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利益分配的自然机制中，每个人都是市场的雇佣者，包括劳动者与资本家，及一切依靠市场机会生存与发展的人。过去我们只是说劳动者是资本家的雇佣者，他们受资本家雇佣，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得收入，以维持自己及自己后代的生存。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人，只要他必须依靠市场机会来生存与发展，那么他们都受市场的雇佣，受惠于市场所提供的一切机会，也受险于市场的一切波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既不存在什么资本主义，也不存在什么劳动主义，只存在“市场主义”。资本家作为自己资本的经营者，在市场风浪中所承受的风险与压力比雇佣劳动者大得多，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他们决不是一种单纯的利益享受者，他们的资本随时有可能被变幻莫测的市场所吞没。比如投资实业或股票，都有风险，只有那些保障获得固定利息的投资，才几乎没有风险，如银行存款及国债等。在某些市场条件下，无论是劳动还是资本，都呈现出“过剩”状态，如此，劳动力的价格被压得更低，资本的价格也被压得相当低（体现为更低的资本[资金]利率）；甚至劳动者失业，资本家血本无归。
在这种情况下所形成的分配机制我们可称为“雇佣分配”，它必须为市场提供可以接受的相应效用，才可获得收益分配。这种分配是充满竞争性的，是人与机器、资本与资本之间争夺生存权的竞争。这种雇佣分配的矛盾性是：自己所处的行业生产出来的物品越多，越难销售，自己的生存也就越成问题。生产过剩形成经济危机，并导致人的生存危机。马克思主张消灭雇佣劳动，其思想就是要通过消灭雇佣劳动的整个制度而消灭这种雇佣分配，消灭那种使人必须通过出卖劳动力才能获得生存条件的“人类异化”。但是，我们仍然没有看到完全消灭雇佣分配的可能性，只是看到可以减弱其存在的可能性。

价值本质规律同时也告诉我们另一种分配方式，即“福利分配”。因为价值本质规律迫使物品的价值最小化，这意味着物品更容易为人所获得。比如我们知道，自然水特别是自然空气，是最易为人所获得的，它们的稀缺性最小，丰富性最大，并且自然生成，不需要耗费人的任何成本代价，因此自然水与自然空气可以做到无偿供给。无偿供给的物品具有最大的福利分配性。价值本质规律使物品价值趋向最小化，因而使物品具有更大“福利分配”性质。它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比如现在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手中可以掌握很多物资，由于这些物资的价值比过去低廉得多，所以可更多地无偿调拨给灾区人民、下岗失业人员，还可无偿送给某些地区的人，让他们“退耕还林”等等。现在人们随便在哪一朋友家多吃几顿饭，经济上都没什么问题，主人家都可承受，因为主人能够以较小的代价得到招待客人的各种物品。这就是“福利分配”，它具有无偿给予的性质，它与“雇佣分配”不同，雇佣分配意味着必须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辛苦劳作，费尽心力与钱财，才得到一些东西。当代，随着人类经济运作方式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与资本密集型过渡，通过单纯出卖人类体力来谋求更好的生活已变得越来越难，没有技术的劳动者，难以找到工作，而有一定技术的劳动力，也比以前更难就业。自己的劳动力商品无法销售出去，自己的生存就成问题。这是雇佣分配带给人类社会的难题。
人类的经济目标，就在于实现这种“福利分配”，它必然要建立在“物品价值趋等于零”的基础上，建立在物品非常廉价的基础上。一个物品如果其价值还很大时你要拿它们来实行“福利分配”，那就会犯很大的经济错误。过去“社会主义大锅饭”所犯的就是这类错误。价值本质规律则使我们看到这个希望，看到分配从雇佣分配渐渐向福利分配转化的必然性与更大可能性。

