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奇葩说第五季17期：你是否支持一秒钟人类知识共享

一直觉得《奇葩说》是档胡搅蛮缠的娱乐节目，在老婆的安利下看了这一期，水准出乎我的预料，我是很认真的从头看到尾的。选手里只认得薛教授，是以前看罗辑思维时了解到的，还买过他的书《经济学通识》。

看到这类辩题，第一感就会联想起那两句名言：“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由善意铺就的”，“将人间变成地狱的原因,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的努力”。遗憾的是这两句话在辩论快结束时才被反方提起，给人的感觉是没有什么论据可说了，弄两句名言来凑数。

反方从一开始就应该紧紧围绕这两句话，论证为什么善意会铺就通往地狱的道路，化解正方在道德上的优势感。

正方的康永哥就表现得就很好，他知道反方可能会在如何通往天堂的道路上设埋伏，但是知道有埋伏不等于走得通，他很聪明的跳过了走不走得通的问题，直接去描绘天堂美好不美好。

所有乌托邦理论都存在一个共同点，它只给你描绘一个美好的愿景，不讲这个愿景如何实现。比方说将来物质极大的丰富，消灭分工，每个人可以自由发展，这个愿景好不好？当然好！但是它没有讲物质极大的丰富如何实现。《国富论》开篇就告诉我们，人类历史上生产力最大的增进，是通过分工形成的，你把分工一消灭，那就造成生产力极大的倒退，可不就变成地狱了么。

所以反方就不能跟正方争论天堂是否美好，你说爷爷望星空，奶奶造机器人好可怕，康永哥一巴掌就给你扇回来了：难道爷爷奶奶在那包饺子干家务才美好？

反方一定要在具体过程上做文章——人类的知识是怎么形成的？共享知识和植入芯片的区别在哪里？伽利略难道没有共享他的知识吗？伽利略可以把他的知识植入到别人脑子里吗？共享日心说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共享地心说？亚里士多德说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下落快，伽利略说两个下落一样快，要不要到比萨斜塔上做个实验检验一下？“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一秒钟共享连纸都不要了，那还要不要躬行？谁来负责鉴定知识的正确性？谁决定应该共享什么知识不应该共享什么知识？是不是民科的那些胡思乱想也要一秒钟通过植入的芯片与所有人共享？我每天收到的垃圾短信这算知识共享还是骚扰？

对这些问题正方也可能提出反驳意见，总之，对具体过程讨论得越具体越好，绝不能跳过过程去讲那个乌托邦的愿景好不好。

薛教授完全可以现身说法地来讲：我很愿意分享我的经济学知识啊。根据我的经济学知识，春运火车票就该涨价。我知道有很多人反对，因为我们学到的经济学知识不一样，我虽然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坚决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力呀。如果把我的经济学知识通过芯片一秒钟植入到你的脑袋里，你乐意吗？

密尔在《论自由》中说：

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是一种特殊罪恶，……假如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那么他们是失掉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

巴斯夏有一经济学名篇叫《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后来被奥派学者黑兹利特翻写成《一课经济学》，亲奥派的薛教授不可能不知道。书的开篇就写到：

常有人感叹说，坏的经济学家向大众兜售谬论，往往比好的经济学家宣扬真理更有成效。常有人抱怨说，煽动家们鼓吹经济谬论时，总是比那些点出问题要害的老实人更能获得大众的欢呼喝彩。这其中并没有什么奥妙：煽动家和坏的经济学家，都只强调了一半的真相。。。。。。我们必须用另一半的事实，来补足和矫正他们所强调的半边真相。

共享知识也好，信息也罢，那些内容一定是正确的吗？凭什么有个默默无闻的画家创新了一种绘画技法，他就一定是莫奈？凭什么有人提出一个创新的理论，他就一定是伽利略或爱因斯坦？大量的创新都是垃圾，只有极少数创新最终会获得成功。成功的创新是我们容易看得见的，失败的创新不容易看得见，需要一点洞察力才能看得见。反方说“我有权无知”，这就掉进了幸存者偏差的误区。正确的讲法是“我有权拒绝我不喜欢的知识和信息”，无论正确或错误，你强行对我推送，那就构成了对我的骚扰。这里反方又错过了一个既能表现自己的洞察力，又能把话讲得更加正义的大好机会。

