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安邦非彼安邦。
作为金融帝国的安邦保险曾是很多人艳羡的对象，它一路高歌猛进，以神秘莫测的方式建立起自己的财富帝国，让人侧目。
与其同名但却更早创立的安邦咨询，每年的收入只是前者巨量营收的一个零头。但回头来看，它的路自有其执着与精彩，更重要的，是可以一直走下去。
1993年，经济学者陈功创办了这家机构。此后的数年间，这家咨询公司帮助众多地方政府机构和市场主体看清形势、做出决策，成为重要的民间智囊。而在这些年里，陈功也从未停歇，他思考、写作、游历天下，走过50多个国家近400个城市，持续地观察、分析、判断他眼前这个喧嚣嘈杂而又多彩的世界。
25年过去，这片土地上发生了很多变化，他对一些现象不无失望：理性的人依然是少数，一些珍贵的意见未能得到重视，人们总在犯重复的错误……。但他毕竟抱有期待，百川东流终入海，一个融合共生的大同世界也许终会到来。
他的心境，宋人刘克庄的词句大概可以描述：老眼平生空四海，赖有高楼百尺。少年自负凌云笔，书生白发神州泪。
访 谈：陈为 夏昆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人类的方向还是“全球融合”
正和岛：你上半年基本都在国外游历考察，这次回国之后，有哪些心得、感受沉淀下来？
陈功： 我很早就喜欢到世界各地转，有人给我算命说我是四方命。我属鼠，说属鼠的人要不停地搬家，不停地跑来跑去，有时候想想,人家说的也挺准。后来对自己进行了反思，发现我还真不是为了看漂亮的风光而跑来跑去，而是我在理念上跟别人不太一样。我是一个追求全球融合的人，我很渴望看到这个世界逐渐走向融合，回避竞争、冲突以及战争。这些不会带给人们什么好东西，一定是灾难、悲伤和家破人亡的事情。
当你看的东西越美好，你就越渴望保留它。世界文化遗产就是这么形成的，它就是为了告诉大家其中的价值才被保留下来。我们为什么要用对抗、战争以及各种各样暴力的手段摧毁这一切呢？大家要搁置一些冲突，放弃一些利益，追求一些共同的理念，走向一种融合，这才是一个值得追求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全局性、世界性的概念，不走向全球的、世界的融合，继续固守一些已经过时的东西，不肯放手，可能会导致一些冲突越来越厉害。
我认为全球融合不是遥不可及的，比如说意识形态问题，这些差异和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搁置下来。战与和是永恒的话题，在这永恒的话题背后，我们对全球融合是抗拒的，还是认可、支持的，这才是最为关键的。
从世界各地来对比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彼此之间的隔阂相当明显。上世纪我在世界各地转的时候，发现世界主流的电视频道比如CNN、德意志电视台或者其他媒体，基本上不会报道中国的事情，也不提“中国”两个字，中国是哪儿很多人都不知道。有一次我在德国莱茵河谷的一个小镇里遇到一位老先生，他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我是中国人，没想到这老先生还真知道中国。他就跟我打听：你们毛泽东同志现在身体如何？邓小平同志都去世了，他还在问毛泽东同志身体如何。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欧洲，他们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
中国是不是就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对国外、对这个世界了解得很清楚呢？我觉得也不是。去过美国的很多中国人说：美国基础设施建设得太糟糕了，马路上坑坑洼洼，还不如我们镇里的公路修得好。这种观点是现在经常听到的，它体现的是我们缺乏一个历史观。他们不知道美国的高速公路体系、道路基础设施是19世纪修建的，也就是我们民国、辛亥革命的年代，那个时候人家已经把这些基础设施都建完了。
只有在历史的轴线上去加强了解，才能突破这种（互相误解的）隔阂。看着好像我们已经了解了对方，实际上还有很多不了解的东西。所以，在看待全球融合问题上，我们的假定条件很多时候是错的、不准确的、不精确的，它把我们自己前进的步伐限制住了，我们被吓住了，认为好像这个不可能，那个也不可能。于是我们维持原样，拼个你死我活，最后两败俱伤，那还谈什么未来？如果世界各国都是这种样子，就没有什么希望了，更不用谈梦想了。
正和岛：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上的成就很大。一些人觉得我们好像不善于讲“中国故事”，很少有价值观的输出，你觉得这是受制于意识形态、人才还是其他方面的原因？
陈功：我认为这个问题可能大家看得太复杂了。我们价值观的沟壑，有些时候是（因为）和全球融合背道而驰，在做非融合的事情，而不是在推进全球融合。
我为了推进全球融合奔走呼号了大半辈子，目的就是希望这个世界能够太太平平，我们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可是这个社会有太多的人为了自己的私利，去强调对抗，扩大矛盾，强调竞争，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得到的只是灾难。
价值观是怎么产生的？价值观并非根源，简单点看这个问题，价值观其实是文明的一个结果，文明才是最重要的。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忽视了社会文明的缔造和建设，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大问题，而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发展成果是无法为外部世界所理解的，（从西方的角度，）你的繁荣就只能证明竞争对手的实力强大。