为了使价值规律具有更大解释力，马克思把价格偏离价值的现象也归结为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甚至特别指明，价值规律正是通过这样的偏离波动而表现和贯彻下去的。正如著名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教科书所说：“价格脱离价值并不是价值规律的作用有什么缺陷，相反地，这是实现价值规律的唯一可能的方式。” 比如价值10元的一个物品，它的价格有时是12元（甚至更高），有时是8元（甚至更低），这些，都不过是价值决定价格的一种必要的波动性体现---尽管人们对此充满疑问，特别是波动过大的时候。许多人则因价值规律容许这种波动而干脆抛弃它，想以纯粹的供求关系来说明价格的变化。
　　但马克思除了指出价格可以在价值的周围作一定程度的偏离波动外，似乎没有对此作更深入的解释，即为什么价值规律会体现为这种波动？使得价格可以高于或低于价值，并且使高于价值的价格下降，低于价值的价格上升。他最深入的说明似乎是以下这段话：“需求和供应的波动，每次都把商品的价格引导到生产费用的水平。固然，商品的实际价格始终不是高于生产费用，就是低于生产费用；但是，上涨和下降是互相抵销的…只有在这种波动的进程中，价格才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 在此，马克思明确预示：价值规律作用的核心是：生产费用决定价格。但是我们在研究了这段话含意深刻的思想后，仍然认为有必要对这个规律之所以以波动的形式起作用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波动？高于价值的价格为什么会回落到价值的层面，而低于价值的价格又为什么会升回到价值的层面？

价值规律中的价值意义实际上是“代价耗费”，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劳动的凝结”，即他上面所指出的成本性的“生产费用”；代价耗费越大，成本就越大。因此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便变成价格围绕其产品成本的大小上下波动。由此我们可以获得对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最合理又最令人感兴趣的解释：当产品价格大于其成本耗费时，便产生超额利润，超额利润的存在会刺激供给增大，从而使价格趋向下降。相反，当产品价格低于其成本，产生亏损时，供给减小，使价格上升。在这里还有“需求”因素的作用，因为当产品价格大于其成本时，价格较高会抑制需求，从而使价格的抬高受到抑制；而在亏损情况下，由于价格处于较低程度，因此会刺激需求增强，从而推动价格抬高。
　　这样简单的阐述即可完满解释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现象，它实际上也是市场供求关系的另一种内容深化了的存在形态（所谓“深化了的”供求关系是指包含‘成本’因素的供求关系）。因此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及它所包含的价格波动性是与市场供求关系相一致的，并没有矛盾---当然这个市场供求关系必须是“深化了的”，而不是表面上的供求关系，表面上的供求关系即是说，供大于求时价格下跌，供不应求时价格上升。价值规律决定着供求关系，反过来，我们也可以借深化了的供求关系来理解价值规律。
　　在这里，表现为“成本”的价值，既可以是个别价值即个别成本，也可以是社会价值（市场价值）即社会成本。
西方市场经济学有“均衡”与“非均衡”的概念。均衡也即是价格等于价值的市场状态。非均衡即是价格背离价值的上下波动时的状态，其中，非均衡状态有回归均衡状态的趋势。当然这些都要在充分自由的竞争市场状态下才能成立。