与生物进化的过程类似，人类知识也是通过不断进化得来。大量的变异是对进化不利的，只有少量的变异是对进化有利，并被自然筛选出来。一秒钟共享如何实现？要么推送大量垃圾知识和信息，要么得有个人负责给你筛选出正确的知识（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这样就置正方于两难境地。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真理的终结”一章中有相当精彩的论述：

使思想获得生命的，是具有不同知识和不同见解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理性的成长就是一个以这种差异的存在为基础的社会过程。这种成长的本质，就是它的结果难以 预测，并且我们不能知道哪些意见有助于这种成长和哪些意见不会有助于这种成长—— 总之，我们不能用我们目前持有的任何意见来支配这个成长而同时又限制它。给思想的 成长或者这一方面的普遍进步定出“计划”或进行“组织”，这种说法本身就是词语上 的矛盾。认为人的思想必须“自觉地”控制它自己的发展这种见解，是把个人理性，即单独能够“自觉地”控制一切的那个理性，同个人相互之间的过程，即产生理智的成长那个过程，混为一谈了。如果我们试图对它加以控制，那我们只会阻碍它的发展，我们 迟早一定会引起思想的停滞和理性的衰退。
集体主义思想的悲剧在于：它起初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以毁灭理性而告 终，因为它误解了理性成长所依据的那个过程。

“使唐僧成为唐僧的不是他取回的经书，而是他取经路上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但是缺乏充分的论证。假如与知识增长过程论结合起来，就可以升华到诠释佛教教义的高度上了。

以差异为前提的“自然选择”才是知识成长的秘密。根本不需要由人来选择谁道德品质过关才对他进行义务教育，“自然”会为我们把关。量子物理的先驱都出自欧洲，为什么他们后来都跑去了美国？优秀的学术思想只能诞生于自由的思想环境中，与专制思想不可能兼容！本来邪恶的专制思想是获取不到优秀知识的，凭什么就一秒钟要把优秀的知识共享给他们呢?专制的优势在于执行效率高，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也有可能集中力量办大坏事。核武开关还要分散到几个人手里呢，分散的知识对人类来说才是安全的。

正方的知识切割论充满了槽点：摄氏0度是我们根据水的冰点定义出来的，我们定义水的沸点是摄氏100度。把定义代入进去，等于说水到了结冰的的温度就会结冰，这是绝对正确的废话而不是知识。开创了语言分析哲学的维特根斯坦告诉我们：逻辑真理一定是重言式！

况且温度本身也不是一个客观的物理量，它只是分子运动给人类造成的一种主观感受——这又拉回到知识是什么的具体认识论的问题上来了。

正方说知识是客观规律，这绝对是硬伤。所有科学知识都是人类发明的主观猜想！地心说是，日心说是，万有引力说是，广义相对论也是。这些猜想原则上能被事实证明为错误并最终一定会被事实证明为错误，只是当这些猜想经受住一定事实考验的时候我们暂时信其为真。反方仅仅把最后一句话说出来，还把“暂时”俩字漏掉了，完全没有打击到对手。

对从小到大被强迫接受19世纪哲学观教育的观众来说，他们更容易接受“知识是客观规律”，要简明扼要地打击这个过气的哲学观点也不难——正因为知识是可错的，才能不断进化，正因为知识在不断进化，就证明知识是可错的。假如知识是客观规律，它还是可错的吗？它还能进化吗？可错的知识上面才会有乌云，有乌云的客观规律是什么鬼？

