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 君 说

如果你看过《教父》系列电影，你肯定不会忘了马龙·白兰度所扮演的“老科莱昂”。

片中的这位美国黑手党头子同时具备绅士风度和慑人的威严，也因此改写了“教父”一词在非基督教国家的首要释义：某个领域内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

放眼全球华人圈，能被行业公认担得起这一称号的人不多，其中一个就是“半导体教父”，张忠谋。你或许更了解他现有的唯一工作身份——全球半导体晶圆代工第一大厂，台积电（TSMC）的董事长。

只不过从昨天起，我们要在“董事长”这三个字前面加一个“前”了。因为这位现年86岁的华人商业传奇，终于要退下来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台积电的传奇还将延续下去，并且将在最成功商业案例中继续停留下去。

作 者：李赓

来 源：虎嗅网（ID：huxiu_com）  转载自：正和岛

“种子”和“土壤”

时间回到上世纪80年代，台湾依旧是“亚洲四小龙”之一，从上世纪50年代国内内战结束开始，台湾终于开始抽出精力来真正驱动社会发展，效果也是显著的。

这30年间，台湾的整体经济发展战略也曾发生过多次改变，一开始是最简单的劳动密集型、出口替代策略（发展出口工业，替代初级产品出口），到后来的资本密集型和出口扩张型策略（出口行业增长优先），整体经济到1980年已经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问题来了：下一步该怎么走？

在当时美国无线电公司（RCA）普林斯顿实验室总监潘文渊的建议下，大方向被定为“IC（集成电路）产业”。他和当时台湾的行政院秘书长、电信总局局长、经济部长、交通部长、工研院院长、电信研究所所长6人，在台北街边的一家豆浆店里面一口气敲定了数个政策想法：

IC（集成电路）是电子工业中最核心的一部分，是下一步发展方向；发展IC工业的关键在于时间，时间就是一切，最优的方案是从美国引进技术，节约时间；花4年时间争取将IC工业技术落地在台湾；4年间一口气投入1000万美元到IC工业相关技术当中。

有趣的是，这一次决定了台湾半导体行业未来的“早餐会议”，一共只花了300台币。

种子有了，土壤去哪里找呢？总不能直接撒在空气中吧。最终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电子所（下文简称：工研院电子所）成为那个台湾半导体“初生地”。 这是一个政府出资，但是却以公司体制运行的机构。

有政府撑腰，所以看起来这应该是一个很强势的机构，但在实际中它却一直扮演着“悲剧英雄”般的角色——因为这个机构要不断为企业输出技术和指导，如果企业成功了，也就不需帮助了；而如果本身的技术和指导不过关，企业也就更不可能成功了。

第三任电子所所长甚至说过这样一句话：“不管我们成不成功，摆在我们面前的都是死路一条，所以我们的前途在哪里？”

初期的这个疑问很快也迎来了答案：1990前后，台湾半导体工业开始“爆炸式”发展，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要归功于工研院电子所的付出。后者就好比一个全场通用的BUFF，硬是将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撑了起来。

而根据2005年前后的统计，工研院总计有2000多位离职员工转战民间半导体企业，同时在企业研发规模和实力与日俱增的后来，工研院还积极充当半导体行业企业之间、官方之间的桥梁，不仅稳固了台湾在全球半导体行业中的地位，同时也保证了台湾半导体行业的友好交流和互相进步。

除了国内的努力之外，国外人才的回归同样对台湾半导体发展帮助巨大。其中帮助作用最大的是少数在欧美半导体企业中实际接触先进技术、企业实际管理经验的高级专业化管理人才，张忠谋是这一小批人中回来时间点最好、也是成就最大的一个。

若是没有台湾整体经济推动，张忠谋独自一人肯定无法达成今日成就，但如果台湾半导体行业没有了张忠谋，整个半导体行业的地位和能量都应该要打上些折扣。

为半导体而“生”的张忠谋

要说张忠谋跟半导体没有“缘分”绝对是假的。

注：张忠谋在德州仪器时的同事Jack Kilby（杰克·基尔比）和英特尔的Robert  Noyce（罗伯特·诺伊斯）几乎在同时发明了集成电路，图中基尔比手上拿着的是芯片，右侧桌上放着的实际上是芯片的放大照片。

