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7月，南京的夏天异常闷热。南京大学一位中年教师胡福明，在医院照顾因病入院的妻子。同病房里有四五名女病人，他不方便进去陪护，就在医院走廊构思了一篇文章。

投稿后，他对一个好哥们儿说，“我坐牢你要送饭”。哥们儿答，“那当然，你坐牢我肯定会送饭。”

1978年5月，文章在《光明日报》头版刊登，在当时的中国如一声炸雷，引发激烈讨论。邓小平看后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思想来一个大解放”。

这篇文章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胡福明没有坐牢，迎面吹向他的，是改革的东风。

这是刊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光明日报》和修改过的清样（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01

1978-1983：万物生长

1978年春天的大学校园，清新怡人，迎来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新生。

借了辆自行车赶考的冯仑，进入了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游吟歌手”徐小平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

熊晓鸽忐忑的从工科调剂到湖南大学外语系，唯一能说的完整英语句子是“Albania is a socialist lantern in Europe.”

阎焱那时的理想还是飞行员，在收到南京航空学院录取通知书后，他嘚瑟地对办理转关系的公社干部说：“我要去开飞机了，到时候我的飞机落在这里，就可以把你们接走了。”

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工程系迎来了“三剑客”黄宏生、李东生、陈伟荣。20年后，由这三人领导的创维、TCL、康佳，占据了中国彩电业的半壁江山。

半年后的秋天，29岁的马蔚华圆梦吉林大学经济系；12岁的少年张亚勤用一个月啃完高中教材，考入中科大。

1978年，这是中国和时代的一个重要拐点，高考史上罕见的一年迎接了两届学生。从1180万考生中搏杀而出的 62.7万新生，带着希望和梦想涌向校园。无数个体命运的轨迹，自此改变。

这是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并非人人都如此幸运。

刘永好三兄弟的大学梦因成分问题戛然而止，干脆养起了鹌鹑，报考常熟师专的俞敏洪落榜了，成为了全班唯一一个没被录取的学生。潘石屹养的猪被狼吃掉了半只脸，他还没有从这个阴影中走出来，就又担心起另一件更让他恐惧的事儿：他只有一条裤子，如果磨破了，会露出里面的花裤衩。

上大学并非是那时唯一的选择。让人羡慕的还有王健林、任志强、宁高宁这样的军人，张瑞敏、王石这样的工人，以及柳传志这样的技术员。

敏锐者早已从蛛丝马迹中感受到时代的变迁，有志者亦不甘被庸常的生活所埋没。

1978年，已过而立之年，端着茶杯看报纸的柳传志，竟在《人民日报》上惊喜地读到一篇教人养牛的文章。

比他小一岁的任正非因获得了全军技术成果一等奖，被派去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第一次听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

27岁的任志强荣立三等功，满心欢喜地向父亲汇报，却碰了一鼻子灰，于是决心自己打拼出人头地。

和他同岁的王石，睡在铁路边的临时宿舍里，晚上工友打开电视，断断续续接收的香港台里，那些刺激感官的画面，让他感到新鲜、诱惑。

即将到来的80年代，的确和电视画面一样绚烂多彩，但他们还不是舞台上的主角。

乡镇企业四大天王——大邱庄的禹作敏，华西村的吴仁宝，南街村的王宏斌，横店村的徐文荣，身兼党支部书记和乡镇企业法人双重身份，是一个村或庄的“教父”。

步鑫生在车间，与工人一起研究新产品的剪裁方案（1984年6月11日）。新华社记者 戴纪明 摄

比他们更出风头的，是浙江海盐衬衫厂的步鑫生。时代的高光，打在这个敢砸“大锅饭”的厂长身上，即使是鲁冠球登门，他也无暇接见。无数场全国巡回演讲，如同现在疯狂的粉丝见面会，“你砸我牌子，我砸你饭碗”的口号响彻全国。

万物苏醒，肆意生长，录音机中飘出邓丽君的“靡靡之音”，仿佛个体自由伦理的“我在”呢喃，弥漫着一种无坚不摧的颠覆渴望和哲性魅惑。

喇叭裤子像裙飘，花格衬衫扎外腰，蛤蟆镜上贴商标，头发烫的像羊羔。

1982年1月，上海最大的一家理发店——南京理发店新添置了26台大型落地吹风机。每天这里接待250多名女顾客烫发，星期天增加到350至400名。新华社发

渴望冲破束缚的城市青年，用奇装异服彰显个性；而在偏远的农村，泥泞求存的小人物，则引爆着一个又一个改变中国的大事件。

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巨大的风险按下红手印；在家门口卖纽扣、拉链，遇到打击投机倒把就慌忙躲起来的章华妹，成为中国第一个合法个体工商户；一个炒瓜子的“傻子”年广久，给改革出了道难题，雇12个人，算不算剥削？

