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居民部门而言，大幅减税可以对冲巨额举债导致的利息负担。由于居民部门过去3年新增了约20万亿的债务，按照5%的贷款利息，平均每年新增了1万亿的贷款利息支出。此前的个税起征点上调和抵扣相当于减税了3000亿，我们假定再有额外1万亿增值税减免，而当中居民也能享受一半，那么合计下来相当于对居民部门减税了1万亿左右，可以基本抵消过去3年巨额举债的利息负担。

对于企业部门而言，此前增值税税率下调1%，减税规模大约3000亿，如果再加上额外1万亿的减税，那么合计的增值税减税规模就达到13000亿，假定一半由企业部门享受，也相当于对企业部门减税了7000亿左右，再加上其他已经实施的研发抵税政策，对企业部门的减税也能达到万亿规模。

而减税其实是中国经济恢复健康最重要的一步，过去持续的举债加剧了中国企业和居民部门的债务负担，但通过大幅减税，可以充分抵消其债务负担带来的压力，其实就使得中国经济的主要器官恢复了健康。

而且减税的意义在于，它是非常重要的奖励机制。对于我们的国家而言，最有活力的居民和企业往往税收贡献最大，如果能够大幅减税，那么这些健康细胞所获得的奖励就越大，减税就可以激励健康的细胞茁壮成长，中国经济恢复健康也就指日可待！

我们希望李总理在9月份提出的增值税税率三档并两档、进一步下调增值税税率的研究能够尽快出台。只要我们坚持一手去杠杆收货币、驱逐违约劣币，一手大幅减税、奖励良币回归，就有希望重建良币驱逐劣币的正循环。

政策强调公平，并未否定效率。

其实，大家都看到了减税的巨大作用。例如美国的特朗普其实就是靠减税、推动美国经济和股市的持续繁荣。而在中国政府宣布个税的大幅减免之后，其实上周的A股市场也一度出现了明显的反弹，说明减税确实能振奋人心。

但是，到目前为止大家期盼的增值税大幅减免还在研究当中，还没有兑现。因此市场对能否大幅减税也存在疑虑，而一个重要的担心则在于，到底我们有没有减税的意愿？而这其实涉及到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解。

税收对应的是政府的收入，因此减税相当于减少了政府的收入，这其实相当于走向了小政府、大市场的方向，走向了国退民进。

而在今年前9个月，国有企业利润增速高达23.3%，而民营企业利润增速只有9.3%，其实是有点国进民退的味道。

那么，未来我们究竟会怎么选？

在我们看来，市场对于国进民退的形成其实是有误解，其实应该不是我们政策的目标，而可能是无意中形成的结果，其实是可以纠偏的。

在十九大报告中，正式提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我们认为，这里面体现的政策目标是把公平放在了重要的位置。在政府看来，过去很多人靠货币超发赚钱，但这带来了金融风险，明显不公平；还有很多人靠污染环境赚钱，这也不公平；而如果经济发展不能惠及低收入阶层，这也不公平。因此，政府政策的核心是在强调公平。

但是我们在治理环境污染的过程当中，可能在初期过于依赖行政手段搞一刀切，导致上游的钢铁、化工等行业中大量中小民营企业关停，而留下来的国有企业则受益于上游价格上涨，所以在客观上形成了国进民退的结果。但是，如果上游价格迟迟居高不下，而下游的民营企业奄奄一息，这明显又是新的不公平。

所以，污染环境肯定是不对的，但是治理环境污染有没有更好的方式，除了行政手段之外，可不可以用更加市场化的手段，比如制定好排放标准，满足标准的先进技术就可以生产，而无论国企和民企，这样其实可以让先进的产能重新生产，既可以稳定低迷的经济，又可以降低高企的上游价格，还不会污染环境，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我们看到今年冬季采暖季，北方城市的环保限产没有再搞“一刀切”，而是根据空气质量变化安排错峰生产，其实是环保的进步，也助于改善国进民退的担忧。

因此，政府政策的核心其实是更加强调公平，而这本身并没有错，我们看到特朗普掀起贸易战讲的是美国优先，其实也是从他自身的角度在谈公平问题，而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缺乏后劲，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也是在于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公平，只有少数人能受益于经济发展。

但是强调公平，其实并没有否定效率的重要性。因为如果没有效率，比如在计划经济时代大家都吃大锅饭，而且都吃不饱，其实是最大的不公平。

而要想兼顾公平与效率，其实减税是最佳的选择。

一方面，同样的减税力度，中小企业、低收入阶层等相对改善幅度最大，其实是在降低贫富差距。另一方面，减税是面向未来的政策，对社会贡献最大的企业和居民，其未来的贡献越大，那么受益的空间也就越大，可以激发出经济的活力。

因此，如果我们要实现更加公平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其实就更应该减税。

去杠杆短期阵痛，大减税长期光明。

中国经济发展，目前正处于关键的关口，目前的选择其实关乎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前景。

