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自己的书，走自己的路。

----- 李敖

博客中国专栏放上了两位知名作家关于李敖的评论。一个是北村的看法，一个是丁冬的看法。前者说李敖没有立场，后者说李敖来内地是炒作。两位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论又要我笑了。北村只是随便说了一句，李敖没有立场就没有任何的言论了。丁东只是说李敖来内地是炒作之举。我真为他们的言论感到遗憾.2005年9月21日《新京报》发表浙江学者傅国涌的文章，题目是《李敖：只剩下一个“俗”字》，对李敖进行了一番“攻击”。文章说，李敖“骨子里乃是极致的媚俗”，“他对世俗社会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他的算盘打得太精了……只能剩下一个‘俗字’”。遗憾的是，文章没有拿出足够证据来证明，李敖来大陆究竟怎么把“算盘”打得太精、究竟要为自己捞取什么样的“世俗的实际好处”。对于李敖的批评，不一定非得咬牙切齿、尖酸刻薄。他是一个有个性的文人，他只是“为人的狂妄，为文的张扬和跋扈，打造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天皇老子不如他的‘孙悟空’形象”而已。但是，他没有权利如此表现自己吗？他这样做损害了谁的利益吗？就算他是为知名度而疯狂，如果他的行为既不违法也不悖德，也还不至于需要那么义愤填膺、怒火中烧吧？令我感到遗憾的是，几乎所有时下当红的中国作家和学者都以批判的姿态在炮轰李敖。我看这里面的嫉妒的成分大于批判的成为。作为内地的读者，我感到很可耻。更多内地学人评价李敖 ：

朱学勤：这个人我不予置评，不论是学术还是行为方式，我都不屑于评价。
　　
　　 朱维铮：李敖在北京已经开始挑衅了，他说一定会有大陆学者骂他，但这些骂都是失败的。我曾经欣赏过李敖，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敢于从历史的角度批判蒋氏家族的独裁统治，在当时确实具有一定意义，尽管现在看来也并无多大学术价值。但是后来，他已完全跳出了学术和学者的圈子，已没有价值可言。
　　
　　 余杰：我欣赏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李敖，那个时候的他是一个对台湾社会现象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学者，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台湾社会言论的开放。但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却从一个学者变成了娱乐人物，在国民党独裁统治结束后，他一下子失去了“骂”的靶子，于是就乱骂一通，在社会状况发生变化之后，他没有把握住自己的定位。
　　
　　 在人人都可以骂的时候，他的骂也就不再显得那么珍贵。由于性格中过于自恋的弱点，使他一直渴望处于镁光灯的中心，于是便开始了做秀。如将自己的裸照放进书中、在凤凰台做主持人等行为，这对他自己也是一种伤害。
　　
　　 我不同意一些媒体过度拔高李敖此次大陆之行的意义，将之上升到“两岸文化交流”、“文化寻根”的高度。实际上，这是一个充满着商业意味的活动，此行的费用由凤凰卫视负担，所有活动已均由凤凰卫视这样一个商业性电视台安排，不过是一次电视台与李敖双赢的行为。
　　
　　 事实上在台湾的年轻人心中，他已经是一个过时的人物，书也卖不动了。对李敖而言，大陆是一个重要的市场，来此宣传形象是市场转移的绝佳方式。李敖大陆行的真正意义，与千千万万台商来内地投资办厂的意义相去不远。

我为什么要批评李敖呢？这是因为从九十年代开始李敖本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李敖在台湾白色恐怖的时代是一个让人尊敬的民主斗士，他以自己的写作乃至于生命实践（比如坐牢），对台湾的民主转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当台湾解严、民主化、政权更迭之后，李敖没有完成自己在新时代里的“身份转化”，就好像一个拳击手突然失去了对手一样，处于迷惘和失落的状态。于是，不甘寂寞的李敖对自己的炒作进入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比如在新作中附上裸体照片，比如进行赤裸裸的色情描写等等。而最不能原谅的是，他在央视这样的大陆最主流的媒体上，对大陆发表了许多不负责任的言论（他知道大陆农民的生活状况吗？）；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他居然在电视上公开赞扬恐怖分子的“英勇行为”。李敖现在俨然是反美的先锋，但自相矛盾的是，昔日被国民党审判入狱的时候，他却把《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当作莫大的光荣。李敖的这些表现显然不是“偶然的失误”，我思考，这与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他身上的纵横家气质有关。我曾经写文章谈李敖与西方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但后来我逐渐发现与其说自由主义对李敖影响最大，不如说他骨子里还是一个传统文人，一个流氓气、霸气与乌托邦气质结合的传统文人。他只知道批判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却没有深入研究西方的民主宪政体制。他不知道民主正如老丘吉尔所说“仅仅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所以当民主制度初步实现的时候，他却无法接受民主的弊端和缺陷了。李敖的这一悲剧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以后有机会还可以展开来谈。"<<李敖·学术·常识——余杰、萧然通信录(1)>> (2002、8、16)