张忠谋真正进入半导体行业的时间节点，实际上要算其1953年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美国Sylvania（希凡尼亚）公司半导体自动化生产工程师。从23年前张忠谋出生在浙江宁波，到进入半导体行业间，张忠谋实际上经历了一系列被他自己统称为“大时代”的人生之路。

首先向他扑来的是恶狠狠的日军，就在他出生10周后，日本在皇姑屯打响了侵华的第一枪。而后张忠谋一家就开始了时常“远征”的日子，先是广州，然后是香港，本以为英租界能保障安全。结果日本以偷袭珍珠港的方式，让整个亚洲加入了二战的泥潭，当时一家人生活的香港也随即被攻占。

在日本统治下憋屈生活了一年后，张忠谋父亲决定带着一家人跨越大半个中国回到“陪都”重庆。那次艰辛的旅途，也给年幼的张忠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近年来的旅游如何舒适、甚至奢侈，最令我怀念的、对我最有意义、脑海里刻下最深印象的旅程，还是上海到重庆的跋涉。”

但整个旅程中最令张忠谋印象深刻的，其实是前往重庆路上，第一次见到国民党军队士兵巡查旅客时，父母脸上露出的微笑。

本以为抗战结束了、日本投降了，张忠谋一家就能在上海安生生活下去，但随后爆发的解放战争，让全家人再次决定迁往香港。在动乱中挣扎了许久的张忠谋父亲，最终决定将张忠谋送往英国读书，同时还将其专业定为了理工科。

而在4年苦读毕业之后，张忠谋还因1美元的薪水差距，拒掉了“通用汽车”的offer，进而选择了名不见传的“半吊子”半导体公司应聘芯片自动化生产工程师，然后又再次自学进入半导体行业。（这家公司实际上现在已经被欧司朗收购）。

这一系列人生轨迹中的巧合，最终将张忠谋导引向了半导体行业，可谓时也运也。

但更关键的是，当时父母的那一抹微笑，让张忠谋在40年后的1983年辞掉了德州仪器（TI）消费品集团总经理的职务，回到台湾开始其人生第二段半导体职业之路。

晶圆代工业=历史机遇？

个人的运势，放在历史的洪流中，无论是谁都是不起眼的。但偏偏，行业的趋势也配合了张忠谋一把。

以1947年美国贝尔实验室两位科学家研制出锗晶体管开始算，到1971年英特尔开始研发生产4位微处理器Intel 4004，这其中的24年间半导体的发展速度其实还没有进入“摩尔定律时代”。而且当时的IDM型半导体公司，一边需要打造产品，一边还要拓展整个生产链条中的技术，好在当时的技术难度还不算太大。

但半导体技术的发展速度最终还是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半导体产品种类、功能越来越复杂，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不断增长的同时，一个搅乱全球半导体行业的趋势正在逐渐酝酿成型——围绕着半导体芯片展开的产业链，即将经历一次“细分化运动”。

通俗一点说：就是蛋糕数量“增长”的太快，很多企业的速度和胃口都跟不上了。与其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不如先把面前能掌握的蛋糕吃好。

在这个生产链不断拆分的过程中，大部分环节的分拆都是“不痛不痒”的，并没有对整个半导体行业的格局产生本质性的影响。唯一的例外是芯片制造环节的剥离，也就是台积电所代表的晶圆代工行业。

值得说明一下的是，“晶圆制造”实际上就是在一片片硅晶圆上，通过光、物理、化学等手段，经过数十次反复超高精度加工，最终将芯片打造出来的环节。这也是整个芯片从蓝图到成品中技术含量最高的环节。

半导体生产链的细化分割其实也有其理论依据存在，一个是很多人都熟悉的摩尔定律，一个是很少人听过的洛克定律（也称摩尔第二定律）。这两个定律共同作用下的结局很明显：一方面芯片的设计工作越来越难；一方面生产芯片的成本越来越高。

