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从2005年4月份开始，除9月份外，我国单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均呈下降趋势，二季度三个单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下降幅度均超过10%，降幅之大，为近年来少有。

2005年前11个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531.27亿美元，同比下降1.9%。虽然FDI(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不能被随意地贴上好或坏的判断标签，但还是显得意味深远。弗洛伊德和海明威所提出的“冰山理论”表明，现象仅仅反映了现实的一小部分，实际上，FDI下降这个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可以折射出水下更为深刻和复杂的四大中国经济问题。

首先，FDI下降折射出中印之争加剧。中印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比较一直引人瞩目，国际理论界和实业界并没有被中国连续多年9%左右的经济增长神话完全陶醉，而印度经济的“可塑性”越来越受到更多的青睐。日前，全球知名的科尔尼咨询公司发布的2005年度FDI信心指数显示，印度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国际资本第二大投资首选地。FDI的此消彼长反映出中印吸引力比较中的变化，一个具有高素质人力资本、健全的金融市场和在西方看来相当标准的政治框架的印度让整个世界怦然心动，中国作为制造加工工厂的竞争力相对有所下降。

其次，FDI下降折射出民企外资化问题。在FDI总量下降的同时，来自部分自由港的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却出现了极不协调的大幅增长。根据商务部外资司2005年12月22日颁布的最新数据，今年前11个月来自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和萨摩亚三个自由港的实际使用外资金额高达111.5亿美元，同比增长24.78%。其中来自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更是飙升了35.07%，三个自由港在FDI中的比重已由去年同期的16.51%上升至21%。这种FDI国别结构变化表明民企外资化问题日益严重，因为以维尔京群岛为代表的自由港是民企外资化的一个重要中转地，来源于此的FDI很大程度上是国内异化民企的资本回流。民企外资化反映了民企和外企在税收、融资上的不平等地位，“异化”民企的不断增加不仅造成国家税收的流失，更带来了监管的困难，并使民企的发展空间进一步缩小，给民营经济的壮大带来了隐忧。

再次，FDI下降折射出税制改革信息透明度问题。FDI下降某种程度上是外资的一种避险行为，在中国税制改革可能出现重要变化的背景之下，一部分“厌恶风险”型的外资无奈选择了退出中国市场，在彻底回避风险的同时也主动放弃了在中国市场获利的机会。实际上，这种先于政策变化进行调整的微观行为给中国宏观调控者带来了被动局面，继续进行计划中的税改或者维持原状都面临着尴尬。造成这种政策调控主动性丧失的原因在于信息透明度的不适度。信息经济学的研究结果表示，透明度是有一个最优值的，过高或过低都会降低政策有效性。在“两税合一”议题上，中国显然过早地、直白地表露了变化意图。早在去年年初，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主要官员就在多个公开场合表示，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实施在望”，这种信号很快就引起54家知名跨国公司联名上书，要求延长优惠税制的期限，并进一步导致了外商投资中的日趋谨慎。

最后，FDI下降折射出房地产市场脆弱性问题。中国的资本管制和WTO过渡期金融市场的不完全开放，使得FDI一度成为外资流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间接渠道。FDI下降很大一部分可能是外资撤出市场的信号，在中国楼市逐渐降温之时，这种釜底抽薪式的外资撤退将进一步加速部分地区楼市泡沫的破裂。当然，房价的下降应该说是种理性回归，但这种大起大落显示了中国房地产市场作为不成熟市场的高度脆弱性。房市的脆弱不仅给民生带来了负面影响，更给中国经济的稳健增长带来了潜在的不确定性。

总之，FDI下降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间接反映了现阶段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些问题，对此进行深入反思无疑是未雨绸缪的审慎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