　　
　　 谢泳：一个正派的知识分子不能只讲利害，而不顾是非；一个正派的知识分子，不能享受了民主的好处，而处处以和民主作对为自己的基本行为方式；一个正派的知识分子，不能时时以自己在一个变动社会中的遭遇来评价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台湾一度伤害过这个人，这是事实，但台湾的进步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一个正派的知识分子不能时时以自己的不幸遭遇来一味向社会索还；一个正派的知识分子应当对女性始终保持尊重，而绝对不能炫耀自己玩弄女性的经历；一个理智的社会，不会对一个无聊的知识分子如此感兴趣。 此次“神州文化之旅”除了对他自己有意义外，其他的意义实在什么也谈不上。据我所知，中国学界对他的来访基本不予理睬。他的来访最多是一次与娱乐有关的访问，在思想方面毫无意义。中国学界还没有糊涂到连是非也不分的程度。
　　
　从对李敖演讲的态度上可以辨别大陆知识分子是真是假!大陆知识分子却有故弄玄虚之嫌疑，对于那些自诩的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观摩机会。大陆所谓好的“正人君子”要么顶戴花翎去了，要么犬儒去了，要么研究自宫之术去了，要么是假牙，要么不成熟，要么受打击，要么被阉割。 今日的北大，正在快速地丧失精神、丧失校格、丧失胸襟和丧失气魄。除了对于凤凰资讯台的“李敖有话说”里添油加醋并断章取义般诋毁鲁迅先生有一些不满，对李敖本人挺喜欢。

1，真知识

表面上，李敖演讲杂乱，没有逻辑性，其实脉落清晰，有内在的逻辑和事实。天马行空，信手拈来，绝不会跑题，影射巧妙。他的演讲主题是非常明确的：作为一个大陆民众，如何以自由主义 思想为指导，处理和政府的关系。在进入这个主题之前，他先谈了自由主义的两个 层次：一，实现个人心灵的解放；二，反抗极权政府的压迫，实现个人言论和行动 的自由。演讲的主题，便是由对第二个层次的论述展开的。 刘夙分析到，李敖在演讲中生动地用“格儿了”“颠儿了”“得儿了”“[尸@从]了”“翻儿 了”五个北京土词，分别指代自杀、流亡、隐居、屈服和造反五种他不赞成的反抗 极权政府的方式，而主张比较温和的改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则主要是用笔。这 种思想无疑是和他的老师胡适是一脉相承的。刊登在《联合早报》上李敖精彩语录 ：

■提倡胡适的自由主义

　　什么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我们看到学理上来讲，你出一本书，他出一书，学理上非常的高深；对我而言，没有复杂，自由主义只是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反求诸己，一部分是反求诸宪法的。　　

　　■如何突破当年国民党政府禁止他的书流通

　　我告诉大家，虽然这么多禁书不能卖，写了以后就被抢走了，怎么办呢？在二渠道，在地摊上和黄色书刊一起卖，鱼目混珠，所以我出的书都是露屁股，看起来很凉快的。我的读者根本不是我的读者，他是买黄色书刊，买错了就变成我的读者。

　　■反对用暴力的手段对待政府

　　言论自由争取以后是这个下场，那么我们革命了，项羽这样喊，李自成也可以这样喊，你不能这样喊，项羽拥有武器，李自成拥有武器，和统治者差不多，你有一把刀，我有一把刀，差不多。现在全世界任何政府的统治者用机关枪，坦克车，所以我说，人民要聪明，争取自由要靠智慧。

　　■引当年北大校长马寅初的经历阐述北大精神

　　那个时候北大怎么样对待（北洋）政府？教育部公文来了退回不看，北大多狠！教育部钱收进来了！现在的北大太孬了！在我看来，什么原因？怎么样可以不孬？（侧身面向台上坐着的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等）我们的书记站起来！校长站起来！像我们以前的老校长不就是这样吗？

　　■提倡要让共产党活一千年

　　13亿人口和6900万（共产党员）比起来是19：1，19个人里面有一个是共产党，我们广大的中国人民要干什么？我们放弃过去那种念头，就是我们要打天下，我们要和你作对，为什么落伍了？因为没有可行性。

　　■回答关于与媒体合作是否会影响思想独立性

　　今天，人心大坏，形势大好，我到台湾以后，发现台湾人排队。干吗？纳税。我说逃税都来不及还排队纳税。当兵，放鞭炮，庆祝当兵。我说我们都逃兵，你们怎么这么老实呢？今天台湾人变坏了。我告诉各位，你们要听实话吗？大陆人也变坏了。你们不是我走以前的大陆人。为什么说我不伤感，我不能伤感，我看到的北京是什么北京？我到店里的时候，他看我知道我买不起这杯东西，他会倒杯茶给我，那样彬彬有礼的北京已经没有了，现在是处处设防的北京，当你对人处处设防的时候，人都没有互信，人变坏了。

