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利用农户调查数据及山东省统计数据，主要从收支角度分析了农村消费问题，发现收入水平低、支出负担重、收支预期不确定等因素是制约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原因，因此促进农民增收、拓宽就业渠道、增强消费信心、提高城镇化率是刺激农村消费市场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收入水平，支出负担，收支预期，对策
　　一、引言
　　近些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从供给约束转化为需求约束，消费对经济拉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尤其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投资和进出口对经济的拉动力迅速下降，进一步证明了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真正而持久的原动力。扩大农民消费不仅可以有效化解和消除当前相对过剩的生产能力，而且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农民增收、改善农村生活质量，是当前我国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增长的关键所在。
　　近些年，山东省农村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农村消费呈现出水平不断提升、规模持续扩大、消费能力和消费层次稳步提高等特点。2008年，山东省农民人均纯收入5641元，增长13.2%；人均消费性支出4077元，增长12.6%，农民纯收入及消费性支出增速均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67.7亿元，增长18.9%，同比提高0.6个百分点，连续5年实现增速同比提高。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山东省农村居民消费层次逐步提升，恩格尔系数从2000年的44.2%降至2008年的38.1%，年均下降1.6%，农民消费水平正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
　　尽管农村居民消费状况不断好转，但与国外及城镇居民相比，仍然存在总体消费水平提升缓慢、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低、消费结构不平衡和边际消费倾向趋于下降等问题。2008年，山东省农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仅占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37%，尚未达到1996年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较2007年下降0.5个百分点。农村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始终保持在9%以下的较低水平，远低于全部居民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30%左右）。从支出结构看，食品、衣着、居住等基本生活型消费支出占比高，三者合计占60%以上；而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等较高层次的享受型消费仍处于起步阶段。2008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差距为6930元，较2000年扩大了3678元；每百户农户拥有彩色电视机数量与2000年城镇居民拥有量基本持平，农户其他耐用品拥有量与城镇居民的时间差距均在10年以上。2008年全省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0.7227、0.6936，同比分别下降0.0039、0.0814。因此，积极探寻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内在规律，扩大农村消费需求，对于促进区域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许多学者对制约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主要有以下观点：一是收入状况成为制约农民消费的瓶颈。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到霍尔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的种种西方消费理论，虽然观点上迥然不同，但均强调了收入对消费的决定作用，即认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国内学者也对我国存在的消费不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系统分析。如余永定、李军（2000）指出，由于收入水平不高以及转轨时期较高的收入风险和严重的生命周期存在，中国消费者不太可能进行一生的消费规划，因此标准的生命周期假说可能并不适用。刘建民等（2003）对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了理性预期检验，认为标准的理性预期持久收入假说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二是支出负担重和预期收入低对农民消费影响突出。王秀杰（2002）认为，农民预期收人降低，预期支出增加，也是影响最终消费需求的因素。与此同时，农民对子女教育费用支出的预期及农村医疗费、税费负担等支出的预期却不断增加，使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风险增大，也在客观上影响了农民最终消费的增长。三是消费环境差，基础设施落后，降低了市场吸纳能力。龚志民、毛中根（2002）认为，农村居民的消费从购买到使用离不开具体的环境，缺乏市场进入条件，也制约了农村市场发展。詹兆雄（2009））认为，农村存在商业观念落后，供给结构不合理，农村市场硬件方面存在着布局不合理、规模偏小、设施简陋、配套不全等问题，导致农村市场发育不健全，流通渠道不畅，限制了农民消费。另外，农民消费观念落后，人情关系支出比重高及存在攀比心理等因素，对农民消费水平提高形成了制约。如姚巧燕（2009）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可以发现，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具有示范效应和攀比行为的特征。
　　从总体上看，国内学者对影响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各种因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但大多研究只是定性分析，缺乏数据支撑。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具体数量关系进行系统性研究的相对更少，而且大多定量研究运用的是年度数据，难以反映近些年农民消费的细微变化。鉴于此，本文借助山东省1000户农户调查数据和山东省统计数据，从收入支出及预期角度对影响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因素进行系统分析。
