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 它就已经遭到了传播不实信息、导致社会动乱的指控。有些人操控利用了Facebook的自动系统，用“虚假新闻”释放有毒的政治诱饵。至少有一百个网站被追溯到马其顿小城韦莱斯，支持特朗普的Facebook群组流量是不是处于高峰。

假新闻源也向Facebook支付了“微定向”广告，这些广告面向的是容易洗脑的用户群。

另据美国情报部门称，其它行动罪魁是俄罗斯特工，后者通过制造政治混乱帮助特朗普获胜。今年2月，负责俄罗斯干扰美国总统大选的调查专员Robert Mueller，指控了13名俄罗斯人使用Facebook，Twitter和Instagram进行“干涉行动”，花钱投放中伤希拉里·克林顿的广告，从而影响民主党派人士的投票决定。

根据预估，这场干涉行动效果惊人，不到一百名特工，触达操纵了一亿五千万用户。甚至还有一些公司的前高管跳出来，公开批评Facebook加剧了分裂，煽动了公众情绪。

去年发表在“美国流行病学杂志”上的重要研究之一，就是在三年内跟踪超过五千名Facebook用户的行为，研究发现，使用率上升，可能会导致用户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下降。

2017年11月的一次活动中，Facebook的第一任总裁肖恩帕克称自己是社交媒体的“尽责的反对者”，他说，“只有上帝知道它对我们孩子的大脑有什么影响。”几天后，Chamath Palihapitiya，前任用户增长副总裁告诉斯坦福大学的听众说，“我们创造的短期多巴胺驱动的反馈循环，正在摧毁社会的运作方式，没有民间话语，没有合作，只有虚假的信息，误导的真相。”

Palihapitiya曾于2007年到2011年在Facebook工作，这位硅谷著名人物表示：“我感到极度内疚。我想我们都知道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他补充说，他不允许自己的孩子使用Facebook这种狗屎。”

为此，Facebook很快通过声明回应道：“Palihapitiya于2011年就离开了公司，所以对现在的情况不算是了解。与六年前相比，现在的Facebook已经完全不同。”

今年3月，Facebook遭遇了更大的丑闻：《纽约时报》和英国《观察家报》报道，有研究人员获得了Facebook用户的个人信息，并将其出售给了特朗普和共和党雇用的咨询公司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这家机构通过使用“心理”技术来操控选民的行为。

也就是说，共计8700万Facebook用户的个人数据信息遭到了泄露。更为夸张的是，Facebook早在2015年12月就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但却一直保持沉默，既没有告知用户，也没有报备监管机构，而只是在媒体曝光之后才站出来承认了这件事。

剑桥分析的曝光，引发了Facebook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更是引起了广大民众对于大科技时代的反思甚至批判。直到现在，Facebook都还处于美国联邦调查局、证券交易委员会、司法部以及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调查之下。

此外，英国、比利时以及澳大利亚等外国政府机构，也纷纷要求Facebook做出解释陈述。

另外，包括特斯拉和苹果在内的科技同行们，也没有对Facebook表现出任何同情。

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删除了名下多家公司的Facebook主页，包括特斯拉和SpaceX。苹果CEO蒂姆·库克则在采访中表示：“其实，对于科技公司来说，利用大量用户数据信息来赚钱，是一件比较常见、比较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并没有做。”

5月举行Facebook年度股东大会上，高管们努力维持秩序，情绪激动的投资者要求扎克伯格辞任董事长。而在会场外面，一架飞机上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你毁了民主”，这个广告来源于公益组织“从Facebook获得自由”，后者向美国证监会提议，要把涉嫌垄断的Facebook进行拆分。

7月25日，Facebook的股价下跌了19％，市值减少了1190亿元，这是华尔街历史上最大单日跌幅。

《名利场》的科技作者尼克·比顿在推文中称，扎克伯格每秒损失270万美元，“这是美国人平均一生收入的两倍。”

Facebook的用户群在美国和加拿大走平，在欧洲略有下降，高管警告称，收入增长将进一步下滑，部分原因是丑闻导致用户开始拒绝Facebook收集个人数据。Facebook开始失去公众的信任。

暖男马克和“国王”扎克伯格



朋友们将这种艰辛和磨难描述为扎克伯格成功的副产品。他被经常拿来与另一位哈佛辍学生比尔·盖茨相提并论，后者也是小扎在商业和慈善事业的导师。

盖茨告诉我，“但凡一个人聪明能干、身家富有，出了问题之后却不愿意承担责任，就会给人一种傲慢自大的感觉。但我要说，扎克伯格并不是这样一种人。”尽管如此，批评者依然认为Facebook是一家被贪婪和利润蒙蔽双眼的公司。

今年夏天，我们在扎克伯格家里，办公室和电话里，进行了一系列的对话。我还采访了公司内外的四十几个人，了解其文化，扎克伯格的表现和决策。我发现扎克伯格非常拘谨和紧张，那些没有提前准备过的问题，他一般不会过多作答，包括真理的含义，言论自由的限制以及暴力的起源。

扎克伯格还引发了关于硅谷道德品质及其领导人良知的全面辩论。

斯坦福大学的科技史学家莱斯利·柏林告诉我，“长期以来，硅谷都享受了全美国敞开怀抱的接纳。现在每个人都说，这是（硅谷的）诡计吗？扎克伯格正在处理的问题是：我的公司应该成为20亿人对真理和体面的仲裁者吗？从没有人面对过这么大的问题。”

Facebook的总部位于门洛帕克的Hacker Way1号。园区是个独立的世界，提供硅谷全方位的免费服务：干洗，理发，音乐课和丰富的食物选择，包括烧烤、沙拉、印度咖喱吧。园区的设计者是迪士尼的顾问，类似一个人造小镇，沿着主要街道设有商店，餐馆和办公室。从空中俯瞰，可以看到路面上的巨大的单词“黑客”（HACK）。

