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价值的本质
一 价值的最高意义与价值的经济意义。价值的“人本”性
1 价值的最高和最终意义
那么，价值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能否首先得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以表明我们要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和讨论它的种种属性。
价值，无论是经济学意义内的价值还是经济学以外的价值，都首先以使用价值、效用和财富为其首要意义。比如我们说“人生价值”，就是说一个人的一生有什么“用”，这个人发挥了什么作用。“某种事物或现象具有价值，就是该事物或现象对个人或社会具有积极意义，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成为人们的兴趣、目的所追求的对象”。 所以，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价值的意义首先是使用价值，是效用与财富。这是没有问题的。李德顺曾以价值[value]的外文意义考证说：“价值的本意是‘可宝贵、可珍惜、令人喜爱、值得重视’。它源于古代梵文wer、wal（围墙、护栏、掩盖、保护、加固）和拉丁文vallum（堤）、vallo（用堤护住，加固，保护），取其‘对人有维护、保护作用’的含义演化而成”。 其中的含意也是指效用、有用性，物品因为有用所以显得宝贵与珍惜，使人重视与喜爱，如果物品是短缺的，那么它在人们心目中就显得更加有用与宝贵，更使人爱不释手。
那么，物品这种有用性到底表征什么意义？价值表征物品的这种有用性到底意味着什么？十分显然，物品的有用性表征人的生存与发展之根本，没有物品的这种有用性，人不可能生存下去，比如，如果没有自然空气中所含氧气对人生命至关重要的有用性，根本不可能有人及所有需氧生物的生存。因此，追根究底，价值的最高和最终意义是：表征人类之生存与发展；价值作为效用与使用价值，含意即是指物品能够增进人类生存、生活的提高与进步，如果没有这种提高进步，那么任何物品都无所谓效用与使用价值可言。因此当我们说“创造更大价值”时，我们的意思是说：创造更大的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条件。
由此可知，价值具有一种“人本”性（或称“人义”性），即任何物品，只有对人“有用”才是有价值的，对其它非人物体、非人生物有用，都无所谓“价值”可言。可以说，宇宙间任何天体、任何物品，只有被地球人（如果宇宙间只存在地球人的话）利用到，才是有价值的，相反，背离地球人类之生存与发展根本利益的任何物品及其作用，都是无价值意义的。如果人类从地球上完全消亡，则宇宙间所有物质都会丧失任何价值。另外，下面我们还会看到，价值的“人本”性还包括耗费“人的代价”的特性，即只要耗费“人”的代价，就是有价值的。耗费人以外的其它物质资源，都不具有价值特性；但如果这种物质资源的耗费最终变成人的代价耗费，那么，这种物质资源的耗费也是具有价值特性的。比如，当我们消耗一种自然资源但还未需要花费人力（及凝结着人力意义的物力）去修复这种资源的存在形态与存在程度时，这种自然资源的消费就不具有价值特性。
因此，价值的“人本”性具有两个方面：对人的生存发展有用，及由此所耗费的人的代价。人为了生存发展是必定要耗费人的代价的，而这种“人的代价”的通常方式就是人类劳动。自然，并非一切对人有用的物品都必须要通过人类劳动才能产生，但人类要想获得更好的生存发展条件，过上更好的生活，就必须要付出深远而有效的劳动。
这个价值的最高和最终意义，也称为“价值公理”，即不必证明、也不能证明的基本原理。同时，有了这个公理，我们就可以据此对价值的其它属性，比如价值的劳动耗费属性，价值的效用财富属性，作出证明，证明它之所以成立的道理；也可以据此而推论演化出价值的各种属性、特性与现象，推论出价值运动的全部。这个价值公理，并不仅仅包含价值的经济学意义，它实际上包含着全部所有的价值意义，包括价值的哲学、伦理学、经济学等等方面的意义。由此可知，如果没有这个价值公理，对于纷繁复杂的各种价值属性与价值定义，我们就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衡量尺度，也就无法判断这些价值属性与价值定义的“真伪”。这体现了这部书对于价值理念的深远立意。
我们对于价值的研究应该达到这样的哲学高度，达到这样的世界观与人类观的程度，才能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深远眼光，更深刻更确切地界定价值的各种具体意义，指出价值之所以是“物品效用”或“劳动耗费”，或者“物品效用、劳动耗费与物品稀缺性”三者共同构成价值意义的确切理由。否则对于价值各种具体意义的确定及其是非争论，都不过是一种猜测，对价值意义的猜测。衡量价值的最高与最终标准是看其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意义程度。

价值是效用及获得效用的难易程度
在充分确定价值的这个本体意义后，我们自然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些“效用财富”是如何得来的？它们得来是否容易？因为人类的生存发展程度与这些效用财富的获得难易程度密切相关。如果只讲财富的用处而不讲如何更有效地获得财富，那对任何人来说都不过是望梅止渴而已，对人的生活没有任何意义，就象一个乞丐大谈山珍海味如何美味可口但又不可能获得它们一样。因此我们可以用一个简炼表达来综合价值的这两方面意义：价值是效用及获得效用的难易程度；它表明价值既包含物品的有用属性，又包含如何获得这个物品的属性。这一点可以说是价值概念从哲学、伦理学等原本意义向经济学意义转化最关键的环节。在经济学里，“获得效用的难易程度”与价值的效用属性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比如，李嘉图（1772--1823）、马克思（1818—1883）等人的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就侧重于研究价值的这个意义，研究：同一个使用价值的物品，它之得来的难易性，及在这种“得来难易性”之下的人的“占有性”（通过一定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剥削他人代价耗费的占有性）。
物品有用性是表征人类能够生存的第一属性。比如当空气、水、粮食等物品存在时，我们才能获得生存的条件。因此价值首先表现为这种物品有用性。而获得物品的难易程度（或称“困难程度”）则是表征人类能够生存的第二属性。因为人类只有能够获得空气、水、粮食时，人类才能生存，并且越是容易获得这些物品，人类就越容易生存，生存程度就越高。这样，价值又表现为“获得物品的难易程度”，即以下所称的“代价耗费”。请注意“物品存在”与“获得物品”之间的关系；物品存在是获得物品的前提，但存在并不等于获得，比如市场（商场）中存在许多商品，但我们仍需要花费一定代价才能获得自己想要的商品。物品存在是客观前提，而我们每个人则追求以最小的耗费来获得物品。
这两方面由于涉及到和表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以都具有价值属性。但是，这两者对人类生存的表征方式是不一样的。物品有用性对人类生存的表征方式是：物品有用性越大，表征人的生存程度越高。而“获得物品的难易程度（困难程度）”对人类生存的表征方式则相反，获得物品的困难程度越大，表征人的生存程度越低。因此，价值对人类生存的表征就具有两种方式：作为“物品有用性”的价值越大，表征人的生存程度越高；作为“获得物品的困难程度”的价值越大，表征人的生存程度越低，或者说：作为“获得物品的困难程度”的价值越小，表征人的生存程度越高。
价值意义在此显出一种“悖论”。我们既把物品效用增大称为“价值加大”，也把获得物品更加困难的程度称为“价值加大”。但我们所追求的无不总是：以最小的困难程度来获得最大的物品效用。十分显然，我们不想耗费千辛万苦才能获得半饥不饱的一餐，如果这样，那么这一餐的价值就太高了，虽然从维持人类生存的角度来看，这个价值真是微不足道。
把价值的这两个方面非常有机地结合起来，就体现了价值的本质。依此我们可以给价值下一个本质性的定义：
价值是人类为获得最大的生存而必须付出的最小代价
或者：
价值是人类以必须付出的最小代价而获得的最大生存
这个本质性的价值定义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定义，因为几乎所有其它概念定义都不包含互相背反的因素和过程，但价值的这个定义就包含着这样的因素与过程，并且，价值的这种性质也曾困绕着历史上的经济学家们。 一个是付出代价，称为“代价耗费”，另一个是“获得生存”。所谓“获得生存”既包括最低级的人自然生命的生存，也包括高级的人的发展性，包括人从过去发展到文明的现在，和继续发展到将来的更高文明；因为，人的“生存”毕竟与动物的生存根本不同；这种生存密切依赖于物品的使用价值与效用意义。可见，这个价值定义是充分肯定物品的使用价值属性的。在此同时，它又非常紧密地提出获得一定使用价值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耗费”问题，并且指出对经济学最具关键意义的事情：最大的利益获得与最小的代价耗费；以最小的耗费而获得最大的利益，是任何经济学所必然遵循的基础。当今中国市场经济的思想先驱孙冶方就把价值界定为非常类似的意义，因为孙冶方“主张社会主义经济应从产品两重性（使用价值和价值〕分析起：价值是生产费用（劳动花费）对效用的关系；价值这个概念应贯穿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各个篇章：用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经济效果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红线”。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1915--）则对经济学下这样的定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 在此，萨缪尔森将价值理解成单纯的“效用”属性。他显然认为：必须要以最有效率、最小的代价耗费来利用稀缺的资源，使每个物品所凝结的成本耗费最小化，从而获得每个人都必需的效用。所以萨缪尔森又接着说：“经济学的精髓在于承认稀缺性的现实存在，并研究一个社会如何进行组织，以便最有效地利用资源。这一点是经济学独特的贡献”。 在他看来，“稀缺”与“效率”是“经济学的双重主题”。而价值论反映这一双重主题的必然形态就是：以最小的耗费来获得最大的效用。一般来说，资源与消费品越稀缺，人们对它们所要付出的劳动代价也就越大；但从另一方面看，人类施加劳动，就是要使原先稀缺的资源与消费品变得不再那么稀缺，变得丰富起来，使人更易于获得，生活更富足。因此人类劳动的代价耗费与资源物品稀缺的关系具有双重意义：需要耗费代价才能得到的资源物品必然是稀缺的，但是，支付代价耗费的目的与结果，是要使这种稀缺性减低，丰富度增大，人类获得它们的困难程度减小。
因此，这样一个价值的本质定义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非常符合经济学的精髓要义。今天盛行的市场经济，其基本要义：追求利益（利润）最大化---通过每个人公平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来实现社会经济的总目标，也就是这个价值定义所包含的现实形态。 但我们翻遍整个经济价值论，极少见有人能够以这样的出发点来考虑价值问题，因为人们虽然知道价值越大越好，但并不知道为获得这个价值所要耗费的代价越小越好---这也是构成价值意义的一个基本方面。价值作为代价耗费，通俗地说即是人们平常所谓的“价钱”。对于每个人来说，物品的“价钱”是充满着矛盾的，因为当物品处于我的手上时我希望物品的价钱越高越好，但这同时即意味着别人获得这个物品的困难程度增大，当物品处于别人手上时我则希望这个物品的价钱越低越好（谁不想买价钱便宜的物品？），但这同时即意味着别人在这个物品上会有相应的损失。因此“价钱”非常数字化地表征了获得物品的难易程度。购买一个物品，花0.90元比花1.00元显然具有更容易（更大）的获得性，为了此事［为了节省几个钱］人们往往在市场上转来转去，难以决定购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另一方面，对于任何一个生产经营者来说，自己的产品能够在价钱（价格）很低的情况下仍能赚取一定利润，是非常理想的事情，能够做到买卖双赢，同时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规律---以更小的耗费获得更大的财富效用。
当然，所谓“价钱”只是价值在市场关系中的一个通俗的甚或是粗糙的说法，通过它可以使人对价值的代价耗费方面具有一种通俗的观照，使人知道所谓“价值”在日常习惯上到底是怎么回事，知道价值代表一种“获得”的难易性。但它并不代表对价值的一种精确的实质性界定。
总之，在说明价值的财富效用属性的同时，必须进一步说明这些效用、财富的得来难易性，否则任何价值理论都是不完善的。这是相应思想逻辑的必然发展，也是理解本书的根本“钥匙”。

