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次降准后，有文章说：
此次降准可以释放7000亿的基础货币，在当前货币乘数5.4倍左右的情况下，理论上可以衍生出3.78万亿的广义货币M2。
以上说法显然是把释放基础货币理解为增加基础货币了。
事实上，降准只是把法定存款准备金释放一部分，变成超额准备金，超额准备金可以用来发放贷款。
降准可以视为基础货币不变，但货币乘数变化。据笔者推算，降准1%,货币乘数变化率为6%左右。假设基础货币保持不变，假设以180万亿元广义货币为基数，可以衍生广义货币10.8万亿元广义货币（广义货币增长率近似等于基础货币增长率+货币乘数增长率）。
由于降准1%就可以使广义货币增长率达到6%左右，为保持广义货币增长率8%的目标，只要降准超过了1.5%左右，央行必须减少基础货币发行。
反过来说，如果因为各种原因，央行减少基础货币发行，央行一定要采取降准措施，以保持广义货币增长率在8%左右。
2018年10月15日央行降准1%，同时45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MLF）不再续作，这4500亿元是减少了4500亿元基础货币发行。
增加基础货币可能要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减少基础货币可能要降低法定准备金率。当央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时，我们可以猜想到可能是增加基础货币发行了；当央行降低法定准备金率时，我们可以猜想可能是减少基础货币发行了。
2018年11月末基础货币为30.6万亿元。2017年末基础货币为32.2万亿元。截至2018年11月末，基础货币比2017年末减少1.6万亿元，大致减少5%左右。
降准释放基础货币不是增加基础货币，反而要减少基础货币。或者说，因为减少基础货币才降准释放基础货币。
附：一篇把释放基础货币理解为增加基础货币的文章

从基础货币释放渠道 角度看降准
　　谭翊飞
　　前些天，央行实施了年内的第四次降准。按照一些机构的预测，今年年底可能还会继续降准。当然，即使今年年底不降，明年继续降准也是大概率事件。
　　前几年，考虑人民币汇率的因素，央行不愿意轻易降准。毕竟降准是个“大杀器”，一旦实施降准了，市场的预期就会变。
　　不过，这样的观点其实需要改变。降准毫无疑问是一种偏宽松的政策，但是如果从基础货币释放的角度综合来看（此处将释放理解为增加，笔者注），降准的“大杀器”效果显然要小许多。
　　相当长时间，中国的基础货币释放渠道依赖于外汇占款（此处将释放理解为增加，笔者注），说到底就是外贸等带来了大量的美元收入，到国内后需要结汇换成人民币。央行不得不被动释放了大量的基础货币（此处将释放理解为增加，笔者注）。
　　在最高峰的时期，外汇占款科目在央行的总资产比重曾接近83%，而且有将近4年时间占比维持在80%以上。从外汇占款的余额来看，最高峰在2014年5月，当月的外汇占款达到27.3万亿。从此以后，外汇占款余额出现了趋势性下降。直到央行最新一期公布的数据，2018年9月份只有21.4万亿，相比2014年5月的高点减少了将近6万亿。
　　在外汇占款剧增的高峰期，央行货币政策受到了外部因素的极大影响。为了减少大量被动释放的基础货币带来的货币超发问题（此处将释放理解为增加，笔者注），央票工具应运而生，被用于回收多余的流动性。而今，同样，在外汇占款快速下降的当前，货币政策又不得不面临被动改变，过去用于回收流动性的央票，在国内早已停用多年，而新的工具不得不被创设出来。
　　在2013年到2014年，央行创设了大量的新工具，用来释放基础货币（此处将释放理解为增加，笔者注），包括SLO（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F（常备借贷便利）、MLF（中期借贷便利）、PSL（抵押补充贷款），即市场俗称的各种“粉”。这些工具创设，提供了新的基础货币释放工具（此处将释放理解为增加，笔者注），缓解了燃眉之急。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工具带来的问题也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一是，这些工具普遍期限较短，这导致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普遍缺乏稳定长期的资金来源，不得不依赖央行的短期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资产负债管理，这带来了不稳定性。
　　二是从投放方式看，这些工具主要是在公开市场进行投放（有些是定向提供给政策性银行，如PSL），但是公开市场的一级公开市场交易商仅限于部分银行，这些银行近水楼台先得月，获取央行资金较为便利。但是其他机构，尤其是中小银行不得不依赖于这些资金传导之后才能获得流动性，这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同业存单市场的火爆，小银行获得资金的成本则比大银行更高，加剧了金融市场的不均衡。
　　这样的问题现在正在被越来越多地讨论，我们需要重新调整基础货币的释放渠道（此处将释放理解为增加，笔者注），仅仅依靠短期的工具会带来许多问题。因此，可以看到央行近年来不断地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为银行通过无成本的长期资金，对冲到期的公开市场的投放。

　　这当然是因为前期存准的“水坝”筑得过高，大型银行一度超过20%，中小银行业接近20%，这带来了极大的资金浪费。但同时也可以看到基础货币投放方式转型的迹象。虽然并不一定马上就会出现公开市场的投放量趋势性减少的情况，但是更多地通过降准等工具为银行提供中长期资金是必然的趋势。这也是货币政策工具转型的一个体现。
　　中国的存准率在1999年曾一度只有6%，如果按照这个数字来看，未来降准的空间还很大。央行行长易纲在2018年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说过，“货币政策工具箱中有足够的政策工具可以运用。”
　　未来，当中国的存准率回归到低水平之后，央行的基础货币释放渠道会面临真正的考验（此处将释放理解为增加，笔者注），往哪个方向走目前仍是未知数，市场有一些观点建议借鉴美国模式，通过购买国债的方式来释放基础货币（此处将释放理解为增加，笔者注），但这样的改革需要在法律制度、市场操作等多个方面进行调整，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