　　■为胡适立铜像

　　今天我做个样板给大家看，我捐了35万块人民币给胡适在北京立铜像，就是告诉大家，当年我们那样子打压胡适思想，其实胡适思想是最温和的，对我们有利的，现在我们开始知道立个铜像给他，当时胡适在我穷困的时候送了1000块给我，今天我相当于1500倍的人情来还的，你们是这种人吗？你们不是。你们有钱，可是有钱舍不得。

　　■谈打擦边球

　　刘长乐先生是个怪人，他有一个招和一个本领，就是我打球一样打擦边球，就是很多话我们不能说的，他能够很技巧的让它说过去，而不出事，这是了不起的。我告诉大家，争取言论自由就是要用这种方法，就是你要说，说别人能够听得进去，中国有句老话，情于信而词于巧，情拿出来是真的，可是词于巧，表达这些感情和事实的时候要讲求技巧，不是硬梆梆的，不是说：打倒共产党，不是这样！

　　■回答把教反动思想的老师清除出课堂的意见

　　我觉得作为大学一个特色，什么言论都敢接受，怎么可以叫反动言论呢？怎么可以有反动言论上课堂呢？医学院里不也教癌症吗？癌症这课我们也要上，我认为把它当成癌症来看，想出招来解决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认为，在大学里面，没有什么说是可以害怕的，不能讲的，是不正确的。

　　■回答什么时候再来北大

　　当胡锦涛请我做北大校长的时候我就来了。

　　■回答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对两岸的影响

　　我来北京就是怕谈台湾问题，果然这个问题就追上来了。我和你讲，这就是政治人物和思想人物的不同，马英九长了一个好脸蛋，人也是一个好人，可是一辈子他不做事的人，我们叫他不粘锅，什么好事也不做，什么坏事也不做，什么责任也不负，就是笑嘻嘻的拉选票，很多票就这样给他的，所以我们认为能够做事的人是很重要的，摆个小脸蛋到处跑是不好的，所以我认为马英九他干错行了，他应该去演个电影或者做歌星都比较好，至少变个大色狼也比较好。

2，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李敖的演讲守住了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底线。他是一个孤独的斗士，一个年迈但是仍然孤独战斗的英雄！中国现在没有热血青年了，只能靠一个老人说真话！他知道该说什么，而且知道该怎么说，并且能做到说的幽默和巧妙。李敖的演讲是相当敏感的。

刘夙在《快评李敖在北大的演讲》一文分析到，李的演讲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李敖用他的嬉 笑怒骂的无厘头风格，解构了中共一向营造的权威形象，解构了一向被奉为经典的 马克思主义。在论述自由主义的第一个层次时，李敖引用了苏联流亡小说家库布林 的一个小说的情节：一个漂亮的少女为了替社会主义革命筹集经费，甘愿去当妓女 ，而且自豪地宣称，我还是处女，因为我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而卖身。李敖还用 了《一千零一夜》中一个老人在辛巴达远航时，跳上船紧抱住辛巴达不放，说“我 要和你一起出海”的比喻，说大陆民众和共产党的关系，也应该是这种我跳上你的 背紧抱住你不放的关系。李敖又用 Ａ? 袜的比喻来解释毛泽东《卜算子?咏梅》 最后一句的未定稿和发表稿。这些比喻都是中共传统的宣传所不能接受的。 李敖使用了自称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辩论方式， 从毛泽东、周恩来的选集中，找出有利于自由主义的论述。比如，李敖在毛选中找 到了毛泽东说的（大意）“共产党将来也会灭亡。……我们希望它灭亡得越快越好 ”的话，并因此而论述说，后来的中共，是片面地理解了毛泽东思想。有趣的是， 李敖在演讲中几次提到他反国民党，反民进党，却拥护共产党，但实际上他说的拥 护共产党的方式，还是相当于他以前反国民党、反民进党的方式。这是一种欲纵故 擒式的高明辩论手法。 李敖胆子大，举例时常常直点其名，并且总是用开玩笑的语气提起。演讲 一开始就用自编的故事嘲笑连战。演讲中有一次插科打诨，由在座的北大校委委员 会主任闵维方一直都不笑，提到前中宣部部长“丁大官人”丁关根也是这样的人， 并且说，历史上也只有包拯能与之相比。李敖在提到胡锦涛时，还不忘加一句“我 的小弟”。这些也都是犯忌的。