        价值既越大越好，也越小越好；两个背反属性互为依存
由此使我们清楚认识到，价值包含着两个互相背离又密切相关的因素：使用价值与代价耗费， 其中，作为使用价值，它越大越好，作为代价耗费，则越小越好。关于价值的这种性质，有位经济学家形象地说：“财物如果就其用处说是人的朋友，就其必需包含的成本说，却是人的敌人”， 在此，无论是人的“朋友”还是人的“敌人”，都包含在“价值”这个理念中了。我们看到，人们在价值问题上的种种混乱大多是由于混淆了价值这两个方面的意义而引起的，比如，当说价值的使用价值意义时他又混淆为代价耗费的意义，当说价值的代价耗费意义时他又混淆为使用价值的意义。比如，人们通常所说的“创造价值”这个概念，就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概念。因为，如果其中的价值是指使用价值，那“创造价值”还说得通；但当其中的价值是指代价耗费时，我们又怎能说“创造价值”呢？众所周知，马克思把价值严格界定为“人类劳动代价的耗费”，他说：“劳动产品作为价值，是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表现”，并且接着说：“这一发现在人类发展史上划了一个时代”。 按马克思对价值的这个界定，我们又怎能说“创造价值”呢？难道我们要将人类劳动的耗费“创造”得越大越好吗？因此就价值的代价耗费属性来说，说“创造价值”不妥，只能说“形成价值”，即“劳动形成价值”，而不能说“劳动创造价值”。 但有的学者根据马克思劳动二重性思想，对“劳动创造价值”提出了新的含义，“由于劳动二重性的提出，使‘劳动创造价值’这一古老的命题从此有了崭新的含义。‘劳动创造价值’已经被精确为抽象劳动创造价值，而且在社会商品生产过程中，已经被进一步精确为抽象劳动创造新价值和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并转移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旧价值这样的二重性。” 实际上，“劳动创造价值”在威廉•配第那里的原始意义，应该是指通过劳动创造人类生存所需的物质财富，这显然是指劳动的有用性，因为只有有用劳动才可以创造对人有用的物质财富。可到马克思及后来者里，“劳动创造价值”却完全抛开了劳动的有用性，只剩下单纯耗费意义的“抽象劳动”了。 人们难以明白，作为单纯耗费意义的抽象劳动，是如何“创造价值”的，因为作为“耗费”性质的抽象劳动，应该趋向最小化，而不能被“创造”得尽可能大。有用的具体劳动是越大越好，但耗费性质的抽象劳动则必须越小越好。
亚当•斯密（1723--1790）曾揭示过一种被保罗•萨缪尔森称之为“价值悖论”的价值现象：“应当注意，价值一词有二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交换价值，甚至没有，反之，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使用价值，甚至没有”。 萨缪尔森依此而论：“这样一种悖论：许多生活必需品（如小麦）的‘市场价值’很低，而许多奢侈品（如钻石）‘使用价值’很小，但市场价格很高”。 对价值概念之意义比较贯彻如一的李嘉图曾批评过萨伊（1767--1832）在这个问题上将价值与财富相等同的观念，他说：“在我看来，他对于财富和价值所下的定义还是非常不适当的。他认为这两个名词是同义语。他认为，一个人愈是增加其所有物的价值、并因而能支配大量商品，就愈是富有…萨伊先生把价值、财富和效用视为同义语是不正确的。的确，我可以有把握地指出萨伊先生的著作中有许多地方是支持我的关于价值和财富的根本区别的理论的，尽管我们必须承认他的著作中也有许多其他段落所主张的理论却与此背道而驰”。
这说明，价值本质上确实存在着两种互相背道而驰的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大另一个因素则小，相反，一个因素小则另一个因素大。所以，当我们运用“价值”这个概念时，应特别明确自己要在什么意义上运用它。比如在本书中，绝大多数都以“代价耗费”的意义来运用价值，这能从文章的上下文叙述的含意中可以看出，当然也有从“使用价值”的意义上运用它的时候，因为这两个意义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所要探讨的是，如何以最小的代价耗费而获得最大的效用，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关于价值意义在历史上的这两种属性的争论（李嘉图对萨伊），及包含这两种背反属性的价值本质，恩格斯曾这样指出：“让我们设法来澄清这种混乱状态吧。物品的价值包含两个要素，争论的双方都硬要把这两个要素分开，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双方都毫无结果。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然而目前的情况怎样呢?我们看到，价值这个概念被强行分割开了，它的每一方面都在叫嚷着说自己是这一概念的整体。” 在此，恩格斯强调要将“费用”与“效用”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不能截然分开。如何将它们结合起来呢？他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从这个关系里我们很容易得出进一步的结论：价值是以最小的费用而获得最大的效用；这完全体现了孙冶方的价值“红线说”。但直至今天，还有许多学者不能、不善于将这两个互相背反的要素结合起来，从而洞察到价值的深刻本质。

《“最小最大化”是hhj引入价值论的吗？》（https://bbs.pinggu.org/forum.php? ... =6431722&extra=）

正在审核，出来后好好看看，增长点经济学历史知识，不要总以为天只有井口之大。

因此，有时候我们希望物品的价值越大越好，那是指价值的使用价值属性，可在经济学的许多时候，我们却希望（也必须要做到）价值越来越小，价值低到近于零，才是最好的。这对于怀抱混乱的“创造价值”观念的人来说，这种“价值趋向于零”的新理念是根本不可理解的。但是，价值作为代价耗费，我们却必须使它尽可能最小。 比如，马克思认为价值是人类劳动的物化，它只凝结“必要的”人类劳动的代价耗费，没有凝结这个人类劳动以外的其它“生产要素”的代价耗费；因为那样的话，这个代价耗费就变大了，价值变大了；可价值变大并不是好事，而是坏事，因为这等于是生产成本增大了。所以在马克思看来，非劳动的其它生产要素（如不变资本、科技因素、管理因素和土地）并不能形成新的价值，否则价值太大对于资本家并没有好处，只能增加资本家自己产品的相应成本；实际上市场自己也会将这些生产要素所“创造”的假价值清除掉，因为，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我们就会知道，到底是什么因素才有资格形成一个最小的价值---这个因素就是“必要的人类活劳动”。其实，其它非人类活劳动的因素如资本、科技、管理等等，同样非常重要，因为它们能够使这个“最小的价值”更加降低---表现为单位产量所耗成本更小。因此，价值表征的是：不得不耗费的最小代价。自古至今，必要的人类劳动都是“不得不耗费”的一个基础因素，人类自己也乐于见到“不需再耗费任何人类劳动而获得效用物品”的文明发达时代的尽快来临，使人类劳动由“必要”转化为“不再必要”。“劳动使用的节约必然会使商品的相对价值下降”。 对于价值的这种属性，旅日学者张忠任的一段话说得非常好：“总之，价值不是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科学技术是价值的掘墓人，同时也是自由时间的接生婆”。 因为，科技能够节约劳动，从而能够缩小（作为代价耗费的）价值的量，从而使“单位价值量所代表的物质财富（使用价值）越来越多。”