在扎克伯格的园区里，他就是国王。高管们对他过度赞赏，员工为他遭受公众误解而打抱不平。

负责Facebook区块链项目的大卫·马库斯告诉我，“当我看到他被批评时，我很心疼他，因为他不是那样子的。”

“他不是个混蛋，”一位前高管告诉我。 “这就是员工们留下来工作的原因。” 与出现在公共场合相比，私下里扎克伯格是一个暖男。这让人想起克林顿。这两个人的公众形象和个人真实形象，有着相当大的差别。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找到一种方式来向公众正确表达出自己真实想法、展现出自己的真实性格。

公开场合的扎克伯格，很少自我反思。去年春天，在接受美国CNN电视采访后，他说他想建立一个“我的女儿在其中长大并为我而自豪”的公司。CNN将这剪辑为新闻事件，标题为“扎克伯格罕见的情感流露”。

面对公众的指责，扎克伯格似乎相当委屈。

“我不是最圆滑的人，一旦说错话，代价很大”，他说，“所以，我并不想让身边的人来承受自己说错话的后果。”

扎克伯格在公司内部的崇高地位，让他很难倾听到真实声音，他有时试图自己寻找真相。

2013年，他立下新年决议，他要每天认识一个并不是Facebook员工的新人。2017年，他在一次“倾听之旅”中前往美国三十多个州，希望更好地了解外面的世界。

奥巴马总统前任竞选经理大卫普劳夫参加了这场巡回之旅。他告诉我，“当一个政治家去其中一个地方时，会花一个小时，然后自说自话50分钟。扎克伯格会说5分钟，然后只是提问。”

但这场巡回之旅，在公众眼中，却相当笨拙可笑。

一位专业摄影师记录了扎克伯格在威斯康星州喂牛犊、订烧烤，以及在密歇根州的福特工厂装配线上工作的场景。刻薄的网民说，这些照片让他看起来像是外星人第一次探索人类。参与此次巡演的前Facebook高管对朋友说，“没有人想告诉马克，也没有人真得对马克说，这看起来真的很蠢。”

扎克伯格近一半的生命都花在自己创办的公司之中，亲手挑选副手，建立公司制度，甚至Facebook的标志性颜色皇家蓝也反映了他的品味。

扎克伯格是红绿色盲，他选择蓝色是因为他看得最清楚。首席运营官谢丽桑德伯格告诉我，“有时马克会在公司说，好吧，我从来没有在其他任何地方工作，但谢丽告诉我…… ”她接着说，“他承认他没有丰富的经验。他只有他本人的经历，而成为马克扎克伯格是非常特别的。”



崇拜奥古斯都的中产男孩



早在看起来不可避免或者看似合理之前，扎克伯格就对自己的潜力有着充分认识。他的老朋友说， “我认为马克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人，一个注定的伟人。”

扎克伯格发现，很多历史巨人都是在大城市附近的小镇长大，在扎克伯格的故事里，这个地方就是纽约的Dobbs Ferry，位于纽约市以北25英里的威彻斯特郡郊区。

他的母亲Karen Kempner在皇后区长大，通过相亲认识了正在学牙医的Edward Zuckerberg。他们结婚并生了四个孩子。马克，唯一的男孩，排行老二。马克的母亲是一名精神科医生，她最终放弃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照顾孩子并管理与家族所有的牙科诊所。

扎克伯格的父亲则是一名牙医，但他也是一名十足的技术迷。Ed Zuckerberg将自己称为无痛博士Z，后来通过直邮推广牙科，邮件上写着是“我真是Facebook的父亲！”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Ed购买了早期的个人电脑Atari 800以及I.B.M.XT，马克借此学会了编程。十二岁的时候，他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网络ZuckNet，可以在自己家里和他父亲的牙科诊所之间共享信息和文件。

大卫霍尔兹告诉我，他看扎克伯格和其它孩子在一起，感觉到他“超越了他的同龄人。他正在考虑其他人没有想的事情。”

当我问扎克伯格的驱动力来自哪里时，他追溯到他的祖父母，他们在二十世纪初从欧洲移民过来。 “他们过来，经历了大萧条，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他说。 “他们对孩子的梦想是，他们每个人都会成为医生，他们做到了，而我的母亲总是相信我们应该有更大的影响力。”

他的大姐兰迪，早期Facebook的发言人，已经开始写书并主持一个广播节目；唐娜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如今在编辑在线经典杂志；阿丽儿曾在Google工作并担任风险投资家。

当扎克伯格读高三时，他转学到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在那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编程、击剑和学习拉丁语。从那时起古罗马便成为他终生的痴迷，首先是因为语言（“它非常像编程或数学，所以我很欣赏”），然后是因为历史。扎克伯格告诉我，“我认为奥古斯都是最迷人的角色。他通过严酷的统治建立了两百年的世界和平。”

历史上的奥古斯都，十八岁时建立自己的权力，征服了埃及，西班牙北部和中欧的大部分地区，并将罗马从一个共和国变为一个帝国。他还消灭了政治对手，驱逐了他乱交的女儿，并安排处决了自己的孙子。

“哪有什么权衡取舍？”扎克伯格激动起来， “一方面，世界和平是人们今天谈论的长期目标，两百年的和平相当难得。另一方面，（和平）不是免费的，他必须做某些事情。“

2012年，扎克伯格和陈在罗马度过了他们的蜜月。他后来说，“我的妻子取笑我，说她认为蜜月期间有三个人：我，她和奥古斯都。所有的照片都是奥古斯都的不同雕塑。“这对夫妇甚至将他们的第二个女儿命名为August。



增长压倒一切：窥视、操纵和抗议



2002年，扎克伯格到哈佛大学报到，在那里他投身黑客精神追求破坏庆祝荣耀。 “那种对当权者来说‘去你妈的’（氛围）非常强大，”他的老朋友说。

2004年，作为一名大二学生，他开始与四名同学一起成立Thefacebook.com（“the”在次年被去掉）；所有权的法律纠纷，包括孪生兄弟卡梅伦和泰勒温克莱沃斯提起的诉讼，指责扎克伯格窃取他们的想法;随之披露的令人尴尬的消息，其中扎克伯格嘲笑用户给他这么多数据（“他们’相信我’，愚蠢的人。”）。