这些来自社会边缘和底层的小人物，随着潮水的方向行至浪尖。他们没看过高深文件，没学过改革理论，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的朴素愿望，构成了他们敢为天下先的全部动力。

他们是宏大构想中的人间烟火，用行动，诠释了改革开放的初心，以及，改革的力量来自何方！

02

1984-1991：激情燃烧

到1984年，年广久瓜子厂雇佣人数已超过百人。面临牢狱之灾的他，被邓小平点名保护，“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有人大喊着报信，“傻子不得了了，以后没人敢动你了”。

那一年，邓小平已步入耄耋之年，但老人的一句话振聋发聩，惊醒无数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商品经济”的合法地位被确立，经济改革的主战场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无数愿意用双手创造财富的“傻子”，一头扎进神秘莫测的“海”，开始了一场改变命运的探险。

已届不惑的柳传志，终于忍受不了每日看报的生活，怀揣中科院的20万投资，开了一家“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

没什么生意，柳传志就摆摊卖起了运动裤衩和家用电器。他把钱缝到裤子里到处进货，“倒爷”之路并不顺利，很快，就被一个女人骗走了14万。

33岁的王石，却已是玉米界资深“倒爷”，他筹建了一个奇怪的公司——“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公司做了一个硕大的霓虹招牌，到了晚上，艳光四射，每个夜间进出特区的火车乘客，都会多看几眼。四年后，公司改名万科。

为了给华远赚出注册资本，任志强倒卖了80多台电视，赚了30多万。之后，他从银行申请了几百万的贷款，南方采购、北方销售。

“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1978年至1984年，六年的积攒，让改革的潮水，掀起了第一次全民下海的巨浪。

23岁的段永平愤然离开分配单位北京电子管厂，因为那里“人人都觉得能干，却什么都不干”。

在惠州，27岁的李东生在一个简陋的农机仓库，与香港人合录磁带，未来的TCL发出了第一声。

在广东顺德的容奇镇，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但已过半百的潘宁，凭借手锤、手锉、万能表等简单工具，硬是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双门电冰箱。

数年后和潘宁共同成就“北海尔南容声”传奇的张瑞敏，正顶着压力，接下已经亏损147万的街道小厂。新官上任的他，气愤地烧了“第一把火”—— “不准在车间大小便”。

1985年，海尔砸掉76台不合格冰箱。

1984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国企迎来大放权。两件事得以明确，一是厂长负责制，另一是，可以贷款引进国外先进设备。

这让褚时健眼前一亮。在昆明一个申请贷款的会议上，他把自己的总工程师拉出会场，飞奔到一个小饭馆，没笔没纸，就用筷子蘸着碗里的米汤算账。当米汤汁铺满了大半张桌面时，两人飞奔回来，当众报出了一个当时看来的天文数字——2300万美元。自此，玉溪烟厂全部换成国外一流设备，换道超车。

此后的褚时健，一路开挂，远处的哀牢山，他只是一瞥而过。

新东方“三架马车”当年尚无踪影。俞敏洪站在北大礼堂某个角落，看校团委文化部长徐小平和艺术团团长王强，在舞台上闪耀光芒。

激情燃烧，潮水奔涌。1984年创立的企业，许多至今仍星光熠熠，若干年后，这一年被很多人称为“中国企业元年”。

几个年轻人，闪身而过，勾勒命运的细节。

10岁的刘强东，因为第一次看到了电灯而心潮澎湃。

第三次参加高考的马云，总分还是差了5分，被杭州师范学院破格升入外语本科专业。

在西安上大一的周鸿祎，编了一个小程序在电影院门口“科学算命”，赚到人生中的第一个一百块。

初二的马化腾，举家迁到了中国最年轻的城市——深圳。

三年后的1987年，一个青年人给 “蛇头”交了50元后，从铁丝网下的洞爬了过去。兴奋叫道：“深圳，我潘石屹来了！”

也是这一年，深圳两间四周杂草丛生的“简易房”里，任正非和他人合伙投资21000 元创办了一家小公司，取名“华为”。那年他43岁，决意放手一搏。

要搏的还有宗庆后。1987年，他准备在儿童营养液领域发力，朋友劝阻，他说“你能理解一位47岁的中年人，面对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机遇的心情吗？”

没有人敢轻视一个发狠的中年人。

1989年香港联想大亏，中年人柳传志急急忙忙赶到香港，他瞪着通红的眼睛，对香港的合作伙伴说：“我这次是腰里别着手榴弹来的，如果公司垮了，我会绑着你们一块儿跳楼！”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底色，但不论哪个时代，那些咬牙切齿和生活死磕的人，总是更能得到命运的垂青。

80年代末，一首叫黄土高坡的歌让整个中国刮起了西北风热，街上老幼妇孺都会哼唱，“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

