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现象：周邓是比较西化的，能够接受西方的先进事物。而M在根子上仍是个农民，封闭的小农意识。所以在M时，中没有开放，不可能开放，再加上愚蠢意识形态就更固步自封了。
而周能够提出“四个现代化”，而现代化是什么？无非就是要向西方（几百年来西方都代表现代）看齐，因此现代化实际上就是西化。邓更继承了这个现代化的精神而努力去实行，最终成就今天的中国。
因此，西化是中国崛起的根本奥秘，尽管有些人硬是不承认是西化，但不要紧，他们的话已经无可相信。

以下这篇文章是我在多年前写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新中国外交狂潮（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西方世界的敌视。1950年6月，美国在发动朝鲜战争的同时，又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对中国沿海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军事、经济封锁。

当时世界上的两大阵营是壁垒分明的，一方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另一方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有12个国家，中国也成为其中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最早（1949年10月至1950年1月）承认新中国并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就是这些当时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除了苏联以外，还有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北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外蒙古、东德、阿尔巴尼亚、越南。

在以后的十几年里，中国又陆续与一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至1968年止，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总计达到了50个。这些国家，除上面提到的社会主义国家外，大多数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正在为自己的民族独立而奋斗的国家，与新中国建交的目的是获得彼此的承认，而且，这些国家多数是经济落后的小国，与新中国建交后往往能够获得中国无私的经济援助；也有少数是北欧的一些持中立态度的国家，如瑞典、丹麦、瑞士、挪威、芬兰等；这一时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有法国于1964年1月27日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外，英国与新中国保持着代办级的关系。

当时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仍然与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保持外交关系，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以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也被台湾国民党政府占据着。

1960年，苏联与中国的分歧公开化，原来的老大哥与我们彻底翻了脸。在6月份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布加勒斯特会谈中，苏共代表团突然散发致中共中央通知书，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赫鲁晓夫亲自带头组织各国党代表围攻中国党。7月，苏联政府宣布单方面撕毁与中国签定的协议和合同，在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停止供应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致使我国许多在建的重要工程陷于瘫痪。

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绝大多数都是唯苏联马首是瞻的，自然也纷纷与我国断了来往，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只有阿尔巴尼亚这样一个小国家。此外，没有公开与中国翻脸的还有一个越南，虽然越共中央内部反华势力已经渐占主导地位，但当时越南正与美国打仗，不能没有中国这样一个可靠的大后方和援助基地，当时的越南，不仅每年要从中国获得大量物力、财力、人力的支援，而且，在美军掌握着绝对制空权和制海权的情况下，纵贯中国大陆的运输线是苏联援越军用物资唯一的安全运输通道。

我们知道，1960年至1962年，是建国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最困难的三年，不少省份发生了饿死人事件。但就是在这样的时候，苏联逼中国偿还因抗美援朝而欠下的对苏联的债务，中国人民不得不再次勒紧裤腰带，把最优质的大米、猪肉、鸡蛋、苹果等，运往苏联还债。与苏联的无耻行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早在1953年11月，金日成率团访华时，中国政府就决定，将美国侵朝战争时期至1953年12月31日止中国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费用全部无偿赠给朝鲜政府，并再赠人民币8万亿元（旧币），作为恢复其国民经济之用。

整个六十年代，中国在国际关系上是相当孤立的，被摒弃于美、苏两大国际集团之外。在当时的中国对外经济往来的辞典上，没有“外援”，而只有“援外”。东部和南部海域遭到美国舰队的严密封锁，北面的中苏、中蒙边界，苏联又陈设重兵，虎视眈眈。但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人毛泽东是骨头最硬的，生平从不向任何强权屈服。翻开中国的近代史，我们可以看到，从满清政府，到各北洋军阀政府、到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哪一朝政府不是在洋人面前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而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政府则一扫以前各朝政府的媚态，率领中国人民，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一方面，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初步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用20年左右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要用100多年才能走完的发展之路；另一方面，建立了全民备战的军事防御体系，在军事上使新中国成为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啃不动的硬骨头。1964年10月，中国爆炸了自行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中国已晋身世界强国之列，中华民族受欺侮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迎来了新中国外交史上的春天。

1970年10月13日，中国政府与加拿大政府宣布两国建立外交关系。这对当时的世界来说，是一个极具震憾力的消息。加拿大是美国的北方邻国，历来在政治和外交上是跟美国步调一致的，如今却不顾美国与中国尚处于敌对状态的事实，站出来承认新中国，不能不在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引起震惊。

凡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必须在有关建交公报中声明：（1）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2）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两条是中国政府在任何条件下也绝不让步的原则，中国政府绝不接受任何涉嫌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方案，因此，加拿大政府与新中国建交，也意味着必须抛弃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与之断交，撤回全部使领馆人员。

2天后，即1970年10月15日，中国与赤道几内亚建交；又22 天后，即同年11月6日，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中的又一个重要国家——意大利建交。由此而一发不可收拾，世界各国掀起了与新中国的建交热潮。

