生是“中国幼童留美运动”（1872—1881），类似日本这样的海外考察活动最早见于1905年7月，满清政府派五位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日本走向宪政民主体制是出自内心，自觉自愿自发的由上而下的社会改革，而中国是通过辛亥革命由下而上地扭曲政治形态。1868年3月14日，明治天皇睦仁颁布了明治维新的施政纲领，其核心内容是建议会，把权力交给公众；求知识于世界，主要是向欧美学习，打破幕府时代的陋习，遵从自然科学。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次改革意义重大，但也并非是独创，日本之所以成功，在于他们的每一次改革都是向其它国家学习、效法之后的产物，日本善于学习和有决心改造自己，也值得正处于改革“不进则退”的中国效仿。
日本的明治维新也非一帆风顺，明治天皇虽然成为日本最高的统治者，但还有200多个大名（军阀）散落各地，公卿与武士之间也勾心斗角，各地农民时有起义。在外还有列强觊觎。即使在改革的支持者中间，对于如何改和时间表都有不同的观点，任何改革都会遇到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问题不在于困难，而在于是否有克服困难的决心。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已经到了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以适应经济发展的历史性转折关头，重温日本明治维新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与我同宗的亚洲国家是如何从闭关锁国走向文明开化，如何从贫穷弱小走向繁荣富强的，对于我们坚定信心和形成改革共识，应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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