如果我们的文明程度进一步提升，没有报纸上看到的、互联网上见到的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像小孩在路上被卡车轧了，根本没人管，老人摔倒了没人敢扶，毒奶粉、假疫苗……如果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我们的发展成果怎么可能不被别人接受呢？
价值观是在文明中产生的，受制于文明程度，有什么样的文明程度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把逻辑关系理顺了之后，再去谈价值观问题，就非常清楚了。片面地谈价值观，划一条线，像下象棋似的，江河一隔，那边你的，这边我的，太幼稚了。
抛开企业家去谈经济，那不是假大空吗？
正和岛：前段时间任正非有个讲话，认为美国起码还要领先中国50、60年，之前很多媒体给人的感觉是中国已经快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了。客观来讲，你觉得中国目前到底在一个什么位置？
陈功：中国企业里边有很多国际化程度非常高的企业，（但也有假国际化的，无论是从企业家层面还是企业内部层面看，都达不到国际水准。）也有很多高瞻远瞩的企业家，像曹德旺、任正非、李书福这样的。中国企业在未来的地位和影响，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个判断。
这样的判断跟我们在主流的新闻媒体上听到的判断，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社会在习惯上是被主流媒体所引导的，所以人们很容易看到大多数人都看到的东西，相信大多数人都在讲的东西。但我相信还是有一部分比较理性、受过严谨逻辑训练的人以及知识含量比较高、有独立判断的人士，他们会注意到经济到底是谁在操作，经济不是政府官员在操作，也不是受强大的思想所左右，经济只会是企业家在操作，他们决定自己的企业怎么去做，决定自己的利润，决定自己的产品，决定自己的客户。经济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由一个一个企业单位在动态运转中构成的实体，这才是经济。所以，我觉得应该尊重企业家的判断力，应该尊重企业家对未来、对现在各种各样的认识，包括他们的担忧。
至于对中国位置的判断，究竟是“厉害了，我的国！”，我们已经站在了世界舞台中央，甚至可以决定未来的世界发展，是这样一种程度？还是说我们仅仅脱离了发展中国家的范围，正向发达国家阵营里面前进，是一种“超发展中国家”的状态，我觉得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目前，中国企业家还没有得到一种充分的尊重，甚至出现了一种趋势，就是在各种程度上强调对企业家的领导，这属于一种纯正的政治自信，并非是建立在客观基础之上的为经济规律所包容的一种自信。如果尊重经济规律、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尊重历史，就应该尊重企业家这个主角。抛开了企业家去谈经济，那不是假大空吗？一些地方出现的实体经济衰落、经济箫条等现象，很多情况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为了解决出现的这些经济问题，也有很多经济学家跟着官员一起挖空心思去想，提出了很多概念和口号，但是都得不到一个非常好的结果，这跟与现实脱节有很大关系。你连企业家都不尊重，现实怎么可能不脱节？他们想什么，他们在讨论什么，他们关心的是什么问题，他们的声音是如何，没有在尊重的前提下去谈经济，当然是跟现实脱节的，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
正和岛：今年对营商环境的讨论也是一个热点，根据你的实际体察，各地的营商环境是否有实际的变化？
陈功：营商环境（过去我们叫投资环境）出现了一些改变，这是真实的，起码企业家不用再考虑怎么去贿赂官员，风气清正了很多。无论是投资环境，还是营商环境，现在的情况和过去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脉络上，沿着一种逻辑来看看投资环境和营商环境的改变过程。
改革开放之初的营商环境和投资环境用一个字就可以形容，那就是“放”，政府鼓励大家放手干。那时候出现很多现象，国有机构里面出来的人非常多，像我也是在国有部门里工作了十几年，放下一切，一分钱的赔偿都没拿到，还主动交了一个两居室的房子，不惜一切代价走出来。可想而知，一个“放”字所带来的营商环境的巨大影响，创造了一种全民创业的热情，这是改革开放之初我对营商环境和投资环境的形容。
第二阶段，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洋”。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随着中新苏州工业园的出现，慢慢各地都开始了园区建设，开始吸引外资，于是大量外资进入，先来到了苏州，进而到了上海、北京。逐渐看到了很多外资企业，而且越来越大，品牌越来越厉害。一开始是港台企业就算外资了，条件很好，后来港台企业也不算了，只有世界500强还算比较厉害的外资。
这个阶段的营商环境和投资环境，眼睛盯的更多是外资、外商，符合他们要求的、符合他们条件的就是最理想的投资环境了。至于在投资环境和营商环境的改造和提升过程当中，是不是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杀伤了以往中国民营企业的积极性，给他们造成了新的障碍，没有过多计较和考虑，一切都围绕着“洋”字去做，追寻的是这个。甚至出现一些强制民营企业腾土地，腾出一些资源，让给外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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