1970年剩余的1个多月时间里，与中国建交的还有埃塞俄比亚（11月24日）、智利（12月15日）。

1971年与新中国建交的有15个国家：尼日利亚（2月10日）、科威特（3月22日）、喀麦隆（3月26日）、圣马力诺（5月6日）、奥地利（5月28日）、塞拉利昂（7月29日）、土耳其（8月4日）、伊朗（8月16日）、比利时（10月25日）、秘鲁（11月2日）、黎巴嫩（11月9日）、卢旺达（11月12日）、塞内加尔（12月7日）、冰岛（12月8日）、塞浦路斯（12月14日）。

1972年与新中国建交的有18个国家：马耳他（1月31日）、墨西哥（2月14日）、阿根廷（2月19日）、英国（3月13日，由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毛里求斯（4月15日）、荷兰（5月18日）、希腊（6月5日）、圭亚那（6月27日）、多哥（9月19日）、日本（9月29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0月11日）、马尔代夫（10月14日）、马达加斯加（11月6日）、卢森堡（11月16日）、牙买加（11月21日）、乍得（11月28日）、澳大利亚（12月21日）、新西兰（12月22日）。

1973年与新中国建交的有2个国家：西班牙（3月9日）、上沃尔特（9月15日）。

1974年与新中国建交的有8个国家：几内亚比绍（3月15日）、加蓬（4月20日）、马来西亚（5月31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6月20日）、委内瑞拉（6月28日）、尼日尔（7月20日）、巴西（8月15日）、冈比亚（12月14日）。

1975年与新中国建交的有9个国家：博茨瓦纳（1月6日）、菲律宾（6月9日）、莫桑比克（6月25日）、泰国（7月1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7月12日）、孟加拉国（10月4日）、斐济（11月5日）、西萨摩亚（11月6日）、科摩罗（11月13日）。

1976年与新中国建交的4个国家：佛得角（4月25日）、苏里南（5月28日）、塞舌尔（6月30日）、巴布亚新几内亚（10月12日）。

我们知道，全世界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至1976年，我国已与111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到1985年底，与我国建交的国家达到了133个。

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已与新中国建交或正在洽谈建交事宜，在联合国关于中国席位问题上的态势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以前的历届联合国大会上，均有苏联（中苏关系破裂前）或阿尔巴尼亚（中苏关系破裂后）为首的一些国家向大会提出提案，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但均因遭到以美国等国家的阻扰及未获世界大多数国家支持，而始终未能通过提案。但到了七十年代初，承认新中国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1971年10月25日，在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上，尽管美国仍然使尽浑身解数，百般阻扰破坏，但大会仍然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的联合提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所属机构驱逐出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占据了联合国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取得了中国在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的合法权利。新中国作为代表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政治经济完全独立的大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更加值得称道的是，七十年代初，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竟借助一埸奇妙的“乒乓球外交”，打破了中美关系长达二十余年的僵局，掀开了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1971年4月份开始于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赛埸的那段“乒乓外交”，以及随之而来的基辛格秘密赴华、尼克松访华、中美“上海公报”发表，是一连串极富传奇色彩的故事，至今人们仍津津乐道。关于尼克松的访华，后人称之为“改变世界的一周”，确实，这一连串事件不仅揭开了中美关系的新一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各国关系的格局。

从关于上述事件的新闻报道、回忆录、纪实文学等的生动描述中，中国人在全世界人们的面前恢复了自己的尊严。当看到美国乒乓球代表队员们获知中国ZF同意邀请其访华时那种乐疯了的情景，美国总统特别助理基辛格秘密赴华时那种忐忑不安、诚惶诚恐的神态，为尼克松打前站的黑格将军及其随从人人抱着中国ZF赠送的10斤糖果开心地登上返程飞机时的那个镜头，尼克松总统访华前那种患得患失的心态，等等，我们不禁想到：从什么时候起美国人这么看得起中国人了？从什么时候起美国人把中国人的邀请看作是一种了不起的殊荣了？从什么时候起美国人把中国人的赠品看得如此珍贵了？从什么样时候起美国ZF首脑的心态会如此被中国领导人的一言一行所牵动？从什么时候起，中国的国家领袖可以在自己的书房里会见一位美国总统？

在二十多前年，即1946年12月24日，美国大兵皮尔逊等在北平强奸了女大学生沈崇，而当时的国民党ZF却不顾全国人民的抗议，将主凶皮尔逊交给美国单方面处理，同年8月，美国海军部宣布，将皮尔逊无罪释放；1949年3月17日至20日，美国出动多架带有美国国徽的B29轰炸机，炸沉了起义的中国的重庆号巡洋舰，而丝毫未把中国人的抗议放在眼里。

相隔二十多年，美国人、美国ZF对中国人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差异？七十年代掀起的与中国建交热潮、中美关系的解冻、新中国的代表昂首阔步地跨入联合国大门，这一切都不是什么人的施舍，这一切都只能说明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新中国强大了，她已经强大到令世界各国的人们，首先是各国ZF的首脑们——那些特别敏锐的政治家们，刮目相看了。