反方引用开尔文的话完全不知所云，你是想说科学家们过于自负？还是谨慎乐观？更能准确符合反方意见的引文应该是牛顿的墓志铭：“自然和自然规律隐藏在茫茫黑夜之中，上帝说让牛顿诞生吧，于是世界一片光明。”这首小诗才能将知识界与人文界一刀切开。文人墨客煽情的诗句抹煞了古希腊以来所有科学家的努力，也阻碍了知识的继续进化和成长，使不明真相的群众以为牛顿定律就是自然规律（牛顿本人从来没有这样自负地认为过）。谁敢说今天我们暂时认为正确的知识有朝一日不会像地心说一样被更新更好的知识所取代呢？

最后薛教授和康永哥抬杠环节错过了一个绝好的奇袭机会——当康永哥问薛教授经济学是否希望消灭贫困的时候，理所当然应该回答“不”啊！

薛教授自己书里写得多好啊：经济学不企图改变世界，只改变世界观！

消灭贫困是在改变世界啊！！！

假如有人认为人类是地球的癌症，人类应该返璞归真，安贫乐道，你能用经济学去论证这个目标是否正确吗？

这就像E=mc^2只能告诉你一点点质量可以转换成巨大的能量，但不能告诉你是否应该把原子弹扔到广岛和长崎去。前者是科学理论，后者是政治目标。前者可以用实验的方式来检验真伪，后者不能。

区分实证表述和规范表述是经济学入门的第一课。经济学只能告诉你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实现你的目标，但目标本身不属于经济学，它通常和道德、政治、伦理乃至宗教信仰有关。

宗教教我们应该如何上天堂，科学告诉我们天堂（宇宙）是如何运转的。（伽利略的原话是《圣经》只是指引我们应该如何运转到天堂，并没有告诉我们天堂是如何运转的。）

宗教和科学没有根本性的矛盾，争夺解释世界权力的是教会和伽利略，而不是宗教和科学。新教皇原本支持伽利略写一部关于科学新理论的著述，伽利略却把新教皇的一些语录放到书中人物辛普利丘（意大利语中是大撒瓜的意思）的嘴里说出来。伽利略因此受到审判一点也不奇怪。

历史上教会迫害过科学家，自以为掌握宇宙真理的政治家们也迫害过宗教人士。《晓说》里面不就有西班牙内战的案例么。（全在射程范围内）

就在薛教授的《不要寄望于经济学者的道德》文中写道：

市场是由无数分立的个体组成的，这些分立的个体各自为政，共同形成了他们每个人事前都预想不到的后果。这种自发形成的秩序，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单一的目标和单一的力量，对改善整体的经济没有帮助。 有人问，人类都已经能让卫星上天了，为什么还不能消灭贫困？这是因为消灭贫困比送卫星上天更困难！卫星上天是个“单目标”工程，只要不惜代价，还是比较容易办到；解决社会的贫困和其他经济问题，则是一个“多目标”工程，没有良好的协调机制，哪怕有强烈的愿望、高尚的情操和军队式的管理，也不可能办到。
正因为这样，经济学从两百年前斯密（A. Smith）开始，就强调对“看不见的手”的研究。贫困之所以顽固地存在，不是因为资源不够，不是因为扶贫的愿望不够强烈，不是因为经济学者的道德情操不够高，而是因为社会缺乏有效的协调。经济学者的任务，是寻找协调方案，而不是标榜个人道德。
另一方面，经济学者要“取宠”也并不难：可以为消费者代言，抱怨机场的咖啡太贵；可以为中产阶级代言，抱怨房地产商制造了泡沫；可以为打工者代言，大谈最低工资法的好处；可以为家长代言，呼吁实行学杂费全免的教育；也可以为国家利益代言，渲染欧美的知识产权法怎么扼杀了中国的企业。
容我以后再解释，为什么机场的咖啡会贵、为什么房价升得有道理、为什么最低工资法剥夺了低收入人士的就业机会、为什么免费教育其实是高成本教育、以及为什么知识产权对本国的科技发展重要。我这里先要说的是，当一个受过经济学训练的学者，为了博取道德上的优势而放弃对科学的尊重，本身就是既不专业也不道德的行为。

