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结构变化和当前金融体系的不适应

中国以银行为绝对主导的封闭金融体系形成于人口红利和经济赶超时期，在客观上适应了这一时期动员储蓄、推动大规模投资的要求。但是，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随着中国正在逐步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地位的迅速抬升，目前的金融体系已经难以完成经济结构性转变提出的任务要求，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目前的金融体系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巨大障碍。

第一，人口结构。中国经济面临的第一个结构性问题就是人口结构的转变。自2010年起，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到顶峰，并趋势性的下降，与此同时，老龄人口占比迅速上升。与人口结构转变相伴的是，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自2010年同样见顶并开始趋势性下降。储蓄率的下降是描述微观个体储蓄行为的“生命周期理论”在宏观上的整体体现：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下降意味着在工作、并储蓄的人口占比下降，而消费以往储蓄的老龄人口占比上升。投资率的下降也是人口转变的自然结果：由于资本只有与劳动力结合才能进入生产函数，在资本/劳动比一定的情况下，劳动力的减少也意味着不再需要那么多与之配合的资本。

储蓄率和投资率的同时下降首先意味着人口红利时期动员储蓄、推动大规模投资的任务已经完成，金融体系需要发挥新的功能，银行主导应该改变。同时，这种变化还给银行主导的体系带来了两个严峻的挑战，银行主导必须改变。第一个挑战是，随着储蓄率的下降，居民部门的存款增速乃至广义货币M2的增速自2010年以来也呈现趋势性下降，银行负债业务中最为稳定的居民存款占比不断下降，负债端越来越短期化，越来越不稳定。第二个挑战是，随着投资率的下降，容易识别、回报稳定的资产业务越来越少，习惯于抵押融资模式的银行业在过去十年中愈发依赖基建房地产行业，越来越集中在“土地金融”，资产端越来越长期化。资产和负债业务受到的双重挤压意味着银行业愈发脆弱，意味着以银行为绝对主导的金融体系愈发脆弱。

第二，产业结构。中国经济面临的第二个结构性问题就是产业结构的转变。产业结构演变的基本规律是，随着人均GDP的提高，第一产业份额持续下降，第二产业份额持续上升，经济发展呈现工业化的过程；随着低收入水平的农业国转变为中等收入水平的工业化国家，经济进入服务业化的过程——从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看，这一进程是决定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经济的服务业化通常会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即发生所谓的“鲍莫尔病”，而中等收入国家克服“鲍莫尔病”跃升为高收入国家的基本路径就是：第一，提供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的公共服务部门扩张，即“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第二，制造业中的服务业，如研发、销售环节，分离出来，成为生产性服务业；第三，解除对科教文卫等高端服务业的管制，利用信息技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服务业的可贸易化程度和效率。

作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我国自2012年以来第三产业的产值就超过了第二产业，经济已经进入服务业化的过程。不过，我国服务业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落后于处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例如，2016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只有52%，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全球平均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分别是59%和69%。金融业本身就是服务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金融业的高效发展是经济进入服务业化进程中的应有之义。我国以银行为绝对主导的金融体系不仅效率风险高度集中，效率越来越低，而且，这一体系也无法适应服务业化对金融提出的要求：第一，与投资率下降相一致，服务业的发展意味着经济整体朝向“轻资产”模式，偏好抵押融资的银行业无法适应这种模式；第二，公共服务部门的扩张自然地要求有与之相配套的资本市场融资机制，尤其是债券市场的大规模发展；第三，银行偏好安全的风险文化和业务模式能够适应工业化时代的成熟技术投资，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

第三，需求结构。中国经济面临的第三个结构性问题是需求结构的转变。从近些年三大总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消费的贡献超过了投资和净出口，中国已经成为消费驱动型的经济体。但是，消费、尤其是家庭部门消费占GDP的比重依然非常低。2016年，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中国只有39%，而在美国、日本和德国分别是69%、56%和53%。事实上，中国的消费率低于绝大多数国家。根据广义恩格尔定律，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上升，人们对有形商品的需求相对下降，而对无形服务的需求持续上升，因此，从供给侧看，消费过低的主要原因在于产业结构、即服务业发展不足。反过来看，消费过低又从总需求侧限制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导致经济供给侧不得不依赖第二产业。更为关键的是，由于科教文卫领域的消费是消费升级的必然趋势，消费过低又限制了人力资本的提高，而人力资本是决定经济长期增长潜力的基础。

提高消费的根本措施涉及财政、税收、科教文卫体制改革等诸多需要进行重大改革的领域。就金融体系而言，促进消费有两个方面的措施：其一，提高居民的信贷可得性；其二，提高居民的财产收入。过去几年金融行业主要着重于第一点，但是，过度借贷消费不可持续，且蕴含风险。促进长期可持续的消费增长要从提高居民财产收入入手。如先前关于居民资产组合的分析所示，我国居民资产组合中主要是存款和短期的理财产品，在养老金、保险和共同基金的投资占比远远低于其他国家。我国居民的这种资产组合结构使得金融资产的回报率极低，压制了财产收入的提高。例如，根据中国资金流量表统计数据计算，从2004年到2014年，居民金融资产的平均收益率只有2.87%，而居民持有证券所获得的红利率甚至比银行理财产品和存款还要低——平均只有2.21%。这种状况与养老金、保险和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欠发达有着密切关系，也是股票市场和上市公司存在的体制性弊端的必然结果。

