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学是一个充满假设的世界。但假设如果与现实脱节，就会推导出一系列错误的理论，就像宏观经济学那样，其中包含了不接地气的“同质化”假设，将霎那看作永恒的“短期化”假设，视病态为常态的“投机化”假设，将宏观经济学建立在一个虚拟的“象牙塔”中，导致了……

经济学是一个充满假设的世界。

假设资源是稀缺的……

假设技术是既定的……

假设供求是均衡的……

最厉害的还是“其他条件不变”假设——假设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和我，情况会怎么样？

之所以有什么多的假设，主要原因是因为经济学家们很懒。不管外面的世界有多复杂，他们都通过这些假设，给经济活动设定一个特定的环境，然后闭门造车，像中学生推论数学公式一样，经过一番简单的演绎，就能推导出经济现象的一个个模型，或经济活动的一个个理论，就可以向社会交差了。

当然，如果这些假设不能成立，经济学就会变得很尴尬，因为之后的一系列推论，结论也肯定是错的。只不过大家都奉行了中庸之道，行有行规，很少有人揭穿这点，所以，一直以来很多经济学的错误被掩盖了，无论是微观的，还是宏观的。

宏观经济学也会有假设上的错误吗？它们都有哪些呢？

我认为凯恩斯在创建宏观经济学中至少存在三个假设错误：不接地气的“同质化”假设；将霎那看作永恒的“短期化”假设；视病态为常态的“投机化”假设。

1、不接地气的“同质化”假设

同质化与假设“同质化”

同质化是指某事物在形式、内容、性能、用途、价值、技术含量等主要方面趋同的现象。如、报纸媒体在新闻价值判断、同题报道角度、新闻版面编排和新闻信息来源日益趋同的现象；智能手机从产品外观设计延伸到硬件配置都向双摄，全面屏，椭圆home键靠拢，出现“千机一面”的现象。

不过，这些想象只是个别的，我们的现实社会还是一个充满差异化的世界。在现实世界中，商品种类繁多，据不完全统计，在市场上流通的商品有25万种以上，国家统计局把这些产品和服务划分为三次产业，96个行业。这些产品有终端产品，如汽车；有工业原料，如钢材；有有形产品，如电脑；有无形产品，如软件；有高科技产品，如机器人；有初级产品，如番薯；有新产品，如智能电话，有传统产品，如收音机；有属于朝阳产业的，如电动车；有属于夕阳产业的，如摩托车。总之，产品的世界就像一首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市场中商品的种类越多，差别性越大，人们享受的物质就越丰富，生活就越幸福。但对经济学却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微观社会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如此千差万别，极大地困扰了经济学家们对经济现象的了解，特别是从整体上对经济形势的分析、了解，极大地增添了经济学家们的工作负担。所以，为了从宏观上把握经济形势，一代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先生，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好点子，就是对所有商品进行“同质化”假设。

将世界上本来千差万别的商品假设成为形式、内容、性能、用途、价值、技术含量趋同的商品，然后再推导整个经济形势的变化。这种将25万种商品浓缩成一种商品来研究的方法，在学术上简直是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创意，听起来都匪夷所思，其实原理却非常简单。因为所有的商品都具有“价值”这个共性，只要用货币来表示不同商品的产值，就能完成这种转化。

不过假设就是假设，它永远不能替代事实的真相。就像一个警察在办案时，将一件没有发生的事，假设成为发生过的事，然后从“常理”和“情理”角度推断案情的真相。这种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桥段，如果是发生在侦探小说里，还可以看作是无巧不成书，不伤大雅，但如果要是发生在现实世界，就难免会制造很多冤案。有时为了解释造成冤案的合理性，又需要用一个谎言接着一个谎言的掩盖下去。凯恩斯在创建宏观经济学的过程中，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比如说，凯恩斯通过价值或者货币这个共性，将25万种商品“同质化”（假设）成一种商品，这算是第一个谎言。