        早在尼克松当上美国总统之前，他就提出过一个“大三角”的说法，即世界力量格局将从五十年代的两极，即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发展到六十年代后期的三极，即美、苏、中三极。尼克松当上总统后，又将这个“三极论”发展成“五极论”，即他预见世界上将出现五个“超级经济大国”：美、苏、中、西欧、日本，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决定当代和平结构，尼克松并于1971年7月6日在堪萨斯城的一次演讲中，向全世界公开了这个观点，根据这个观点，他声明：本届ZF“务必首先采取步骤，结束大陆中国与世界社会隔绝的状态”。尼克松这样认为，世界各国的首脑们又何偿不是这样认为？

七十年代初为什么会发生中国外交狂潮，我们来探讨一下它的基本原因：

1．新中国的政权空前巩固，台湾国民党ZF反攻大陆的企图已成泡影。
2．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综合国力迅速提高。
3．在军事上建立了全民防御体系。
4．新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声誉有了极大的提高。​

是美国为了对抗苏联而对中国的需要，同样，中国为了对抗苏联而对美国的需要。
而中国原先一边倒的倒向苏，后来又与之面对最大威胁。这个历史，难道不应该令人深刻反省吗？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新中国外交狂潮（下）

1971年7月15日，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17个国家驻联合国代表，联名给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写信，要求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列入即将召开的联合国第26届大会的临时议程。信后附有“解释性备忘录”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的中心内容是：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ZF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ZF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上述决议草案的提案国是：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古巴、几内亚、伊拉克、马里、毛里塔尼亚、也门民主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罗马尼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也门、南斯拉夫、赞比亚。根据该信所附的“解释性备忘录”，巴基斯坦也是上述决议草案的提案国之一。在此以后，赤道几内亚、锡兰、尼泊尔、缅甸、塞拉勒窝内也先后参加这个决议草案的提案国。提案国共增加到23个国家。

从1950年的第五届联合国大会起，每年的联合国大会上，或者由苏联，或者由印度，向大会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在联合国权利的提案。但是，在整个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于美国对联合国机构的操纵和控制，苏联或印度的相关提案，甚至都未被提交大会表决。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爆发，苏联和印度从此不再担任“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权利”的提案国。从1963年的第十八届联合国大会开始，改由阿尔巴尼亚联合其他国家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相关提案。

从1961年的第16届联合国大会起，每次针对苏联或阿尔巴尼亚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及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美国都会联合其他国家，提出一个针锋相对的提案，该提案的内容是：任何主张改变中国代表权的问题都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根据联合国宪章，凡涉及“重要问题”的提案，必须要有联合国大会参加表决的成员国占三分之二以上票数赞成，方能获得通过。美国的这一手，旨在增加苏联或阿尔巴尼亚等国相关提案获得通过的难度，因此 ，直到1970年的第25届联合国大会，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提案仍然未获得通过。

1970年的第25届联合国大会，尽管由于美国的“重要问题”提案，阿尔巴尼亚等国的相关提案仍未获得通过，但是，该次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的表决结果是：51票赞成，49票反对，25票弃权（另有一国缺席，一国未投票），也就是说，“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权利”的提案，赞成票数首次超过了反对票数，这就使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已经意识到，新中国的代表进入联合国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因此，美国也很紧张。1971年9月22日，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即将召开的前夕，美国伙同日本等其他国家，也提出了两个提案：一个是“重要问题”提案（19个提案国，后增至22国），仍按照原来的老路子，提出任何涉及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都是一个“重要问题”，须有联合国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通过；另一个提案（提案国为17国，后增至19国）的内容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并建议让其得到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席位，而同时让台湾的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中继续保留代表权，此一提案被称为“双重代表权”提案。。

其实，早在“双重代表权”提案提出以前的8月2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就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中提出，美国ZF既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应当有代表权，同时又希望保留台湾的中华民国的代表权。8月17日，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乔治·布什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一封信和一份备忘录，信和备忘录中，再次重述了罗杰斯声明的内容。

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于8月20日发表严正声明：对美国ZF试图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中国ZF和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并坚决反对。声明强调说：“只要在联合国里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地位未定’或其他类似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ZF就坚决不与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9月25日，针对美国等国家向联合国提出的两个提案，中国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文章重申8月20日的中国外交部声明，指出，即使美国等国家的提出的“双重代表权”提案获得联合国通过，新中国ZF和中国人民也决不接受。

据西方报刊报道，为了阻挠阿尔巴尼亚等23国提案的通过，美国总统尼克松亲自给许多国家的首脑写信；“美国在数十个外国首都进行了全力以赴的外交活动”，罗杰斯和布什在联合国内外和一百多个国家的代表谈了二百多次；美国用“答应提供援助或者暗示要撤销援助”的方法进行贿赂或露骨的威胁；美国某些参议员甚至扬言：如果通过了阿尔巴尼亚等23国提案，美国将削减给联合国的经费，以此进行要胁。日本佐滕ZF也加派要员参加它的联合国代表团，配合美国大肆进行活动。

1971年10月18日，联合国第26届大会开始对“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进行辩论。10月25日，经过一周的激烈辩论，进入了表决程序。在正式表决前几分钟，美国指使一些国家提出了一个“要求推迟表决”的动议，这一动议以56票反对、53票赞成、19票弃权的结果被否决。