　　二、制约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
　　近年来，受益于国家各项支农惠农政策的落实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收入稳步提升，消费能力稳步增强，消费支出不断增加，消费层次持续提高，农民消费水平正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但与发达国家及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农民消费水平相对不高，制约农村居民消费的因素较多。
　　（一）长期收入偏低是影响农民消费水平提高的根本因素
　　国内学者研究结果表明，在绝对收入消费函数、生命周期消费函数和持久收入消费函数中，弗里德曼（1957）的持久收入消费函数与我国居民消费行为吻合得最好。持久收入理论认为，消费与持久收入的关系（除了变量的误差）是恒定的。居民消费取决于持久收入，也就是说，理性的消费者为了实现效应最大化，消费决策的主要参考变量是长期收入水平。因此，人均纯收入的长期稳定增长是农民消费能力不断提高的基础和保证。2008年，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641元，仅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4.6%，不及城镇居民1999年的收入水平；同比增长13.2%，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低1.2个百分点。近年来，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之间的差距虽有所缩小，但始终保持在1个百分点以上，两者之间绝对量的差距仍在逐年拉大。
　　（二）暂时性收入不稳定是制约农民消费欲望的重要因素
　　本文根据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借鉴巴拉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估计方法，利用1992-2008年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消费支出数据，构建了持久收入模型：
　　Ct=0.6360Ytp+1.5362Ytc
　　（54.952）  （11.953）
　　adjust-R2=0.9968    D.W=1.2842
　　模型具有良好的统计性质，其统计量均通过检验， ，表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计量经济性能良好。结果发现，在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决策变量中，除了持久性收入外，暂时性收入也非常显著。这也从实证的角度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农民消费一方面较为理性，其基本消费由较为稳定的、有保障的收入（即持久收入）决定，他们会以一定比例的持久收入来满足当期消费；另一方面，他们又有提高消费水平的强烈愿望，短期内的收入变动也会影响到其当前的消费水平。1992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确立后，人们收入多元化和多样化，暂时性收入增长较快，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收入。一般来说，农村居民通过临时做工获得了“暂时收入”，他们习惯于把这一部分收入消费掉，以实现更高水平的生活质量。但是农民暂时性收入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对农民消费能力提升存在较大制约。
　　（三）工资性收入偏少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突出因素
　　农村居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家庭经营收入Y2、劳动报酬收入Y1（工资性收入）和其它收入（主要是财产性收入Y3和转移收入Y4）。经济转轨以来，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以及城市的转移，农民的劳动报酬收入与非农家庭经营收入不断增长，并逐渐成为农民生活消费水平赖以提高的重要途径。我们以2002—2008年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的季度数据为样本，构建人均消费支出C与不同收入来源的线性回归模型，回归结果为：
　　C=2.772Y1+0.189Y2-6.304Y3-8.229Y4，
     （9.075）（2.048）（-2.261）（-4.518）
　　adjust-R2=0.8858    D.W=1.615
　　方程各统计量均通过统计检验，可用于分析不同收入来源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效应。从方程结果看，农村人均消费支出与家庭经营纯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正相关，两类收入的提高是促进农民消费支出增加的关键。其中，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在总的人均纯收入中比重不是最大，但是对消费激励效果最大，影响系数为2.772。这一方面说明工资性收入在农村居民的消费中占据着主要地位，工资收入成为目前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另一方面也说明增加农民就业是促进农村消费的一个有效途径。需要注意的是，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较大的也是工资性收入，2007年，工资性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接近9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9）。
　　农业家庭经营收入虽是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其对消费的推动效果并不强，影响系数仅为0.189，也就是说农业家庭经营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并不高，因为农户对于其收入不像工薪消费层那样，主要在储蓄和消费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消费与积累之间选择。这种选择表面上看来区别不大，都是在处理现时消费和未来消费的问题，但事实上，农户积累比工薪阶层的储蓄有更大的强制性，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农户经营规模能否扩大以及能否提高收入水平。要保证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就必须不断追加积累。因此农户对其从事农业经营获得的收入进行消费时往往更谨慎。另外，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在消费时也更容易受传统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如勤俭节约的思想影响。