第二个谎言是对制造商品的劳动力，进行“同质化”假设。在现实世界中，25万种商品有终端产品，有原材料产品，有高科技产品，有初级产品，有新产品，有传统产品……从生产的角度看，对分属于不同行业、制造不同商品的从业者，要求的技能和素质会有显著的不同，比如造导弹教授的一般能做茶叶蛋，做茶叶蛋的家庭主妇一般造不出导弹；总裁一般都会打扫卫生，打扫卫生的清洁大婶一般做不好总裁。

而在宏观经济学中，如果存在不同素质和技能的劳动力，从匹配的角度，就理所当然能产出千差万别的商品。于是，为了维护商品同质化这个谎言（假设），必须再增加一个劳动力“同质化”的谎言（假设）来圆谎。好在不同行业、岗位的劳动有货币报酬这个共性，不同岗位的劳动就可以按照一定比例进行换算，比如将袁隆平的作用假设成为10000个农民的作用，将爱迪生的贡献假设成为10000个农民工的贡献。当然，实际上这些科学家的价值是难以准确计算的，所以这种换算并不能成立，只能是一种“假设”。

在确定了商品的“同质化”和生产商品的劳动力“同质化”后，接下来，宏观经济学就可以进入分析总生产量变化的阶段了。

在现实社会中，影响各个行业、各种商品生产量的因素很复杂，按照凯恩斯当年在《通论》的现身说法：其中包括“现有劳动力的技能和可用的劳动量；现有可用设备的质量和数量；现有市场的技术水平；竞争的强弱程度；居民收入差距及消费者的嗜好和习惯；不同强度劳动的负效用以及监督和组织活动的负效用，以及社会结构等等因素”。

当然，凯恩斯说得比较拗口，通俗点的说法就是包括“技术、资源和成本”等等供给因素，都会影响到不同行业生产量的变化。

这些种类繁多的供给因素，可不像商品和劳动那样方便做“同质化”处理，那如何让它们不影响到被“同质化”的总生产量变化呢？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它们消失。解决的方法也是现存的，就是把“其他条件不变”的假设再搬出来用一遍。

所以，在设定了商品与劳动力的同质化以后，为了保证商品在宏观经济学中以“同质”的身份活动、变化。凯恩斯将所有会影响生产量变化的供给因素全部假设为“既定”因素，“不考虑或者不计入它们变动所造成的影响和结果”。

经过这三个假设之后，宏观经济学已经可以基本上运作了，不过，这三个假设都是假设，并不是现实社会的真实状态。

比如，在商品差异化的状态下，需求方面，个人的收入增加时，用于购买各个行业产品的数量不一定同比例地增加；购买不同商品的支出增加时，不同商品的价格还会做出不同程度的反应。因而改变总支出，用于单个行业产品的相应支出一般不会出现同比例的变化，特别是新兴产业产品和传统产业产品的需求弹性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也就是所有商品对总收入、总支出变化，会作出相同反应的假设是错的。

在劳动力存在差异的状态下，劳动者技能的转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很多特殊岗位的劳动力，在不同行业中根本不能互换，因而会出现某些夕阳行业劳动力过剩，而另一些朝阳行业的劳动力却供不应求的状态。令宏观经济的产出量和就业量这二者因此不能同比例增减。

也就是不同岗位劳动力可以互换的假设也是错的。

在现实中，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本来包括“技术、资源和成本”等供给方面的十几大因素，经过“同质化”处理后，影响总产值变化只剩下“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表和利息率”这三大需求因素。

也就是剔除供给因素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是不妥的。

所以，在这些“大胆假设”之后，即使再小心求证，理论与现实也渐行渐远，这样推导出来的宏观经济理论必然是错误的。

2、将霎那看作永恒的“短期化”

宏观经济学的这些缺陷，稍有常识的人都能发现，更经不起经济学家们的推敲。但事实上，在以后的80年里，宏观经济学的这些缺陷并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野，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最早发现这些缺陷的就是凯恩斯本人，他在别人发现缺陷之前先人一步做了补救。他补救的方法是，又给他之前的假设设置了一个“短期化”的假设。

他的“短期化”假设是这样的：按照正常情况，包括“技术、资源和成本”等供给因素是会影响产值波动轨迹的，但是这个时间比较长，比如在19世纪，平均要10年时间，“技术、资源和成本”的巨变才能改变宏观经济原有的运行轨迹。但是我们现在研究的是一段短时间的经济现象，具体时间有多短呢？就是在“技术、资源和成本”等供给因素还没来得及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这段时间。