第四，增长动力。中国经济面临的第四个结构性问题是增长动力的切换。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的转变都意味着未来经济发展需要从主要依靠资本、劳动力要素投入的外延式增长模式，转向依靠技术进步的内涵式增长模式。可以看到，近些来我国在科技领域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17年我国研发投入达到1.75万亿，仅次于美国，专利申请也超过了日本位于世界第二。不过，我国与发达国家整体差距依然巨大。例如，我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国，制造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只有1.01，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研发经费增长较快，但基础研究只占全部经费的5%多。

推动科技进步需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就金融体系而言，当前以银行为绝对主导的状况无法适应增长动力的切换。当前的金融体系除了偏好抵押融资、进而愈发变成“土地金融”之外，还在体制上存在重大的歧视。如前所述，在信贷市场上，国有企业获得的信贷份额占到信贷存量的一半以上。在新近崛起的非金融企业债券市场中，国有企业更是发债的主体。由于这种体制性的歧视，在包括信贷和非金融企业债券的整个债务融资市场中，国有企业的份额占到75%左右。至于股票市场，其成立初衷就是为了替国企脱困，虽然股权分置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但在发行、退市、公司治理等重要领域依然存在体制缺陷。

第五，全球治理。中国经济面临的第五个结构性问题是如何从一个专注自身发展的内向经济体转变成一个在全球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开放的巨型经济体。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甚至已经成为第一大经济体。根据不同机构预测，大约在2030年左右，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巨大的经济体量意味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可避免地要扮演重要角色，正如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这个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中国经济发展需要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公共品，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基础。

在金融领域，全球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就是国际货币体系。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以美元为绝对主导、欧元及其他货币辅助的不稳定体系，在这一体系下，美元的过度强势、加之美国损人不利己的经济政策不仅使得美元的波动成为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和全球金融不稳定的关键因素，而且，美国经济自身也因此形成了长期、不断扩大、不可持续的经常项目逆差。如果人民币能够成为关键储备货币，国际货币体系将能够形成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的稳定架构，这也将为人口老龄化的中国带来巨大的铸币税收益。人民币成为关键储备货币在经济上要求中国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关键的公共品：能够吸收其他国家商品和服务的国内总需求——显然，我国经济需要完成上述的结构性转型；在金融领域，要求中国提供两个关键公共品：其一是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其二是价值储藏工具——显然，这需要有一个高度发达、富于流动性、开放的资本市场。毫无疑问，支撑人民币成为关键储备货币的金融体系绝不是当前以银行为绝对主导的体系。

中国的现代金融体系：开放的市场导向金融体系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要求金融体系必须改革。从比较金融体系的视角看，基于莱茵模式的银行主导和基于法人资本主义的银行主导都不能适应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中国需要建设开放的市场导向体系。在这一体系中，需要在充分吸收盎格鲁—萨克逊体系优点的基础和前提下，避免市场导向容易产生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建设这一体系的前提是从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向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开放”的核心含义是对内和对外同时放开金融业的准入限制，并逐步放开资本金融账户的管制；“市场导向”一方面是发展资本市场以及与资本市场发展休戚与共的机构投资者，另一方面、甚至是更加基础性的一面就是改革政府主导的金融资源配置机制，发挥市场在配置金融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第一，建立市场发挥决定作用的金融资源配置机制。

建立市场发挥决定作用的金融资源配置机制，首先要求金融服务的需求者能够获得平等待遇。当前金融体系面临的最根本问题是国有企业存在软预算约束和隐性担保。由于国有企业背后的政府信用担保，民营企业无论是在股票市场，还是在债券市场和信贷市场，都面临着隐性歧视。不解决国企享受的隐性担保和民企面临的隐性歧视，整个金融市场就不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市场机制就会被扭曲。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大报告的精神切实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需要加快财政体制改革，建立中央和地方事权、财权明确的公共财政体制。

其次，建立市场发挥决定作用的金融资源配置机制，要求金融服务的生产者有正确的激励约束机制。我国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业在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迄今，业已初步建立责权明细、治理结构合理的现代企业制度，但是，政府和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的行政干预问题依然突出，而且，金融机构兼并重组、破产倒闭的退出机制尚未建立。可以看到，在2010年至2016年间，银行业法人机构从3769家增加到4398家，从业人员从299万上升到409万人，资产规模从95万跃进到232万。此间银行业法人机构的迅猛发展主要是中小机构，这导致我国银行业的行业集中度进一步降低。可以预期，随着未来金融体系的结构调整，必然会有一些中小机构经营失败。让失败机构退出市场不仅是优胜劣汰的必要，也是建立市场纪律乃至正确的激励约束机制的必要。

最后，建立市场发挥决定作用的金融资源配置机制，要求金融监管当局要建立市场导向、法治化的监管机制。过去几年来我国金融体系呈现出的“金融乱象”固然与金融机构的逐利行为和弥漫于社会的软预算约束有关，但是，金融监管部门和实际承担金融管理职责的其他部门实行的非市场化、非法治化的政策措施也难脱其咎。例如，在2017年以前，各部门为鼓励所谓创新，监管竞相放松，导致信用过度膨胀；而自2017年以来，监管又竞相趋严，使得市场环境突变为信用紧缩。需要以市场导向、法治化的监管来取代当前运动式的行政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