正式表决程序开始了。先是表决美国等22国的“重要问题”提案，结果，该提案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9票弃权被否决。这是从1961年以来美国等国提出的“重要问题”提案第一次被否决，这将意味着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提案将只需要半数以上赞成票即可获得通过，而在当时，几乎所有在联合国大厦内外的外交官员都确信，阿尔巴尼亚等23国提案将获得半数以上赞成票是毫无悬念的。所以，据西方通讯社报道：“当电子计票牌上出现表决结果，表明美国的建议被击败时，大厅里立即沸腾起来。”“挤得满满的会议厅中发出了长时期的掌声”，“热烈的掌声持续了两分钟之久”，对中国友好的各国代表“高声欢笑、歌唱、欢呼”，“还有一些人跳起舞来”。

这时，“脸色阴郁”的美国代表布什跳上讲台，还要作最后的挣扎，他要求在表决阿尔巴尼亚等23国提案时，删去其中关于立即驱逐台湾蒋介石政权代表出联合国的一节。他的讲话引来各国代表的一片反对声，经大会主席马利克的裁决，这一建议遭到否决。眼见大势已去，台湾蒋介石政权的“外交部长”周书楷被迫宣布退出联合国组织，并随即领着他的一帮属下离开了会埸。

接着表决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该提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票获得通过，赞成票甚至超过了参加投票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这时，大会会埸上再次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欢呼声。

美国代表布什在表决结束后发表谈话，对于这一表决结果“感到悲伤”。他懊丧地说，这是一个“丢脸的时刻”，“我感到极为失望”但是，连他也不能不承认：“任何人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虽然这可能是令人不快的：刚刚投票的结果实际上确实代表着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的看法。”

10月26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出电报，正式通知了联合国大会于前一天作出的决议。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虽然确信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没想到形势发展得这么快，缺乏思想准备，周恩来与当时外交部负责人商议后本来决定该年暂不参加了，但毛泽东指示当年一定要参加，并决定由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任代表团团长。于是，迅速筹组代表团人员，连夜准备出席会议所需的相关资料，服装厂的师傅彻夜赶制代表们的出国服装，等等。

1971年11月9日，新中国出席联合国第26届大会的代表团从北京出发，途经缅甸的仰光、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埃及的开罗、希腊的雅典、法国的巴黎，于11月11日到达美国纽约（当时中美尚未通航），前来机埸迎接的有联合国礼宾处处长锡南·科尔莱和联合国秘书处官员、23个提案国驻联合国代表和其他一些国家驻联合国代表。这是新中国的外交官第一次踏上美国国土。数百名美中友好人士和爱国华侨自发来到新中国代表团住地，向来自新中国的代表致意。

11月15日，五星红旗首次飘扬在联合国大厦上空。当地时间10时30分，中国代表团全体团员在与会各国代表的一片热烈掌声中，庄重步入联合国大会会埸，在中国席位就座。大会主席马利克首先致欢迎词，他说：“我作为大会的主席，非常高兴地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他强调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组织的工作，“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接着，各国代表（包括东道主美国的代表）纷纷上台致词欢迎新中国代表团，要求上台发言的代表越来越多，该天共有57个国家的代表发言欢迎中国代表团，还有一些国家也准备了发言稿，但因为时间不够而未能发言。

该天发言的各国代表讲话表达的意思都差不多，可以用科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卜杜拉·雅各布·比沙拉发言中的一段来表达各国共同的意思。他说：“正如外交官员所承认的那样，没有中国的参加，联合国就是徒有虚名，没有中国的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世界上出现的诸如裁军、国际安全、和平、特别是东南亚的和平等紧迫的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不论是谋求实现宪章中所规定的目标和宗旨的联合国也好，或者是有着不同制度和政策的世界各国也好，都少不了中国”。

最后是新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的发言，他在发言中详细阐明了新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基本原则和立埸，以及新中国对当时一系列国际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的观点和主张。

从此，新中国以一个富有影响力的大国的姿态，正式登上了联合国这个处理国际事务的舞台。

为了能把媚眼抛向美国，伟大领袖的头发掉了无数根！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1960年至1962年，是建国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最困难的三年，不少省份发生了饿死人事件。但就是在这样的时候，苏联逼中国偿还因抗美援朝而欠下的对苏联的债务，中国人民不得不再次勒紧裤腰带，把最优质的大米、猪肉、鸡蛋、苹果等，运往苏联还债。

——这种无耻的谣言你还好意思写出来？

1960年至1962年，是建国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最困难的三年，不少省份发生了饿死人事件。但就是在这样的时候，苏联逼中国偿还因抗美援朝而欠下的对苏联的债务，中国人民不得不再次勒紧裤腰带，把最优质的大米、猪肉、鸡蛋、苹果等，运往苏联还债。

【事实】

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表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蔗糖，帮助中国度过困难。3月8日，周恩来答复赫鲁晓夫：先接受50万吨蔗糖，至于100万吨粮食，可作后备。是否借用，以后再作决定(后来未用)。1961年春，中国政府派出经济、科技代表团，同苏联相应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谈判，谈判进展比较顺利。4月，双方达成协议：1960年中方贸易欠款可在5年期间分期归还，中方借用的50万吨蔗糖欠款，可在1967年以前归还，均不计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 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09月第1版）