在经济生活中，购买力是相当关键的一种经济力，供求关系中，需求的大小就体现在一定的购买力上。因此如果单纯论说什么需求而没有涉及到一定购买力下的需求，那是相当空洞的。马克思说：“社会需要…总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要”。 这样，所谓需求并不是一个先决的条件，实际上，供给比需求更具有先决性，因为正是一定的生产性的有效供给，才能使人获得一定的购买力。如果没有一定的生产供给，就不具有相应的需求能力---购买力；因此所谓需求并非凭空产生，在市场的供求关系中它还不是先定的决定因素，决定因素的是生产供给状况，是“有效供给创造需求”。
说到“有效供给创造需求”，必定会使人想到让•萨伊那著名的“供给创造需求”论断，这个在萨伊看来也相当离奇的思想，一直对他身后的经济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他说：“…我们得到一个乍看起来似乎是很离奇的结论，就是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 他还说：“直得注意的是，一种产物一经产出，从那时刻起就给价值与它相等的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 他的这个思想可以说是卓越的，因为他看到，生产活动每产出一个产品，就已经带动起其身前的一系列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比如生产出一辆汽车，已经带动起钢铁业、煤矿业、运输业、电力业、人力资源等等的生产，这些行业的生产与成功销售，反过来又对汽车产生需求。所以他所说的“一种产物一经产出，从那时刻起就给价值与它相等的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是有道理的，无论过去还是现代的人类经济，也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其它别的经济方式，经济活动中由供给所带动起来的一环紧扣一环的供求关系，都是如此进行。马克思曾批判萨伊的这个思想，说它是错误的，因为无论如何，供给并不能创造出完全消化供给的需求。马克思的批判显然也不错。为什么呢？为什么供给并不能创造出完全消化供给的需求？那是因为具有需求能力的人将自己手中的购买力贮藏起来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把钱存起来”了。 如果没有这种购买力贮藏，萨伊的这个思想仍可完全实现，供给是可以为自己创造出完全的需求的。当然这个思想的意义并不一定在于“供给完全创造自己的需求”，如果不完全创造相应需求，只是部分地创造自己的需求，那这个思想也很有意义。实际上马克思自己“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包含类似的思想，至少包含“需求是由生产供给创造的”，而不是需求自己创造的；因为所谓“有支付能力”无非就是指：通过供给而获得的“支付能力” 。因此从更深的经济学思想上看，马克思与让•萨伊并无太大矛盾。当然也许有人说：人的欲望无穷，什么东西都想要，特别是贫穷的人，他们想要的东西太多了。但这是没有经济意义的需求，有经济意义的需求始终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以前美国人一直认为中国人缺乏购买力，因此他们自己的商品来到中国，销量与价格都难达到理想的程度。这能说明中国人对美国货没有需求欲吗？不是，而是中国人还没有相应程度的购买力与支付能力。因此在这里应该除去这种空洞的“需求”不谈。其实，在创造者们还没有研造创制出某种新的物品时，在广大消费者还没有实际领教过这种新物品的用处时，人们无论如何都难以想象得出对它的实际需求。比如在百年前，人们对今天普遍存在的电视机并未显出丝毫的实际需求，因为这些物品还没有被供给出来，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只有当某物品真正供给到市场上，人们见到它的功用，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后，才会形成对它的现实需求。所以，无论从物品价格上还是从物品功用上，都是供给在创造着实际需求；研制出一种新的物品，也就等于开创出一个新的市场，在这新的市场里供给创造着自己的需求。

你这是在独创性地回答你33楼就马克思的“生产费用决定价格”而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波动？高于价值的价格为什么会回落到价值的层面，而低于价值的价格又为什么会升回到价值的层面？”还是在复述马克思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我这是重审与强调价值的代价耗费属性。这个观点既是马克思的，也是我的。因为尽管马克思这个观点已经有100多年，并且据说许多学者都以背马克思的东西混饭吃，但是，他们对马克思的价值即耗费的观点基本上并不深刻理解。