李敖称自己是“大陆型知识份子”，关心民生疾苦，受父亲李鼎彝的影响，李敖不媚上、不傲下、不低三下四、不委屈求全，成就了他让人景仰的品格。如今北大精神在北大几乎凋零了，过批判胡适运动、反胡风运动、反右运动以及伤筋动骨的院系调整，早已经丧失了当年的独立品格和自由精神。秉承着当年北大的流风余韵的老北大人纷纷遭到严厉的整肃，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氛围下，连蔡元培校长当年倡导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也被当作「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而遭受围剿和批判。北大出身??如胡适、殷海光、姚从吾等人对李敖产生了积极影响，成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有人说，前半个世纪北大的精神主要体现在鲁迅先生的身上，而后半个世纪北大的精神则主要体现在李敖的身上。鲁迅与李敖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人灵魂的两个高峰。五四运动之后，以北大青年学生为代表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倡导走向民间、走向底层。不过口号多而实践少，理论家多而力行者少。这是五四精神迅速退潮的重要原因之一。有鉴于此，李敖仰天大笑出门去，到处与「蓬蒿人」为友，以老百姓的疾苦为己之疾苦，将书斋与民间打通，将学界与底层融合，乃生出别一番境界、别一番天地。与李敖的身体力行相对照，今日的北大已经日益变成一个孤岛??外在于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教授和学生们抱着强烈的「精英」意识，认为自己能够改变中国、能够拯救大众。然而，他们却不知道中国究竟是什么模样、大众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的理想写在书本上，他们玩弄着刚刚从西方舶来的花里胡梢的新潮理论。他们说，有这些「锐利」的武器就够了。他们的知识在膨胀，他们的人格却在萎缩；他们的思维很敏锐，他们的精神却很苍白。墙里秋千墙外道，他们在大观园里，何尝知道外面发生了些什么？而他们振振有辞地说，板凳要坐十年冷，我们在做大学问呢！我不知道他们最后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学问来。

大陆的知识分子如刘晓波、傅国涌、余杰、曹常青、钱理群、朱学勤这些都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但是与李敖有差距，他们还表现出了一副冷漠的态度，甚至进行冷嘲热讽。有什么资格对他进行这样无知无耻的嘲讽？李敖不过就是李敖，特立独行的李敖，勇者无畏智者无畏的李敖，一个当然也有很多缺点的李敖。一个真实的李敖。他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何必要拿十全十美的标准来要求他？

很多大陆所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是这样要求他的。这些清高的、装逼的、躲成小楼成一统的犬儒们，却洋洋自得嘲笑一个在外面呐喊的战士，并且讽刺他是在光天化日下裸奔。书本上的、理论里、的理想化的自由主义，去套李敖，这是很可笑的。这种生搬硬套本身就与自由主义背道而驰。自由主义者竟然容不得一个李敖，这他吗的是哪门子的自由主义？这并不能说明，李敖不是自由主义者，而只能说明，大陆的所谓自由主义者们值得怀疑。李是一个实践了的、战斗了的自由主义者。他逍遥自在，活得无拘无束，从肉体到精神到心灵都自由。更多的学者，清高，自负，无可救药。余杰在《反认他乡是故乡??评李敖的大陆之旅》一文中指责李敖之行背后的商业元素,政治因素,指控李敖现在是为了钱演讲,为了名气说话.但他自己当年也是被书商包装成"北大第一才子""鲁迅第二""王小波传人"的.余杰这个"北大第一才子"不是北大人自己封的,不过是商贾搞销售的广告而已,他难道不知道吗?其实道理很明显,不是沾了商业或者政治因素,一个人就变质了,这是一个互相博弈的事情.按照余杰的标准,李敖已经没有"北大精神"了.在余杰的眼里,除了他自己,还有几人有"北大精神"呢?说到底,余杰的"北大精神"就是"余杰精神".这种不宽容独断的本质,和官方钦定不容挑战的"毛泽东思想"没有本质差别.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不会逼迫你接受"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这样的价值观..如果强迫别人用生命去换取自由,这和专制强权还有什么区别?这里的自由还是自由吗?楚子虚指出的，正是暴露了大陆知识人的不足。

3，真智慧

李敖具有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的合作没有影响到了思考的独立性。他有招和一个本领，就是我打球一样打擦边球，就是很多话我们不能说的，很技巧的让它说过去，而不出事，这是了不起的。李敖举例说 如果你痛恨一个人(名为XXX)，不能直接高喊“打倒XXX”，因为要“情于信，而词于巧”。李敖真的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他告诉青年学生要讲究策略的！！！！李敖先生的演讲，提到了言论自由，提到革命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提到了力量的悬殊，这一些都需要巧妙说的。李敖嬉皮的笑脸高声朗诵老毛主张言论自由的话，充满暗示，不断地插科打诨，反讽，影射无疑是有智慧和有趣的。李敖在演讲中提到，人民与政府的五种关系，叫大家不要做这五种消极的事情，（即死，逃，躲，干）他又提到胡适其实是比较温和的，言外之意，他似乎赞同温和的改良，却不赞同改革或革命。这表现了李敖的用心良苦。李 敖这一次的演讲无疑是一次成功的思想传播。李敖这趟来，演讲中的许多言论，会像冯小刚《手机》《天下无贼》的经典台词一样，在青年中广泛传扬。比如：1.我们要拥抱共产党。（不是拥护哈）2.膈了、颠了、得了、菘了、翻了。（和专制政府蛮干的5种形式）3.共产党也是要灭亡的（毛主席说的哈）4.水浅王八多，多几只王八也不是坏事。5.他们有坦克车、机关炮。李大师一再强调，在强弱悬殊的情况下，要学会”斗争的艺术“。这种嘻笑怒骂暗藏机锋的功夫，不是书斋里的学者能学来的。李敖的演讲必将掀起新一轮网络讨论的热潮。

