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斯蒙第还认为，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差别，“使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差别变得更加严重，老板们所以决定从事生产并不是因为消费者向他们有所要求，而是因为工人以廉价的工资为他们劳动。”[1]523-524应当说，当需求一定时，这种廉价的劳动的确可以使生产扩大，但这种扩大并不是无止境的。因此，生产的发展归根到底还是要依赖于能够满足潜在需求的新产品开发，这也是他如下说法的应有之义：“我决不是要求产品缺少，我要求有足够的、与需求相适应的、供应市场的人可以获得合理利润的产品。”[1]530
西斯蒙第认为可以通过提高工资而缓解危机时的产品过剩。这既无政治上的可能性，也无经济上的可行性。政治可能性自不待言；在经济上，事实上由于这个时候利润率已经极低甚至生产者是亏损经营的，工资的提高虽然可以有利于解决一定的产品过剩，但却同时进一步降低利润率，从而使生产进一步萎缩并提高失业率。而如果使工资下降的话，则又使得购买力下降进而增加存货，除非作为消费者的工人不得不因此而提高消费倾向或动用储蓄才能取得一定的效果。我们由马尔萨斯那一章的分析中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我们认为生产者保持一定的利润率是必要的话，过剩的产生长期来看根本就与工资水平无关——在任何一种工资水平上最终都有可能产生过剩的危机。当然，在繁荣时期，如果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是较低的，那么就较容易引发非理性投资；这种繁荣缺少一种可持续性，因为新生产出来的商品缺少相应的购买力——除非这种新产品完全是与生产者阶层相适应的。这种非理性投资的结果首先就是利润率的持续下降。而高工资下的繁荣会使得投资相对趋于理性——总是那些有能力有远见的人在进行投资，而不会普遍什么人都会投资——即使此时有较高的利润率情况也是这样。虽然长期来看这并不能够必然避免过剩的出现，但是相对而言，却可以迟滞其发生的时间。而如果在这个时期内有新技术、新产品和新的有效率的组织形式出现的话，这种过剩在现有条件下就可以避免。当然，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较多，低工资就是其无可奈何的必然选择——除非这个国家有极高的产品创新水平，这由我们所提出的公式可以很明显地看得出来。当一个国家的人口相对较多且生产率较高，但产品创新率却与之不相适应时，这个国家的经济体必是较为脆弱的——一国政府是无法要求人们降低这种生产率的，这也恰恰是西斯蒙第主张有条件地限制机器使用的根本原因所在——尽管他没有找到一个可行的办法，由此可见，马尔萨斯要求有条件地限制人口的主张本身也明智的。因此，新技术、新产品和新的有效率的组织形式的出现——包括各国根据自身条件限制人口——至关重要。公共支出显然也可以为这种新产品的出现赢得宝贵的时间；不过显而易见，资金筹措本身也是降低消费水平和利润率的一种力量，因而并不能随心所欲。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断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终是十分有限的。那么毫无疑问，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防患于未然，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设法在危机尚未出现之前而消除一切可能导致危机的因素。
西斯蒙第关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的见解，受到了社会主义者的广泛批评。列宁根据马克思的见解，而认为西斯蒙第把国民收入分成两个部分（这是斯密的三种收入论的一种特殊说法），进而指出资本的迅速积累将会导致危机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认为西斯蒙第忽视了生产资料部分，而这一部分恰恰是为资本家阶级迅速积累而生产性消费的，从而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两个部门的发展中，均衡不仅不是必要的，而且相反，不均衡倒是不可避免的。”[12]122对此我们要问，我们如何保证生产资料的生产一定会为各个资本家所需要呢？生产资料的生产，归根到底是为了生活资料的生产，如果后者的消费受到限制，难道前者不会因此而受到限制吗？列宁认为，西斯蒙第“由于把收入同‘生产‘（即所生产的一切东西）看做一样，也就把实现同个人消费看做一样。西斯蒙第已经忘记象铁、煤、机器之类的产品即一般生产资料是以另一种方式实现的，虽然他以前接触到了这一点。把实现同个人消费看做一样，自然就会产生出资本家不能实现额外价值的学说，因为工人是用他的消费实现社会产品的两部分中的工资的……西斯蒙第认为生产不适合消费才是产生危机的基本原因，同时他把人民群众和工人的消费不足提到首位。因此，西斯蒙第的危机理论（也是洛贝尔图斯所抄袭的）在经济上是很有名的，它是用消费不足（Unterkonsumption）来说明危机的理论的典型。”[12] 115-117