        人类劳动是代价耗费的基底
对于一个实际存在的物品来说，其价值作为代价耗费确实并非单指人类活劳动的代价耗费，它还可以是人类劳动以外的其它生产要素的耗费。比如资本使用的耗费，管理成本的耗费，土地租金的耗费，甚至国家税收及其它行政性收费的耗费等等，作为代价耗费它们都构成了相应产品上面的价值。问题是，这么多生产与非生产性的耗费全部构成相应产品的价值，那么这个价值就太大了。 刚才说过，产品的价值作为代价耗费过大并不是好事，相反，是坏事。一个产品的价值更大，就必然需要更高的市场价格才能实现， 但是，竞争市场不可能容许过高的价格存在。比如，现在的医疗药品，生产流通环节凝结着无数生产和非生产性的费用，甚至包括各种非法贿赂的费用黑洞，这些费用作为制造经营这些医疗药品的代价耗费而构成它的价值，价值大了其售价就必然高，过高的价格最终由广大消费者承担。所以现在民众普遍抱怨看不起病，其原因之一就是凝结在药品身上的代价耗费过高，从而使其价值过高的结果。为此ZF曾呼吁医疗单位：以最低的成本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同时，我们也常常看到一种“价值增值”的方式。比如，当ZF对某个行业的运营牌照大增收费时，这种牌照在社会上的“身价”就会上涨。如果某个城市的ZF有关部门为了控制汽车在该城市的拥有与使用量，而对汽车运营牌照严加限制，或增大收费时，该城市的汽车牌照价值就会上升，上升后所具有的价值有时甚至超过汽车价值本身。这样，某些人就会以炒卖这种牌照谋取额外的收入，就象当火车票紧张时某些人炒卖火车票谋取额外收入一样。可见，“创造价值”是相当容易的，相反，使任何物品的价值尽可能更小，使价值除去附着在它身上的各种不必要的附加因素却非常难。必须把一切不必要的耗费剔除，才能使物品的价值尽可能最小。现在社会上一切较有价值的物品（如土地、建筑开发等）通常都采用招标的方式进行交易，这样，在招标过程中这些物品的价值（价钱）往往被抬得很高； 这便引起一串连锁性的价值抬高现象，因为标中高价值的商家，他们必然会把这个价值化解到他们的下级产业链中，使它们的经营成本也相应增大。相反，那些原先的招标者（如土地所有者等），他们则乐享其成，从招标抬高了的价值中获得巨大的好处。比如现在的市场管理者，十分乐意将所管市场各个1~2平方米的小摊位进行招标，让各个个体经营者竞相抬高租金，使租金从原来几十元抬高到几百上千元。结果，个体经营者只得花很大的代价才能将这一点小摊位争夺到手；最终他也会将这笔耗费以抬高其经营商品价格的方式转嫁到广大消费者身上。价值就这样“创造”出来了。
所以，作为代价耗费，价值越小越好！任何生产要素及非生产要素，都不应随便加入新价值形成之中，从而增大价值量。那么，在这些增大价值量的因素里面，哪个因素最有资格、最必不可少要加入新价值的形成中呢？是劳动还是资本，或者是地租，甚至是管理、科技及其它非生产性因素？前面说了，是必要的人类劳动，只有它才是必不可少的加入新价值形成的因素。其它生产要素，如果它们原先具有价值，那只是将这种价值转移到相应产品中去而已，并没有形成新价值。在此最关键的是：为使代价耗费最小，必须把一切不必要的因素排除在价值形成以外。
于是，作为使用价值的生产，其结果最大化，而作为“价值[代价耗费]的生产”，其结果则最小化，它并不需要更多的要素参与新价值的形成。

第一章劳动是价值形成的基底。其它生产要素的作用
一 劳动如何成为价值形成的基底？
我们如何理解人类劳动是形成物品价值最基础的因素呢？在人类刚刚产生出来的远古时代，一切都是自然的，没有任何人类制作之物存在。那时人们就象猴子那样，直接摘树上果子充饥，到山洞居住。那时的一切物品也都是大自然近乎无偿地给予每个人（如果直接摘果之类的活动不算是一种人类生产劳动的话），这些物品还没有凝结着人类的任何劳动在里面。以后，具有智慧灵性的人类开始想办法通过制造某些工具来获得更多更好的生存所需。于是物品开始“人化”，人类开始文明的创造。此时物品也开始凝结着人类劳动的代价耗费，从而开始具有价值。一位学者这样说：“制造工具的出现，象征着真正劳动的开始，标志着古猿向人的转变达到了一个质的关节点，人类开始形成了，也就是说作为一类新物质形态的人类开始出现了”。 在此我们可以把这种“人化”物品称为“文明物品”，以区别于大自然直接提供给人类的“自然物品”，如自然空气、自然水等等就是自然物品，---但当我们想办法把自然的水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时它就变为“文明物品”（比如按人的需要让水从高处顺一条细管流下，就成为“自来水”，这是当代人类文明生活不可缺少的一个基础），因为它被人类“制造”过并更方便于人类利用了，同时它也耗费了人类的劳动代价，比如把荒地变成可以耕种的“熟地”也是这样。
这些常识性的史实使我们意识到人类劳动是价值形成最基础的因素。人类通过首次耗费自己的劳动而第一次制造出最原始简单的工具（比如稍微磨制过的石块等等），此时这个简单的工具第一次具有了价值。然后，别人又再在这个简单工具的基础上进一步劳动，以使工具更好一点；于是，工具也就凝结了第二次价值，它是原先的价值再加上新的劳动所形成的价值，即是新的代价耗费加上原先的代价耗费，从而具有一个更大的代价耗费，更大的价值额。再后，自然就有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无数次的人类活劳动施加在这个工具上面，使这个工具发生了用途与形态等等效用上的变化，它更加好用、更有效率；同时，这个工具也凝结了越来越大的人类劳动，它耗费了人类越来越大的代价，形成了越来越大的价值额。比如，射击工具由投掷石块，投标木杆，到箭，到枪及子弹，到火箭，到导弹等等，这类打击性的工具通过由原始到先进的不断改进，其效果更加先进奇妙，同时也凝结了更多人类劳动的代价耗费，因而所具有的价值更大，它表现为“价钱”更为高昂。
由此可知，通过人类劳动从无到有的创制，人类拥有了今天那纷繁复杂的文明物品---即由人类创制出来的物品，这些物品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发挥着巨大而奇妙的作用。但在享受着它们奇妙的作用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那是通过人类劳动的代价耗费一步步创制出来的。所以，对于这些人造物品（无论这些物品是作为资本品还是作为纯消耗品出现）来说，人类劳动自然是最基础的代价耗费。但在此同时，我们人类在任何时代都希望花尽可能少的劳动，事半功倍地得到尽可能多的物品财富，不希望花费死去活来的辛劳，事倍功半只得到一点点东西。这种希望与倾向在今天市场经济时代显得更加强烈了。而人类自己所创制的工具则是达到这一效果的基本方式，这是一种“迂回而高效”的方式。人类千万年历史创造出来的所有工具，归根结底，是为了帮助人类劳动，减少人类劳动的耗费程度，提高劳动的效果与效率，最终使物品价值更加低廉，人类获得它们更加轻易。
说到这里我们应该对“劳动”作个界定：劳动是人类生命力在自然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必须辅以的代价耗费。在此，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人类生存所需要的财富，并不一定需要人类活动（劳动）的直接介入才能形成出来，比如自然空气、自然水、自然野果，所有人类需要的矿藏等等，它们都是自然界自己形成的。所以，“创造财富”从根本上说是自然界自动进行的。人类则以自己的生命力（包括体力与智力）活动对这个自然创造过程进行必要干预，从而使其创造出适合人类需要的更多财富。这就是人类劳动，它的作用是对自然创造过程施加辅助作用，这个作用从体力和智力上耗费了人类生命力的代价。比如，电是自然界自身所具有的一种现象与能量方式，人类通过自己的劳动掌握了电的性质与发生规律性，也通过人类自己的劳动将电力转化为人类能够利用的一种能源，比如通过水流的自然力量来推动磁力线圈高速运转，使电力产生出来。可见，电力、水力、磁性等等，都只是自然力的一种，人类高明之处在于善于利用这些自然力来创制出人类自己所需的物品财富。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劳动力也是自然力的一种，人类并没有也不可能创造出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人类现在所使用的一切物品都是通过一定的自然规律与机制，利用自然本身所具有的原料与力量，合乎自然地创制出来的。它们之所以合乎人类的需要，并不是人类能够无中生有地捏造出某种非自然的东西，而是能够合乎自然规律地引导自然创制出某种适合于人需要的物品与过程。比如人类能够合乎自然规律地把电力引入金属导线，将其传向远方。所以，人类使用的一切物品，我们都可将其看成是大自然运作造化的结果，而人类劳动只是在这个自然运作过程中起到辅助作用而已。
实际上，人类的这种辅助活动并不想过多介入自然的创造过程， 所以人类就创造出相应的机器，以自然自己的力量来控制与作用于自然的过程。因此，人类劳动对自然过程的这种辅助作用是续渐淡出的，生产过程续渐不需要人类活动直接介入。我们知道马克思曾这样说：“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 “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形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科学来代替成规”。 这也体现了本书一直强调的“代价耗费越小越好”的思想。以自然自己的力量源源不断地为人类创制财富，这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
因此不要说什么“劳动创造”，真正起到创造作用的只是大自然自己，人类劳动只是聪明地利用了大自然的创造过程与机制，让其创制出适合人类需要的物品而已。这是对人类劳动基本作用的重新定位。
当然，会有许多学者不赞同这种“劳动辅助论”。比如白暴力就持“劳动主导论”，他这样说：“改变物质形式以符合人类需要的正是劳动，因此，产品是由劳动生产的。劳动对象是产品的物质内容，是被改变形式的对象，因此，不能说劳动对象生产产品。劳动手段是劳动与劳动对象之间的媒介物，是将劳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的物质，是劳动借以实现的物质。因此，产品也不是由劳动手段生产的。” 在他看来，由于产品是“被改变形式的对象”，以“符合人类需要”，所以它必须是劳动产品，必须由人类劳动才能生产。在这个生产过程中，人类劳动是主导力量与因素，而其它作为生产资料出现的自然要素，都不过是作为“劳动手段”而起劳动与劳动产品之间的媒介作用。按这种观点，如果没有人类活动渗入其中，自然界自己就不能“改变”任何物质的形式以符合人类的需要了，这就等于说：在我们人类还未来到这个世界以前，并不存在任何“先天存在的”符合人类需要的物品。这样，我们呼吸、使用自然空气，也必须要等到我们利用自己的劳动来对之加以“创造”，才能呼吸与使用，否则，人类劳动的地位那里去？对许许多多自然形成的矿产资源的利用也是这样，按这种“劳动主导论”观点，地表上自然存在的煤是不符合人类需要的，因为它并不经过人类任何劳动就形成了；人类只利用几亿年前由人类劳动所“生产”的煤炭与石油（但是众所周知，几亿年前并无任何人类出现）。十分显然，这里的错误是认为只有人类劳动参与的活动才能改变物质形式以符合人类需要。
实际上，人类十分聪明，因为人类懂得利用自然规律与机制，源源不断地“改变物质形式”，而人类“劳动”则只在旁边就手旁观而已。而不像这种“劳动主导论”那样，一定要陷入生产的自然过程中去不可。按唯物主义思想，物质自然界是客观独立存在于任何人类的精神意志与行为之外的，它独立自存独立运作，产生与消灭了无穷无尽的物质形态。而人类的精神与行为再伟大，也只能在尊重与利用这种物质自然界的自动创造机制的条件下，在自然机制的主导下，去进行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创造。不可能反过来，凌驾于自然之上，以人类的精神与行为为主导，去创造一切。
　　在这里，我们也应该区分清楚人类劳动的两个属性，一个是“劳动作用”属性，另外一个是“劳动耗费”属性。劳动作用是指劳动产生了什么劳动产品，达到了什么目的；比如，人类通过劳动，制造了一条自动化生产线。这是劳动的具体作用。而劳动耗费是指劳动在其活动中实际耗费的程度，比如人类劳动耗费在制造一条自动化生产线上的力量与时间是多少，比如是1000个人半年的劳动量。这表明了人类劳动的耗费性质。在此，劳动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劳动的耗费则越来越小。比如，研制一条电脑CPU自动化生产线，说明人类劳动的作用很大，能够设计出一个机巧的自动机制，让自然的力量自动制造出大批CPU。另一方面，自动化生产线的作用又充分说明，人类劳动的耗费得到了极大的减小，它不再需要人在旁边操纵，更不需要人成为生产过程中的一个机械环节。这个劳动区分与马克思具体劳动、抽象劳动的“劳动二重性”区分相一致。其中，具体劳动指劳动的作用、用途，而抽象劳动则指劳动耗费；劳动耗费不能单独存在，它必须存在于具体劳动中。马克思说，劳动二重性指：“有用劳动，即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的具体形式，和抽象劳动，作为劳动力消耗的劳动，不管它用何种‘有用的’方式消耗（这是以后说明生产过程的基础）。” ---请注意，马克思正是通过劳动二重性而抽象出“耗费性”的劳动，并以此来说明生产过程与生产方式的历史性演化的；这体现了马克思建立“劳动二重性”并把它作为理解他的劳动价值论的“枢纽”的深刻思想意图。马克思通过劳动二重性而强调“耗费劳动”的思想，体现在许多方面，他在《资本论》开始就特别强调这个思想。他说：“如果把商品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就只剩下一个性质，即劳动产品这个性质…现在我们来考察劳动产品剩下来的东西。它们中的每一个和另一个都完全相同。它们都具有同一的幽灵般的现实性。它们变成了同一的升华物，同一的无差别的劳动的样品。它们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这个共同的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归根结底，如果把生产活动的有用性质撇开，生产活动就是人的力量的耗费。尽管缝和织是不同的，但二者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人类劳动力的运动在不同的生产活动中只是改变形式，它当然必须有一定的发展，才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耗费。但是，商品价值体现的仅仅是人类劳动，是一般的人的力量的耗费…商品要成为价值，首先必须是效用；同样，劳动要被看作抽象意义上的人的力量、人类劳动的耗费，首先必须是有用劳动。”
可见，区分出劳动的这两个属性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明确告诉我们：当我们使用“劳动”这个概念时，我们应知道我们到底是指它的什么属性，到底是指劳动的“用途”属性呢？还是指劳动的“耗费”属性？比如当我们说脑力劳动（科技劳动）越大越好时，我们是说脑力劳动的作用越大越好，而不是说脑力劳动的耗费越大越好，因为脑力劳动作为一种耗费，也需要最小化。