他对这些言论表示遗憾，并在此后的岁月里努力说服全世界他已经放弃了这种思维定势。

在扎克伯格大学二年级期间，在派对等待上卫生间的时候，他遇到了大一新生Priscilla Chan。她的父母追根溯源到中国，她在越南长大，战后随难民抵达美国，定居在马萨诸塞州的昆西，在那里他们为中餐馆洗碗谋生。普丽西拉是三个女儿中最大的一个，也是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 “我突然去了哈佛，这里有真正的知识分子，”她说， “然后我遇见了马克。”

普丽西拉与扎克伯格的背景完全不同 ，“我的高中同学有一半去上了（社区）大学，后来一名木匠或机械师”。出身的不同会导致一些隔阂，但是她说，”我必须尽早意识到我不会改变马克。”

哈佛毕业之后，陈在一所小学任教并最终成为一名儿科医生。 2017年，她不再行医，回归家庭。

当我问陈有关扎克伯格如何回应公众批评时，她说 “他真得坐了太长时间，以至于他的肌肉收缩，伤了他的臀部。”

大二之后，扎克伯格搬到了帕洛阿尔托，然后就此定居。

扎克伯格携带两套名片。一个写得是“我是CEO。 。 。婊子！”参观者会遇到一个骑着罗威纳犬的衣着暴露的女人的涂鸦壁画。在Adam Fisher关于硅谷的口述历史“天才之谷”中，一位名叫Ezra Callahan的早期员工沉思道，“'互联网的方向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这群19，20，21岁的富裕的白人男孩影响呢？”

Facebook推出时很幸运：硅谷正从互联网泡沫破灭中复苏。互联网基本上不受监管；先行者可以积累大量的追随者并巩固权力，而廉价智能手机的崛起吸引了数百万新用户；没有隐私意识的用户，交出大量个人信息，而且是免费的。

增长小组的创始成员亚历克斯舒尔茨说，他和他的同事们在追求扩张方面都很狂热。 “你会为那寸土而战，你会为那寸土而死，”他告诉我。

Sandy Parakilas于2011年加入Facebook，担任运营经理，“我们相信增长宗教。”他说，“增长团队是最酷的。”

为了获得更大的覆盖，Facebook做出了致命的决定，对外开放大量数据。

在Facebook工作几个月后，Parakilas发现，有些游戏会读走用户的信息和照片。他说，有个案例里，开发人员收集用户信息，包括儿童信息，以便在自己的网站上创建未经授权的个人资料。Facebook在有系统检查滥用之前，就已经对外开放了数据。 Parakilas建议立刻审计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他被一位高管拒绝了，因为公司都在关注“增长”。

新员工了解到，衡量公司业绩的一个关键指标，是有多少用户在过去7天中有6天登录了Facebook，这一标准被称为L6 / 7。

“你可以说，这是有多少人喜欢这项服务”，2012年离开公司的Parakilas表示。“但是，如果这是你的工作目标，你开始考虑'嗯，我可以用什么黑暗模式让人们重新登录？'”

通过调整虚荣，激情和易感性的杠杆，Facebook工程师成为了一种新的行为主义者。 2012年，当陈在医学院时，她和扎克伯格讨论了器官移植的严重短缺，启发了扎克伯格在Facebook上添加一个小的功能：如果人们透露他们是器官捐献者，这个消息自动向好友发送通知，在该功能出现的第一天，它在全国范围内增加的官方器官捐献者翻了二十倍。

紧接着，Facebook也拥有了影响选民政治行为的能量。

研究人员发现，在2010年中期选举期间，Facebook能够通过向他们展示已经投票的朋友的照片，并让他们选择点击“我投票”按钮来刺激用户投票。这项技术使得投票量提高了34万人，是2016年同期数据的四倍多。它成为员工熟悉的竞选笑话——Facebook可以通过选择在哪里部署“我投票”按钮来推动选举、改变选举结果。

这些能力可能会被滥用。 2012年，Facebook数据科学家将近七十万人当作实验小白鼠，为他们提供快乐或悲伤的帖子，来测试情绪在社交媒体上是否具有传染性。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确实有传染性。）

当研究结果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中，引起了用户的骚动，许多人都惊恐地发现他们的情绪可能被偷偷摸摸地操纵了。用谷歌前设计伦理学家特里斯坦哈里斯的话说，Facebook正成为“说服技术”的先驱。扎克伯格和其他高管最终发现，即便用户最初会反对，但他们最终依然会接受改变的发生。

2006年，Facebook推出了新闻流，该功能在用户更改个人资料图片，加入群组或更改关系状态时会突然提醒朋友，这在公司总部发生了一场街头抗议活动，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了一个反对变革的Facebook小组。扎克伯格发布了一个不温不火的道歉（“冷静下来。呼吸。我们听到你了。”），但最终，人们最终习惯了新闻流。

2006年，扎克伯格在这家初出茅庐的公司做出了最不受欢迎的决定。雅虎出10亿美元收购Facebook，而当时的高级助手马特·科勒回忆道，“我们的增长已经停滞不前。”科勒和其他许多人恳求扎克伯格接受这一提议，但他拒绝了。

“几乎所有高管都对他和业务失去了信心，”科勒说。

接下来，大多数高管都在十八个月内离开了，扎克伯格说，“完全崩溃了，但我从中学到，如果你坚持自己的价值观，那么你就能度过难关。有时它需要些时间，你必须重建，但这是非常有力的一课。”

