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对斯密的商业社会的批判（一）
——马克思对李斯特的赚钱的工业的批判（4）
1844年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亚当斯密的商业社会进行了批判。
在商业社会里，国民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随着它的出现，一个成熟的允许欺诈的体系、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代替了简单的不科学的生意经。因此，国民经济学是允许欺诈的体系，是发财致富的科学。      
第一，        国民经济学的基本特征
重商主义体系的基础。这种从商人的彼此妒忌和贪婪中产生的国民经济学或发财致富的科学，在额角上带有最令人厌恶的自私自利的烙印。因此，商人之间彼此妒忌和贪婪是常态，商人们具有最令人厌恶的自私自利的恶习。商人们以为金银就是财富。各国像守财奴一样相互对立，双手抱住自己珍爱的钱袋，怀着妒忌心和猜疑心注视着自己的邻居。他们使用一切手段尽可能多地骗取那些与自己通商的民族的现钱，并使这些侥幸赚来的钱好好地保持在关税线以内。这就是商业活动的最初阶段。如果完全彻底地实行这个原则，那就会葬送商业。因此，人们便开始跨越这个最初的阶段。他们意识到，放在钱柜里的资本是死的，而流通中的资本会不断增殖。于是，人们变得比较友善了，人们开始把自己的杜卡特当做诱鸟放出去，以便把别人的杜卡特一并引回来，并且认识到，多花一点钱买甲的商品一点也不会吃亏，只要能以更高的价格把它卖给乙就行了。重商主义体系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贸易和掠夺一样，是以强权为基础的。商业的贪婪性已多少有所遮掩；各国多少有所接近，开始缔结通商友好条约，彼此做生意，并且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甚至尽可能地互相表示友爱和亲善。但是实质上还是同从前一样贪财和自私，当时一切基于商业角逐而引起的战争就时时露出这种贪财和自私。这些战争也表明：贸易和掠夺一样，是以强权为基础的；人们只要认为哪些条约最有利，他们就甚至会昧着良心使用诡计或暴力强行订立这些条约。十九世纪外国列强闷着良心使用诡计和暴力和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就是证明。
贸易顺差和逆差是可笑的幻想。在国际交易中，贸易差额论是整个重商主义体系的要点。正因为人们始终坚持金银就是财富的论点，所以他们认为只有那最终给国家带来现金的交易才是赢利交易。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们以输出和输入作比较。如果输出大于输入，那么他们就认为这个差额会以现金的形式回到本国，国家也因这个差额而更富裕。因此经济学家的本事就是要设法使输出和输入到每年年底有一个顺差。为了这样一个可笑的幻想，竟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屠杀！商业也有了它的十字军征讨和宗教裁判所。可见，顺差和逆差是一个可笑的幻想！
自由贸易是前后不一贯和不道德的伪善。在十八世纪，政治学没有想去检验国家的各个前提本身；经济学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因此，新的经济学只前进了半步；它不得不背弃和否认它自己的前提，不得不求助于诡辩和伪善，以便掩盖它所陷入的矛盾，以便得出那些不是由它自己的前提而是由这个世纪的人道精神得出的结论。这样，经济学就具有仁爱的性质；它不再宠爱生产者，而转向消费者了；它假惺惺地对重商主义体系的血腥恐怖表示神圣的厌恶，并且宣布商业是各民族、各个人之间的友谊和团结的纽带。一切都显得十分辉煌壮丽，可是上述前提马上又充分发挥作用，而且创立了与这种伪善的博爱相对立的马尔萨斯人口论，这种理论是迄今存在过的体系中最粗陋最野蛮的体系，是一种彻底否定关于仁爱和世界公民的一切美好言词的绝望体系；这些前提创造并发展了工厂制度和现代的奴隶制度，这种奴隶制度就它的无人性和残酷性来说不亚于古代的奴隶制度。新的经济学，即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系，也同样是伪善、前后不一贯和不道德的。这种伪善、前后不一贯和不道德目前在一切领域中与自由的人性处于对立的地位。
亚当斯密体系的必要的进步。为了使私有制的真实的后果能够显露出来，就有必要摧毁重商主义体系以及它的垄断和它对商业关系的束缚；为了使当代的斗争能够成为普遍的人类的斗争，就有必要使所有这些地域的和国家的小算盘退居次要的地位；有必要使私有制的理论抛弃纯粹经验主义的、仅仅是客观主义的研究方法，并使它具有一种也对结果负责的更为科学的性质，从而使问题涉及全人类的范围；有必要通过对旧经济学中包含的不道德加以否定的尝试，并通过由此产生的伪善——这种尝试的必然结果——而使这种不道德达于极点。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乐于承认，只有通过对贸易自由的论证和阐述，我们才有可能超越私有制的经济学，然而我们同时也应该有权指出，这种贸易自由并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马歇尔和凯恩斯的罪过比麦克库洛赫和穆勒的罪过大！我们所要评判的经济学家离我们的时代越近，我们对他们的判决就必定越严厉。因为斯密和马尔萨斯所看到的现成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些片断，而在新近的经济学家面前却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一切结论已经作出，各种矛盾已经十分清楚地显露出来，但是，他们仍不去检验前提，而且还是对整个体系负责。经济学家离我们的时代越近，离诚实就越远。时代每前进一步，为把经济学保持在时代的水平上，诡辩术就必然提高一步。因此，比如说，李嘉图的罪过比亚当•斯密大，而麦克库洛赫和穆勒的罪过又比李嘉图大。