隐瞒别人的善举，传播子虚乌有的恶意。这些人究竟是什么心态？

建议切实真实了解这段历史。我们可能知道，当年，斯徒雷登一直迟迟未离开中国，因为他要看看与新的中国是否有建交的可能。另外，关于朝战，大家都以为就象你讲的，但我所了解的，是史达林的一个阴谋，这个阴谋是什么呢？就是促成中美变成敌对。而他真的实现了这个。

还有苏联逼债，真相是：

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表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蔗糖，帮助中国度过困难。3月8日，周恩来答复赫鲁晓夫：先接受50万吨蔗糖，至于100万吨粮食，可作后备。是否借用，以后再作决定(后来未用)。1961年春，中国政府派出经济、科技代表团，同苏联相应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谈判，谈判进展比较顺利。4月，双方达成协议：1960年中方贸易欠款可在5年期间分期归还，中方借用的50万吨蔗糖欠款，可在1967年以前归还，均不计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 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09月第1版）

http://view.news.qq.com/zt2012/slbz/index.htm

早在1953年11月，金日成率团访华时，中国ZF就决定，将美国侵朝战争时期至1953年12月31日止中国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费用全部无偿赠给朝鲜ZF，并再赠人民币8万亿元（旧币），作为恢复其国民经济之用。

整个六十年代，中国在国际关系上是相当孤立的，被摒弃于美、苏两大国际集团之外。在当时的中国对外经济往来的辞典上，没有“外援”，而只有“援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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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慷慨大方啊！1953年全国居民储蓄余额一共只有12.3亿元，但是援助朝鲜的除了战争期间的以外，还要再送8万亿（折合新币8亿元），两者相加，至少等于五六亿中国人手里的储蓄全送给朝鲜。
“与新中国建交的目的是获得彼此的承认，而且，这些国家多数是经济落后的小国，与新中国建交后往往能够获得中国无私的经济援助；”

人傻钱多，可以用这四个字来形容，其实钱一点也不多，中国甚至比这许多受援的小国要穷得多，1960年中国人均GDP是倒数第15位，1976年是倒数第11位。就这么穷的叮当响的国家因为人口是世界第一，每人身上抽点血也能汇成一个湖，足够大救星满世界洒金穷大方，这究竟慷的谁慨？

靠钱交的是什么朋友？是酒肉朋友，这样的朋友也值得骄傲？

文中阿尔巴尼亚至少出现了十几次，就这么一个弹丸小国，中国砸进去了100亿人民币，相当于人均从中国拿了4000元，而截止1976年安徽省人均储蓄余额仅仅只有4.59元，考虑到城乡差别，可以说相当于一个生产大队的农民跟着大救星干了27年，积攒的一点积蓄被送给了阿尔巴尼亚一个人！

而中国援阿的水泥钢材无处用，就在阿尔巴尼亚建起一万多座纪念碑，许多设备就在露天里日晒雨淋，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都看着心疼，问他们什么时候准备还我们？可阿尔巴尼亚人说，压根儿就没准备还！

对于中国进联合国从来就有着所谓“黑兄弟抬进联合国”的说法，这些黑兄弟也不是白抬的，而欧洲除了给阿尔巴尼亚砸进重金外，其他国家没有花一分钱，但是仅仅只有一个国家投反对票，还有四张弃权票，其他都是赞成票，包括在中国北方边境陈兵百万的苏联。

而非洲其实是反对票数最多的国家，不用说，中国没在这些国家砸钱。

阿尔巴尼亚确实是中国进联合国提案的发起国，但是中国不是有几十个邦交国吗？难道就没一个不要花钱的朋友愿意真心帮助中国的吗？

中国究竟给了朝鲜多少援助至今仍然是个迷，而给越南的援助基本都是无偿援助，截止1978年总计达到200亿美元，仅越阿两国从中国拿走的援助按照美元金本位制度，相当于黄金7亿两，而到1976年中国全国城乡居民储蓄一共只有159.1亿元，人均17元。

给予越南的200亿美元援助，随着1979年2月17日的一声炮响而正式终结，而阿尔巴尼亚随着中国调整外援政策而越发不满，开始对中国进行批评甚至攻击，两国的关系也迅速由沸点降至冰点。

崽卖爷田不心疼，这句话就是我对毛时代的中国对外援助的概述。

某些人在等着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大败，然后川普被弹劾下台。

算盘打的好，就不怕竹篮打水一场空？

川普上台后经济形势这么好，看好民主党的理由是什么？就算押宝押中了，川普就一定会被弹劾下台吗？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搞了那么久，最后不是也没弹劾成功吗？