二工具对于人类劳动的意义
从自然过程通过人类劳动的耗费而创制财富的角度看，任何工具等文明物品，都是劳动耗费后的“物化”，这一点马克思早就指出过了。这样，从价值角度看，工具、机器等资本形态不过是人类劳动耗费的一种历史性的“异化”了的存在与运作方式。因此如果机器等能够形成新价值的话，那也不过是人类劳动形成价值的一种方式。而从工具的使用价值来说，它则是人类劳动的一种手段上的帮助与延伸，是劳动借以更大地发挥自己，同时节约自己的手段。比如人类创制出望远镜，就可以使人的眼睛看到更远的地方，使人的知觉感知到更远的边际；创制出机械起重机，就可以代替人类体力劳动吊起超重物品。因此工具从价值形成与效用上都不与人类劳动构成矛盾。劳动创造文明，所创造的文明物品反过来使劳动得到延伸和节约，这是很自然融洽的事，就象一个人生儿育女，子女长大后反过来帮助她做这做哪一样。
在此再特别指出的是，工具及一切文明物品的使用使人类劳动得到节约，因此在采用了工具后的劳动中，创制出来的物品所包含的代价耗费应该更小，而不是更大。这样，物品价值就变小了而不是相反。所以，“工具（作为资本等等形态出现）也形成新价值”是不对的，它的作用不是形成一个更大的价值，而是节约价值，节约耗费。我们在今天的经济现实中已经看到，如果一个生产者花大笔金钱采用机器生产同一类产品，所生产出来的单位产品（比如每个产品）所具有的代价耗费必定要比过去完全采用人工生产更低，否则就没有理由采用机器生产。因此，我们经常看到，相同物品，采用机器制作与采用人工制作，它们所具有的售价十分不同，前者比后者便宜得多。
三 其它生产要素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价值以成本的形态出现在产品中
所以，人类劳动是新价值形成的基底（即最基础），其它生产要素，就不必再过来“凑热闹”，说自己也是形成新价值的要素了。由于这些生产要素在物品生产过程中会将自己本身原先具有的代价耗费转移过来，如果再加上活劳动及这些生产要素所形成的新价值，那么物品所凝结的代价耗费就过大了。这对生产者、对资本家并没有好处，因为这意味着所生产的物品其成本耗费相当大，意味着它在市场上根本不可能赚到利润。我们必须记住：价值作为代价耗费，必须越小越好，而不是越大越好。 而劳动（必要劳动）之所以会加入到新价值形成中去，那是因为需要新的必要劳动来创造新的物品。如果将来有朝一日创造新的物品不再需要人的直接劳动，那么所有新的物品也再没有新的价值形成出来了。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因为物品的价钱不会因新物品的生产而更高，使人们花更低廉的代价就可以得到这些物品。
价值作为代价耗费，它在生产及流通经营的物品中便直接转化为相应的成本，即生产经营这个物品的经济活动过程的费用支出。比如，一个物品在生产与流通中花费了100元固定资本，50元流动资本（包括工资），还有税收，地租，各种行政性收费，营销过程中的各种费用（甚至包括给买方单位与个人的回扣、好处费）等等50元。这样，这个物品的成本应是200元，你必须在市场上卖出200元以上的价格，才有利润。当然，如果你正好卖出200元，那就没有利润可言，但还可收回“本钱”，不算亏损。对于价值体现为成本的情况，马克思这样说：“商品价值＝成本价格＋剩余价值…商品的资本主义费用是用资本的耗费来计量的，而商品的实际费用则是用劳动的耗费来计量的。所以，商品的资本主义的成本价格，在数量上是与商品的价值或商品的实际成本价格不同的；它小于商品价值”。 在此，马克思区分了两种成本：资本耗费与劳动耗费，其中资本耗费的成本小于劳动耗费的成本，因为后者还包含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作为劳动耗费，也是人类劳动所要支付的一种成本，虽然它是一种“无偿”的成本。可见，尽管许多人对价值以成本的形态（无论是“个人成本”还是“社会成本”）表现出来感到难以理解，但价值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确实表现为成本，表现为必须得到补偿的一种成本耗费---“商品的成本价格必须不断买回在商品生产上的各种生产要素”。
成本最基本的性质就是趋向最小化。所以，必须想办法使一笔成本降到最低，看看有哪些费用是可以免除的，整个生产费用是否可以更大压缩与节约。不要小看这一点，它往往是一个社会发生变革的关键原因。因为一个社会如果向广大生产劳动者所收的税、费太多，就会增加生产者的生产经营成本，使其产品竞争力削弱，最终导致社会经济的衰败。比如目前中国所进行的机构改革，一个目的就是要减小广大生产劳动者与消费者的经济（税费）负担，减小相应的生产经营成本，从而增强整个社会经济的竞争力。这种改革的意义还不单只局限在机构改革，而且还在各个经济部门。因为如果没有互相依赖的各个经济部门的高效率低成本，也就没有整个社会经济的高效率低成本，一个基础行业的高效率低成本，是其它相关行业得以充分发展的前提条件。比如电力行业高效率低成本，就能够向社会提供更为廉价的电力，从而促进全社会用电行业及电器制造行业的充分发展。
当然，如果市场能容许你有一个较高的成本份额，那是最理想不过的事情，这样你就可以从容扩充某些支出，比如增加劳动工资，增加工作人员，增加科技投入，改善工作环境等等。而这一切都需要你的产品维持在较高的价格水平上；但过高的价格总是对广大消费者造成损害。比如，商品的巨额电视广告费必定要由更高的商品价格来维持，而这样的价格对广大消费者无疑是一种损害；所以如果说人们喜欢购买广告中的商品的话，他们却不愿意这些商品因广告而变得更贵。所以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有些厂商经常花一笔相当于广告费的资金，来低价促销，这既产生广告效应，又给消费者实际优惠。比如我们经常见某电脑商打出“万台电脑特优价”，以让利的方式做广告。