且不说这种收入应当是所有的人的收入，而不同的人对这种收入有多种支配形式；仅就收入用于个人消费这一方面而言，这种消费最终也将影响到生产资料生产——列宁显然忽视了这一点。那么，当对生活资料的消费不足时，对于生产资料的需求必然也将减少，危机因而必然要发生。如果国家强行把这部分生产资料用于继续积累，不过是在通过强制手段来掩盖这种危机罢了。这种强制手段，不是影响普通劳动者收入的增加，就是影响生产者收入的增加，或二者兼而有之。比如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曾经使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衡，但是表面上并没有发生那种市场经济下的危机——显而易见，如果不是国家把大量的生产资料不断地用于积累，必然要表现为危机。表面上这些生产资料没有被浪费，但这却是以牺牲人民的消费和生产的低效率为代价的——这本身就是与社会生产的目的背道而驰的。这种以强制手段来不断地以生产资料而生产生产资料的作法，必将造成恶性循环，或者说是在饮鸠止渴。14这事实上是在有计划地制造危机，其中隐含的矛盾迟早会爆发出来。我国改革开放后大量企业逐渐关停并转，就是这种恶果的最终表现。当然，除非在将来适当的时候有大量的产品创新出现并有相应的劳动力或与之相适应的生产率的提高，才可能消除这种矛盾，但这显然缺少现实性。
而对生产资料的购买，本身就是通过资本家的收入实现的。抛开这种收入的实现不说，如果进行生产性消费的资本家收入与整个生产资料的生产不相适应，那么这种消费也是无法实现的。显而易见，正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才可能通过政府强制而不顾一个企业的经济效益来实现这种所谓的消费。列宁其实是把计划经济的思维简单地套用于商品经济之中，而前者本身就是成问题的。15
列宁认为，西斯蒙第用生产与消费的不协调来解释危机的学说是错误的，在他看来，危机的原因在于“生产的社会性（资本主义使生产社会化）和私人的个人的占有方式之间的矛盾。”[12]133他指出，西斯蒙第所持有的理论是用生产和工人阶级的消费之间的矛盾来解释危机，而马克思主义者所持有的理论则认为现象的根源在生产之外，而生产条件正是现象的根源。他还说：“这两种理论都用经济制度本身的矛盾来解释危机，然而在指明这一矛盾时却分道扬镳了。试问，第二种理论是不是否认生产和消费矛盾的事实、消费不足的事实呢？当然不否认。它完全承认这种事实，但是把这个事实放在应有的从属地位，并且看做只是和资本主义总生产的一个部类有关的事实。它认为这种事实不能解释危机，因为危机是现代经济制度中的另一个更深刻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引起的。”[12] 133
那么我们要问，第二种理论是如何表现的呢？换言之，这种混乱状态的结果是什么呢？难道不是私人的社会生产与现实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吗？这种理论事实上是把那种孤立的个人生产简单地等同于计划经济生产了；马克思等社会主义者不断地反对所谓庸俗经济学家以那种孤立的个人生产来进行社会生产的说明，但他们却恰恰在不断地把这种孤立的个人生产改头换面为计划经济，从而试图对商品经济取而代之。在前者的情况下，如前所述，个人对自己的需求即是了解的，也是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而在后者的情况下，计划者对于人们的需求即是不了解的，也是不能承担相应责任的。西斯蒙第固然没有揭示现象的根本原因，但却无异是对第二种理论的一个说明。我们进一步地深入分析，解决第二种矛盾的途径将是什么呢？计划经济归根到底，不是试图使生产与社会需求相吻合吗？但这必须依赖对社会需求的把握，计划的制定乃至实施，总是要大大的落后于需求的变化的，从而如果不是通过计划而限制了社会消费的话，这种计划总是难以奏效的。比如，虽然我们通过计划而确定了某种产品的社会生产量，但从计划到建设乃至生产，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而这个期间，技术的进步乃至风尚的改变，完全可能使社会需求发生变化，从而使当初的计划归于无效——过去的历史已经无情地证明了这一点。这意味着，问题的根源并不是在于社会基本制度本身，而在于生产发展规律与需求发展规律的矛盾——这不是积累迅速与否的问题，而是积累的方向与数量恰当与否的问题，这是一切社会化生产的普遍矛盾。西斯蒙第似乎缺少把这种矛盾上升到制度高度的愿望或能力，但是他却不乏对问题的最一般的洞察。如果说西斯蒙第没有提出什么有效的解决方法的话，那么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方法，在现实中却更加深了这种矛盾——只不过是这种矛盾被极权主义政治所掩盖罢了。毫无疑问，如果我们信奉计划经济的思维，要想使生产与消费间存在着平衡，就必须限制直接生产者的自主性以及人们的消费，而与之相伴随的政治限制是不言而喻的——这必然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和劳动者积极性的丧失。因此，在后一种制度下，人民在陷入贫困的同时，更失去了最宝贵的自由。16只是，人们在这种制度下看不到了作为富人的资产阶级，但却出现了作为国家统治者的特权阶层；这个阶层不仅在政治上是与普通劳动者在事实上存在着对立，而且在经济上同样存在着对立的——这种制度的装腔作势，我们在此不必饶舌，二种制度下人们的政治地位、富裕水平与自由状况是有目共睹的。这恰恰印证了西斯蒙第的观点，即政治经济学是一个道德伦理的科学，而不是财富或数字的科学——尽管这种观点未免有些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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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2]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二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3] 李向荣，孙德常，姚子范，吴世泰：政治经济学史纲要[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4] 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二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