    （四）中等收入家庭的消费主力军作用发挥不够是农村消费市场启动慢的主因
　　通过比较不同收入水平和储蓄规模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可以考察收入水平对消费的影响程度，为农村消费政策的取向提供参考（见表1）。根据边际消费倾向，可将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年人均收入0.3万元以下的农村家庭，收支相当，边际消费倾向高。第二层次是年人均收入0.3-1.5万元，消费层次较低，生活较为节俭，以食品、服装等基本生活支出为主，边际消费倾向不高。第三层次为年人均收入1.5-2万元以上的家庭，属于农村中的中等偏上收入家庭，消费观念和消费能力明显提升，是农村市场耐用消费品、先进交通工具等高档生活用品的主要消费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达到0.6112。第四个层次是年人均收入2万元以上的家庭，大多为个体工商户或私营企业主，收入水平高，消费档次高，但这类家庭毕竟占比少，尚不是农村消费市场的主体。

　　表1 不同人均收入和储蓄层次的农村居民家庭边际消费倾向

比较不同储蓄规模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也可以发现类似规律。储蓄金额0.1万元以下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为1.4965，这类家庭收不抵支，许多“举债消费”，边际消费倾向大于1。储蓄规模在0.1-0.5万元和1-3万元的家庭消费倾向较低，这两类家庭应该属于“谨慎消费”和“维持消费”类型，即前一类是收入低不敢消费，后一类是收入较高，尽管有提升消费质量的需求，但由于达不到消费升级的能力，只能维持低端消费层次。储蓄3万元以上在农村属于高收入家庭，消费层次提升较快，“奢侈品”消费支出增多，边际消费倾向较高。

　　（五）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企业集中、向城市集中影响农村消费能力

　　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下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居民收入最主要来源的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重下降；二是居民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下降。相关研究表明，按收入法核算，在我国GDP结构中，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在1995年后开始下降，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为39.7%，比1995年下降了11.7个百分点；生产税净额占GDP的比重为14.2%，比1995年提高1.9个百分点；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为31.3%，比1995年提高8个百分点。
　　从国民可支配总收入分配结构来看，也反映出国民收入在加快向企业和政府集中。1992-2005年，企业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从11.7%上升到20%，政府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从20%上升至20.5%，居民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比重从68.3%下降至59.4%，下降了8.9个百分点。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企业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呈逐年上升态势，居民所占比重基本上是逐年下降。尽管2006-2008年数据没有公布，作为居民可支配收入主要来源的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重继续下降，可以判断出国民可支配收入向企业集中的趋势还在继续。
　　（六）支出负担重制约了农民的消费能力
　　尽管近几年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但农民支出负担依然较重，成为消费增长的主要障碍之一。农民收入除了维持日常生活必需品开支外，建房、农资、人情往来和各种费用支出占其收入的相当比重。调查表明，1000户样本家庭中，2008年的房屋修建、农资、人情和各种费用支出分别占其总支出的11.5%、14.8%、6.7%和10.6%，合计占43.8%。在农村，建房、儿女嫁娶、子女教育是农民过度储蓄的主要原因。一般情况下，儿女的住房、婚姻耗资十万元以上，目前山东省农民人均年收入5500元左右，以一家三口人计算，每年收入在16500元，扣除每人每年生活费2000元左右，实际可用资金只有10000元左右，去掉生产性支出占用资金的50%，每年积累5000元，需要一个中等收入家庭积蓄二十年。另外，教育支出也是导致农民不敢消费的一个原因。目前国家虽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但农村孩子高中、大学花费足以使一个中等收入农村家庭返贫。在收入有限和消费信贷需求无法满足的情况下，农村家庭的大额支出只能依靠长年的积蓄和举债，长期的储蓄意愿抑制了消费需求。
　　（七）未来预期不确定性强导致农民不敢消费
　　农业是弱质行业，其典型特征是产出低、风险高，经常发生自然灾害；另外，我国农村流通市场不发达、产业化水平低，农产品价格波动性强，经常发生“增产不增收、低产没得收”现象。尽管随着近些年“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务工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但工资性收入仅仅占农民家庭收入的20%，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其总收入的近70%，仍是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只要农民生产经营方式不改变，其收入不稳定将是一种常态。经济学家对持久性收入假说的检验结果进一步证明，收入不稳定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低，而收入比较稳定的个人往往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多恩布什、费希尔，1997）。
　　支出预期不确定是导致农民不敢消费的另一主要因素。目前我国农村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覆盖面很低，教育支出负担重，存在“一病返贫”和“一学返贫”现象。按照国际组织的最新数据，发达国家社保支出一般占财政收入的30%-50%，而近几年我国社保支出仅占财政支出的11%-12%，医疗支出不及GDP的1%，在196个国家中排名第156，而且这些钱主要投向城镇。多年来我国教育经费一直占GDP的3.0%左右，远未达到GDP的4%的预算目标，而目前全世界各国仅投在高等教育的经费就占GDP的 4.8%，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也为4.2%，相比之下，我国政府的教育经费投入比例很低。住房、教育、医疗是农民的“三座大山”，成为农民压缩消费、增加储蓄的主要动因。对全省1000户农村家庭的调查显示，对“未来生活消费中支出增加较多”的选择上，选择“买（建）房或装修”（占51.0%）、“教育支出”（占35.8%）、“医疗支出”（占25.7%）的居前三位。在对“储蓄目的”的选择上，选择“子女教育”（占56.7%）、“买（建）房”（占43.1%）、“赡养老人”（占27.7%）、“防备疾病”（占25.1%）的居前四位。