网络上有一则专门谈论他的技巧的。转载这则文章：

李敖解释自由主义是每个人都应该好好读读的。我们的学者，研究自由主义的都是经院派，文献上学理上都牛得无可非议了，但是经验上，对现象的把握上是有那么一段差距的。李敖这个老家伙是斗争过来的，非常懂得斗争的技巧性；同为自由主义者，在学院读书读出来的和在街上打架打出来的是不同的！就拿这回整个演讲来说吧，之前他的立场实在是有很大的迷惑性，把自由主义者骗了不说，还骗得人家把他请上北大演讲；一个大把戏。而所有人都在自己的逻辑上犯了个定势错误。呵。这个把戏充分表现了李大师所说的智慧，一种为知识分子不屑而为街上痞子善用的智慧。先来看些会令人有所收获的部分，首先是：“自由主义只是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反求诸己的部分，一部分是反求诸宪法的部分。”反求诸己，也就是自己心中对自由的立场。李敖说很少有人想做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因为太痛苦了，像苦行者一样；不时要反思自己的心灵，有时还得狠狠地在心灵上收拾自己。而普遍的要求，也就是大众程度的自由人，则不是那么痛苦的，而是很自我很开心的，并不要求每个人都上街游行，也不是要求每个人都义愤填膺；而是说，be yourself,decide by yourself，做你自己，上街游行也好，义愤填膺也好，你要自己选择，不受到外界的左右。要自由和开心兼得，还得有一个条件；自己的选择能够不受左右，那需要有一个保护自由的环境。也就是李敖说的“反求诸宪法的部分”。反求诸宪法，这可是非常敏感的地方，遥想当年：“项羽这样喊，李自成也可以这样喊，你不能这样喊。项羽拥有武器，李自成拥有武器，和统治者差不多，你有一把刀，我有一把刀，差不多。现在全世界任何政府的统治者用机关枪，坦克车。所以我说，人民要聪明，争取自由要靠智慧。”基本上，李敖这两点非常简单的把发扬自由主义的要点说清楚了，一是大家要自己懂得自由为何物，二是要有技巧的争取。不要以为第一点很容易，在一个扭曲的制度下，所谓吃饱才是第一位的，自由主义是会被实用主义吃掉的。

李敖另一个比较好玩的地方，是调侃北大。每年看着那么多人发了疯去挤北大，甚至非清华北大不读，实在木有语言了。说老实话，北大一直在吃老本，谁的老本？是蔡元培、蒋梦麟和胡适留下来的老本。靠着兼容并包、自由开放的学风，北大一直在国内高校里面担当一面思想旗帜。但是，这早就是老皇历了，今天它还能够担当国内思想界之翘楚？谁服啊。那么多学生疯狂追捧清华北大，图个啥啊？清华北大之所以今天依然有中国最出色的学术，那不是因为它的制度它的风气，而是因为一直以来聚到清华北大的都是中国最出色的学生，代代薪火相传才保住了老大的位置。今天无数尖子涌北大而去，一是因为北大学生就业尚好；二是因为北大是出国前最好的试练场。把师资生源撇开，单论制度，北大并不比其他高校高明多少。北大当然依然还是中国大学的顶尖角色。但是，它再也不是思想的领导者了。李大师今天一定很悲哀，因为他发觉“那样彬彬有礼的北京已经没有了，现在是处处设防的北京，当你对人处处设防的时候，人变心了。” 李大师今天一定觉得不爽，因为今天北大学生问的问题未见锋芒，没有人能够对他挥出锋锐的一刀，无敌最是寂寞，而寂寞最是落寞。

4，真男人

李敖确实读书不少，博古通今。李敖很狂放。狂，指狂妄，自我评价甚高，从不作谦谦君子态；放，指放纵，不拘束自己，既不轻易屈从于强权，也不拘泥于世俗道德，一副放浪形骸的样子。李敖很狡黠。在“义”与“利”相冲突的时候，他并不刻意去扮演“舍生取义”的角色。相反，他常常很老道地在“义”与“利”的狭缝中游走，既在“义”一方赚分，又在“利”一头获益。