四马克思关于价值越大价格越“贵”的思想
以下一段话说明马克思将价值增大与价格“变贵”联系在一起了。 “机器工业把科学和巨大的自然力并入自身，因而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但是，一方之所得是否是另一方之所失，使用机器所节约的劳动是否比制造和维修机器所花费的劳动更多，这一点并不清楚。象不变资本的任何其他组成部分一样，机器不创造价值，而只是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它所生产的产品上。所以说，它自身的价值进入了产品的价值。机器不是使产品变得便宜，而是使产品随着机器的价值相应地变贵。很明显，这种大工业特有的劳动资料与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所使用的劳动资料相比是极为昂贵的”。 采用机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相应产品的价值更小，价格减低，“变得便宜”。在相同产品品质的情况下，如果产品价值随着机器的采用而变贵，那就没有任何道理采用机器了。因此在马克思或者任何一个资本家看来，如果采用机器没有达到这个目的，那么对机器的采用是失败的，它会增加产品的成本，从而在价格上丧失竞争力。
所以在此我们看到马克思把价值看成是与成本相一致的代价耗费属性。这是马克思对价值始终一贯的看法。
但是马克思在此又说“机器不创造价值”。这句话显然是说：“创造价值”是好的，价值被创造得越大越好；但机器却没有资格“创造价值”。在他看来，只有人类劳动才能[有资格]“创造价值”。如果是“机器创造价值”，就会使相应产品的价值更大了---比机器原有价值的单纯转移使产品的价值更大，难以[将这个过大的价值]在交换中实现出来。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机器不能创造价值。但如果是人类劳动创造价值，其结果不也同样是使相应产品的价格“变贵”吗？在马克思看来，“创造价值”对于机器与劳动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吗？按常理来说，“创造价值”的意义对于机器与劳动来说都应是一样的，但马克思却将其看成不一样。这样就使理论陷于难解状态，并使他的后人陷于劳动价值论与要素价值论之永远难以平息的争论中。
就价值的代价耗费属性来说，机器确实是不应“创造价值”的，否则这个代价耗费反而变大了。只有“必要的劳动”才“创造价值”，因为“必要的劳动”仍然是生产过程所必要的、不可缺少的。其它不必要的劳动虽然也能够“创造价值”，但任何生产者都不需要这个价值更大，因此所有不必要的劳动就被取消了，多余的劳动人员被清退，只剩下最必要、不可缺少的劳动人员，以使劳动所“创造”出来的价值尽可能最小，并获得尽可能大的利润。实际上，任何生产者都希望同行业中其它生产者所利用的劳动更多而自己所利用的劳动更少更有效，这样就可以从别人生产方式的落后条件中获得“比较优势”的利益。
五 市场竞争使物品价值压缩到最小---帕累托最优化与利益共赢程度
众所周知，市场竞争使会物品价格下降到它的最小程度，即与其成本相等的程度。在竞争之下，我们会看到土地、资本及其它因素所形成的“新价值”不过是一种“假价值”，而被压缩掉。如果说土地、资本等因素能够形成新价值，从而需要一个更大的市场价格来实现它的话，那它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宽松的市场环境才能做到。但是在市场环境趋紧的情况下，我们就会看到它们的“假价值”表现。比如某商品的“实际成本价格”（马克思对价值的一种称呼）是100元（其中已经包括剩余劳动所形成的剩余价值，假如是10元），现在宽松的市场可以容许它卖出140元，假设其中地租所形成的“新价值”是15元，资本所形成的“新价值”也是15元，其它费用是10元。但是市场越来越趋紧了，在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下，这个商品不可能再以140元的价格出售。于是它的价格慢慢下降，135元、130元、125元、120元…一直到100元。于是，资本、土地所形成的“新价值”不见了，各种费用价值也难以实现出来，而到100元这个程度，价格基本上已经达到第一个谷底，商品拥有者非常不愿意再降价了。但此时他仍然获得10元剩余劳动所形成的交换价值额和利润量。但是竞争程度继续剧化，连100元价格都维持不了，不得已只好再降价，渐渐从100元降为99元、98元…90元。于是商品的价格又再达到第二个谷底，与其“成本价格”（马克思语）持平[关于“实际成本价格”与“成本价格”请看马克思 ]。达到成本价格后，生产者只能保住资本投资的本钱，其中包括付给劳动者的工资，而没有任何利润，更没有什么地租和其它什么费。在达到这个价格最低谷底后，商品所有者无论如何都不会再出售他的商品了，宁愿“守仓持价”，就象股票低于它的价值时被套牢一样。
经过这样的竞争，我们终于知道什么才是物品的真正价值形成因素。首先，这个价值形成因素必须要保持本钱（其中已经包括工人的吃饭钱即工资，当然如果完全不再需要工人了那另当别论），然后是保持正常的利润额。但如果再要实现资本、土地及其它生产要素所形成的新价值，以便能够养活更多“有闲阶层”，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竞争使相应产品的价格越来越低，这个价格难以包含更多费用。 实际上，前面已经说过，这些因素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并不是增大相应物品的价值额，反而是减小这个价值额，减少成本，以获得一个更大的利润差。对于竞争与生产成本的关系，恩格斯曾说过：“只要承认了竞争关系，生产费用的问题也就随之而生，因为谁也不会把他的产品卖得比它的生产成本还低。” 竞争会将价格压缩到其生产成本的水平线上；但是由于各个生产者的生产成本并不平衡，大小不一，因此每个生产者仍会努力将自己的生产成本压缩到最低限度。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为什么一个生产者的产品其价格被市场压缩到如此程度呢？那是因为相关的竞争对手竞争力强大，在这些对手那里，由于所产物品的代价耗费已经尽可能小，所以成本已经被压缩到最低程度。这样，他们能够在比较低的价格上赚取你在较高价格上所能赚取的利润。比如，他们能够在10元价格上赚取2元利润，但你在10元价格上只能赚取1元，那么，如果价格降为9元，则他们还可有1元利润，但你已经没有利润可言了；如果再下降为8元，那你已经亏损，但他们还没有亏损。所以，如果你的费用负担比他们重（因为你要负担地主的地租及较高的金融资本的利息），那你如何能与他们竞争呢？因此道理相当明显，除了非常必要的劳动外，任何其它生产要素都不可加入到产品的新价值形成中去，以增加产品的代价耗费，增加其成本。当然，象前面所说，如果一个生产者现在连过去是必要的劳动都不需要了，那更好，更能减少代价耗费和成本，更能提高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但这同时会对其它生产者造成更大的竞争压力，迫使他们必须这样做，以先进的机器取代自己原先的工人。总之，价值作为代价耗费，趋向于零，这是任何生产者、资本家在绝对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必然具有的价值性质。而这个价值性质，是有着非常基本的意义的，“不断降低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并在这个基础上降低价格，对于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需要有很大的作用。” 比亚当•斯密出现更早的一位经济学家这样阐述他的“低价值”的意义：“如果有人感到惊讶，为什么恰恰是那些最有用的东西价值都是低的，而那些效用较少的东西却价值高昂，那他就要注意到，出于上帝的善意，这个世界是为我们的利益安排的。一般说来，凡是我们所需要的，决不会使我们感到短缺，需要得越是迫切，存在那里的也越是丰富，因此其价值不会高。生命赖以维持的那些东西，到处总是充裕的，结果它的价值总是相当低，甚至无价值可言。”
　　前面已经说过，机器等生产要素的作用是减小价值，而不是增大价值，因为它能够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节约劳动与各种生产要素；这种作用最终要反映在价格的减小上。马克思说：“随着机器在同一生产部门内普遍应用，机器产品的社会价值就降低到它的个别价值的水平。于是下述规律就得到了证实，按照这个规律，剩余价值不是来源于资本家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力，恰恰相反，是来源于资本家雇来使用机器的劳动力”。 可见，马克思清楚看到先进机器等生产要素在提高总产量的总价值后，又通过竞争把这部分提高了的价值压缩出来，从而说明这些非活劳动的生产要素并没有形成新价值的资格。既然这些非劳动的生产要素没有资格形成新价值，那么，象刚才所说，只剩下必要的人类劳动才有资格形成新价值了。但是实际上这个劳动也并非越大越好，因为，价值作为代价耗费是趋向最小化的。所以劳动必须是“必要”的，其它不必要的劳动所形成出来的价值不可能得到实现，所以也没有资格形成新价值。
通过竞争，使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利益实现共赢，使一个人获得利益的同时也尽可能使另外一个人获得利益，而不是通过损害别人的利益来获得某个人的利益。经济学上所谓“帕累托最佳状态”是指：“资源配置的进一步改变已经不可能在不使任何一人的处境变坏的情况下使任何一个人的处境更好时，这种资源配置使得社会经济福利达到极大值”。 通过竞争而使价格趋向最合理，最富效率，从而使这种资源配置达到这种帕累托最佳状态。这种状态下，价格所包含的任何“水分”都被挤出来了，“资本、土地、科技、管理等因素所创造的‘新价值’”使价格抛高的部分被压缩掉了。在此，我们看到任何一个物品只凝结着最必要的价值，凝结着人作为“人”所耗费的必要劳动所形成的价值，其它价值在竞争中不再得到承认与实现。
价格作为社会资源配置最基本方式，如何确定才会使交易双方都能够实现利益共赢呢？如果价格高，就有可能损害买者的利益，如果价格低，就有可能损害卖者的利益。因此，使物品按其成本耗费 所具有的价格出售，才适合双方的利益。但是，如果物品的成本耗费一直很高，那就算这样仍然没有使卖者实现合理的利益。所以，在此应该引进“利益共赢程度”概念，以表明商品交易双方在什么样的成本耗费之下能够实现利益共赢的程度。比如当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水平低下时生产成本较高，物品所维持的价格就较高，于是高价格就不能使卖者在获得更大利益的时候不损害买者的利益（实际上过高成本价格也会使作为卖者的生产经营者的利益受损）。比如十多年前购买一台连摇控器都没有的20寸以下的彩电需要3000多元，在这样的生产成本与价格下，消费者获得的利益不大，而生产者也必须要使这种彩电卖上3000多元才能补偿他的成本耗费，才获得基本的利益。所以成本耗费越大，买卖双方所能够实现的利益共赢程度就越小，相反，成本耗费较小，生产者可以在较低价格下获得相应的利润，消费者更能从较低价格下获得更大利益，这样，这个利益共赢程度就增大了。因此，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生产工艺越来越先进，生产率水平越来越高，交易双方所能够实现的利益共赢程度就越来越大，它体现为人类各阶层的生活水平都不同程度地得到提高。
利益共赢程度是帕累托最佳状态的一种发展形式。

你确定在你之前“没有几个人考虑过：这种‘创造价值’会花费人们多大的代价，即我们是如何得到这些效用财富的？是难得呢还是容易得到？这表现了价值‘获得财富的难易程度’属性”？
如果你无法确定，那么你这句话不就是胡说八道吗？

你这个笨蛋如何知道我不确定？
“没有几个人考虑过：这种‘创造价值’会花费人们多大的代价，即我们是如何得到这些效用财富的？是难得呢还是容易得到？这表现了价值‘获得财富的难易程度’属性”。我在这里的意思是：价值是效用及获得效用的难易程度。是把效用及获得效用的难易程度这两个方面联系在一起考虑。对此，没几个人这么想过。各种笨蛋们，要么只是单纯讲一个，要么只是讲另一个。