就不怕招来更加猛烈的报复？难道因为有十四亿人做代价就可以不惜？

呵呵，找到我文章的破绽了。这篇文章是我很多年以前写的（大约在2005年前后），后来这篇文章是改写了的，改写时删掉了这一段。其实，两种事实都是存在的。即既有我们对苏联的还债，也有苏联在紧要关头向我们提出对我们进行帮助。
我在另一篇文章《1958年至1961年的那些事儿（九）》里已经写到了你说的那些事情。这就象美国一样，一方面，1959年能过中情局策动西藏地区达赖发动叛乱，在1960年至1961年我国最困难的时候，积极帮助台湾蒋介石当局培训武装特务，先后派遣47批武装特务潜入大陆，作为蒋介石政府反攻大陆的先遣队；另一方面，也曾经向我国政府提出过给予我国粮食援助。这两方面的事实都不能拉下。

1958年至1960年的那些事儿（九）

    15．1961年的粮食进口

网上不少文章对中共政府在三年饥荒时期眼睁睁看着老百姓饿死而拒绝国际援助，不向国外进口粮食这一点进行指摘，但这不是事实，1960年秋后，在该年粮食严重减产已成事实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曾决定，从以往年度粮食出口改为粮食进口，克服各种困难，从国外进口了大批粮食。

1960年底，陈云经过考察，提出了进口粮食的意见。根据陈云的意见，1960 年11 月29 日，李先念给毛泽东、周恩来等写信，正式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周恩来于12 月5 日批示:“已告先念同志照办。”毛泽东于12 月12 日晨批示:“退先念同志。完全同意。能进口二十亿斤，更好。”（李先念建议的进口粮食数为12亿斤）

进口粮食计划的规模迅速扩大。1960 年12月底，周恩来、陈云、李先念商议，进口150 万吨粮食。1961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广州会议上正式作出了1961年进口粮食500万吨、翌年进口350万吨至400万吨的决定。

1961年2月，第一船进口粮食从澳大利亚运到天津新港。

1961年我国进口的粮食主要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阿根廷、联邦德国、意大利等国。中国紧急粮食进口计划的实施，得到这些国家粮食出口机构乃至政府的破例合作。比如，当我国初次从加拿大进口粮食时，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依据加拿大法规，官方特许的银行不得向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提供出口商业信用。然而，加拿大小麦委员会成功地说服了加拿大政府，破例同意加拿大有关银行为我国第一批小麦进口提供了短期出口信贷。我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小麦也争取到了较为优惠的条件。

美国是世界粮食市场的最大供应国，报价也较低。早在1961年初，中国政府就考虑了从美国进口粮食的可能性。1961 年1 月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后，也曾表示，可以考虑基于人道主义原则，向中国出口粮食。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中国最终没有直接从美国进口粮食。但是，1961年上半年，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放出卖粮食不能迟期付款的空气，可能还要涨价”。陈云考虑到国家宝贵的外汇应当发挥最大的作用，在1961年8月的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向毛泽东提出，可否通过当时同中国关系比较密切的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毛泽东表示可以。不久后，美国粮食也通过转口进入中国。

1961年，中国还曾主动向苏联提出进口粮食的要求。有论者提出，当时中国出于“争气”、“面子”等因素，有意不从苏联进口粮食。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8月22日，周恩来会见苏联外贸部副部长米库金时询问:“苏联能不能卖给我们粮食，采取我们向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粮食的办法。因为今年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都发生旱灾，明年我们需要进口的粮食数量和今年可能差不多，但是也许不可能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进口那样多数量的粮食，如果苏联能卖给我们粮食，我们提出一个办法，请苏联政府研究。数量是200万吨，包括黑麦、小麦、大麦等，主要是黑麦。”苏方经过研究，于10月由科兹洛夫在平壤通知邓小平，由于苏联的粮食也很困难，无力向中国出口粮食，经中国驻苏使馆了解，苏联的理由属实。

尽管中国没有能够从苏联进口到粮食，但还是以“借用”方式从苏联周转到粮食应急。1961年，苏联两次主动提出对中国的粮食援助方案。一次是1961 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信毛泽东，提议1961年8月底前，以借用方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谷物和50万吨古巴糖。中国决定把100万吨粮食作为备用，接受50万吨糖。后来由于中国顺利地进口到粮食，100万吨备用粮食最终没有使用。另一次是苏联提出借与中国30万吨粮食渡荒，中国予以接受。

中国的灾情，逐步为国际社会所了解。于是，陆续有一些国家提出向中国提供不同形式的粮食援助。中国努力致力于按照世界市场一般规则进口粮食，但对国际援助特别是西方的援助持谨慎态度。1961年1月26日，中国外交部对驻外使馆发出指示，“如有人将贸易和长期付款，联系‘救济’、‘援助’，可予拒绝。”中国在1961年唯一接受的国际无偿粮食援助来自蒙古国。这也是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唯一正式接受的外国无偿援助。外贸部部长叶季壮在外贸部党组会议上透露:蒙古国主动提出要无偿援助我小麦1万吨，面粉6千吨、牛羊肉1千吨。据周恩来介绍，对于蒙古国援助的粮食，中国想以贸易支付方式偿还，蒙古国没有同意，说过去中国也无偿援助过他们。
　　1961年，美国肯尼迪政府曾设想以民间方式捐赠粮食，被中国拒绝。对其他来自西方国家的粮食援助，中国也持类似的立场。中国拒绝西方国家的粮食援助，无疑存在政治方面的动机，但也不尽如此。考虑到一个曾经饱受西方列强欺凌，并且仍然处于十分落后状态的国家，必然有着超乎寻常的自尊感受。因此作出那样的决定未必是正确的，却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在1961年合计购买了580多万吨粮食，需4亿美元的外汇，加上购买古巴糖约需1亿美元，合计约需5亿美元，占当年国家进口总额三成多。而1960年的国家外汇储备仅1.02亿美元。在此之前，中国是出口粮食换取外汇的，一出一进，外汇紧张状况顿显。国家采取了多种办法以来支持粮食进口。