有几次，扎克伯格在涉及隐私的问题上跌跌撞撞。2010年，他说隐私不再是一种“社会规范”。

那一年，公司在默认公开大多数用户信息后，再次发现自己陷入困境，联邦贸易委员会谴责Facebook“采取了不公平和欺骗性做法”。

扎克伯格不得不签署了一项同意法令，承诺建立一个“全面隐私计划”，并在接下来的二十年每隔一年都对其进行全面评估，“我认为有少数高调的错误……使我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蒙上阴影。”

Facebook有句海盗格言，即“快速行动，打破局面”（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这种格言标志着这样一种观点，即最好是有缺陷的第一名而不要小心谨慎和追求完美。

安德鲁·博斯沃思（Andrew Bosworth）曾是哈佛大学的助教，现在是扎克伯格任职时间最长的副手之一，他解释说：“失败可能是一种成功的形式。这不是你想要的形式，但它对你如何学习是有用的。”

在扎克伯格看来，怀疑论者往往只是顽固守旧和谩骂而已。

“总会有人想让你慢下来，”他在去年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说道。 “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经常不做大事，因为我们害怕犯错误，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我们就会忽视今天所有错误。实际情况是，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将在未来出现问题。但这不能阻止我们开始行动。”

2012年，扎克伯格为Instagram支付了10亿美元，该公司当时只有13名员工。公众批评这个收购价太高了，但它被证明是互联网历史上最好的投资之一。

今天，Instagram的价值是扎克伯格为其支付的价值的一百倍以上，更重要的是，它受年轻人欢迎，这一群体对Facebook的兴趣在不断下降。

那年春天，Facebook在纳斯达克上市，估值为一千零四亿美元。上市当天出现技术故障，许多人怀疑公司被高估了。股价迅速下挫。华尔街日报称这场IPO是场“惨败”，股东开始起诉Facebook和扎克伯格。

“我们受到了很多批评，”他回忆道。 “我们的市值减少了一半。但我坚信我们做的是正确的事情。”（即使最近暴跌，Facebook股票的价值比IPO时上涨超过四倍。）

扎克伯格为公司实现逆势扩张而倍感自豪。

2011年，当用户开始从台式电脑转向手机时，Facebook也开始了移动话转型。扎克伯格告诉员工，对转型没有贡献者会被赶出办公室。博斯沃思回忆说：“在一个月之内，如果你没有拿出移动端的产品，你真的无法与马克会面。”

2014年，随着问题的积累，Facebook改变了其座右铭，从“快速行动，打破局面”变成了低调的“用稳定的基础架构快速行动。”尽管如此，在内部，创业精神仍然存在。



失控的代价：助力暴乱和骚动



2016年初，扎克伯格指示员工加速发布视频流服务Facebook Live，并将其工程团队从12个扩展到100多个。

但问题接踵而至，Facebook Live视频里呈现了人们自杀或从事犯罪的活动，在审核者发现并下架视频之前，就开始广泛流传。服务推出几个月后，一位名叫安东尼奥·帕金斯的芝加哥男子在Facebook Live上被枪杀，视频被观看了数十万次。

这一事件本应成为减速的警告。但是，第二天，博斯沃思发送了一份值得注意的内部备忘录，证明Facebook“丑陋”的社会影响是增长所必需的权衡代价：“任何能让我们更频繁地连接更多人的事情都是*事实上*的好事。”

今年春天，在备忘录被泄露给BuzzFeed之后，博斯沃思说他一直在扮演魔鬼的拥护者，扎克伯格发表声明：“波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领导者，他说过许多挑衅性的事。这是包括我在内的Facebook大多数人强烈不同意的观点。”

随着Facebook的海外扩张，它的盲点也在扩大。该公司的未来发展，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但该平台已成为全球脆弱地区引发暴力的强大催化剂。在旗下产品WhatsApp的最大市场印度，恶作剧引发了骚乱，私刑和致命的殴打。无奈的当地官员在去年一年提出了六十五次关闭互联网的请求。

在利比亚，人们利用Facebook交易武器。在斯里兰卡，佛教暴徒今年春天因谣言袭击了穆斯林，一位总统顾问告诉《纽约时报》，“问题出在我们身上，但Facebook在煽风点火。”

缅甸的损伤最为严重，穆斯林少数民族遭受残酷的杀戮，群奸和酷刑。

2012年，该国约有1％的人口可以上网。三年后，这一数字达到了25%。在当地，智能手机通常预装了Facebook应用程序，佛教极端分子试图通过谣言信息，煽动种族紧张局势。

Wirathu是一名拥有大量Facebook追随者的僧侣，他在2014年引发了一场针对穆斯林的致命骚乱，当时他分享了一份关于强奸的虚假报告，并警告说“异教徒在对抗我们”。

从2013年开始，缅甸的一系列专家与Facebook官员会面，警告他们正在助长袭击。缅甸的企业家大卫·马登向官员们做了次演示，指出Facebook类似于在卢旺达种族灭绝期间传播仇恨的无线电广播。

Facebook高管回应说，他们正在招聘更多的缅甸语网管来下架危险内容，但该公司一再透露实际雇用了多少人。

直到去年3月，情况变得严峻：近一百万罗兴亚人逃离缅甸。

联合国认为这是一场种族灭绝，负责调查危机的联合国调查员说，“我担心Facebook现在变成了一头野兽，违背了它的初心。”随后，当被质询时，扎克伯格重申了Facebook“招聘数十名”缅甸语内容审稿人的说法。

三个多月后，我问了缅甸技术中心Phandeeyar的CEOJes Kaliebe Petersen ，缅甸有什么进展没有。 “我们没有看到Facebook的任何实质性变化，”他告诉我。 “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在Facebook上讲缅甸语。这里的情况越来越糟。“

第二天早上我看到扎克伯格，为何没有进展。他回答说：“是的，我认为缅甸局势非常糟糕。”

他逃避了我的问题，我继续追问，缅甸人不相信一家拥有Facebook资源的公司会注意不到他们的抱怨。

“我们会认真对待这件事，”他说。 “你不能只是打个响指就解决这些问题。雇用人员并培训他们需要时间，还需要建立可以为他们标记内容的系统。”