你这个笨蛋！我说的就是有没有人把这两方面联系在一起考虑过？你确定是没有几个人吗？那你说一说，到底是哪几个人这么考虑过？说不出来，那你这句话就是在胡说八道！

你确定有吗？你这个笨蛋！

真是笨蛋！
如果你确定没有，那么你就应该说“没有人这么想过”，而不是说“没几个人这么想过”，你们小学老师连“没有”与“没几个”的区别都没有教过你吗？笨蛋！

如果你确定这么想过的人极少，你才可以说“没几个人这么想过”。所以，我才要你说一说到底是哪几个人这么想过。说不出来，那你就是死定了！

六自然物品的“自然价值”
　　几乎所有的自然物品与资源都不是无限的，这对于人来说就具有稀缺（短缺）性，不能免费供人使用；因此它显得有价值。自然物品的稀缺性越大，它所呈现的价值性就越大。
　　但这违背价值的“人类劳动耗费”属性吗？这个属性告诉我们，物品的价值只由人类的劳动耗费所决定与形成，除此而外物品不再具有任何价值，---即如果物品没有凝结着人类劳动的代价耗费，则物品就没有价值。 “原始土地本身并不是劳动产品，所以没有价值。”
　　问题如何解决？
实际上，虽然几乎所有自然形成的物品都不同程度地具有稀缺性，但人类劳动的作用正是要消灭这种稀缺性，使人能更容易得到自己所必需的物品；如果物品没有稀缺性，就不需要耗费人类劳动来创制物品了。自然物品的稀缺性越大，为消灭这种稀缺性所花费的人类劳动也就越大。比如如果物品的稀缺度是100%（这表明自然界并没有这种物品，如人类今天的文明所使用的绝大多数物品，都不是自然界预先具有的），那么人类为得到它所耗费的劳动度也是100%。同样，如果物品的稀缺度是50%，则人类劳动就需花费50%的劳动度来获得它们；比如土地，原先已经留存土地，但还难以直接用来做耕作或建筑等用途。最后，如果物品的稀缺度是0%，表明自然界已经为我们完全充足地准备好了，不再需花费人类劳动来获得它们，因此此时所耗费的人类劳动度是0%。比如自然空气与阳光就可以认为是稀缺度等于0%的极其重要的两种自然物品，它对于人类来说使用价值最大但其价值却等于零，没有人能够用一把自然空气来换取任何其它物品。
可见，自然物品的稀缺性及其所包含的价值完全可以用人类劳动耗费的程度来衡量。人类的本性，就是不容许任何自己所需要的有经济意义的物品---“经济物品”具有太大的稀缺性，人类总会想方设法消灭这种稀缺性。比如，可用土地稀缺吗？就会开荒更多土地以供使用，如果没有原始土地以供开荒，则会创造发展出相应的替代品，比如移山填海，造出一片可用的土地来，或者将楼房造得更高，以节省现有土地资源。又如某野生性的食物稀缺又无法自然开采得更多，人类就会想办法创制出其替代品来取代这些野生食物，以供人类需要。比如，野生人参十分稀缺，于是就想办法培植园参来代替其药用功能。所以人类劳动是要消灭物品的稀缺性的，这是它的根本作用。
但是名画古董之类的文物之价值问题则是另外一类性质的问题，因为它们是“非经济物品”，人类并不希望这类东西丰富起来，反而希望它们永远处于稀缺状态，它们处于稀缺状态对人的生存生活没有什么不利影响，因为它们不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 但如果是粮食之类的经济物品，它们的短缺对人的生存就具有重大影响，人类不容许它们短缺，人类生存的富裕程度与它们的丰裕程度直接相关；因此对它施加必要的劳动，以减小甚至消除这种短缺，是非常必要的。在人类历史上，每一种粮食在人们还没有掌握大规模种植技术时都是非常短缺的，它的短缺直接影响到人的生存度，使人不得不忍饥挨饿，这迫使人类费尽办法使它们不再短缺，丰富起来。
所以不能以“独此一件”的文物的稀缺价值来说明经济物品中人工替代品与其对应的自然品之间的价值关系，文物的价值不能以其人工替代品的价值来衡量。比如名画替代品的低廉价格就无法影响名画真品的高昂价格。但对于经济物品则可以这样衡量，如园参的价格完全可以影响野生人参的价格。这种影响的方式是：当野生人参价格太贵，又有价格低廉的园参出现时，人们就会替代性地选购园参，使野生人参的需求量减少，迫使其价格下调。当然，任何时候野生人参的价格总比园参贵得多，虽然由于代替关系，它们两者价格上总是同方向变化。
这样，所谓自然资源的价值---因自然资源稀缺所形成的价值，完全可以归结为人类劳动的代价耗费，至少可以人类耗费的劳动度来衡量，放宽些说可称为“近似衡量”---用人工替代品所耗费的人类劳动量来近似衡量稀缺的自然物品所包含的价值。这样，当人工替代品廉价时，自然品的价格也不会贵到哪里去，相反，当人工替代品贵时，自然品的价格也会按比例变贵。不过自然品的价格往往高出人工替代品价格一定程度。实际上，某种自然资源如果没有受到人类的需要，哪怕它非常稀缺，也显不出有什么价值，只有人类需要的物品，才引起人类劳动的投入，以求更多的制造，从而具有价值。因此自然物品的价值最终要由人类劳动决定或衡量。
因此，问题可以归结为这样一句话：稀缺的自然物品之所以显得有价值，那是因为创制类似的物品需要耗费人类劳动。实际上稀缺的自然物品是有价格而无价值；不能将价格混淆为价值。正如张忠任所说：“原始土地本身并不是劳动产品，所以没有价值。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土地可作为商品被买卖具有价格。”
最后，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劳动非常乐意看到将自身“消灭”，即能够不再需要人类劳动的代价耗费，直接利用自然的力量源源不断地创制出无穷无尽的物品来。比如现在的自动生产线就是这样，它是机巧地利用自然力、自然资源与自然机制，自动创造人类所需物品的生产线。此时，创制出来的每个物品所凝结的人类劳动越来越小，其价值趋向于零。
许多人则认为，只要物品有效用，受到人们的需求，自然物品就会有价值；因此，是需求决定物品的价值。实际上，需求决定的是价格，而不是价值。需求拉动形成的是价格，而不是价值。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自然物品是那些被假设为不耗费人类任何代价的物品，自然生成的物品不耗费人类的代价（人从地上捡起这些物品所耗费的代价不算）；既然不耗费代价，那么从代价耗费的角度看，它就没有价值。但它有价格，因为它可以在市场上卖出一定价格。如何理解有价格但无价值的现象？我们可以借“超额利润”概念来理解这个现象。比如，某人白拣得一块黄金，这块黄金对于他来说不耗费任何成本代价，但它可以卖出好价钱。这样，他可以赚取相当于价格那么多的纯利润。这是完全的超额利润，即价格高于（等于零的）价值所获得的利润。 正由于有这个超额利润，所以他对这块黄金的定价就灵活得多，可以定得高些，也可定得低些，就看别人对这种黄金是如何定价了？而别人是如何定价的呢？也就是说，黄金市场的整体价格如何决定？这个价格实际上是由人类劳动及其它成本因素耗费在黄金生产经营上所决定的。这意味着，没有价值的自然物品的价格，是由这种物品的人工替代品所耗费的劳动决定。野生人参很贵重，但如果它没有凝结一点人类劳动（将寻找野生人参所耗费的劳动忽略不计），则它仍然没有价值，但它却有价格，这个价格是由在人参生产上耗费的人类劳动及其它成本决定的，也就是说，人参的人工品的价值决定着人参的自然品的价格。但人参自然品的价格往往比人参人工品价值与价格高得多，这是价格高于价值的现象，也是形成超额利润的现象。
在此，理解问题的关键是对“超额利润”的性质的理解。同时，我们也可以用“亏损”概念来说明这里的问题。假设自然物品具有价值，因此当物品的价格高于这个价值时，形成一笔超额利润。它的价格会随着市场竞争加剧而下降，当价格下降到价值的水平时，超额利润消失，但仍有均衡利润；当价格继续下降时，价格低于其价值，于是形成亏损现象。这样，如果自然物品具有一个大于零的价值，那么它必定会产生这种亏损现象。但一块白拣得的自然物品（比如前面所说的黄金），它的成本耗费等于零，这样，那怕它的价格下降到零，也不会出现亏损现象。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侧面说明自然物品是没有价值的，因为那怕其价格下降到零，也不会产生亏损现象。这样，我们可以将这个道理归纳为一句话：“价格下降到零也不会产生亏损即证明一个物品没有价值”，而不管这个物品是不是自然物品。

呵呵，我就是这么讲法，你又能奈何我什么？真是笨蛋

那当然，就像你一定要把月亮说成太阳，全世界的人，包括你爹、你妈都奈何不得你。但是，你就是这么讲法充分证明了你就是个笨蛋！

《hhj：你的“没有几个人”到底是“没有人”，还是“只有很少人”？》（https://bbs.pinggu.org/forum.php? ... ;extra=#pid51758301）

