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翻过Olsen的"Logics of Collective Movements"一书，也看过"Social Animal"中对于"Conformity"（从众行为）的具体实验细节的讨论和结论，最近也接触到了一些BE中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想法，但总觉得三种不同的方法论应该试图寻求某种综合，才可以把问题说得更清楚。

芝加哥学派和BE在很多问题上是因为前提的不一致性所导致的分道扬镳，而这种前提的不一致性可否通过社会心理学的调和而最终达到某种均衡状态，以至于而这可以互补短长呢？如果这样的话，也许这就是我上面所说的三种方法论的一种综合的方法。

我非常反感郎咸平这个人。不可否认，此人在学术上取得过显著的成就，但就其在国内的表现而言，完全是个投机分子。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抨击MBO是一条成名的捷径，而且不会引起国家的不满。

无论是国家还是人民都非常痛恨肆意侵吞国有资产的人，郎正是看准了这种做法无任何后顾之忧，才如此义无反顾。不成，取名；成，则收利。

其次，郎的迅速成名是建立在国内企业家被拉下水的基础之上。

诚然，进行MBO的企业家都或多或少的在钻法律的空子，而其发家史也肯定存在着一些难言之隐，因此郎的到处出击拉人下水也不可能一无所获；但是，一味的拉人下水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未免失之厚道，而其在成都的推诿更属无赖之举。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郎并没努力论证自己的理论的实用性。

此处无意讨论郎的理论是对是错（尽管将其称之为观点更为合适）。但长时间以来，关于郎听的最多的就是频频出击、屡屡否定，但其理论人们却所知甚少，实用性更是无从论证。而郎在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后，也无意真正推广自己的理论。对于真正的经济学家而言，无论途径是什么，最终的结果都是推广自己的理论，使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无论自己的理论是对是错；而郎却无心研究自己理论的完善程度，无意讨论其理论的可操作程度，甚至无暇宣传自己的理论，只是一味的攻击，是否有点舍本逐末了。

楼上的讨论还是没有切入正题。假定如你所说，朗咸平的研究动机如此，但公众是如何追随的？之间的机制是什么？为什么如你等反对的声音得不到公众的响应？这中间的传播障碍又是什么？

抱怨是没有用的。重要的是把自己的声音显示出去。信息经济学说，通过信号显示机制就能做到这一点。但信号如何传播却是一个这些模型解决不了的问题。行为经济学就是要讨论这些

部分同意三楼的观点。

下面我非技术性的探讨闲人版主在楼上提的问题：

第一、话语权。如果三楼的仁兄在学界有着和郎教授类似甚至更高的等级，也许你的声音会更加好传播一些。发在咱们论坛上，恐怕更多的是一种自娱自乐吧。所以我们才呼吁更多的“大家”站出来（虽然也的确有几个站出来了）。

第二、大众媒体霸权。现今一般老百姓了解经济思想、经济政策等几乎全部来自于大众媒体（而非学术媒体），无非是几个电台电视台，顶多再加上几家报纸。这样，我们便无法期待老百姓真正的“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反观郎教授的言谈，无一不深入浅出，针砭时弊，所以才能够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也是一些专心做学问的“大家”们所无法与之比肩的。

最后，我还是觉得：郎教授曾经的关于国有资产的言论受到广泛赞同是中国改革开放倒退的一种表现。

把一个阶段性的现象等同于一个致命伤，采取过激的疗法，恐怕不但治不了病，反而会拖垮身体呀！！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0 7:50:56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