（1）出售黄金白银和延期付款

1960年12月，中央计划，“除已批准出售白银8000万两值7200万美元以外，还要出售黄金40万两和白银6000万两共值6800万美元。以上收支相抵，还差5000万美元，需要以金银和物资出口相抵或者减少入口求得平衡”。1961年1月，中央进一步决定，由原计划出口“黄金41万两，再增加40万两，共出口81万两”。统计显示，中国的黄金储备由1959年的400万盎司，下降到1962年的300万盎司。1961年1月19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透露，为了进口粮食“人民银行把存的首饰银器等等交到冶炼厂炼成银块出口，还拿了相当大量的黄金出口”。此外，为了集中使用外汇于粮食进口，中央认为原来的地方外汇分成办法很难执行了，决定“暂时停止（地方外汇）分成”，1961年把拨付地方的外汇减少到2000万美元。

1961年，中国政府还利用延期付款的方式来进口粮食。一般是40%现款，60%延期付款一至两年，有的延期付款部分达到75%。延期付款虽然要支付利息，但为国家短期内进口大量粮食救急创造了条件。

（2）减少工业设备进口

为了平衡对外贸易，把有限的外汇用在进口粮食方面，中国政府不仅主动把高速行进的工业化减速甚至倒退，坚决减少粮食以外的物资进口。面对严重粮食危机，在1960年12月30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一吃饭，二市场，三建设”的工作方针。据此，外贸部门确定了“吃饭第一”的进口规划。为保证粮食优先进口，1961年2月，中央规定了如下进口次序:“第一，粮食；第二，化肥、农药、药品、油脂；第三，用于加工成品出口的原料和化工材料；第四，政治照顾性的物资；第五，橡胶、石油、铜、铝、钢材、尖端技术和国防所需器材、工业设备。”3月8日，外贸部进一步明确规定:当年只订购前三类进口物资，对四、五类暂停进口。

同时，国家断然决定停止原定出口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给苏联、东欧的计划，撤销从这些国家的工业设备的预订货，不惜为此承受巨大政治压力。1960年12月，中央决定:“对苏联的出口额，由1960年的预计31.9亿卢布，减为22.2亿卢布。粮、棉、油等主要农副产品基本不给。但是日用工业品和矿产品大体照旧。这样做可以减少政治上的被动。”对东欧的欠账，粮、油也予以缓还。由于停止对苏联、东欧国家的主要农副产品供应，为减少对苏联、东欧的欠账，国家大量撤销与这些国家的已订工业设备的进口合同。力度是非常大的，“成套设备和工业器材，1960年进口预计为53.8亿元，1961年减为25.8亿元”。中国大量撤销从苏联、东欧已订工业设备，不可避免地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造成不利影响。为此，1961年3月8日，周恩来亲自接见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驻华使节，介绍中国国内的情况，寻求各国谅解:“由于持续两年的自然灾害，去年对苏欠交11亿旧卢布，对东欧国家欠交4.2亿旧卢布，今年不能全部归还，要逐年归还。由于农业减产，农产品不能出口，由于使用了大量人力做救灾工作，矿产品因人力不足和运输困难，也要减少出口，今年贸易额不得不大大下降。由于出口的减少，进口也要有相应的减少。今年减少出口、减少进口、欠账推迟归还，这是我们对兄弟国家最大的要求，也就是对我们战胜灾荒最大的帮助。如果各兄弟国家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就非常感谢。”总体上，苏联、东欧多数国家对中方的要求表示理解。据1961年12月26日的《外贸通报》，“只有德、捷两国对华态度特别坏。民主德国派其政治局委员马特恩来我国板起面孔向我要债，经过周恩来严肃批驳了马特恩的无理要求，德方始有所收敛”。

（3）努力扩大出口

李先念指出：“为了保粮食，一定要把一切可以挤出来的东西出口，或者用于出口工业品的生产”。

当时的出口局面是不容乐观的，为了增加出口，平衡进口粮食所带来的外汇收支逆差，国家采取了以下措施:

首先，加强对出口工作的领导。1961年初，中央要求，“中央各有关部门要指定一位副部长负责组织对外贸易货源的工作，切实做到按时间、按品种、按数量、按质量地完成出口供货计划”。

其次，减少一些农副、土特产品和服装的消费，把这些产品尽可能地用于出口。我国的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打开销路不容易，农副产品则不同，销路有保证。1961年，国家硬是从牙缝里挤出3.09亿元的农副产品出口。国家还通过减少居民服装消费来支持粮食进口。通过每人再减少一尺布，国家又筹集了可进口10亿斤粮食的外汇。

