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但挑战也越来越大。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过程中，我们面临很多难题，有很多难啃的硬骨头。经济增长方面，国际形势的复杂化深深影响着我国的对外贸易，国内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以及老龄化趋势的显现让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不再，再加上环境负担明显加重，投资拉动效用减弱，中国会不会由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引起广泛关注。

如何让中国不被多年的高速增长围住？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讲座教授周其仁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40年，我们通过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体制运行成本，让中国经济跟全球市场接通，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而这一切主要得益于思想解放。未来，在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关键在于改革突围和创新突围，将创新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因为，经济发展越向中高收入迈进，越要依靠与众不同。

周其仁

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

研究院朗润讲座教授

今天讲讲中国的经济。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台阶”的说法——中国的经济起点很低，只能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有时候要停一停、看一看，反思一下。现在有一个新台阶要迈了。怎么理解这个新台阶？首先回顾一下已经走过哪些台阶。

1中国经济这四十年，走过的台阶

1978年我从“上山下乡”的黑龙江考到北京念经济。当时中国正在制订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定下的发展目标是“保四争五”——争取5%，确保4%。

这个目标回头看还是蛮低的，现在虽说进入新常态了还有6.2%。为什么定这么低？这是当时的条件决定的，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第一个就是吃饭问题。1980年前后，中国的基本国情是10亿人口中有8亿农民。虽然80%的人口在农村，但粮食问题没有解决。当时既没有那么多外汇，也不可能完全靠进口来解决10亿人的吃饭问题。粮食问题不解决，工业、商业、科技、教育都谈不到。后来解决这个问题是靠中国自己摸索出来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包产到户，农民跟集体签约，交了国家和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激励机制改变以后，同样的技术条件和自然情况，温饱问题解决了。

第二个问题是剩余劳动力。改革之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农村劳动力溢出，问题就大了。当时中国企业全是国有制，而国营体制招不了那么多工人。这个问题也是在改革中解决的。当时就提出了新的要求，几个轮子一起转，除了国家办、地方办、乡镇办，非常重要的是允许民办企业。第二个问题也破解了。

第三个问题，几亿人都来办公司、搞企业，资本从哪里来？完全靠自己积累不是不可以，但是非常慢。所以邓小平的办法就是开放。首先允许香港、台湾的资本到内地来，然后是华侨，然后包括日本、欧美资本都可以进来，这就解决了第三个难题。

第四个问题，劳动力释放出来了，多种资本也启动了，生产的产品往哪放？国内市场还比较薄。所以上世纪80年代末就提出沿海率先开放，当时的口号叫“大进大出”，就是我们缺的原料、能源海外进口，生产的产品向国际市场上销售，让沿海的2亿人率先融入国际市场。效果不错，再逐步扩大到全国全领域全方位开放。这就带来中国外向发展驱动，由出口带动国内的就业税收增长、GDP高速增长。

过去这几个台阶就是这么爬过来的，共同的特点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最重要的其实是观念的问题。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在原来的体制下，人很便宜，但制度很贵，因为制度是在僵化的观念下制定的，这不能做，那不能做，自缚手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40年，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通过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体制运行成本，让中国经济跟全球市场接通，这是中国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GDP增速从4%、5%发展到7%、8%、9%、10%，甚至出现超过10%的高速发展。

2开放经济、高增长里的负效应

先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开放经济。G7——七个工业化已经完成的高度发达国家，人口不到12亿，人均所得非常高，他们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基本是打通的，是一种互相开放的经济分工，技术增长、积累都处在高水平上。

“二战”后还有一批新独立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这些国家“二战”以后才独立，对国家主权看得很重，并且把维护主权和开放对立起来，为了维护主权关闭国门，用高税收来阻止进口替代，以发展民族工业来支持国家的独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经济的这套理论，影响了很多国家的经济战略，包括中国。结果国家主权明确了，但经济增长慢。1980年邓小平提出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当时中国人均GDP200美元，美国人均1.3万美元，差60多倍。中国因为落后、穷，储蓄率很高，很多钱集中在国家手里搞基础工作，搞“两弹一星”，搞国防，所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真正落袋的收入还要低。如果以落袋收入比，大概我们和美国差距要扩大到100倍。