过去的40年，我们的经济处于起飞阶段，我们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我国也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在过去，我们发展的主要优势是廉价劳动力，靠着改革开放，引进海外先进技术，我们一步一步成为全球制造业工厂。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些优势印度也全都有，印度的人也多、而且更便宜，印度从来没有封闭过，为什么印度的发展远远不如我们？

其实，经济起飞阶段政府的作用功不可没。虽然印度有低成本的优势，也可以模仿海外的先进技术，但是缺乏强有力的政府来形成有效的组织，实现这个优势。我们观察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体最开始都采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韩国是军政府、中国台湾是政府主导了十大建设，通过引进技术，依托外需发展制造业，最终实现了经济的起飞。

我们这次在加拿大，在阿尔伯特，当地有着巨大的油砂储备，但是因为政府不给力，由于环保压力没法修油管，所以虽然当地蕴藏了全球95%的油砂资源，但是只能以不到30美元/桶的低价出售，远低于国际油价，就是因为缺乏运输设备。

而在中国，交通运输其实都不是问题，我们去贵州，听说全球最高的100座桥，有一半多都在贵州，我们可以把天堑变通途，包括港珠澳大桥的建成通车，都是了不起的成就，这些都归功于我们政府的执行能力，也是我们在经济起飞阶段的优势。

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的优势在发生变化。在经济发展之后，我们的劳动力工资与东南亚国家相比，已经不再便宜。过去我们举债修路就可以创造GDP，但是目前我们高速公路的密度已经超过美国，修太多路没有车也用不上。过去我们靠模仿别人的技术就能发展，但现在在很多领域我们已经是老大了，就不可能再去模仿别人，要靠自己创新了。过去我们靠外需就能发展，现在外需也靠不住了，就要回到内需。

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实中美贸易战虽然对我们有短期冲击，但是其实是在逼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作为大国经济，如果想要实现经济繁荣富强，最后必须是靠内需，靠自己创新，特朗普只是让我们提前面对这一点而已。

所以，在我们跨过了经济起飞阶段之后，下一步需要实现的是经济的繁荣，这意味着过去的很多经验其实不再适用了，我们必须改变经济发展模式。

虽然我们的劳动力不再便宜，但是我们每年有1千万大学生毕业，我们有着全球最多的人力资本，没有了人口的数量红利，我们迎来了人口的质量红利。

虽然现在贸易冲突之下，外需面临萎缩的压力，但是我们有十四亿人口，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这是未来全球最有潜力的内部市场，我们有靠的住的内需。

虽然基建投资饱和了，地产投资也不缺了，但是中国的创新投资还很稀缺。而要想靠自己创新，就必须鼓励我们自己的企业投入研发，加大创新投入。而华为能够成为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商和智能手机制造商，说明中国的企业也不是没有能力创新。

但所有这一切，无论是回到靠内需发展，还是回到创新驱动，发挥人力资本的优势，其实都需要政府加大减税的力度。通过减税，可以将收入还给居民部门，增加居民的消费潜力。通过减税，可以增加企业部门利润，从而增加企业的创新能力。

因此，减税是中国经济转型最为关键的一步，过去靠着大政府、小市场我们可以实现经济起飞，但要想实现经济繁荣，就必须回到小政府、大市场，激发经济的活力。

而要想实现减税，其实有三种选择：一是增加财政赤字率，这在中国要实现有难度，毕竟3%的财政赤字率在中国是一条红线，不会轻易超越；二是减少财政支出，需要政府削减开支，与大家一起共克时艰，这一种也不容易，毕竟很多支出是刚性的；三是出售资产筹资，加大混改力度，引进社会资本。这其实是当年撒切尔所做的选择，其通过出售国企股权来减税，治愈了英国病。而目前我们在上游行业的国企，在去产能之后盈利高企，其实是推进混改的最佳时机，既可以为减税筹资，又可以实现国退民进。

在美国历史上，有一段和中国经济过去10年相似的故事，发生在1970年代，当时的美国也是货币超发，投机倒把横行，投机分子一度成为美国首富。

但就在1981年，一切都变了，里根成为美国的总统，而里根也是美国战后最伟大的总统之一，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其实是1980年里根竞选时的原话。里根在当选美国总统之后，面对滞胀的烂摊子，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复兴法案”，而他的主要政策主张就是两点，一是减少货币发行，二是加大减税力度。

由于货币收缩，所以美国投机的时代结束了，商品市场步入大熊市，投机的美国首富邦克破产了。而之后美国的首富长期被科技新贵盖茨等霸屏，靠着减税，美国进入了创新和繁荣的大时代。在1981年之前，美国的股市整整17年没有涨，而在1981年以后，代表创新的美国纳斯达克指数涨了整整50倍，平均每年涨幅高达10%。创新背后的最大功臣就是减税，从里根开始美国就形成了减税的传统，一轮又一轮的减税激发着美国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所以可以出现苹果、亚马逊这样富可敌国的万亿美金市值企业，因为其投入研发的费用就高达数百亿美元。