再次，扩大“以进养出”（即今天的“来料加工”）的规模。这类商品在1960年约为9亿元，1961年增加到13.4亿元，增加近4.4亿元，增幅近50%。

经过艰苦的努力，外贸出口成绩显著，超额完成了任务。1961年，中国没有因大量粮食进口而出现贸易赤字，相反，当年实现贸易顺差0.4亿美元。

据统计，1961年中国共进口粮食580多万吨，净进口440万吨以上，其中小麦进口388万吨，占当年世界小麦进口总量的12.3%。按当时大致人均一年360斤的口粮标准计算，这批进口粮食，相当超过2400万人一年的口粮。对当时处于全国性粮荒的中国人来说，是实实在在的救命粮。

以1961年的粮食进口为契机，中国促进了与加拿大等重要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大大有利于中国重返世界市场。经过努力，到1965年，中国内地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出口额在全国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已经由1957年的17.9%上升到52.8%。这对于在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保持对外经济联系具有重大意义。

（待续）

这就是西方所反感的中“市场经济”（非市场经济）模式，即为了某种目的，可以“不惜一切代价”集中资源来攻击某个行业直到这个行业里面的其它外国企业垮台。而西方已经充分的明白了这个方式，所以已经有所警惕。但看来中似乎没充分明白西方的这个意见，仍然在做自己的模式。

世界的稀土市场就是中国拼来的，中国靠廉价的稀土出口把世界其他稀土矿都打的关门了，形成中国的垄断市场，然后以环保的理由限制供应攫取高额垄断利润。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资料，这说明以后的许多事情，包括陷入朝战与台湾问题。及中由于长期与美对抗而导致的国弱民穷，而所谓的改革开放不过是纠正了这些，而与美恢复关系，而已。而这种恢复本来早在49年前后就应该有了。
要是当时就与美友好，哪有今天的台湾问题？

这种照片是毛粉最新欢拿来说事的：看！美帝来拜见毛主席，给中国低头了！

事实如何：



　　毛泽东把斯诺叫到天安门上的用意，许多人都不甚清楚，就连当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忽略了这一重要情况。事后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转弯抹角，以致使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1970年10月1日，中国国庆节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请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这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后来自己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国关系，但是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事情做得过分微妙，反而达不到通信联络的目的。”

　　的确是这样，毛泽东是要用这样一种方式，向美国总统传递这样的信息——中美关系要解冻了。
　　这不仅是在天安门上作了一个象征，而且是和斯诺明明白白地说了。这在1970年12月18日的谈话中已经是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毛泽东说：“中美会谈15年谈了136次。我不感兴趣了。尼克松也不感兴趣了，要当面谈。”

　　“主席愿见他吗？”斯诺问。

　　“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我愿跟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

　　“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悄悄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当做旅行者也行，当做总统来也行。我看我不会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自我批评……”

　　这应该是很明确的了吧!

　　可惜的是，毛泽东的这个明白无误的信息，并没有能转告到尼克松那里……

　　http://book.people.com.cn/GB/108221/17651785.html

真可谓：



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

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演说：“美国对福摩萨（台湾）和其它任何中国领土没有掠夺性意向。美国目前无意在福摩萨获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无意使用武力干预现在局势。美国ZF将不遵循足以使之卷入中国内争的方针。同样，美国ZF将不向福摩萨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建议。”

稍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讲话，声明美国在太平洋的防线是由阿留申群島经日本、冲绳，而至菲律宾。

这些话其实说给当时正在苏联访问的毛听的，意在要毛不要选择一边倒，美国再做最后的努力。无奈这个讲话除了帮助中国从斯大林那里多讨回一点利益，对中苏关系毫无实质影响。

这些话毛没当回事，但是有一个人听得特别认真，这就是金大胖，它从中嗅出了美国要放弃韩国的味道，于是几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也放弃了对中共的争取，开始协防台湾。

中国在一个半人（毛一人、彭半个）的支持开始了抗美援朝，麦克阿瑟根本就没有想到中国会真的出兵，猝不及防，一败再败。


1950年12月，中国军队已经收复平壤并抵达三八线。印度等十三国提出议案，要求中国军队不要继续前进，开始停战谈判。但中国拒绝了十三国提案，发动第三次战役，突破三八线并占领汉城。联合国三人委员会修改了十三国提案，提出了包括台湾问题联合国席位等问题在内的更有利于中国的条件，再次要求美国和中国开始停战谈判。美国进退维谷，但还是接受了，赌中国不接受，果然中国以为这是美国操纵的缓兵之计，拒绝该议案。导致中国成为联合国决议定性的侵略国。而战场上美国则开始军事反攻，强弩之末的中国军队陷入被动。

你的破绽随便找！

这一段，究竟从哪儿来的？

苏联逼中国偿还因抗美援朝而欠下的对苏联的债务，中国人民不得不再次勒紧裤腰带，把最优质的大米、猪肉、鸡蛋、苹果等，运往苏联还债。

《红旗文稿》：《那些年，苏联确实逼了债》http://www.qstheory.cn/hqwg/2013/201312/201306/t20130626_24343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