那时风刮过的地方，还没有猪能随随便便起飞，西北风掠过苍茫、悲凉、激越、深沉的黄土地，只留下肆意生长和关乎生死的粗野喘息。

03

1992-1998：光辉岁月

在历史的另一个切口里，“留学热”日渐升温。

1985年，唐骏去了日本；1986年，阎焱、熊晓鸽、张朝阳、张亚勤去了美国；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国，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盘子，和在国内发展的俞敏洪像两条平行线，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俞敏洪和徐小平的生命轨迹再次相交，已是1995年。俞到温哥华邀徐回来加盟新东方。徐小平问：你都这么有钱了，还追求什么? 俞沉吟半晌答：“还缺少崇高感！”

徐小平出国的日子，中国改革开放迎来新的高潮。

深圳特区的打工妹（1992年9月10日发）。新华社记者 潘家珉 摄

1992年，已经88岁的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

“发展才是硬道理”，南巡讲话，又一次荡起了滚滚春潮。万丈春辉，暖透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步伐气壮山河。这一次被点燃创业热血的，还有一大批体制内精英。

相较于此前由下而上“仰攻”的草根从商，这批精英携体制内历练多年的优势，呼啸而下。

副局级干部陈东升，离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拍卖公司嘉德拍卖、中国第一家物流公司宅急送，后来又募资创办了泰康人寿保险公司。

在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上班的毛振华，下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评估公司。

在物资部对外合作司工作的田源，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期货经纪公司。

人事司司长狐疑问到： “你说不要行政级别，是不是骗我们？”田源大笑：“我今天离开这个门，就永远不会再回来！”

国家体改委任过职的冯仑，决定到海南碰碰运气。和他抱有同样想法的，还有潘石屹、王功权、易小迪、王启富和刘军。

六个人一拍即合，“万通六君子”出道，很快，就在“十万人才下海南”的癫狂楼市中，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29岁的千万富翁李书福，在放弃自己一手创办的北极花电冰箱厂后，也来到了这片热土。

直到海南楼市泡沫忽然破裂，“跑得太慢”的他把“几千万全赔了”，由此彻悟：“我只能做实业。”

血气方刚的史玉柱刚刚创立巨人公司一年，他以豪赌的方式用一张汉卡，在中国早期IT界杀出一条血路，打算建一座高耸入云的巨人大厦。

任正非迎来了人生的一个转机，华为自主研发的大型交换机，终于在这年研制成功。1992年底，华为的销售额超过了一亿元。
1992的波澜壮阔，出国的徐小平自然无感。

那一年，被北大开除的俞敏洪办了一个培训学校，刚有起色，一个广告员被竞争对手捅了三刀。为显示自己的真诚，俞敏洪请公安局的人吃饭，喝酒喝到了医院，抢救了两个半小时才脱离危险。回家的路上，他一边哭，一边撕心裂肺地喊：“我不干了，把学校关了。”

俞敏洪后来出了本书，叫《挺立在孤独、失败与屈辱的废墟上》。

92年前后下海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有个浪漫怀旧的名字——92派。

92派是 “夹心层”，用陈东升的话说：上，有引领风潮的草根派，他们属于“制造英雄”“工业英雄”；下，有独领风骚的海归派，他们算作“互联网英雄”“新经济英雄”。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为适应经济发展，培训企业管理人员，1994年举办8期中英文电脑学习班、共培训企业干部、社会青年、外来工等350多人（1994年11月15日发）。新华社记者 刘玉生 摄

1992年，日后翻云覆雨的 “互联网英雄”，还奔波在各自的命运之路上。

刘强东那年18岁，他背着被子、脸盆和老乡们凑的76个鸡蛋，以及缝到内裤里的500块现金，兴冲冲到人民大学报道。为赚生活费，他一个周末抄了4万多个信封，宿舍熄灯，别人都睡了，他就搬个小板凳在厕所、走廊抄。

马云从大学毕业当了英语教师，嫌工资太少，就和几个朋友在杭州办了一家小小的海博翻译社。

王志东宅在家里研发“中文之星”中文软件平台。马化腾还有一年大学毕业，之后他去了一家通讯公司打工 ，文静低调，不显山不露水。

雷军加入做软件的金山公司,丁磊在成都读大三，李彦宏在美国攻硕士。

张朝阳戴墨镜扎马尾，一边叛逆着,一边拿到了麻省理工的博士学位。三年后从美国回来，他才感到“那种在亚文化里生活的麻木和冷漠逐渐被暖过来了”。

“一生要走多远的路程 ，经过多少年 ，才能走到终点，梦想需要多久的时间 ，多少血和泪 ，才能慢慢实现， 潮来潮往世界多变迁 ，迎接光辉岁月，为它一生奉献……”

1990年代，Beyond乐队一首《光辉岁月》，让许多躁动的灵魂得以安放。

每一滴泪水和汗水都是相同的，每一代弄潮儿的苦楚和风骚却各有各的不同，他们的落寞与辉煌难以复刻，集结了太多的天时地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