新近的经济学甚至不能对重商主义体系作出正确的评判，因为它本身就带有片面性，而且还受到重商主义体系的各个前提的拖累。只有摆脱这两种体系的对立，批判这两种体系的共同前提，并从纯粹人的、普遍的基础出发来看问题，才能够给这两种体系指出它们的真正的地位。那时大家就会明白，贸易自由的捍卫者是一些比旧的重商主义者本身更为恶劣的垄断者。那时大家就会明白，在新经济学家的虚伪的人道背后隐藏着旧经济学家闻所未闻的野蛮；旧经济学家的概念虽然混乱，与攻击他们的人的口是心非的逻辑比较起来还是单纯的、前后一贯的；这两派中任何一派对另一派的指责，都不会不落到自己头上。因此，新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无法理解李斯特为什么要恢复重商主义体系，而这件事我们却觉得很简单。前后不一贯的和具有两面性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必然要重新分解为它的基本组成部分。正如神学不回到迷信，就得前进到自由哲学一样，贸易自由必定一方面造成垄断的恢复，另一方面造成私有制的消灭。
马歇尔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达到的唯一肯定的进步，就是阐述了私有制的各种规律。这种经济学确实包含这些规律，虽然这些规律还没有被阐述为最后的结论，还没有被清楚地表达出来。由此可见，在涉及确定生财捷径的一切地方，就是说，在一切严格意义的经济学上的争论中，贸易自由的捍卫者们是正确的。当然，这里指的是与支持垄断的人争论，而不是与反对私有制的人争论，因为正如英国社会主义者早就在实践中和理论上证明的那样，反对私有制的人能够从经济的观点比较正确地解决经济问题。
第二，        国民经济学的几个基本概念
国民财富。国民财富这个用语是由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努力进行概括才产生的。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这个用语便没有任何意义。英国人的“国民财富”很多，他们却是世界上最穷的民族。人们要么完全抛弃这个用语，要么采用一些使它具有意义的前提。国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等用语也是一样。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把这种科学称为私经济学，因为在这种科学看来，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
商业。私有制产生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商业，即彼此交换必需品，亦即买和卖。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这种商业与其他一切活动一样，必然是经商者收入的直接源泉；就是说，每个人必定要尽量设法贱买贵卖。因此，在任何一次买卖中，两个人总是以绝对对立的利益相对抗；这种冲突带有势不两立的性质，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另一个人的意图，知道另一个人的意图是和自己的意图相反的。因此，商业所产生的第一个后果是：一方面互不信任，另一方面为这种互不信任辩护，采取不道德的手段来达到不道德的目的。例如，商业的第一条原则就是对一切可能降低有关商品的价格的事情都绝口不谈，秘而不宣。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商业中允许利用对方的无知和轻信来取得最大利益，并且也同样允许夸大自己的商品本来没有的品质。总而言之，商业是合法的欺诈。任何一个商人，只要他说实话，他就会证明实践是符合这个理论的。重商主义体系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某种纯朴的天主教的坦率精神，它丝毫不隐瞒商业的不道德的本质。我们已经看到，它怎样公开地显露自己卑鄙的贪婪。18世纪民族间的相互敌视、可憎的妒忌以及商业角逐，都是贸易本身的必然结果。
道德。社会舆论既然还不具有人道精神，那么何必要掩饰从商业本身的无人性的和充满敌意的本质中所产生的那些东西呢？但是，当经济学的路德，即亚当•斯密，批判过去的经济学的时候，情况大大地改变了。时代具有人道精神了，理性起作用了，道德开始要求自己的永恒权利了。强迫订立的通商条约、商业战争、民族间的严重孤立状态与前进了的意识异常激烈地发生冲突。新教的伪善代替了天主教的坦率。斯密证明，人道也是由商业的本质产生的，商业不应当是“纠纷和敌视的最丰产的源泉”，而应当是“各民族、各个人之间的团结和友谊的纽带”（参看《国富论》）；理所当然的是，商业总的说来对它的一切参加者都是有利的。斯密颂扬商业是人道的，这是对的。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绝对不道德的东西；商业也有对道德和人性表示尊重的一面。但这是怎样的尊重啊！当中世纪的强权，即公开的拦路行劫转到商业时，这种行劫就变得具有人道精神了；当商业上以禁止货币输出为特征的第一个阶段转到重商主义体系时，商业也变得具有人道精神了。现在连这种体系本身也变得具有人道精神了。当然，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须与廉价卖给他货物的人们和高价买他的货物的人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因此，一个民族要是引起它的供应者和顾客的敌对情绪，就太不明智了。它表现得越友好，对它就越有利。这就是商业的人道，而滥用道德以实现不道德的意图的伪善方式就是自由贸易体系引以自豪的东西。