　　另外，农村消费观念落后，消费环境差、各种惠农政策宣传不到位、金融服务落后及农民金融意识淡薄等因素对农村消费也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三、破解农村居民消费难题的有效途径
　　尽管启动农村消费存在诸多困难，但农村消费市场也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中央政府在2009年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扩大国内需求，最大潜力在农村”。目前我国正处于农村消费结构升级及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这就为刺激农村消费市场提供了契机。
　　（一）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为提高消费水平奠定坚实基础
　　收入提高是支撑消费增长的原动力。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的农村改革发展目标，这就为农民增收提供了政策动力，而为了实现预定目标，中央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必会出台措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为消费支出奠定了基石。当前稳定增加农民收入，一要完善农村市场价格机制。通过实行农产品保护价格政策与建立生产风险基金、价格调节基金和农产品储备制度，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二要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含量，扩大高档次高质量畅销农产品生产，推动优势农产品和特色农产品向优势产区集中，形成农产品优势产业区。三要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积极扶持龙头企业发展，坚持走农业工业化的道路，延伸农业产业链，大力发展农产品的精加工产业，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四要完善农民增收减负政策。通过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土地出让收益分配向农民和农业倾斜等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
　　（二）提高城镇化水平，释放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潜力
　　城镇化会产生聚集效应，会加快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率，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城镇化可以使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方式从半自给生活消费方式向城市商品化生活消费方式转变，刺激农村居民对家庭设备以及住房、医疗服务等消费的需求。计算表明，全省城镇化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将带动消费增长0.6个百分点，推动GDP提高0.9个百分点。据世界银行统计，当发展中国家人均GDP达1000美元，城市化率达到30%时，城镇化将进入快速发展期。2008年末，我国城镇化水平为45.7%，山东省城镇化率为47.6%，均处于较低水平。因此，从推进城镇化入手，以城镇化统筹城乡发展，通过城镇化“解放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把过多的农村人口加快转移到城镇，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是扩大农村消费的有效途径。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一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保障基本人均农业供给；二要稳定提高工业生产效率，促进服务业发展，确保对农村转移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三）拓宽农民就业渠道，发挥非农收入对消费的推动作用
　　目前，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例日益增加，对农民消费的正向影响作用远远超过经营性收入，因此，启动农村消费，拓宽农民就业渠道不容忽视。当前在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充分挖掘农业产业的就业增收潜力；搞好招商引资，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增强第二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加强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的同时，更要善待农民工，采取措施提高他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尽快让农民工公平地享受基本的社会保障和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工资不断增长的长效机制，让打工的“暂时收入”逐渐转化为“持久收入”，成为推动农村消费增长的恒久动力。
　　（四）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及福利体系，增强农村居民消费信心
　　拉动农村消费需求，带动经济全面发展，必须尽快建立并完善以政府为主体的农村社会保障及福利体系：推广实施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保障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权利；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解决农村人口“病有所医”的问题；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解决农村“老有所养”的问题；完善农村社会福利制度，提供必要的物质帮助和生活保障；进一步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的管理体制和经费投入机制，建立相应的救助标准和社会监督体系，积极探索教育基金、教育银行等有效途径，为广大农户子女教育形成有力的财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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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人民银行山东济南分行 霍成义 张立光 来源：《金融发展研究》200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