第三章        价值规律与价值本质规律
一 价值规律及价值实现。诚信及价值实现中的摩擦力
价值规律的意义是：物品具有价值，就要通过等价交换将这种价值实现出来。因此价值规律要求的是：物品具有多大价值，它就需要实现出多大价值，如果实现多了，物品就能获得一个“超额利润”，如果实现少了，物品对于其生产者来说就是亏损。前面我们说了，一个物品的价值指凝结在其身上的一切代价耗费的总和，其中包括劳动、资本、地租、运输、保管、税收、收费等等所形成的代价耗费，这些要素都构成了价值。但同时也指出，由于它们是代价耗费，需要最小化，因此，归根结底只有必要的劳动因素（“必要劳动”因素）才有资格形成新的价值，其它生产要素不能形成新价值---只是将它本身原来所凝结着的价值转移到新的物品上。所以劳动价值论最终是正确的，因为只有劳动---必要的活劳动---才有资格形成新价值。但在具体现实中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更广泛的价值形成论，因为导致各个具体生产者耗费更多代价的种种因素我们还要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考虑与计算进去，还要在交换中将其实现出来，虽然最终所能实现的也不过是人类劳动代价的耗费。
因此这里的思考方法是：先放宽条件，承认一个广泛的价值形成论---可称为“广义价值形成论”。然后，通过指出价值的代价耗费属性，同时借助于竞争因素，而使构成“广义价值”的所有各个代价耗费因素发生减缩，最终只有人类“必要劳动”才有资格形成新价值。于是，从广义价值形成论走向了“狭义价值形成论”。有意思的是：“机器创造价值”的要素价值论可以认为是广义价值形成论，因为它主张资本、土地、劳动、科技、管理等要素共同形成物品的新价值；而劳动价值论则是狭义价值形成论，因为它认为只有人类活劳动才有资格形成物品的新价值；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又比一般的劳动价值论更狭义，因为它认为只有“必要的人类活劳动” 才有资格形成物品新价值，因此我们可以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称为“必要劳动价值论”。在这种思考价值问题的方法里，它既肯定众人所认为的要素价值论的存在---虽然它显得相当庸俗，也强调劳动价值论的正确性，特别是马克思必要劳动价值论的正确性。
因此，这里的价值规律的意义与“正统”价值规律意义不尽相同，后者不懂得转个弯来说明问题，而直接导向“必要劳动价值论”这种最狭义的价值形成论。因为其“正统”意义是：“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必须按照价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交换”。 但这里既然是从“代价耗费”的意义上阐释价值的，那么在现实的价值意义上，它自然要包括物品生产与经营中的一切代价耗费。但同时已经指出，价值的这个“正统”意义是这里所说的价值“现实意义”的基础与最终归缩。
马克思肯定了价值规律在市场经济中的关键作用。但他却认为，在一个没有交换、没有市场经济的社会里（如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物品不再有价值，也就不需要价值规律了。他说：“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 可见，马克思以他一贯的“社会总劳动”观念而取消劳动的具体个别性，取消劳动作为个别劳动的代价耗费，从而取消劳动产品的价值属性。难道他不知道，所谓“社会总劳动”不过是各个个别劳动的集合？没有个别劳动，哪里有什么社会总劳动呢？就象社会不过是各个个体人的汇集，决不能因社会的存在而抹杀个体人的存在一样。因此，马克思总是将“社会总劳动”凌驾于各个个别劳动之上，是不妥的。所以萨缪尔森对马克思的这个观念的批评是有道理的。马克思“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所产生的难题，也是这种“总体先定于个体”的观念所导致的结果。资本的平均利润率，不过是各个别资本通过竞争所努力追求的一种趋向，因此它虽然是一种资本利益均衡化的理想境界，但并不是作为一种出发点的当前现实的存在。同时，马克思把价值界定为是莫名其妙的“社会劳动”的结果，而不是实实在在的个别劳动的结果，使人对他的价值论产生模糊、复杂而厌烦的“不必要的迂回”之感。本来，按价值的代价耗费属性，价值趋向最小化，但作为“社会劳动”的结果，则使人感到：价值到底趋向最小化呢？还是趋向最大化？似乎“社会劳动”就可以趋向最大化，似乎这个社会劳动越大越好，似乎生产一辆汽车需要100天社会劳动时间要比只需要1天社会劳动时间更好。
实际上，马克思在此已经将“价值”与价值实现的形式即“交换价值”密不可分地混淆在一起，在他看来，价值已经等于“完全可以实现的价值”。但这个价值却无法解释亏损与超额利润的问题（因为，既然已经完全实现，就没有亏损问题可言了）。于是为了解释这个问题，他又再回到“个别价值”的概念上。
最终，马克思以这种完全的“集体化”而对价值存在的否认，导致了人类社会实践上的深重失误。他身后所建立起来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在否认产品价值存在的最深理论前提下展开其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其结果，由于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得不到承认与补偿，每个产品的微量亏损积累起整个社会的巨额亏损，使社会最终陷入物品极度短缺匮乏的经济危机。 孙冶方指出了这种否认物品价值存在的根本错误，他指出：“多年来流行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把社会主义经济看成是自给自足的不存在流通过程的自然经济，把价值和价值规律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异物，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用规律排列和政策汇编代替了对活生生的经济过程的分析”。 接着他主张：“社会主义经济应从产品两重性（使用价值和价值〕分析起。价值是生产费用（劳动花费）对效用的关系。价值这个概念应贯穿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各个篇章：用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经济效果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红线”。 因为，十分明显，尽管人为强行取消了物品交换，取消了市场，但物品生产仍然需要耗费代价，而不是无偿获得。 并且，在过去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生产方式落后、生产效率低下，生产相同物品需要花费的劳动力与各种资本、资源更大，所以其代价耗费更大，物品更具价值属性。因此，物品价值最终无法按马克思的意愿而被取消，最后它又回复至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层面上来。中国当今的经济改革，就是在象孙冶方等市场经济思想先驱的大力推动下开展起来的，它的理论基础就是物品的“价值存在”：既然物品仍然存在着价值，那么为了完满实现这种价值就需要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经济体制就必须要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是以肯定价值规律的基础作用而产生的社会深刻变革。
价值实现，在市场经济中是极其关键的环节；任何一个物品，既然凝结了一定的代价耗费，就必须要通过价值实现而获得报偿。比如你在做生意时购进价格10000元的一台高档彩电，那么在卖出时它必须能够实现最低10000元这样的一个价值额。一个社会在经济上的健全机制，如法制、商业道德、文化习性等等方面的健全机制，就是要尽可能减小人们实现其手中物品之价值所产生的摩擦力，减小交易成本，形成一个优良环境，使它更容易实现。比如，信用与法制的公正性与否，就可以增大或减小价值实现时的摩擦力，使价值更容易或者更难实现出来。一般来说，当一个社会的法制不健全、信用度差时，物品价值实现所具有的摩擦力也就越大，交易成本就越高，由此所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也就越大；相反，社会法制健全、诚信程度高，物品价值实现所产生的摩擦力就小，交易成本就小，由此所获得的社会经济利益也就更大。十分显然，有合同而不执行，买商品而不给钱，借钱不想归还，假冒伪劣骗钱，这样糟糕恶劣的局面还有什么健全的经济可言？！某些学者曾做过调查统计并发现，近年中国社会在经济活动中因人们诚信差所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非常惊人！ 因此，每个人，特别是政府部门，如果他们更诚实，信用更好，更有商业道德，那么中国这个社会的经济本来是会更好的，人们应该更富裕、生活更美好。
价值实现既包括物品价值的实现，也包括货币价值的实现。前者表明一个物品能够卖出适合于它凝结着的代价耗费所具有的价钱，也就是卖出它的总体成本价； 后者表明一笔货币能够购买到相应的一笔财富、享受到相应的生活，或者能够购买到具有相应交换价值的商品。因此，如果物品没有卖出一个相应的价钱，则物品的价值就不能完全实现，当然，如果卖出一个过大的价钱，则物品的价值就会超额实现。而对于货币持有者来说，如果购买到假货，或劣等品，那他这笔货币的价值也不能完全实现；同时，如果他购买到交换价值下降了的某个商品，那他的货币价值也不能完全实现。价值实现过小则损害价值所有人的利益，相反，价值实现过大则损害交易对方的利益，因此价值等价实现是最公平的。

二价值本质规律
价值规律的意义在于以等价交换的方式完全实现价值，实现代价耗费的完全补偿。但是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价值实现往往不等于价值本身，在许多情况下，价值实现值仍然有可能小于或大于价值本身。比如买入价是10元的一个商品，它的卖出价有可能是11元，也有可能是9元；在此，对于经营这个商品的人来说，这个商品的价值就是这买入价10元，而它能够卖出去的价格11元或9元，就是这个商品的价值所能够实现的大小。作为代价耗费，价值必然走向最小化，以最小的代价耗费获得最大的效用。因此，在市场交换系统中，如果同类物品的某些生产者生产所耗代价较小（比如其生产率较高，各种费用较少，或者获得税收上的优惠等等），则其他生产者耗费代价更大的物品的价值就有可能得不到完全实现。所以，与“耗费最小代价而获得最大效用”的价值本质相联系，我们可以得出与价值规律具有内在联系又有差别的“价值本质规律”。
价值本质规律的意义在于说明物品价值的最小化，因此它就与价值规律“在一定价值水平上的等价交换”有所不同；价值本质规律既有一定水平上的等价交换，但它自己又常常打破这个水平上的等价交换，而建立更低水平的等价交换。比如，电力与用电器者之间在1元电费价格水平上建立起了相应水平的等价交换。但如果电力行业内部存在充分竞争，那么在电力行业的众多从业者当中就会有人依靠他的先进工艺，依靠他的费用节约和其它方式将相应的成本降低一点，比如使其供给电价跌落至0.90元，那么，电力与用电器者之间1元价格水平上的等价交换就有可能被打破，代之以0.90元价格的更低等价交换水平。有没有相反情况呢？当然也有，如1.1元等价交换水平；但从市场经济的运行实质来看，它趋向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所以这种“更低等价交换”水平才是反映市场经济实质的必然趋向。当然，在这种价格下降过程中，一些成本水平仍处于较高状态的电力从业者，就没有资格获得这种“更低等价交换”了，因为在更低价格水平上他无法实现等价交换。
所以，价值本质规律反映的是现实经济活动的基本趋向，即努力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耗费，从而使物品的价值最小化。一个生产者，会以种种方式实现这个目的，比如采用以先进机器为核心的先进生产工艺，采用优秀的经营管理与物流方式。前面已多次强调，这些生产要素并没有形成新价值，因为价值作为代价耗费，没有人愿意使其变得更大；相反，它们的作用是降低这种代价耗费从而降低物品所凝结着的内在价值量，由此获得更大利润。关于生产率与物品价值的关系，马克思有许多论述，如：“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时间越多，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 “商品的价值与生产出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 “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成正比，而商品价值和同一发展成反比，也就是说，…同一过程使商品便宜，并使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提高”。 在这里我们清楚看到，马克思把生产率（生产力的一种内在方式）与物品的价值反比性地联系在一起，并且通过降低物品的内在价值而获得更大“相对剩余价值”。
这样我们对各种生产要素的作用及其意义应该清楚明白了：它不是增大物品价值，相反，是通过减小物品的价值而增大物品所能获得的交换价值和利润。但几乎所有人都以为，增大物品价值就等于增加其利润含量。在此人们并不了解价值的真正实质，而将价值与交换价值相混淆了，以为价值即等于“能够实现出来”的价值。 于是，许多学者都认为必须把资本、土地及其它生产要素纳入形成新价值的要素中去，而不能让人类活劳动“独享”这一（形成新价值的）资格。但是，这样的结果只能使相应物品的价值及其市场表现形态---价格浮得更高；这意味着相应的利润会更大吗？不是，相反，是意味着利润的更小。假如在我们的社会中还存在一个规模巨大、人数众多的封建地主阶级，需要我们通过地租的形式来养活他们，那么我们作为生产者（资产者与劳动者）还有什么利润可言呢？知名学者晏智杰先生说：“科技的发展意味着各种经济资源（包括土地、劳动、资本、管理）更有效的利用，生产成本的降低，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单位产品价格水平的降低，与此同时还有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体的质量的不断优化和改进、服务水准的日益完善和提高，从而保证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这些在以往的价值论中是没有地位的”。 说得非常好！这正是价值论的应有之义，马克思的价值论显然也包含着这样的意义，这从上面他对生产率与价值量的反比关系的论述中已经看出，也可从他“相对剩余价值形成”的有关思想中看出。因此所谓“在以往的价值论中是没有地位的”并不符合事实。这里的问题在于：到底如何理解“价值”？在马克思看来，价值是人类劳动的代价耗费；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才认为价值与生产率成反比。因为十分明显，生产率的提高，使单位物品所凝结着的代价耗费更小，表现为单位物品所具有的生产成本更低。