由于“供给不能完全创造自己的需求”，我们有必要将其修正为“有效供给完全创造自己的需求”。因为有效供给强调供给的有效性，强调要向市场供给适合人们购买力水平与愿望的产品。所谓“有效供给”有两方面意义：一个是产品的价格要比较低，另一个是产品的品质与品种要尽可能理想；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平常所说的“价廉物美”，或者“性能价格比高”。因此说有效供给，就要尽可能降低产品的成本消耗，同时尽可能开发新品种，并提高产品品质。这一点在前面“价值本质规律”里已经强调了。
经济学历史上著名的供给学派，根据它关于“激励”的基本主题而提出“减税”观点与政策主张，因为通过减税，可使最终产品的价格降下来，从而促进产品销售；同时，也使生产者更能获得一定利润，---生产者获得利润是促进生产者继续生产的直接原因，因而也是促进就业的基本条件。 从而对生产供给与消费需求都产生激励作用。因此它符合这里所说的第一个要求，即“产品价格要比较低”。但减税并不能直接达到降低产品价格的效果，虽然它可以直接使生产者获得更高利润；要使减税能够降低产品价格，还存在着复杂的中介过程，比如是否存在比较充分的市场竞争等。 但这种供给学派似乎忽视了这里所说的第二个要求，即“产品品质与品种要尽可能理想”。因此“减税”并不是有效供给的本质反映，只是多种有效供给手段中的一种可以通过ZF行为施行的手段（在ZF部门的行政行为比较泛滥的国家，“减费”显得比减税更重要）。所以，如果通过这种减税达到目的的做法最终失败，仍然不能否定有效供给对复兴市场的关键意义。
萨伊的这个思想对后来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产生很大影响，凯恩斯的理论（从理论根源上说）很大程度是由萨伊的这个思想引诱而发，同时也是对这个思想的研究与修正的结果。他说：“自从萨伊和李嘉图时期以来，古典经济学者们都在讲授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学说---其大意是：全部生产成本必须直接或间接地被用来购买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但对该学说，他们并没有很清楚地加以说明”。 “作为该学说的一个推论，任何具有购买力的个人的节制消费的行为被认为必然会使由于节制消费而解放出来的劳动和商品被用于生产资本品的投资”。 可见，购买力贮藏，即凯恩斯所说的“节制消费”，构成了“该学说的一个推论”，含意是说：如果没有这种“节制消费”，或者如果将这种“节制消费”所剩余出来的购买力完全转化为投资，那么萨伊的这个思想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实际上，马克思的价值规律与劳动价值论，也包含着萨伊的这个思想，因为按价值规律的“等价交换”原理，所有生产出来的产品都是可以被另外的产品完全交换的，没有过剩现象产生，问题是，人们往往“节制消费”，或者消费已经暂时满足，而把购买力贮藏起来。由于购买力贮藏的原因，也就产生了需求不足与“有效需求”的问题。但凯恩斯指责他的许多前辈们（如他所说的“马歇尔、埃奇沃思和庇古教授”）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相反，“有效需求只能偷偷摸摸地生活在不入流的卡尔•马克思” 等人的“地下社会之中”。
凯恩斯的构想是，既然人们“节制消费”而将购买力贮藏起来，严重影响到生产与就业水平，那么只好将存在银行里的这笔购买力贮藏变成投资，以投资来拉动就业和消费需求。另外，如果个人投资不积极，那就以ZF行为的方式进行投资。这是凯恩斯的主要思想。但这就产生了一个难题，因为出现生产过剩与消费疲软的原因，正是由于原先投资（或投机）过于高涨，从而造成经济泡沫及泡沫崩溃后的经济衰退。如果现在再以新的投资来试图解决这种因投资过度所引起的经济危机，那么，如何投资才不至于使这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陷入更加深重的境地呢？如何投资才能将经济带出衰退局面？这个难题我们将其称为“凯恩斯难题”。凯恩斯在解释“在丰裕之中的贫困这一矛盾现象” 时曾抱怨“社会产量”太大，从而造成过剩，比如他说：“有效需求原理的作用会强迫该社会减少它的产量，一直到存在着潜在财富的该社会贫穷到如此的程度，以致它产量的多于其消费的部分被减少到与它的微弱的投资诱导相适应为止”。 他希望社会“贫穷”到很高程度；但是，投资的直接效果就是增加供给，这样社会不是更加“贫穷”，而是更加“丰裕”。所以凯恩斯的投资理论具有难以解决的问题，到底如何投资才不至于增加社会的“丰裕”程度，进而加重经济的过剩危机呢？

如果这个观点是马克思的，那就不是你的。马克思10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的观点，你再重复一遍就变成“也是你的”了？
如果说这里除了马克思的观点以外，还有马克思所没有的、仅仅属于你自己的观点，那么你就应该明确说，哪个观点是马克思本人的，哪个观点是你本人的。并且，你在说明是你本人的观点时，你敢不敢确定在你之前根本就没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如果不敢，你就没有资格说那就是你自己的观点。