为什么善意会铺成通向地狱的道路？就是因为人类念念不忘的道德初心放弃了对与时俱进的科学知识的尊重！

薛教授当然应该把消灭贫困作为一个改造世界的政治目标排除在经济学之外，出其不意的把球踢回去之余，再从专业的角度来解析经济学家怎样通过科学的手段来帮助政治家们来实现他们的目标。把良好的意愿和科学的手段这两件事情彻底划分清楚。这就又回到良好的愿景和实际手段会导致道路通向何方的关键问题上来了。

论辩中最忌讳的就是顺着对方的意图走。当康永哥用催眠式的语气问薛教授：“难道除了经济学之外，你就不想学学其他的知识吗？”哪怕薛教授你当年是被爹妈逼着去学了经济学，自己内心实际是非常想去学挖掘机的，此时也应当用坚定的语气回答：“不”

“身为一位经济学者，它已成为我生命中喜悦与满足的源泉。经济学是一门迷人的学问。而最令人着迷的是，它的基本原理如此简单，只要一张纸就可以写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真正了解的人又何其稀少。”——弗里德曼在剑桥三一学院做《诺贝尔之路》演讲的结束语都是现成的啊。

论辩中有人提到乔帮主的金句“求知若渴，虚心若愚”，这正是出自他2005年在斯坦福大学作的题为《必须找到你所爱的》的演讲，必须找到你所爱的！必须找到你所爱的！！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乔帮主当年为何退学？是因为钱的问题吗？错，是因为他没有找到自己所热爱的知识。他从一所学费昂贵的学校退学，找到了自己热爱的美术，在后来设计苹果电脑的时候他的美术功底全都派上了用场——

“你只能在回顾的时候将点点滴滴串连起来。所以你必须相信这些片断会以某种方式在未来的某一天串连起来。你必须要相信某些东西：你的勇气、命运、生命、因缘，随便是什么。这种方法从来没有令我失望(let me down)，只是让我的生命更加地与众不同。”

古人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如果你坚持学自己爱学的知识，做自己爱做的工作，那么自然就能学有所用。如果别人工作是为了赚钱，而你工作是因为热爱，自然就会比别人优秀——好像有期奇葩说的辩题就是爱好与赚钱如何取舍，这根本不矛盾啊。有人说有钱才可以任性，错！乔帮主是因为任性才有了钱。

假如你不热爱知识，那么全世界的知识给你又有何用？假如你热爱知识，又为什么要放弃乐在其中的学习过程而去追求什么一秒钟植入知识的芯片呢？

教育的根本目的，难道不正是在于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不是灌输知识吗？！

此刻，薛教授应当凝望着康永哥的双眼，深情地说出乔帮主的金句：

“我很清楚唯一使我一直走下去的，就是我做的事情令我无比钟爱。你需要去找到你所爱的东西。对于工作是如此, 对于你的爱人也是如此。你的工作将会占据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你只有相信自己所做的是伟大的工作, 你才能怡然自得。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找到, 那么继续找、不要停下来、全心全意的去找, 当你找到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的。就像任何真诚的关系, 随着岁月的流逝只会越来越紧密。所以继续找，直到你找到它，不要停下来!
你的生命很有限，所以不要浪费在过别人的生活上。不要被教条束缚。那只是根据别人的思维结果而生活。不要让他人的喧嚣纷繁，淹没了自己内心的声音。最重要的是，你要有勇气去听从你的直觉和心灵的呼唤。其实它们最明白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它的都是次要的。”

嗟乎，这期节目本来应该是反方用专业素养碾压正方道德优越感，并进一步通过专业素养提升对方道德境界的辩论会。在绝对的知识储备优势面前，一切辩论技巧是无用的（你能想象爱因斯坦跟一个布道的牧师辩论会是什么结果吗？）。只要你的智商足够高，是可以取代情商的。但是反方的专业素养完全没有发挥出来，反而还被正方一个充满槽点的知识切割论给教育了。所以我认为这期节目反方输的不冤，尤其为反方错过了一个向公众普及现代科学观念的绝佳机会而倍感惋惜。故写下此文。

附:爱因斯坦《自由和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