1.摩尔定律（1975年修正后）：芯片中的晶体管数量大约每18个月翻一倍；

2.洛克定律：半导体芯片制造工厂（一般叫作Foundry，或者Fab）每4年就会成本翻倍。

随后的数十年里，半导体行业的确大致按照这两个定律发展，实际上也反映出一个情况：芯片设计、芯片制造这两个关键环节的门槛，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快速上涨。换言之，一家公司如果想在其中一个领域有所突破，所要付出的技术实力、资本正在快速上涨。而如果想要两个领域兼顾则更甚之。

到了1980年前后，学术界已经有人开始意识到芯片设计和制造行业的“部分分家”势在必行，极少数芯片类教材甚至开始只教授设计部分知识。当时对于这种趋势，英特尔创办人之一、也是摩尔定律的提出者，高登·摩尔也对晶圆代工持乐观态度，但最终也无法说服英特尔的其他同事把握住这次机会。

这个趋势就这样被持续忽略了几年，直到张忠谋在1986年回到台湾。

本以为回来是要当工研院院长的张忠谋，发现上一任院长的工作交接清单中，最优先的就是为几家台湾半导体芯片设计公司寻找制造方，再加之其之前在半导体行业中的宝贵经验，他很快意识到对于芯片设计技术、芯片制造技术仍比较落后的台湾来说，专门进行芯片制造或许是个不错的方案。

思前想后，他拿出了一个即便是半导体行业内人士都觉得不可行的方案：成立一家史无前例的专业晶圆代工公司，这家公司本身不设计芯片产品，只为用户制造晶圆。这也是台积电最早、最核心的规划。

台积电的高起点

背后是半导体铁律

当时，台湾的“总统”还是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后者虽然打仗没什么能力，但在治国和经济开发上到算是一把好手。注重发展的他，当时甚至专门嘱咐负责创新事项的行政院官员：“创新愈大愈好。”

而张忠谋着实也“不客气”，在之前创立晶圆代工企业的提案中，他唯有一点特别坚持——资本规模必须向美国中小型晶圆厂看齐。

随后他更直接将台积电的整体投资额定位2亿美元，这一数字大概是同时期台湾其他新建晶圆厂的10-15倍。

张忠谋当时甚至还用一个比喻解释了他这样做的理由：“如果打一场仗需要十万兵力，但现在只有一千人，经营者是绝不打这种仗的。我们不能让一千人也上战场，结果被打败了，才来说是因为人不够的关系。”

这实际上也是张忠谋最早指明台湾半导体行业发展道路时反复提到的“时间”，因为半导体行业发展速度实在太快，低起点的企业即便用时间换回来成长，大概率也是无法跟上行业步调的。相反，一旦成功在行业中抢占到第一名，你就将获得远比别人多的回报，进而拉大与竞争对手的差距。

台积电自身对于半导体行业的速度可谓了解至深，所以在公司的整体战略上甚至也做了一个“摩尔定律”的“小模仿”——在晶圆制造业进入8英寸（200mm）时代之后，台积电每18个月多建一座晶圆厂。

功效自然也很明显，同样是一个新的制程技术，别的晶圆企业往往只能用在一两座晶圆厂上，但是台积电却可以直接应用在10个晶圆厂上，这样每个晶圆厂平摊下来的技术成本就变成了十分之一。

但这样的发展速度还是满足不了全球客户们的需求，于是乎台湾的晶圆代工圈也在1999年前后刮起了一波“收购潮”。其中台积电一举买下“世大”和“德碁”两家晶圆代工厂。

当时“世大”的掌舵者正是张汝京，被收购倒没什么，但是张汝京对于中国国内的晶圆代工市场始终有想法，但张忠谋却不愿意直接迈入大陆市场。最终的结果是，张汝京离开台湾，到上海建立了“中芯国际（SMIC）”。当然，这已经算是题外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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