他承诺Facebook将在年底之前雇佣“一百个或更多缅甸人“，并补充说， “我对我们的进展不满，我们并没有像我们想得那样快速行动。”在我们谈话几周后，Facebook宣布它封禁了缅甸陆军总司令和其他几名军官账号。

多年来，扎克伯格将他拒绝抱怨的能力视为美德。但到2016年，这种立场引发了公司危机。

伦理学家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说：“当你掌管像Facebook这样的公司时，你会一直受到批评，如果很多批评都没有根据，你就会停止关注批评。”他继续说道，“问题是它也让你脱离了真正有价值的批评。”



是否操纵了大选



2016年的选举本应对Facebook是件好事。那年1月，谢丽桑德伯格告诉投资者，选举将在“广告支出方面带来大单子”，可与超级碗和世界杯相媲美。根据研究和咨询公司Borrell Associates的说法，候选人和其他政治团体有望在选举中耗费14亿美元，比四年前增加了9倍。

Facebook提议在总统竞选办公室免费“嵌入”员工，以帮助他们有效地使用该平台。

克林顿的竞选活动拒绝了嵌入员工。特朗普说好，于是Facebook的员工帮助他的竞选活动制作了消息。虽然特朗普的语言公开敌视少数民族，但在Facebook内部，他的行为对于高管来说，就像华盛顿遥远的污水池的一部分，并不会让他们感到发自肺腑的不适合反感。

在竞选期间，特朗普使用Facebook筹集了2.8亿美元。大选前几天，他的团队支付了Facebook平台上的选民操纵费用。

据《彭博商业周刊》报道，它针对的是三类民主党选民 “理想主义的白人自由主义者，年轻女性和非洲裔美国人” ，向他们定向发送精心定制的视频，以阻止他们为克林顿投票。特朗普竞选活动的数字内容总监特蕾莎·洪（Theresa Hong）后来告诉采访者，“没有Facebook，我们就不会赢。”

大选过后，Facebook高管们担心公司将因为传播假新闻备受指责。

扎克伯格的工作人员向他提供了统计数据，显示该平台上的绝大多数选举信息都是合法的。

几天后的一次技术会议上，扎克伯格自我辩护说： “认为Facebook上的假新闻以任何方式影响选举的想法，我认为这是个非常疯狂的想法”，他说。

扎克伯格的自我辩护，让公司高管们感到震惊。一位前高管告诉《连线》，“我们必须提醒他，否则，公司开始沿着这条贱民路(pariah path)上走下去。”当我问起扎克伯格时，他反思他当时的油嘴滑舌是错的，“没有人想要任何剂量的假新闻，我们需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但他仍然对Facebook可能扭曲选民行为的暗示感到愤怒。他说：“这种观点，人们只会被欺骗投票，这是对我的冒犯。每个用户都很聪明，能够根据自己的经验，做出正确的选择。”

大选后不久，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人马克华纳与Facebook联系，讨论俄罗斯的干涉问题。 “最初的反应是完全不屑一顾，”他告诉我。但是，到了春天，他感觉公司意识到它出了严重的问题。 “他们在法国大选中看到了大量的俄罗斯人行为，”华纳说。 “情况正在好转，但我仍然认为他们没有把足够的资源投入其中。”

在电信业务上发了大财的华纳补充说，“硅谷的大多数公司都认为政策制定者首先是搞不明白，其次是最终看下来，如果他们只是阻止我们，那我们就走。”

Facebook断断续续得承认它在选举中扮演的角色。 2017年9月，在Robert Mueller获得搜查令后，Facebook同意向他的办公室提供与俄罗斯相关的广告清单以及谁支付了这些广告的详细信息。10月，Facebook透露，俄罗斯特工已经发布了大约8万个帖子，触及1.26亿美国人。

三月份，在剑桥分析的新闻爆发后，扎克伯格和Facebook陷入瘫痪。连续五天，扎克伯格什么话都没说。他个人的Facebook页面没有提供任何陈述或分析。它的最新帖子是他和Chan为Purim做烘焙的照片。

“我觉得我们让人们失望，这感觉非常糟糕，”他后来告诉我。 “但它又回到这个观念，即我们不应该多次犯同样的错误。”他坚持认为假新闻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普遍，他仍然不相信错误信息的传播会对选举产生影响。 “我实际上并不认为这是一件盖棺定论的事，”他说。 “我仍然认为这是需要研究的事情。”

在谈话中，扎克伯格毫无疑问是高度分析性的。当他遇到一种与自己不符合的理论时，他会发现一处分歧 ，一处事实，一个方法论，一个前提，然后猛锤这点。这是赢得争论的有效技巧，但却难以接入新的信息。

一位前Facebook高管说，“他们只想听到好消息。他们不希望那些不同意他们的人。有种文化是‘你要服从，才能一起走。’”

我曾经问过扎克伯格他读什么来获取新闻。

“我可能主要靠阅读聚合器，”他说，“真的没有什么报纸让我拿起来从头读到尾。大多数人都没有读过实体报纸了，但是我浏览的新闻网站并不多。”

扎克伯格和桑德伯格将他们的错误归咎于过度乐观，看不到那些负面的黑暗应用。扎克伯格拒绝围绕对隐私的新理解来重新组织公司，或重新考虑其为广告商收集的数据深度。

James P. Steyer是常识传媒的创始人兼CEO，这是家促进儿童技术和媒体安全的组织，他2018年春季访问了Facebook的总部，讨论了他对名为Messenger Kids的产品的担忧，该产品允许13岁以下儿童（这是使用Facebook应用的最低年龄）进行视频通话并向父母批准的联系人发送消息。