两个经济体，一个“海平面”很高，一个“海平面”很低。只要一打通，这个结构就开始变化了。我们搞开放，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本会往低海平面来——这是经济规律。发展水平低的地方因为穷，所有成本都低，尤其是人工低。工资在利润里占的比例越低，产品就越有价格竞争力、成本竞争力，所以开放以后我们大量的东西可以出口。

原来封闭的时候我们搞什么都不够，一打开，由于价格刺激，同样的东西卖到发达国家，拿国内的标准比很赚钱。这就形成了对流，资本、技术进来，我们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去，这奠定了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基础。

因为出口有很大比较优势，我们挣了很多顺差。我们先从玩具、自行车、一般的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开始出口，一些组装工业、机床工业也逐渐转移到中国生产。我们赚来很多外汇——这是一个变量进来了。

中国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所以外资真金白银往中国放。我们出口赚来的是美元，外商投资也是美元，这些钱到了中国首先要和商业银行换成人民币。商业银行因此积累了大量美元头寸，必须再跟央行换人民币。央行拿什么和商业银行换外汇储备？基础货币。

央行手里有两个“武器”，一是发行货币，人民银行是唯一有权印钞票的机构；第二是法定准备金，它有法定借钱的权利。央行开会，通过一个决定，商业银行吸收的100元储蓄里，有多少必须放到人民银行来，这就是法定准备金。央行手里的武器可以无限供给，所以商业银行不管吸收进来多少美元，央行都可以用基础货币把它买成国家外汇储备。

央行的基础货币给了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就可以放贷，这个放贷还有一个放大过程，1亿元的借贷可以周转好几次。基础货币如果放得多，商业银行就有力量往市场多放信贷，广义货币的量就开始增加。这个量如果与国内市场供应的商品和服务匹配，那物价是平稳的；如果国内的很多商品供应量低于货币供应量，国内的商品价格就会上涨。

我们是外向驱动型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外汇顺差推动经济不断增长，很多产品出去了，钱回来了，所以国内形成了不平衡。最高的时候我们一年的GDP里有11.7%的净出口，换句话说，我们100元创造的收入，里面要减掉11.7元，才是国内市场供应的商品，我们的货币额会高于商品供应量11.7%。这个力量如果一年又一年地积累，国内就会出现所谓不差钱的宏观环境。

钱很多，钱往哪流呢？那就是问题了。钱如果平均分配到国民经济方方面面，也没有问题。但是市场里的钱流到哪个部门，流到哪个方向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通常供给没有瓶颈的，钱流过去就有供应，你再买他再供应，价格涨不起来。但是如果有些领域钱流过去产品供不上来的，物价就开始上涨，连续上涨以后人们就会预期它还会涨。预期起来以后，人的行为就开始变化，因为你猜“这瓶水”还会涨，很多人去买，“这瓶水”就真的涨了。这种自我强化的预期变成国民经济当中越来越大的力量，资产价格就这么起来了。

所以国民经济麻烦在这里。什么叫资产价格？只要持续涨，任何东西都可能变成资产，跟它的物理特性没有关系，它可以是土地，可以是房子，可以是邮票，可以是一盆花，也可以是一头羊。在自我加强的预期之下，有的必需品价格会涨得厉害，货币量大到一定程度，必需品供不上来时，就形成通货膨胀。

于是，中国经济形成了这样的循环：高速增长本来是好事情，完全突破了当年“保四争五”，但增长是不平衡的，这就是十九大报告里说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我们在这个架构下高速发展起来，外汇储备从当年朱镕基管经济时只有180亿美元，涨到了4万亿。中国手里从来没有这么多外汇，4万亿外汇，约等于28万亿人民币，如果平均周转5次，就是100多万亿，这是广义货币。这也构成了我们现在经济运行的基础，不断出险情，不断要调控。

3理解“锈带”，理解特朗普冲击

上面说的是国内，再看看全球。由于打通了两个“海平面”，全球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来就是富经济与穷经济，一个高海平面，一个低海平面。如果中间有壁垒，不开放，那就各过各的日子。发达国家资本多，生产力高，收入高，就是蓝领工人也可以过得好。穷国因为资本很少，生产力很低，收入很低，积累很少。