价值本质规律所反映出来的“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原则，其作用是强有力的。因为我们不仅看到它的正常与进步的方式，而且也经常看到它表现为众多不正常、无可奈何、非道德甚至可恶和犯罪性的方面。比如最常见的是偷工减料、裁减职员、以次充好、假冒伪劣毒、不顾休息与安全的争分夺秒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所不愿意见到、但又客观存在难以完全避免的事情。因为生产者必须想办法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并且这种行为具有强大的连锁作用，因为，当某个生产者带头这样做时，其它生产者也必须跟着这样做，否则他们就难以在竞争中生存下去。比如我们经常从电视新闻等报道中看到，为了能够承受起各种税费负担，和谋取尽可能大的个人利益，车载、船载超重等非正常现象时常发生。在车、船运输中，只要某几个人超重运输，别人也必须跟上，因为超重运输会获得较高效率和较低成本的利益，从而使不超重运输者处于不利状态，使其维持在一种相对低效率高成本的状态，从而削弱其谋利能力，甚至陷入亏损境地。这是一种非公平竞争的“群起行为”（即只要一个人这样做就会令众人群起跟进）。ZF要杜绝这种行为绝非易事，因为每个人都陷入“囚徒困境”---难以相信别人不会成为ZF禁令的“漏网之鱼”而获得这种额外好处。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价值本质规律的强大威力。我们看到，目前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世界各国许多公司不得不采取最后一个减少成本的方法，即裁减职员。因为如果不想办法降低成本，从而降低价格，则所产商品在这样的经济情况下根本不可能销售出去。当然，如果职员的工资是灵活的而不是刚性的，则裁员之风就不会如此猛烈。 　

由于价值本质规律使物品价值及其市场表现形式---价格趋向最小化，所以它同时也包含着这样一种质的变化，即：使用价值的创新。因为一种使用价值经过这种价格最小化，其利润水平越来越低下微薄，这促使生产者不得不寻求生产新的物品品种，即新的使用价值，通过新产品而开发新的市场，以求获得新的高利润水平。这种创新情况在平常的经济活动中相当常见，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两大基本主题之一。 市场中推陈出新，新品叠出，其结果，既使新品生产者获得新的更高利润，同时也使当前的老产品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于是只好使这些老产品价格不断降低，甚至降到其价值以下（以至形成亏损）。最典型的就是个人电脑行业中的CPU（电子计算机中央处理器）产品，如美国英特尔公司所生产的一系列CPU产品就面临着自身新品对旧品的淘汰机制，比如Pentium系列产品中，PentiumⅡ就对Pentium形成淘汰作用，PentiumⅢ又对PentiumⅡ有淘汰作用，现在Pentium4又对PentiumⅢ产生淘汰作用。其中在每个Pentium档内部又存在着频率高对频率低的CPU的淘汰作用，比如PentiumⅢ里PentiumⅢ850就对PentiumⅢ800具有淘汰作用。英特尔公司何尝不想让其产品的自我淘汰速度慢一点，但它却面临着AMD等CPU制造公司的剧烈竞争，所以无法不加快新产品的研制步伐，想以更快的自我更新、自我淘汰速度来保持自己在业界的领先地位。又如现在的移动通信市场，产品服务早已从最早的模拟网转入数字网。现在，CDMA等2.5代数字移动通信已经建立，过不了几年，3G、4G移动通信也将建立。这些都是因现有类型的产品利润空间越来越小逼迫出来的。
新产品在刚创制出来并推向市场时，价格一般都比较高，利润空间也比较大，因为它是市场上还相当缺乏的新产品；生产者对它的投资开发也正看着这一点而来的。但是从成本耗费来说，新产品也并非一定会比老产品更高。比如据说CDMA移动通信系统的创建与维护成本就不一定比GSM系统更高，因此它将来有可能提供更为低廉的服务价格。现在它刚推出的时候，自然会有较大的利润空间，这个较大利润空间是通过更高或者相同的价格而获得的（比如初始时CDMA的通信价格就定在与GSM相同的水平上）。比如电子出版的情况，特别是通过互联网的网络出版，要比过去传统的纸质出版方式节省更大成本耗费，因为它基本上不耗费纸张和印刷费用，也不用在发行环节上运来运去；只要一份原稿在某台电脑上完成，则成万上亿份复制品就会在一瞬间流通全球。这样的出版方式费用之低廉是可想而知的。可见，新的使用价值并不意味着会耗费更大成本，产生更大的价值与价格，也不意味着它的效用要比老产品的使用价值更小（电子出版就可以做到多媒体形式，其效用是传统印刷出版无法相比的）。因此，“使用价值越高其价值就越大”的“使用价值价值论”  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新产品总要维持它的高价格，但是，高价格毕竟比较难以更大范围的推向市场，因为市场占有、普及程度与其价格水平直接相关，成反比例。因此任何新产品在推出后无不进入价格最小化的进程中。比如，无论是当年模拟移动通信、第一代数字移动通信（GSM），还是现在的CDMA、GPRS等，它们在推出后其服务价格都渐渐下降，渐渐大众化。因为，如果你坚守贵族性的高价格不放（就象原先CDMA要维持“贵族定价”一样），则高价格的销售疲软会让你难以维持。同时在高利润空间的诱导下其它投资者纷纷介入这一行业，从而形成竞争局面，迫使你不得不放下贵族心态，在价格上走大众化的道路。这即是价值本质规律的基本体现。因此，价值本质规律既要求新品叠出，又指出新品价格上的大众化、最小化的必然性。创新---大众化---再创新---再大众化，如此无限循环，就是价值本质规律的完满而深刻的体现。

三价值本质规律下的两种分配方式
如上所说，价值本质规律揭示的是物品创新，同时其价值作为代价耗费的最小化。在这种情况下获得更大的收益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无论你采取什么生产方式，以先进机器，或者以劳动密集的方式进行生产，只要能够实现价值本质规律所要求的这两个方面：物品作为使用价值上的创新，和代价耗费上的最小化，就必然会获得最大收益。比如，某生产者投资适当，生产的产品适销对路，其价格又可以为市场所接受，那么他获得更大的收益是肯定的，而这种收益并非是哪个人人为分配给他的，而是市场自然分配给他。当然，在他作为投资者（资本家）获得更大利益的同时，他手下的众多雇佣劳动者也会随着获得程度不等的更好收入。因为，任何资本家，都懂得物质刺激对工人与职员的积极作用，反过来对资本家自身的好处，职员工作积极，就会给资本家自己带来更大的好处。过去依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及绝对贫困论，劳动者与资本家的收入分配是不可能同向增长的， 因此在他们看来，随着资本家的富裕，劳动者们反而会贫困化。但这显然不符合事实与道理，从资本家的道理来说，他手下的职员更穷困对他来说并没有多大好处，相反，如果能够建立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让他们有机会通过努力工作而获得更大收益，那对他自己的经营事业来说是非常有好处的。因此，让员工贫穷潦倒，不懂得激励员工的资本家并不是一个称职的有本事的资本家，到头来他自己的利益必然受损，也无法维持长远的资本经营。

由此看来，现在社会上及学术界中所谓“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之争，不过是抓不到实质意义的无谓争论。无论劳动还是其它生产要素，都不可能单独创造出利润来。实际上，在市场经济下人类经济的分配方式既不是按劳分配，也不是按生产要素分配，而是“按利润分配”。根据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哪个因素在利润创造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它就应该分配到更大利益。怎样衡量包括劳动在内的所有生产要素在利润创造过程中的作用呢？不是由哪个人来衡量，而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衡量。有时候，资本比劳动重要，有时候，劳动则比资本更重要，比如那些掌握关键技术的劳动者（无论他们是博士科学家还是有专长的普通劳动者），就比资本更重要。而那些掌握一定市场的人，无论他是不是资本家或劳动者，都会获得更大的收益，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资源比任何生产要素都重要得多。 因此，围绕着利润创造，围绕着利润创造的效率，形成了利益分配的自然机制。而所谓“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它们更多地带有人为分配的痕迹，甚至以为分配还象过去ZF分发工资奖金那样，人为地估量哪个人的贡献更大因此应该获得的利益分配更大，而不是市场自然形成的分配机制；它在抽象地估量到底是劳动更重要呢？还是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经济活动要素更重要，应分得更多利益。但是，什么因素重要不是由某个人说了算，也不是由ZF说了算，而是由市场说了算；同一个生产要素，在一个市场中重要，但在其它市场就不一定重要了。分配也是一种市场行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分配对促进经济发展的最大积极作用。 有一个说法是：首次分配以效率为主，二次分配则以公平为主。这应该说是正确的。分配以效率为主实际上就是以市场机制的自然分配方式为主，公正的市场总是以效率作为分配的自然尺度，这种效率也就是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而分配以公平为主则是指ZF对分配的干预作用，它调节首次分配所遗留下来的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它具有社会福利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