[5] [达尔文：物种起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6] [戴维·波普诺：社会学（上）[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1987。
[7] [杜威：经验与自然[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8] 希夫曼，卡纽克：消费者行为学[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9] 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10]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11]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12]列宁：列宁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13]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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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他还说：“交换价值的估计，这种价值不再是靠用途，而是靠整个社会需求和满足这种需求的劳动量以及将来能满足这种需求量之间的关系。这种交换价值，这种市场价格是富于抽象概念的政治经济学所阐述的最抽象的概念。” [2]222
2．也许，参考如下一些观点对于我们理解这里的叙述是不无裨益的。“同一物种在生命的不同时期或一年中的不同季节、或被放置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等等而具有不同的本能，这就往往会促进本能的变化；在这种情形下，自然选择大概会把这种或那种本能保存下来。”[5]277 “正是因为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文化和社会环境的产物，我们就不能简单地结论说人就象木偶一样是由社会通过社会化过程来随意摆布的。社会是人创造的，人是社会的一部分，但同样社会也是人的一部分。人通过他们的相互作用创造了社会规则。”[6]267 “在每一个所经验到的情境的起源中。无论这个情境是一个对象或是一种活动。一个具有某种样式和某种程度之组织统一性的个体总是参与其间的，这是明显的。这个个体所采取的方式是影响着所经验的情境的性质的，这也是明显的。它所采取的方式所产生的后果不仅改变了环境而且也反过来改变了这个主动的行动者，较高级的有机体中每一种生命的形式经常保持着它以前经验的一些后果，这也是明显的。”[7]157 “营销者不创造需要，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可能使消费者更加热切地意识到没有感觉到的需要。”[8] 77 “个性……为决定和反映个人如何适应环境的内在心理特征……这些根深蒂固的个性特征所构成的个性会影响个人对产品的选择：它们会影响消费者对营销者促销的反应，以及何时、何地和如何购买和消费产品服务。”[8]107“因为构成人个性的内在因素是各种因素的组合，两个人的个性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一个人的个性总是趋向稳定和一致的……虽然市场营销者不能改变消费者的个性来适应产品，但是，如果他们知道影响消费者反应的个性特征，便可以吸引目标顾客群的本质特征……在某种情况下，个性是可以改变的。”[8]108“特质理论可以区分如下群体：消费者的创新性、守旧性、社会角色寻求性、追求独特性、最佳刺激水平、追求感官刺激型和追求多样化—新颖性。”[8]113
3．马克思相关见解及评价参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人类自由意志的绑架》一文。
4．西斯蒙第后来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一书中指出，在利用资本生产的情况下，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将比其自己管理时还要大，但这个差额将是资本家的利润。
5．参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人类自由意志的绑架》一文。
6．着重号引者加。
7．着重号引者加。
8．虽然他认为 “自然劳动……是……土地纯产品的力量和泉源。” [1]189但同时还这样指出：“在巴黎市区耕种的菜园，可以收到一笔相当可观的地租；这项地租代表着非常有力的自然劳动，因为这些土地是由于进行了百年大计改良的工程而富饶起来的，它所收获的生活资料远远超过在生产过程中消费的部分。”[1]190因此我们有理由说，他所指称的自然劳动只是一种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是基于人类的劳动。他的问题似乎在于对人类劳动与所谓自然劳动的关系缺少一种十分清醒的认识。
9．对于利息的态度也是如此，他说：“最后，他（农场主——笔者）还应该得到用来开支债务利息，或补偿他本人利用自己资本所应得的利息，这是他由于最初的劳动而有权获得的一项收入，因为他的资本是从这种劳动中产生的。”[1]78
10．基于此，他的这样一种观点也是与之一脉相承的，他说：“土地的所有权只是法律为公众的利益而允许的一种让与权；但是，每个人对自己的人身，以及对自己的劳动果实的权利是在有法律以前就已经存在的。”[1]118-119事实上，对土地的所有权也是一种劳动的结果，但这种结果不是土地本身，而是使这种土地能够得以顺利进行生产的那种现实状态。这种状态虽然后来是通过法律得以维持，但这种法律维持却是建立于所有者的努力的基础之上。显而易见，那种个人对自己人身以及其他劳动果实的权利，同样也是基于法律的保障。