现在把壁垒打通，开放，引进外资，劳动力虽然不能自由地到发达国家去，但劳动力生产的产品可以通过贸易出口到发达国家市场。这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穷经济里的劳动力跟美国工人开始竞争了。然后大家看会发生什么？这种全球化，这种开放，谁得到好处更多一点？谁的麻烦更多一点？

所以理解特朗普冲击，基本面就是这个图。首先富国的资本获得了极大的好处，因为资本面向全球服务，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资本在全球化当中高歌猛进。全球的公司都要到华尔街去融资。第二，发达国家的科技公司走向了全球。一打通以后，微软在中国布局，苹果在中国热销，每年中国进口几千亿美元的芯片……如果中国不开放哪有这个市场？

但是发达国家也有金字塔的问题，除了金融、科技，还有很多普通劳动者，还有其他传统产业部门，这些部门在全球化以后日子没那么好过了。为什么？假设过去300个工人关起门来竞争，现在门打开3300人一起来竞争，一些穷国家里劳工的工资是你的1%，只要这些发展中国家会做你做的东西，怎么竞争？

发展中国家还有一条厉害的，他的学习曲线在帮忙。后发展的国家看哪个东西好，就买回来拆，再组装。所以为什么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问题越来越寸步不让？他没法让。他开发出来的东西你拆开来看一眼，做出来的东西比他便宜。所以这个问题大了，发达国家失业率奇高，工人实质收入没有增长，特别是年轻人失业率很高。发达国家国内收入分化，华尔街、硅谷好上加好，而传统地区的老百姓、普通的传统工人，他们从事的只要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会干的事情，过日子的压力就越来越大。

中国总的来说缺资本、缺技术，有劳动力，在开放当中是受益的，但是这个收益也不平均，越靠近资本，越靠近技术，收入越高。中国开放伊始，你只要懂外文收入就高一点，因为可以成为桥梁。改革开放发展出了人数可观的中产阶层，同时也出现了超高收入层。中国也发生了收入分化。当然大部分劳动者——以中国的农民工为代表，在开放当中，自己跟自己比收入增长也是非常快的。这就是全球化以后的复杂格局。

《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1世纪资本论》里有一张图，用基尼系数衡量一个国家收入分配的情况，即头20%的人口多少收入，后20%人口多少收入。“二战”结束到1950年的时候，这个基尼系数已经收敛得很低了，也就是收入非常平均了。从1950年开始到1970年都比较好，到1990年，这个基尼系数又开始往战前的水平靠。

所以发达国家国内面临分化，出现“占领华尔街”这样的行动，舆论对华尔街资本主义的贪婪发起声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为这本书写了推荐词，称它是21世纪最重要的一本书。这本书证明富人大部分收入并非源于他们的工作，而是来自他们已经拥有的财产。它跟普通劳动者辛苦流汗挣钱的逻辑不一样。这是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的经济基础。

中国人原来埋头干自己的事，穷了多少年，开放以后，资本来了，技术来了，可以办企业了，我们埋头干自己的事，不大顾及美国相应发生的变化。

我2006年到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研究土地问题，路过底特律去看福特博物馆。讲解员是一位退休工人，70岁，从高中毕业就在福特，一辈子在福特工作，受人尊敬，收入也很好，活得很开心。我问他现在年轻人还进福特吗？他说现在进不了，因为福特都去中国投资了。他的孩子现在在亚洲教英文。

当时我受到很大的触动。这个退休工人的话让我开始思考我们国家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呢？美国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经济地理的词叫“锈带”。在宾夕法尼亚，当年美国第一个航空母舰甲板的钢板是他们供货的，现在没有生产了——这个巨无霸就锈在那了。为什么？日本钢铁工业、韩国钢铁工业、中国钢铁工业起来了，那个成本怎么比？是不是要关门？关门了，工人和工人的后代呢？

美国东北部区域大城市在1954年的工作岗位数量变化，可以形象说明美国工业“锈带”的产生

在这张图里，颜色越深就锈得越厉害，全是美国早期工业化的地带，东北部，加到一起就是政治。美国是选票政治，这个地带有人的，活生生的人。我们埋头干活，出口一船又一船，你不知道对那头发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