至于你在33楼的那段话——“马克思明确预示：价值规律作用的核心是：生产费用决定价格。但是我们在研究了这段话含意深刻的思想后，仍然认为有必要对这个规律之所以以波动的形式起作用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波动？高于价值的价格为什么会回落到价值的层面，而低于价值的价格又为什么会升回到价值的层面？”
你所提的这些问题马克思没有回答吗？如果马克思已经作了回答，那么还需要你来作“更深入的探讨”吗？

马克思的观点是价值是耗费，而我则是耗费补偿。就这么简单。当然了，由于耗费补偿是一个天然的定律，所以马克思的理论也不可能只讲到耗费而完全没有涉及到耗费的补偿。

这个更深入的探讨，是要再一次强调价值 的耗费补偿属性，由于价值的这种耗费属性，所以价格绕价值波动实际上就是价格要绕耗费的生产费用而波动。而为什么价格要绕耗费波动呢？就是因为耗费是需要补偿的。
所以我在此再次说这个事情，就是要强调耗费补偿定律。而你所看到的马克思又是怎么讲的呢？我当然知道，马克思有这个价格绕价值上下波动的观点。
所以多在此实际上是更进一步地解释了这个波动原因，即更深的原因，即“为什么价格要绕耗费波动呢？就是因为耗费是需要补偿的。”

你不要偷换论题！
我现在讲的就是你在33楼就马克思的“生产费用决定价格”而提出“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探讨”的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波动？高于价值的价格为什么会回落到价值的层面，而低于价值的价格又为什么会升回到价值的层面？”
现在请你明确回答，你在34楼用以回答这些问题的那段“可完满解释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现象”的“简单的阐述”，到底是马克思的观点，还是你自己的观点？或者哪些是马克思的观点，那些是你自己的观点？如果是你自己的观点，你敢不敢发誓在你之前没有任何人提出过这样的观点？

这个“凯恩斯难题”也体现在凯恩斯本人所设定的“投资诱导”概念中。因为他认为，“微弱的投资诱导”使社会投资大量减少，从而出现经济危机；而出现投资诱导过弱是由许多因素引起的，其中他认为最主要的是“资本边际效率”大幅下降，即资本盈利能力大幅减弱，使投资者减少他们的投资。他进一步认为，如果投资所得只等于甚至低于银行利息，那么人们就会将钱存入银行而不再作任何投资。他说：“在任何时期中，如果增加在任何一种资产上的投资，那么，随着投资量的增加，该种资产的资本边际效率就会递减…显然可以看到，实际的投资量会增加到如此的地步，以致没有任何种类的资产的资本边际效率会大于现行的利息率”。 于是他主张由ZF投资来接上私人投资退却的地方，以ZF投资来扩大需求和就业，从而把经济带出危机境地。他说：“我希望看到的是：处于能根据一般的社会效益来计算出长期资本边际效率的地位的国家机关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来直接进行投资”。 在他看来，私人投资注重于个人的经济效益，而ZF投资则可更注重于公共的“社会效益”，而不是纯粹的谋利。所以ZF是应该有责任将私人投资缺乏的地方补上的。但是实际上，ZF投资也需要讲效益，讲效率； 而ZF投资的弊病却正在于缺乏效率，甚至因此可能加重过剩危机（比如ZF往往会指令银行向那些机制不灵活、产品过剩严重的ZF企业发放贷款，以维持它们的生产与生存），因为它最终只是以其质次价高的过剩产品充斥市场。这样，既使这样的投资加重市场的过剩危机，又使银行由于ZF投资而陷入坏账压力沉重的境地，或者使ZF陷于财政赤字和巨额债务的困境。 所以与凯恩斯的想法相反，当今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其ZF都不会作直接的投资，只是通过货币政策，通过调节货币利率来调节投资的边际效率预期，从而达到刺激私人投资的目的。 但凯恩斯对这种货币政策的效果感到怀疑，他说：“以我自己而论，我对仅仅用货币政策来控制利息率的成功程度，现在有些怀疑”。 因为这样的货币政策总具有“远水难解近渴”的滞后性。
由此可见，无论如何投资，“凯恩斯难题”仍然存在着。
实际上，这种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特别在美国似乎“有效”实施了几十年之后，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众所周知的“滞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显然，通过不断地追加投资以解决经济衰退的问题，最终只能使投资所累积起来的成本越来越大（因此物价必然随着上涨），而需求方面却因一般性的供给（因投资扩张）增大，必定更加疲软，如此，在长时间运行之后出现高通货膨胀与高经济衰退、高失业同时存在并且同步增胀的“滞胀”局面，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停滞膨胀’既是国家长期干预经济的结果，又是ZF用以刺激经济的各项政策措施再也不能奏效的表现。” 萨缪尔森曾提到一种“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类型，其意义是：“由于市场供给方因生产成本急剧上升而引发的通货膨胀”。 其中，投资过度即是这种“生产成本急剧上升”的一个主要原因。 由此看来，指导西方世界经济几十年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到头来有多大成功呢？“‘停滞膨胀’的出现，是ZF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结果，同时也证明凯恩斯主义已经失灵。”
要解决凯恩斯难题仍然需要引入供给因素，即前面所说的“有效供给创造需求”。凯恩斯的理论只作单纯的“需求管理”，而不懂得转个弯，迂回到供给因素上来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比如，最为凯恩斯看重的“ZF投资”，就必须要产生相应的有效供给，对促进需求才是有效的。所以为什么ZF投资往往侧重于基础项目的投资，就是因为通过将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项目建设好，为整个经济的运行提供更好的环境与平台。属于基础性建设的项目通常有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基础电信网、远近程供电网、水利设施、城市交通与环境的优化等等，通过ZF投资将这些方面的项目建设好，就能够为社会经济提供一个好的活动环境，使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得到进一步提高。所以ZF投资归根到底是通过向社会提供有效供给而创造出社会需求的。如果这个社会没有提供更好的公路，则某个地方的大量特产就因无法及时运输出去而过剩在产地；如果没有提供优质的电信服务，信息不灵，就无法进行更好的经济活动；如果没有提供更有效的水利水源保障，旱涝灾害就会对社会经济活动造成很大影响。可见，没有这些供给，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与市场的旺盛需求。因此，与“需求管理”相反，以供给的手段来解决供给过剩的问题，是经济学的卓越性与精髓的体现。