他见到了桑德伯格以及当时的政策和沟通负责人Elliot Schrage。 “我尊重他们的商业成功，就像谢丽一样，我希望他们最终可以考虑采取措施更好地保护孩子。相反，他们说对年幼孩子来说最好的事情就是花更多时间在Messenger Kids上。

一些员工认为，Facebook高管似乎不是在集中精力解决问题和预防问题，而是集中精力来压制问题的负面舆论。谷歌前民意测验专家塔维斯麦金恩于2017年春季开始在Facebook工作，他的民意调查范围很窄：衡量公众对扎克伯格和桑德伯格的看法。

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麦金恩在三个国家进行了八次调查，包括扎克伯格的写作，照片，甚至是他在后院烧烤的直播。

9月，麦金恩辞职。在一次采访中，他告诉Verge网站说自己已经灰心丧气，“我无法改变它的价值观。我无法改变这种文化。我对告别别人我在Facebook工作也不自豪。我不觉得自己在帮助这个世界。”

从创新者到垄断者：Great or Good?



三月份，扎克伯格同意在国会首次就Facebook处理用户数据作证。听证会定于4月举行。随着日期临近，听证会有了庭审的弦外之音。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华盛顿的情绪发生了变化。互联网公司和企业家以前被认为是美国独创性的先锋和时代的宇航员，如今正与标准石油公司和其它镀金时代的垄断者进行比较。

今年春天，《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开头说：“想象一下，在一个不太遥远的未来，其中的反垄断强迫Facebook出售Instagram和WhatsApp。”它伴随着一幅棕褐色的插图，有扎克伯格，蒂姆库克和其他技术首席执行官已被嫁接到引发联想的强盗贵族的过度膨胀躯干上。

1915年，改革者和未来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在国会委员会面前作证，论证足以使公司达到一种近乎主权的水平的危险性。“如此强大，以至于现有的普通社会和工业力量不足以对付它，他称之为“大的诅咒”。

哥伦比亚法学院教授蒂姆·吴（Tim Wu）即将出版一本书，灵感就来自布兰迪斯的一句话，他告诉我，“今天，再也没有比大科技更能说明大对民主的威胁了。“他补充说，”当一个集中的私人权力对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东西有这样的控制权时，它就拥有可以媲美或超过民选政府的权力。”

在扎克伯格要作证之前不久，华盛顿WilmerHale律师事务所的一个团队飞到门洛帕克，通过模拟听证会指导他，并指导他做出必要的谦卑姿态。甚至在最近的丑闻发生之前，比尔·盖茨就曾建议扎克伯格对立法者的意见保持警惕，这是盖茨在1998年微软面临垄断行为指控时所吸取的教训。盖茨蔑视地向国会证实，“计算机软件行业并没有衰败，也没有必要解决这个问题。”

几个月内，司法部起诉微软违反联邦反托拉斯法，在达成和解之前经历了三年的法律痛苦。

盖茨告诉我，他后悔“嘲弄”监管机构，说：“那不是我会选择重复去做的事。”他鼓励扎克伯格关注华盛顿DC“我说，‘在那开个办公室，现在就开。’而马克做了，他欠我的，”盖茨说。

去年，Facebook斥资1150万美元在华盛顿进行游说，这个数字排在美国银行家协会和通用动力公司之间。

4月10日，当扎克伯格到达参议院听证会时，他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西装，坐在四十多名参议员面前。

在他面前，他的笔记概述了可能的问题和答案，包括参议员可能要求他卸任离开公司的前景。简单来说，他的回答是：“成立了Facebook。我的决定。我犯了错。很大的挑战，但我们之前解决过问题，马上要解决这个问题。已经采取行动。”

事实证明，没有人要求他辞职，也没什么难回答的问题。尽管有些时候有压力，但听证之后留下的压倒性印象是，一些参议员对理解这些问题的能力有多差。

一个感悟时刻来自犹他州的八十四岁共和党人奥林•哈奇（Orrin Hatch），他要求知道如果“用户不为你的服务付费，Facebook会如何赚钱。”扎克伯格带着一点微笑回答说，“参议员，我们有广告的 ”。

对倾向于不信任扎克伯格的观察者来说，他已经回避到健忘症的状态，他说了四十多次他需要跟进，但听证会五个小时之后，他毫发无伤，密切关注的华尔街通过将Facebook股票的市值提高200亿美元来奖励他。几天后，在Facebook的内部留言板上，一名员工计划购买T恤，上面写着“参议员，我们有广告的”。

当我问扎克伯格政策制定者是否可能拆散Facebook时，他坚决地回答说，这样的举动将是个错误。他告诉我，这个领域“极具竞争力”。

“我认为有时候人们会进入这种模式‘嗯，没什么能确切替代Facebook的。’实际上，这使它更具竞争力，因为我们真正是在一个不同的系统：我们和Twitter竞争;我们与Snapchat竞争;我们做消息传递，但iMessage默认安装在每一部iPhone上。”他承认更深层次的担忧。 “还有另一个问题，那就是，除了法律之外，我们对这些科技公司这么大有什么看法？”他说。

他认为，“缩减”Facebook或其他硅谷重量级人物增长的努力将把这个地盘拱手交给中国。

他说：“我认为，我们所做的任何限制的事情，首先会对我们在其他地方的成功产生影响。大体上来说，在短期内我不会担心中国公司或其他任何公司会在美国获胜。但是在东南亚，欧洲，拉丁美洲以及许多不同的地方，所有这些地方都存在日常竞争激烈的局面。”

华盛顿的粗略共识是监管机构不太可能试图拆借Facebook。 FTC几乎可以肯定对公司违规行为罚款，并可能会考虑阻止它购买大型潜在竞争对手，但前FTC专员告诉我，“在美国，你可以获得垄断地位，只要你是在不做违法的情况下实现垄断并维持住。”

Facebook正在欧洲遭遇更严厉的待遇，欧洲的反垄断法更加强大，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使人们特别警惕侵犯隐私的行为。