竞争。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竭力用瓦解各民族的办法使敌对情绪普遍化，使人类变成一群正因为每一个人具有与其他人相同的利益而互相吞噬的凶猛野兽——竞争者不是凶猛野兽又是什么呢？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做完这个准备工作之后，只要再走一步——使家庭解体——就达到目的了。为了实现这一点，它自己美妙的发明即工厂制度助了它一臂之力。共同利益的最后痕迹，即家庭的财产共有被工厂制度破坏了，至少在这里，在英国已处在瓦解的过程中。孩子一到能劳动的时候，就是说，到了九岁，就靠自己的工钱过活，把父母的家只看做一个寄宿处，付给父母一定的膳宿费。这已经是很平常的事了。还能有别的什么呢？从构成自由贸易体系的基础的利益分离，还能产生什么别的结果呢？一种原则一旦被运用，它就会自行贯穿在它的一切结果中，不管经济学家们是否乐意。然而，经济学家自己也不知道他在为什么服务。他不知道，他的全部利己的论辩只不过构成人类普遍进步的链条中的一环。他不知道，他瓦解一切私人利益只不过替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转变，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
价值。　商业形成的第一个范畴是价值。关于这个范畴和其他一切范畴，在新旧两派经济学家之间没有什么争论，因为直接热衷于发财致富的垄断主义者没有多余时间来研究各种范畴。关于这类论点的所有争论都出自新近的经济学家。　靠种种对立活命的经济学家当然也有一种双重的价值：抽象价值（或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关于实际价值的本质，英国人和法国人萨伊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前者认为生产费用是实际价值的表现，后者则说什么实际价值要按物品的效用来测定。这个争论从本世纪初开始，后来停息了，没有得到解决。这些经济学家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
这样，英国人——特别是麦克库洛赫和李嘉图——断言，物品的抽象价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请注意，是抽象价值，不是交换价值，不是 exchangeable value，不是商业价值；至于商业价值，据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为什么生产费用是价值的尺度呢？请听！请听！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如果把竞争关系撇开，没有人会把物品卖得低于它的生产费用。没有人会卖吧？在这里，既然不谈商业价值，我们谈“卖”干什么呢？一谈到“卖”，我们就要让我们刚才要撇开的商业重新参加进来，而且是这样一种商业！一种不把主要的东西即竞争关系考虑在内的商业！起初我们有一种抽象价值，现在又有一种抽象商业，一种没有竞争的商业，就是说有一个没有躯体的人，一种没有产生思想的大脑的思想。难道经济学家根本没有想到，一旦竞争被撇开，那就保证不了生产者正是按照他的生产费用来卖自己的商品吗？多么混乱啊！还不仅如此！我们暂且认为，一切都像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假定某人花了很大的力气和巨大的费用制造了一种谁也不要的毫无用处的东西，难道这个东西的价值也同生产费用一样吗？经济学家回答说，绝对没有，谁愿意买这种东西呢？于是，我们立刻不仅碰到了萨伊的声名狼藉的效用，而且还有了随着“买”而来的竞争关系。经济学家是一刻也不能坚持他的抽象的——这是做不到的。不仅他所竭力避开的竞争，而且连他所攻击的效用，随时都可能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抽象价值以及抽象价值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说法，恰恰都只是抽象的非实在的东西。
我们再一次暂且假定经济学家是对的，那么在不把竞争考虑在内的情况下，他又怎样确定生产费用呢？我们研究一下生产费用，就可以看出，这个范畴也是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的。在这里又一次表明经济学家是无法贯彻他的主张的。
如果我们转向萨伊的学说，我们也会发现同样的抽象。物品的效用是一种纯主观的根本不能绝对确定的东西，至少它在人们还在对立中徘徊的时候肯定是不能确定的。根据这种理论，生活必需品应当比奢侈品具有更大的价值。在私有制统治下，竞争关系是唯一能比较客观地、似乎能大体确定物品效用大小的办法，然而恰恰是竞争关系被撇在一边。但是，只要容许有竞争关系，生产费用也就随之产生，因为没有人会卖得低于他自己在生产上投入的费用。因此，在这里也是对立的一方不情愿地转到另一方。
让我们设法来澄清这种混乱吧！物品的价值包含两个因素，争论的双方都要强行把这两个因素分开，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徒劳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决定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然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
这个基础是交换的唯一正确的基础。可是，如果以这个基础为出发点，那么又该谁来决定物品的效用呢？单凭当事人的意见吗？这样总会有一人受骗。或者，是否有一种不取决于当事人双方、不为当事人所知悉、只以物品固有的效用为依据的规定呢？这样，交换就只能强制进行，并且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受骗了。不消灭私有制，就不可能消灭物品固有的实际效用和这种效用的规定之间的对立，以及效用的规定和交换者的自由之间的对立；而私有制一旦被消灭，就无须再谈现在这样的交换了。到那个时候，价值概念的实际运用就会越来越限于决定生产，而这也是它真正的活动范围。
劳动者2018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