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皇帝，他十六岁登基，在位五十四年，大规模出击匈奴，解除了长期以来汉朝北部的边患；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从此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他派张骞出使西域，使汉朝西部疆域得以大大延展。然而，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在晚年时，却下了一道不同寻常的诏书。

　　公元前89年的时候，有大臣提议应该在轮台修筑堡垒、驻扎军队，汉武帝就下诏答复说：这样的举措会让天下人困扰劳苦，不是对百姓的优待。自己以前对匈奴用兵是一时糊涂，今后应努力发展农业，减轻民众的负担。

　　这就是所谓的“轮台悔过”诏书，是历史上一份很少见的专制帝王的“自我批评”。轮台诏书也反省了汉武帝晚年的行政特点：穷兵黩武、法律严苛、多疑猜忌、 任用酷吏。

　　出击大宛，穷兵黩武

　　汉武帝屡次大规模出击匈奴，确实解除了匈奴对汉朝北方的巨大威胁。但长期大规模用兵，也加重了人民负担。而武帝对这一点不仅缺乏认识，还在决策用兵上越来越轻易草率。进攻大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汉武帝听说大宛有一种名马——汗血马，就派使者前去索要。遭到拒绝后，汉使一怒之下出言不逊侮辱了大宛王，结果被杀掉。汉武帝非常生气，调动数万大军讨伐大宛。但汉军出师不利，伤亡惨重，残兵败将退到敦煌，请求汉武帝暂且罢兵，以后再战。

　　汉武帝大怒，下令：军队胆敢退入玉门关的，一律斩首！他调派大量援军，费尽力气，才算打败了大宛。但为此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实属劳民伤财。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汉武帝非常独断专行，所以想要推行他的意志就要依靠严苛的法令。这必然会导致很多冤假错案，比如著名的李陵案。

　　法令严苛，违背情理

　　在一次对匈奴的作战中，李陵率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境内，而汉武帝却没有为他安排支援的部队，致使李陵孤军深入。李陵临危不惧、顽强苦战，斩杀匈奴兵上万人。但最终寡不敌众，被匈奴大军团团围困，李陵觉得无颜面对汉武帝，于是投降匈奴。汉武帝原本希望李陵能死战，却得知他投降了，十分愤怒。

　　满朝大臣都觉得李陵有罪，唯独太史令司马迁认为李陵以区区五千人，给匈奴造成那么大伤亡，最后走投无路才投降，是个忠孝的人。汉武帝不仅听不进司马迁的话，反而对他施以宫刑，后来还处死李陵全家。

　　李陵案里，汉武帝的严刑峻法十分有悖情理，但他丝毫没有意识，反而变本加厉。在推行严苛法律时，他还大肆任用酷吏，其中甚至有人胆大妄为，为一己私利，挑拨汉武帝的家庭关系，最终酿成了汉武帝晚年的大悲剧—巫蛊之祸。

　　多疑猜忌，任用酷吏

　　随着年龄增大，汉武帝越来越多疑猜忌，老是怀疑周围人用巫蛊诅咒他。于是他就任用酷吏江充，在宫中搜查巫蛊，最后居然查到了太子刘据头上。

　　江充因得罪过太子，怕将来太子即位，自己没有好下场，刚好想趁此机会做掉太子。于是，他在宫中搜查巫蛊时声称：太子宫中找出的木偶最多，还有很多写着大逆不道文字的丝帛，要上奏陛下。刘据知道这是江充在陷害自己，但百口莫辩，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江充杀掉了。

　　当时在长安城外的汉武帝认为太子发动政变，就调重兵攻击长安，双方会战好几天，死伤上万。最终太子战败，外逃途中自杀。汉武帝回长安后，才了解到太子是被逼迫，才起兵诛杀江充，并没有叛乱之意。

　　“巫蛊之祸”后，汉武帝既后悔又悲伤，经历丧子之痛，他也对局势有了一些清醒的认识。他开始采取措施恢复经济，稳定社会，让民众得以喘息，也不再大规模用兵。于是就有了开头提到的那篇“罪己诏”。

　　原因探讨：制度？个性？

　　汉武帝晚年政治出现严重问题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制度因素和汉武帝的个人性格。

　　汉朝沿用了君主专制制度，这种制度缺乏对君主权力的有效制约。简单说，就是君主可以为所欲为。汉武帝本人又是一个权力欲非常强且好大喜功的君主，他在位期间不断采取措施来加强君权，不断推行大规模举措。

　　他的性格使这种制度不断强化，同时也把汉武帝的缺点放大，对国家产生严重影响。特别是他晚年的专断、猜疑、固执，不仅给国家和人民，也给他的家庭造成很难弥补的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