对硅谷最强大的批评者之一是欧盟顶级反垄断监管者Margrethe Vestager。

去年，在对谷歌的搜索引擎进行调查后，Vestager指控该公司给其购物服务“非法优势”并罚款27亿美元，当时是欧盟反垄断法最大的罚款。 7月，她又为Google要求设备制造商预装Google应用程序的做法增加了50亿美元的罚款。

在布鲁塞尔，Vestager很高调，近六英尺高，梳着黑色和银色的短发。她在丹麦农村长大，是两位路德教牧师的长女，当我最近与她交谈时，她用哲学术语谈到了她的执法权力。

“我们正在处理的事情，是当人们开始做违法的事情，那像亚当和夏娃一样古老，”她说。 “人类的决定经常受到贪婪的指导，害怕被挤出市场，或者失去对你很重要的东西。然后，如果你把力量投入到贪婪和恐惧的混合物中，你就会有一些可以随时识别的东西。”

Vestager告诉我，她的办公室目前没有涉及Facebook的案件，但她对公司正在利用用户表示担忧，从她称之为“不平衡”的服务条款开始。

她将这些条款解释为“这是你的数据，但是你给了我们一个全球免版税的许可，基本上让我们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任何事。“想象一下，她说，如果实体店要求复制你的所有照片，用来做无限制，未指定的用途。

“你的孩子，从第一天到死亡，婚礼的排练晚宴，婚礼本身，第一个孩子受洗。你永远不会接受（这样的实体店要求），“她说。 “但是如果是数字版本协议的话，你在眨眼之间接就同意了。”

在Vestager看来，一个健康的市场应该让Facebook产生竞争对手，将自己定位为道德上更好的选择，收集更少的数据并寻求更小的用户关注度。她说：“我们需要社交媒体，让我们拥有一个非上瘾，无广告的空间。”

“如果客户喜欢您的产品，那么您会非常受欢迎，并且会大大超过您的竞争对手。但是，如果你成长垄断，你有责任不要滥用你的支配地位，使其他人很难与你竞争并吸引潜在客户。当然，我们会密切关注它。如果我们开始担心，我们会开始寻找（答案）。”

随着Facebook的压力越来越大，该公司一直在努力修复其漏洞。

12月，在Sean Parker和Chamath Palihapitiya公开谈论社交媒体的破坏性心理影响之后，Facebook承认有证据表明大量使用会加剧焦虑和孤独感。

经过多年完善的上瘾功能，如“自动播放”视频，它宣布了一个新的方向：它将提升网站上花费的时间的质量，而不是数量。该公司修改了其算法，以强调来自朋友和家人的更新，这种内容最有可能促进“积极参与”。扎克伯格写道，“我们确保在Facebook花的时间很值。”

该公司还在努力解决它再次成为选举季宣传洗脑工具的可能性。在2018年，数亿人将参加世界各地的选举投票，这包括美国的中期选举。经过多年游说反对披露政治广告资金来源的要求，该公司宣布，用户现在可以查找谁支付了政治广告，广告针对谁，以及资助者的其他广告。

负责Facebook“选举诚信”工作的产品经理Samidh Chakrabarti告诉我，关于俄罗斯互联网研究机构的披露令人深感震惊。 “这不是我们任何人认为我们正在努力的那种产品，”他说。随着中期的临近，该公司发现，俄罗斯人利用Facebook的模式激发了一代同样关注政治辩论倾向的新演员。 “有很多模仿者，”Chakrabarti说。

扎克伯格曾经对“无摩擦共享”（frictionless sharing）的优点赞不绝口，但是现在Facebook正在努力“施加摩擦”以减缓虚假信息的传播。

今年1月，该公司聘请了奥巴马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前网络安全政策主管纳撒尼尔·格莱歇尔（Nathaniel Gleicher），以削弱“信息业务”。

7月，该公司删除了32个账户，这些账户开展了可追溯到俄罗斯的虚假宣传活动。几个星期后，它删除了超过六百五十个账户，小组和页面，这些都能追溯到俄罗斯或伊朗。

尽管遏制选举宣传洗脑很难，扎克伯格最棘手的问题可能在于其他地方——在Facebook上出现意见的斗争中，哪些能出现，哪些不能，以及谁来决定。

作为一名工程师，扎克伯格从不想涉足内容领域。最初，Facebook试图阻止某些类型的材料，例如裸露的帖子，但它被迫创建了很长的例外列表，包括母乳喂养的图像，“抗议行为”和艺术作品。一旦Facebook成为政治辩论的场所，问题就爆发了。

今年4月，在与投资分析师的一次电话会议中，扎克伯格闷闷不乐地说“用A.I.去识别乳头要比识别什么是仇恨言论容易多了。 ”

对增长的狂热导致了“大的诅咒”：每天，超过10亿贴文在Facebook上发布。在任一时刻，Facebook“内容协调人”正在决定比如斯里兰卡的一个帖子是否符合仇恨言论的标准，或者是否有关于韩国政治的争议已经越界成为欺凌。

扎克伯格试图避免封禁用户，宁愿成为“所有想法的平台。”但他需要阻止Facebook陷入恶作剧和滥用的泥沼。他的解决方案是禁止“仇恨言论”但对“错误信息”施加较小的惩罚，这种广泛的类别包括粗俗欺骗和简单错误。

Facebook试图制定关于如何应用惩罚的规则，但每个特殊情况都会引发更多规则，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规则堆得山高。

根据《卫报》报道，去年Facebook发布的培训幻灯片，主持人被告知可以说“你真是个犹太人！”，但不允许说“爱尔兰人是最好的，但真的法国人很糟糕”，因为后者正在定义另一个人为“劣等”。用户不能写“移民是人渣”，因为它是非人性化的，但他们可以写“让饥渴的青少年移民远离我们的女儿。”这些区别是通过神秘公式解释给受训者的，类似“未受保护+准受保护=未受保护”。