中国的股市也有整整17年没有怎么涨过了，这个背后的背景和美国70年代一样，也是货币超发，所有资金都去了房地产市场投机，买房的人在过去10年得意非凡，个个都是人生赢家，但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显然没有未来。只要我们下决心去杠杆收货币，那么投机分子就要小心了，因为投机的土壤没有了，房地产的时代就要结束了。而只要我们下决心减税，那么努力干活、锐意创新的人的机会就到了，我们会迎来创新的大时代。

我们相信，本届政府更加强调公平，就不会重走举债发展的老路，而有望走向收缩货币、减税发展的新路，承受经济短期阵痛，换取长期健康，这样中国经济的长期反而充满希望。

中国资本市场，外资并不悲观。

对于近期美股的下跌，海外投资者认为主要还是估值太高了，美联储加息加快对估值会有冲击。但是对于美国经济的长期前景，几乎所有加拿大的机构都坚定看好，因为加拿大经济规模太小了，他们过去长期主要投资美国，都获得了巨大的收获，所以大家会认为美国市场未来的波动会加大，但不认为美国经济的基本面有大问题。

在海外市场，大家对中国并没有那么悲观。今年，由于A股大幅下跌，导致金融从业人员都比较悲观，都在谈论各种高大上的国运问题。但是在海外投资者看来，今年跌的不仅是A股，除了美国以外几乎所有新兴市场都在跌，而新兴市场的特点就是波动大，A股因为散户太多，暴涨暴跌其实非常正常，但这其实并不理性，反而会给专业投资者更大的机会。

我们在内部看自己有诸多问题，但是其实大家都各有各的问题。比如在加拿大大家也担心移民问题，而这个问题在欧洲更严重，有很多穆斯林国家的移民过来以后完全不工作，靠着高福利的补贴过日子，而且由于高生育，其势力反而越来越大，导致经济效率越来越低。但其实各国对于华人移民都很欢迎，因为中国人的传统是吃苦耐劳。而中国并没有移民问题的担心，我们担心的是人口老龄化，但这个问题在日本更严重，但是现在有了机器人，其实可以替代人类的很大一部分工作。

比如说我们担心房地产问题，这个问题很多国家都有。过去几年加拿大其实也是居民债务大幅上升，好多地方房价三年翻了一倍，但是在多伦多和温哥华去年都相继对海外炒家征收了15%的房产税，温哥华甚至还征收房屋空置税，使得这两年房价出现明显下跌。但是没有房地产涨价，加拿大经济照样还在发展。我国房价即便跌一跌，也不代表经济就没有希望。

而华人的特点是重视教育，华人多的地方，当地的学校考试就会好起来，然后就会形成新的学区，有当地的朋友跟我说甚至会让小孩上国内的各种网课，因为用起来效果确实好。另外最近刚换了华为手机，因为用着方便。这其实也说明几件事：一是值钱的不是房子，而是教育，因此中国的教育、医疗等服务业充满希望，另外中国优秀的创新企业，是创造价值的，因为确实好用。

虽然我们看到今年以来腾讯、阿里等企业股价大幅下跌，但是在加拿大我们见到的客户都是年金，其实都是以长期投资为主，而且好几个机构都是拿了腾讯好多年、自从阿里上市就开始投资，其实过去靠中国资产赚了很多钱，所以并不会因为短期下跌而长期看空中国，反而是下跌以后在逐渐加仓，因为大家相信中国经济以后发展的虽然会慢一点，但是还是会继续发展，而14亿人消费升级的大趋势没有变，那么这些代表未来的好企业跌下来更多的是机会而不是风险。

而对于汇率问题，虽然今年人民币汇率在贬值，但是其他新兴市场也都在贬值。因此主要还可以用美元升值来解释，而且大家认为中国的产业有竞争力，所以汇率贬值会改善出口和外汇，这样就会改善进一步贬值的预期，目前人民币可能还没有到位，但贬的越多就和均衡的汇率水平越接近。

而且我们交流的外资机构其实都认同我们的观点，那就是中国过去靠举债发展，其实是对长期健康不利，但是现在去杠杆、减税都是在做正确的事情，因此对最近的政策评价其实是非常肯定的。

去年的时候，市场都在谈论新周期，但是我们写下的《繁荣的顶点》来提示风险，因为我们看到了居民举债投机，这是泡沫而不是新周期，我们在16年就写下了《居民加杠杆、危险的游戏！》。而今年我们写下《投资中国的历史性机会》，我们看到了去杠杆、债务违约和减税，这些都是长期正确的事情，哪怕短期还有阵痛，但是长期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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