一个崇尚世俗的大师，他的特征不在学识而在一种生活方式上.他那种才识，与道德文章毫不相关.除了写文章，李敖经常打官司出名。上至总统，政府各级官员，社会名流，下至生意伙伴，朋友以及女人，李敖动不动就诉着公堂，而且一定要在社会上炒得沸沸扬扬。这是传统文人不具有的.李敖颠覆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形象.比如他不仅会骂人，而且也可以说话不算话,他丝毫不掩饰自己对金钱和女人的欲望.他是一个很务实的人,放弃的是飘渺虚无的主义，追求的是实实在在的宪法精神，他呼吁人们努力去争取，要把宪法落实到实处．也个网友说的好,宪法里面已经把人民本该享有的各种自由权利都列了下来，首先要争取的就是这些东西．只要能把宪法落实了，实行宪政．那飘渺虚无的主义还有什么用？什么主义，什么理论都是文人搞研究骗饭吃骗老百姓的工具．而老百姓最需要的是各种权利，这宪法赋予给我们的权利是我们首先该争取下来的，有了这些权利，各种主义才有萌芽的土壤，发展的空间．李敖嘴上说要放弃自由主义，其实是在提醒人民要先争取本该拥有的东西．而争取这些权利是完全可以理直气壮的（政府想装傻也没用）．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终有一天能有突破口，终有一天能够完全实现宪政，把人民本该拥有的权利还给人民．这就是李敖聪明所在，也是他的厉害所在．就这点而言，那些只懂得夸夸其谈勾心斗角互相攻击的大陆文人都该羞愧而死

网友changfeng指出，李敖在北大不仅仅阐述了北大的精神，中国已经没有革命的土壤，这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时代，这不是揭竿而起，强秦即灭的时代。那个时代已经不能复制了，走革命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没有经历大陆苦痛的李敖都看得如此清楚，可是我们的一帮精英们还在走当年的老路；李敖说得很明白，一个人只有自己的心解脱了，就自然是自由主义者了，其实他说的意思是要救人首先要救自己，一个连自己都救不了的人，整天喊着解救天下苍生这不是笑谈吗？然而大陆的精英们恰恰喜欢笑谈，而且还会笑谈渴饮匈奴血；李敖把自由主义落实到普普通通的生活中，你可以自由的说话，你可以自由的去找小姐，自由的真谛就包含在这点点滴滴的真实生活中，然而我们的精英们一定要弄出个名词，一定要有个什么公共知识分子，只有他们才是自由主义的保护神。自由主义不是一本正经的观世音，而是嘻嘻哈哈的弥勒佛。