11．显然这种状态是与帕累托效率背道而驰的。
12．参见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第八章。
13．斯蒂格利茨认为对于提高效率的手段，重要的是竞争而不是所有权。那么如果说这种经营者的行为——效率——要与经营者的报酬相适应的话，则计划者的报酬就应当与计划者的行为相适应。这必然要意味着相应的所有权的存在。换言之，只要我们认为权利与义务是相对应的，对所有权的明确就是必然要求。斯蒂格利茨还认为，从理论上讲，有广泛所有权的企业不可能被经营好——至少不能为股东经营好。他在这个问题上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所有者的机会成本，这也包括非货币利益的问题。在民主制度下，如果投资者愿意如此，必然应当考虑到这一点，如果他决定这样做，那么有损失的利益，必然存在获得的利益。因而至少在他看来这样做是值得的，或者说在他看来二者至少是等价的。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必须是建立在人们自愿的基础之上的，而公有制的那种委托代理，则恰恰不能体现这一点——至少过去不能，因而它不能说是全体所有人的自愿选择。
14．卢森贝说：“西斯蒙第的危机论是抽象的；其所以是抽象的，当然不是说它把不甚重要的而且仅仅使事物复杂化的因素丢开了，而是说它把一定的生产方式抽去了……他不了解，譬如说，在共产主义社会内产品的过剩不会引起任何危机，因为过剩的产品将充作储备基金，在以后计划生产时予以考虑……问题不在于生产超过消费的事实本身，而在于这一事实发生在什么样的经济制度之下。”[4] 138
如果这种产品过剩所造成的损失超过了曾经的投入，也不是一种危机吗？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生产方式下，危机的表现形式都是相同的，其造成的后果也是相同的。不管人们把这种过剩称为什么，都改变不了这种后果本身。如果这种过剩考虑到了未来的需要，那么便是适当的，因而无所谓危机；如果并不是适当的，就是一种危机——不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之下。难道说任何水平的产品过剩，都可能成为储备资金吗？
15．列宁说：“正是积累和生产赶过消费，而且非这样不可，因为积累主要是靠生产资料，而生产资料是不用于‘消费’的。西斯蒙第认为，积累是生产超过收入这种说法是李嘉图学说中的一个错误和矛盾；实际上这种说法完全符合现实，表明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这种超过是任何积累所必需的，而一切积累在消费品市场并未相应扩大甚至还缩小的情况下也为生产资料开辟新的市场。” [12]126“资本家不能消费额外的价值的论点，不过是庸俗地重复斯密对一般实现的糊涂看法。只有一部分额外价值是消费品；另一部分则是生产资料（如铁厂厂主的额外价值）。这后一部分额外价值的‘消费’是由它转入生产而完成的；制造生产资料的资本家自己消费的不是额外价值，而是从其他资本家那里换来的不变资本。”[12]128
市场经济背后的无形之手，是推动经济均衡发展的，而不是无止境地推动生产资料来生产生产资料的；只有在计划经济下，政府那只有形的手才可能这么做。而既然说“这种超过是任何积累所必需的”，那么又何以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呢？
16．凯恩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极权国家的制度似乎解决了失业问题，但那是以牺牲效率和自由为代价的。”[13]292

2009-12-9

这事论文直接粘上的？/

写的不错。是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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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他的这样一种观点也是与之一脉相承的，他说：“土地的所有权只是法律为公众的利益而允许的一种让与权；但是，每个人对自己的人身，以及对自己的劳动果实的权利是在有法律以前就已经存在的。”[1]118-119事实上，对土地的所有权也是一种劳动的结果，但这种结果不是土地本身，而是使这种土地能够得以顺利进行生产的那种现实状态。这种状态虽然后来是通过法律得以维持，但这种法律维持却是建立于所有者的努力的基础之上。显而易见，那种个人对自己人身以及其他劳动果实的权利，同样也是基于法律的保障。
”说的很有道理。

谢楼上诸位.
注解之前还有三分之二的内容.但尚未通过审核.

其他内容已通过审查.

好文章，有价值。值得一读。

呃 文章太长了 看不下去 不过最近刚刚看了他的关于税收的 一些思想

你们的支持,是对我的鼓励.如果能够看到批评,我将不胜感激并认真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