7月，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落在了扎克伯格身上。

多年来，Facebook为阴谋理论家亚历克斯·琼斯提供了一个平台，他的妄想包括在桑迪胡克学校大屠杀中遇害的儿童的父母都是付费演员，目的是要禁枪。

Facebook不愿意禁止琼斯。当人们抱怨他的行为违反了针对骚扰和假新闻的规定时，Facebook试验了惩罚。起初，它“减少”他（的曝光），通过调整算法，他的消息将显示给更少的人，同时向他的粉丝展示针对他的断言经过核实的文章。

然后，在7月下旬，诺亚波兹纳是一个在桑迪胡克遇害的孩子，他的父母伦纳德波兹纳和维罗妮克德拉罗萨发表了一封致“亲爱的扎克伯格先生”的公开信，其中他们描述了被阴谋论者的死亡威胁不得不“东躲西藏的生活”，为了有最基本的保护“与Facebook一场几乎不可理解的战斗”。

在他们看来，扎克伯格“认为对我们的攻击是无关紧要的，提供援助来消除威胁太麻烦了，我们的生命不如为仇恨提供安全的避风港。”

Facebook在某种程度上让步了。在7月27日，它下架了琼斯的四个视频，暂停了他账号一个月.但公众压力并未放松。8月5日，在苹果公司表示该公司“不会容忍仇恨言论”后大坝崩塌，苹果停止发布与琼斯有关的五个播客。

Facebook因“反复”违反反对仇恨言论和欺凌的规定而关闭琼斯的四个主页。我问扎克伯格为什么Facebook在处理这种情况时动摇了。他对这个提议很生气：“我不相信禁止一个人说出事实上不正确的事情是正确的。”

我说，琼斯似乎不仅仅是事实上不正确。 “好吧，但我认为这里的事实非常明确，”他说道。“最初的问题是关于错误的信息。”他补充说，“除非直接煽动暴力行为，否则我们不会将其取消并封号。”他告诉我，在琼斯减少曝光之后，更多关于他的投诉涌入，提醒Facebook更老的帖子，并且公司正在辩论当苹果宣布禁令时应该做什么。

这不是最后的窘境。 Facebook的言论自由困境没有简单的答案。

看到公司有强大的权力去选择禁声的时候，你不必非得成为亚历克斯琼斯的粉丝才会气馁，对这件事来说，去放大，去控制我们看到，听到和所体验的。扎克伯格希望建立一个可扩展的系统，一个有序的决策树，解决每一个可能性和异常状况，但语言的边界是一个困扰机械修复的问题。

最高法院在定义色情时选用的是“当我看到它时我就知道了。”目前，Facebook正在使用Rube Goldberg机制制定政策和即兴处理，而机会主义者则对此却冷嘲热讽。

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Ted Cruz）抓住琼斯的禁令，将之视为对保守派进行的法西斯式袭击。在一个甚至以克鲁兹的标准来都有富余的时刻，他引用了马丁·尼莫勒关于大屠杀的著名台词，他说，“随着这首诗的发展，你知道，’首先他们来抓亚历克斯琼斯。'”

桑德伯格上周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时说：“我们现在有超过两万人，我们每天二十四小时能够用五十种语言审查报告。”（在会议开始前的走廊里，仿佛为了强调未来的复杂性，亚历克斯·琼斯已经开始表演，指责参议员马克·卢比奥没有采取更多行动让他回到Facebook上。）

近年来，桑德伯格因其在公司外的工作而闻名，包括她的书籍关于女性赋权的《Lean in》以及在她的丈夫Dave Goldberg突然去世后写作的《Option B》。但她对Facebook影响力的责任可能会增加，她作为COO的声誉也取决于变革的实施。硅谷的许多人认为桑德伯格和Facebook的董事会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阻止该公司再犯一个重大错误。

“我知道有几个色盲的人，”一位著名高管对我说，“如果他们不想每天出门看起来像小丑Bozo一样的话，他们的妻子会在早上为他们穿衣服。谢丽和董事会应该为马克准备好衣服。“他接着说，”如果你有盲点，那么你得依靠周围的人来告诉你他们在哪里。

在我们的一次谈话中，我问扎克伯格，当人们质疑他缺乏情感时，他是否会觉得侮辱。

“侮辱？”他问道，然后停了几秒钟考虑。 “我觉得这不是侮辱。我不认为这是准确的。我的意思是，我当然很关心。关心和让情绪驱使下做出冲动的决定之间存在差异。”他继续说道，“最后，我认为我们做这个成功的事情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不停的解决问题，通常你这样做的时候靠的不是冲动，情绪化的决定。”

扎克伯格的漫画是一个自动机器，对他工作的人文面向毫不在乎。事实是另一回事：像奥古斯都一样，他用权衡换取和平状态。

在言论和真相之间，他选择了言论。在速度和完美之间，他选择了速度。在规模和安全之间，他选择了规模。到目前为止，他的生活使他确信他能解决“一个接一个的问题”，无论公众可能就此发出怎样的嚎叫。

在某个时刻，扎克伯格上升期的心态习惯将开始对他不利。为了避免进一步的危机，他将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现在是和平的保护者，而不是破坏它的人。

Facebook在劝说方面的巨大力量带来了财富，也带来了危险。无论喜欢与否，扎克伯格都是看门人。 Facebook可以通过实践学习并在随后修复错误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样的成本太高，理想主义也不能为做事疏忽辩护。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扎克伯格制造” （他早年这样称呼Facebook）才刚刚开始，扎克伯格还不到三十五岁。

问题不在于扎克伯格是否有能力修复Facebook，而是他是否有意愿这样做；他是否会将人们赶出他的办公室，如同他当年带领公司转型移动时的热情那样，如果人们没有为他提出防止缅甸暴力，或者保护隐私或者减轻社交媒体毒性的想法的话，他也把他们都踢出办公室。

很久以前，他已成功地让Facebook很伟大。现在面临的挑战是让它变好。

这篇文章是在哪一期上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