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仅仅安于治学问，纸上谈病，走出书斋，匡治天下，就困难了。蒋廷黻就曾这样认为：“中国二十年内乱之罪，与其归之于武人，不如归之于文人。”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文人-知识阶级重文字而轻事实，多大道理而少常识。中国知识分子太怕清议，爱惜羽毛，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他甚至咬牙切齿地说：“我国几千年来最无贡献的阶级是士大夫。我心发火的时候，不免要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鼓掌。”这当然是气头话，当不得真，但从中可以看出蒋廷黻对宋明以来士大夫空谈心性、大弹道德高调的痛恨。李敖对多少前人长辈嗤之以鼻，偏偏对蒋廷黻赞不绝口，说“这种真正的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蒋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蒋廷黻所要求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真精神”。这种敢于担当、敢于牺牲、敢于行动的经世之士。知识分子要做现代人，而现代人是动的，不是静的；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九一八事变以后，蒋廷黻、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等一群自由知识分子常常聚在一起，讨论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呢？蒋廷黻有一段话：“我以为我们要首先改革我们的人生观，圆滑、通融、敷衍，以及什么消极、清高，都是该打倒，我们要作事。-----吃苦要做事，捱骂也要作事。官可不作，事要作。别的可牺牲，事业不可牺牲。作事的人，我们要拥护。要崇拜。说便宜话的人，纵使其话说得十分漂亮，我们要鄙视。”
　　
　　几千年来，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士大夫,走的都是一个老路，自己洁身自好、爱惜羽毛、怕清议指摘、不愿多事、不肯大声疾呼,爱惜羽毛、怕清议指摘、不愿多事。随着市场经济高效率的发展，除了极少数利用特权、荫庇、高科技成果等优势分化到财富阶层去的人以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迅速走向边缘化。在政治上，他们是消极的、无所作为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中大多数人逐年退休，脱离了政治舞台，心无所用了。另一方面，他们经过数十年历炼，确实也是“看淡了、看透了”(汪曾祺的话)，任何政治激情都再难燃起，无论是崇高的理想，还是卑贱的权欲。在经济上，他们是困窘的、无力自拔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知识结构严重老化，越来越不适应快速的社会发展的需要，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他们观念陈旧，为传统所束缚，根本无法（也缺乏主动）从市场经济中去为自己分得一杯羹。两千年来，在社会条件和文化传统的双重规范下，中国知识分子向权力屈服是自觉自愿习以为常的，但他们在接受财富的役使这一点上常常表现得忸怩而迟钝，因而无论是当智囊或者抬轿子都不甚合格。而他们对于市场经济的规律和机制本就所知甚少，更不懂得如何抓住机遇玩弄手腕，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巨大效益当然也与他们基本无关。启蒙死了，启蒙并没有万岁。知识分子在后鲁迅时代扮演的角色日益尴尬。意识形态站立在历史的暗处，以一种不容抗拒的姿态圈定着知识分子言说的空间，规训与惩罚以话语暴力和身体暴力禁闭着自由，并且已经开始的学院化体制正在迅速扩展，它的许诺与召唤，甚至包括学术的光环使知识分子放弃自身的启蒙立场，从十字街头退居到封闭而精致的象牙塔获取了充足的合法性。在鼓励表达的同时建立表达的禁忌，在倡扬理性的同时遮蔽激情的生长空间，在这样一种管制的相对自由的社会空间里，知识分子学会了语言表达和身体表达，并且习得了一种良好的边界意识和极限感觉。已经几乎没有人试图「以身试法」，去拓展这个逼仄的表达空间，更多的知识分子学会了尺水兴波的生存方式，在自娱自乐中聊以自慰。与此同时，商业化写作成为公开的秘密和时尚的潮流。金币的光芒和大众的膜拜，成为一种永不歇息的驱动力，炒作、谩骂、作秀、合谋、表演成为现实的戏剧，其可观赏性已经远远超过知识分子提供的文本。生活已经成为一场没有法官的闹剧，被审判者已经道貌岸然地粉墨登场，在冠冕堂皇的所谓文学与大众的结合的口号中，向孤苦而单纯的大众贩卖着劣质的假钞和空洞的话语。 如何找到一个恰当的途径，知识分子能够真正地介入当下中国的现实，把握历史的暗流涌动的方向，建立自身与民众之间的信任感与互动机制，这也许才是给启蒙的历史灌注动力和活力的唯一出路。
　　
　　崔卫平女士调侃到，享受吧，知识分子别忧患了。她嘲讽的是这样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只企望社会大事件，方人大悲欢，他们围绕在时代风云面前就像围观在火灾现场，评头论足，指手划脚，高谈阔论，而一旦风云过后，马上像泄了气的皮球，垂头丧气，思想感情苦闷得很。对他们来说，日常生活就是地狱，当老百姓就是不合理待遇。 显然，李敖先生不是这样的人。离开最世俗的生活，只会哀叹现在“人心不古”啊，“道德水准下降”啊，“文化沙漠”啊，“终极目标”、“终极关怀”啊，这同样是一种弊端。崔卫平女士奉劝知识分子要热情生活，尽量享受，她表达的是对这个悠久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传统的不同看法。李敖先生早就做到了。可笑的是，当大陆知识分子在这里倡导拒绝谎言、“生活在真实中”；倡导社会良知、呼吁从良心出发的政治。这样的行动能力对我们许多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人们把大量的聪明才智、时间精力都花在讨论着一些东西上面，人家李敖呢？　李敖二十六岁起，用「文星杂志」和「文星书店」，兴风作浪了四年，最后被国民党封杀。自此他陷入十四年的「牛棚」生涯，包括以叛乱罪名，被乱判八年半在内，家也一再被抄。而他自己，则长年身陷黑狱，日与狱吏为伍，夜与蟑螂、白蚁、蜈蚣、老鼠为伴。李敖四十四岁时复出，可是两年后，国民党再度以冤狱判他半年，目的在中止他「恶势力」的扩张，并把他斗倒斗臭。但是有着度过「冰河期」历练的他，苦战不懈。他从揭发国民党司法与监狱的黑暗开始，大规模的延续他自文星以来的反极权、反暴政、争自由、争历史真相的写作，把国民党搞得焦头烂额。他每月写一本书，连写十年，一个月都没间断，他为理想主义打拚的精神，无论敌友，都推服无间。他秉持一贯理念痛批政客而卓然有成。他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他曾宣称他是这次选战中「真正的男人」，挖苦其它的参选人为「雄性的动物」。长年来他直言不讳，著名的人物如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没逃过。反政府的激烈言论，使他在70年代及80年代两度入狱。他成为地下英雄及国际知名的人权斗士。「笑傲江湖」的电视节目让他重回舞台，吸引数百万观众每晚看他横批政治。