从逻辑上来说，他的“短期化”假设对之前“同质化”假设的补救是非常有效的，你想在“短期化”内证明“技术、资源和成本”等供给因素，会对经济周期内的波动造成影响，比去证明“你妈是你妈？”还难。

当然，过去不能证明，并不等于现在不能证明。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到21世纪“技术、资源和成本”等因素影响经济波动轨迹的时间缩短了，由过去19世纪的平均10年，缩小到现在的2～3年。而每一个经济周期，即使是最短的周期也有4年。这就意味着“技术”的巨变可以渗透到每一个经济周期之中，凯恩斯将“技术、资源和成本”等供给因素排除对经济周期影响的假设，就完全失效了。

3、视病态为常态的“投机化”

正如凯恩斯所说的，“在长期中，我已经死了。”凯恩斯并没有看到他的宏观经济理论被揭穿的那一天，也无须为此担心。

就当时而言，困扰凯恩斯创建宏观经济学的不利因素，是一系列的假设之后，排除了包括“技术、资源和成本”等众多供给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他手里能影响宏观经济的工具变得特别稀少，仅剩下消费倾向和利息率两项。所以就变得特别珍稀，每一项都想用到极致。

比如他手里的利息工具，他认为利息率对经济波动的影响非常重要。但是要证明利息率的重要性，不仅要赋予利息的超能力，还要打造一个能发挥利息超能力的良好社会环境。就像我们很多家长为了自己的孩子事业有成，要安排他进好的学校，安排他进好的单位，再给他一个能发挥自己特长的环境。

凯恩斯为发挥利息率的超能力作用，则在宏观经济学中添设了一个“投机化”假设。凯恩斯给利息率安排的“投机化”环境是这样的：因为股票的发行，资产证券化的深化，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赌博夜总会”。人们的投资行为已经完全被投机行为所替代，不再有理性的长期投资，只有赌博性的短期投机。如《通论》中所说，“像一个农民，早饭后根据气象记录，于上午10时至11时决定把资本从农业经营中移走，并重新考虑在本周稍后是否还回到农业经营中来。”因此，利息率的变化成了影响人们投资的唯一因素，所以调整利息率，就能改变社会的投资总量，然后影响到生产和就业。这也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个书名的来由。

当然，凯恩斯这个“投机化”假设也是不成立的。就我发现，凯恩斯认为利息率影响经济波动的理论，存在这样两大错误：

第一、他认定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一个“赌博夜总会”的假设不成立，凯恩斯描述这种投机现象只是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大牛市“谁想发财，就买股票”中投机的一幕，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投资活动中的投机行为远没有凯恩斯描述的这样严重，甚至还出现巴菲特这类价值投资型的成功典范。

第二、投资实业才能扩大经济规模，增加就业，而投机只是“零和”的交易行为，并不会增加社会的投资量，直接影响实体经济，所以在现实中，通过利息影响就业的货币通论是无法运作的。

比如上市公司投资新项目，添加固定资产，购买原料等，那是实打实的实业投资，将影响到公司的产值和就业。但是这种投资，一旦投入就无法退出，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如果是参与上市公司增发、配股等，虽属于证券投资，投入以后也不能随意退出。无法退出的投机就无以为继，无法利用市场的波动再次进行买进、卖出。如果只是在证券市场买进、卖出，那就只是属于证券投机交易，它无法影响到实体经济的运动。

像凯恩斯说的那个“农民”，如果这个“农民”只是从证券市场买进投资农业的股份，他的确可以随时卖出，但是这种证券交易，对总量经济的波动分析没有什么意义——难道是要分析交易佣金和印花税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吗？统计部门也从来不会将证券交易金额纳入投资额来统计。如果这个“农民”是初始投资，那么即使他转让了对农业的投资，也需要有人接手，从整个社会来说投资并没有退出，而是实打实的增加了。所以凯恩斯把农业的实业投资描述成T+0的证券投机比喻，就显得十分荒唐，因为在现实中没有一个农民会这样做，也无法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