我在这节里所要讲的，其实很普通，即利润大者大家抢着来，供给就加大，而没利润者，则大家抢着跑，供给减少。这个道理谁都懂。而我则是把其用在价格绕价值上下波动的规律中，用以对此进行实际的具体解释。
因此请你提出：哪个人在用这个常识来解释这种波动的呢？请你具体引用别人的这个类似的讲法，否则我只能认为是我自己的首创了。
另外，我前面讲了一个更进一步的原因解释：即上下波动的根本原因是耗费补偿即耗费需要补偿。因为，如果耗费不需要补偿，根本就没有价格要绕价值波动，因为不需要这种波动。对此，也请你讲出别人类似的观点，否则我也认为也是我的首创了。

你33楼所引用的马克思的那段话完整的是这样的“我们刚才说过，需求和供应的波动，每次都把商品的价格引导到生产费用的水平……”，马克思这里的“我们刚才说过”的正是回答了在33楼认为“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探讨”的那些问题，也就是你在34楼的那段“可完满解释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现象”的“简单的阐述”。

你引用马克思的话，怎么连马克思“刚才说过”什么都不知道，你就敢把马克思“刚才说过”的话说成你自己的首创？你还要不要脸？！

其次，亏损和盈利与补偿是什么关系？亏损不就是耗费未完全得到补偿吗？盈利不就是耗费所得了超额补偿吗？马克思一说亏损和盈利你就认为不是在讲补偿吗？

最后，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在你之前有人从耗费和补偿的关系上来论述价值，所以，你对经济学的历史就是个无知，你再干嚎一万遍你的首创，也改变不了经济学的历史事实，反而只能证明你的无知和狂妄。