　　
　　我们应该象李敖这个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学习，而不是先批判。
　　
　　
　　鲁迅说，中国缺乏俄式知识分子。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以立言立功立德为人生目标,只有知识，缺乏思想，是不折不扣的“知猪”。现代所谓独立知识分子，则以思想独立，精神自由，知识传播和社会批判为己任。漫长的中国社会诞生了一个虚伪的士大夫阶层，他们或为强势所豢养或者依附在某一肌体上，因为生活不愁，大抵没有底层生活的体验，所以就难有不平，他们总是以绅士的面孔出现，这样既体又中庸满面伪笑，显得十分有教养，不平者稍有反抗，便摆出一副调和折衷的样子，动则大骂“偏激”，怯于斗争，往往把严肃的斗争戏说成“无谓的”争斗，这些貌似“超然”的清客并不耐久，稍有动荡，便很快以各种方式站到丑恶势力一边，完成从“帮闲”到“帮凶”的过程。（张炜《冬天的阅读》）　中国的许多文人正是从适应那个阉割人的专制体制开始，导致了操守的丧失，灵魂的堕落。　在这样一个世俗的国度，做个暂时的“看客”，做个待利到的“渔翁”，的确不失为百试不爽的良策。可以没有激愤、没有良知、没有责任，但却万万不可没有良策，这就是一部分国人的心术。鲁迅先生说得透辟：“我正因为生存在东方，而且生在中国，所以“中庸”“稳妥”的余毒，还沦肌爽骨道……与虚伪的士大夫知识人相比，李敖永远是一个放荡不羁的浪子，一个真诚的狂生，一个无畏的反抗者，朋友这样说：“他是一个快乐的反抗者，或者说是一个更世俗化的反抗者，他对肉欲和正义的追求同样地肆无忌惮……李敖是快乐的，他率真而狂热地追逐形而上和形而下的色欲，他的肉身和他的灵魂同样丰盈，他在追逐正义的同时从不为自己的欲望辩护或试图升华原欲，他不仅是精神世界的狂者，也是现象世界中的狂人。他不会像尼采那样发狂，因为他天生就是一个狂人。他可以说是小人和君子的合体，因为他同时受原欲和神性驱使，而两者居然并行不悖。”羽戈也说，一个快乐的反抗者——不是狂喊革命口号的悲壮烈士，而是以近乎喜剧的姿态消解专制意识形态的垄断与高压。
　　
　　
　　自古以来，伪善的知识分子标榜清高太怕清义，爱惜羽毛，不肯牺牲自己的荣誉。中国几千年来最无贡献的阶级是士大夫。知识分子要做现代人，而现代人是动的，不是静的；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就此而言，我喜欢鲁迅、胡适，不太喜欢周作人、俞平伯。要把获取知识当作一种思考的乐趣，不要把它作为追求功名利禄的工具。就此而言，我喜欢那些钻研纯艺术的学者，如宗白华，不喜欢那些官僚型的，如刘再复。要改革我们的人生观，消除圆滑、通融、敷衍、消极、清高。过于天真、狷介、独立的人，常常被体制排斥，中国的官僚体制容纳不了这样的人。中国的知识分子首先要摆脱为学的“政治情绪”，“坐而论道”也行，只要不成为无用的“书虫”就行。 放声呐喊得到的偏偏是四壁无声，狂狷自负之人偏偏得不到承认，四野寂寂，和声寥寥，漫天流行皆实用思想，思想者的处境往往是个悲剧。特立独行往往是个悲剧。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长河中，知识分子大多猥琐得像瑟缩墙角的童养媳，惶惶不可终日地瞅人家的眼色——苟活，什么“人格尊严”、“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全是奢望。中国知识分子中“食客”和“变相的食客”多矣。鲁迅率先完成了自身思想文化观念的现代转换，他选择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魂，提出了“立人”的思想文化主张，首先谋求对制约整个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机制，进行整体的改革。批判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性”，唤醒麻木的人心，鲁迅提出“立人”的课题，值得让人警醒。从“奴人”走向“人”，的确至关重要。
　　
　　不是文化、思想、宗教本身有缺陷，而是我们的心出了问题，连心都腐烂了，还能值望什么呢？我们津津乐道地谈论什么民主、专制、宪政、自由、新左、内圣、外王、哈贝马斯、福科、萨义德，以此炫耀自己的博学，可是却忽视心的建设。我们不仅不建设心，而且冷落心，我们不缺少知识和学问，历来什么“文化昆仑”、“学术大师”、“国学大师”，我们有；文化批判专家我们也有。我们唯独缺少注重建设心的专家，一个鲁迅死了，精神废墟上跳出许多个精神哪叱，我们缺少鲁迅深沉博大的悲悯和大爱，我们缺少李敖身上的“斗士精神”和“侠士精神”，我们不缺少大谈信仰高高在上的假基督。 我们一些知识人整天呼唤民主，民主是需要流血的。台湾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实践已经有50多年了，在这50多年的时间里，有多少人牺牲？有多少人坐牢？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就如李敖，两个女朋友都是因为坐牢跑掉的，在一般人看来，岂不是很悲哀吗？柏杨的前妻也是因为柏杨坐牢散掉的。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告诉我们政务民主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这是今天我们的自由知识分子还没有付出过的。大陆的知识分子患软骨病的比台湾人多得多，大陆的自由知识分子中头脑不清的人混－蛋也多得很，的确争取民自需要的是智慧、理性和知识，不是那种想当然冲动。当大陆学者炮轰李敖时，最好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