二需求乘数与供给乘数—对凯恩斯乘数理论的突破
　　在凯恩斯理论中，“乘数”思想非常重要，他认为，一笔投资不仅可以带动直接投资对象的消费能力，而且还可带动许多间接对象的消费能力。比如萨缪尔森就举例说：“假设我利用闲置资源建造一幢价值$1000的木屋。我的木匠和木材生产者会因此增加$1000收入。但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如果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MPC）均为2/3，他们会支出$666.67购买新的消费品。这些商品的生产者又会增加$666.67的收入。如果他们的MPC也是2/3，他们又会支出$444.44，即$666.67的2/3。如此继续下去，每一轮新支出都是上一轮收入的2/3。这样，我最初的$1000投资就导致了一系列次一轮的再消费支出。”
　　这即是凯恩斯投资乘数论的形象表述。由于凯恩斯极力主张以ZF公共投资的方式来拉动经济从衰退中走出来，因此这种乘数论就是凯恩斯理论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如果没有这种乘数的连带效果，那么凯恩斯的“ZF投资扩张”说就难有说服力。一个真实事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极具破坏性，但由于它在经济上体现为ZF极力投资以维持战争的成败，所以它竟能将从1929年起衰退了10年的美国经济“挽救”出来。显然，它是非常符合凯恩斯乘数论的，因为战争的投入拉动了千千万万工厂的工作与不计其数的就业。
　　按这个道理，无论ZF投资有什么效果，只要它能够产生需求，对经济具有需求上的拉动作用（---在这里，投资的本质是拉动需求，因此可以称之为“投资拉动”理论），就是成功的，那怕ZF花钱将各个工厂所生产的产品收购上来全部倒入大海。这就产生了问题，ZF投资是否需要讲求效率与效益？是否只需将投资扔出去便完事了？显然不能。

价值与供求关系
许多学者努力想以市场供求关系来取代劳动价值论及价值规律，以为，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就可以说明经济现象与实质。因为他看到，需求越旺，物品的价值就越大，表现为价格越高，相反，需求越淡，物品的价值也就越小，价格越低。但是，实际上我们仍能发现价值规律对这种供求关系的重大影响。
在市场供不应求时物品价格与价值为什么上升呢？那是因为，对于上涨了的需求来说，原先的生产能力还较低，所以要生产出适应忽然间出现的旺盛需求的产量，就需要费更大的“劲”，投入更大的资本与劳动，耗费更大的代价，以扩张“生产可能性边界”。假设一个生产者平常只具备日生产10万件商品产量的生产能力；如果市场日需求从平常10万件一下子提升到20万件，那么这个生产者就必须追加投资以扩大生产规模，使日产量从10万件提升到20万件。这样，投资所耗代价就会转嫁成相应产品的价值，而使产品价值上升，价格上涨。因此供不应求到一定程度总会导致价格上涨。
相反，如果这个生产者平常已经保持足够的生产能力，在市场需求加大时不费太大的力量就能保障供给，那么，商品的价值和价格是不会上涨的，至少不会“刚性上涨”。这种情况我们也经常见到，比如在节假日市场需求比平常旺盛得多，但供给方面也常常贮藏着相应的供给能力，因此，节日旺销的商品并没有出现很大的涨价现象，有时反而降价，那是因为原先贮藏的供给能力借这个机会释放太多，从而在需求趋旺的时候出现降价现象。
因此，市场需求增加导致的价格上涨也是因为供给增加引起成本耗费增大的结果，它表现为物品较为短缺，“难得性”增大。对于任何物品，生产得到平常程度的产量较为容易，但得到更大产量可能较难。因此我们知道，凡是因物品供不应求所出现的价格上涨现象，其内在原因都是由于当时的生产能力（供给能力）相对较弱，不适应这种市场情况的结果，而不是需求上涨所引发的结果。生产能力相对较弱，就难以提高产量，提高产量所耗费的代价更大，于是产品所包含的价值更大。就象一个平时只能运输1万旅客的火车站一下子需要运输5万人，那么它只好尽自己的所能，耗尽自己所有的资源与关系来运输这多于平常5倍的旅客量；于是，运输价格自然会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