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气候变化政策的经济学奠基
于晓华
　　http://www.ceh.com.cn/ceh/xwpd/2010/1/12/58406.shtml
　　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主要发达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承诺在2020年之前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如何制定一个合理的政策，既能达成承诺的减排量，同时又能保证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本国经济效率发展，成了各国国家政府制定气候政策的一个难题。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学理论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为有效地制定气候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其中，最重要的三位经济学家是庇古、科斯和欧玲。这三位经济学者中，后两者因为对经济学的贡献分别在1991年和2009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从1969年才开始设立的，而庇古在1959年就去世了，要不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有他的一份。
　　 庇 古（Arthur CecilPigou,1877~1959）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是福利经济学分析体系的建立者，他对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是区别了生产中的私人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成本。如果私人成本不等于社会成本，企业就存在所谓的“外部性”。他认为政府可以通过混合使用税收和补贴来校正“外部性”。如果是正的“外部性”，应该对企业补贴；如果是负的“外部性”，应该对企业收税。因为他的这个贡献，在经济学上，这种税收就被称为“庇古税”。
　　庇古的理论奠定了现代环境经济学理论和政策的基础。环境污染就是典型的负的“外部性”，社会承担的成本大于企业的成本，这导致了社会分配中的不公平和非效率。按照庇古的理论，应该对污染的企业征收“庇古税”，这也就我们在现实政策中的排污税，来校正环境污染的不公平和非效率。
　　按照现在主流科学的观点，人类经济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很有可能造成了现在的地球温暖化。这样，一个企业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会给整个地球社会带来重大的损失，比如海洋岛屿国家和低地的淹没，大量物种的灭绝以及疾病的流行等，而这些社会成本没有计算在企业的生产成本中。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负的“外部性”。如何校正这些负的“外部性”？按照庇古的理论，我们要对这些企业征收“庇古税”，让企业来承担这些社会成本。这就是很多国家开始征收“碳税”的理论基础。
　　 科 斯（Ronald HarryCoase，1910-），是一位出生在英国后移居美国的经济学家。1960年，他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指出如果不存在交易成本，初始的产权分配不会对分配结果的效率产生影响。这一思想后来被斯蒂格勒称为科斯定理，这也成为他在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成果之一。
　　举一个例子，假设在一家化工厂的旁边有一些农地，化工厂排放的废气会损害周围农地的农作物。如果没有交易成本，不管是规定化工厂可以排放废气，或者规定农民有免收化工厂排放废气损害的权利，经过农民和化工厂主的谈判，最后的社会分配结果都是有效率的。如果规定化工厂可以排放废气，农民可以花钱购买排放权，让化工厂减少排放或者停止排放；如果规定农民可以有免收化工厂排放废气的权利，化工厂可以花钱从农民那里购买排放权，以补偿农民的损失。
　　现在，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但是在国家与国家，或者企业与企业之间，效率的分配排放量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国际上现在流行的政策方法就是碳排放权交易。而科斯定理为碳排放权交易奠定了理论基础。科斯定理认为，如果没有交易成本，产权交易可以顺利地进行，初始的产权分配不会对效率的分配结果产生影响。
　　如果给地球上所有的国家都分配一定量的温室气体排放权，有的国家没有用完，可以以一定的价格出售给那些需要的国家。即使所有的国家都需要温室气体排放权，但是由于各国技术能力的差异，单位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产出利润是不同的。比如有A和B两个国家,A国一单位温室气体排放产出的边际利润为100元，B国一单位温室气体排放产出的边际利润为150元；在B国排放权使用完之后，B国就可以以单位价格超过100元的价格从市场上向A国购买排放权，这样保证A国不生产就能同样获得不低于生产的利润，同时B国又能获得正的利润。这保证了有限的温室气体排放权的有效利用。这样的原理同样可以运用在一国之内的行业之间或者企业之间，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可以保证效率。
　　    既然这样的设计可以保证效率，大家也知道削减温室气体的重要性，但是如何分配初始的排放权便成了一个争吵的热点。每个国家，或者每个企业，都想分配多一点的排放权。这也就成了历次世界气候大会很难达成协议的重要原因。
　　    欧玲（ElinorOstrom，1933-）因为在公共资源治理领域里面做出的巨大贡献，和威廉姆森共同获得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她的研究对气候变迁的治理具有重要的作用，这恐怕也是她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吧。
　　不同于纯粹的公共产品利用中的非排他性，公共资源利用中是具有排他性的。因为温室气体排放后是流动的，超越国界的，一个国家排放的温室气体可能对另外一个国家造成损失；而地球对温室气体的容量可以看作一个公共资源。按照哈丁的“公有地的悲剧”理论，公共资源的所有利用者都会陷入过度利用该资源的状态。对于每个利用者来说，这都是最优的选择；而从整体来说，这导致了公共资源被过度利用，从而导致资源的枯竭。在哈丁的世界中，这个世界的结局是灰色甚至是黑色的。
　　但是，欧玲教授通过分析大量的事例表明，当一个团体在遇到公共资源利用问题时候，大家会通过争论或者其他方法制定一系列措施防止公有地悲剧的发生：比如会设定一些基本使用原则，采取集体行动和获取集体利益，采取有效的监督和查核措施，设立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对过度利用者实施惩罚等等。机制的设立和实施是非常复杂的。欧玲教授对大量实际事例的分析表明，“共有地的悲剧”是可以通过集体行动克服的。虽然前途是光明的，但是道路是曲折的。
　　哥本哈根大会的结果正是验证了欧玲的理论。190多个国家为各自的排放权争取最大的利益而争吵不休，看上去非常混乱，而达成的结果也只是一个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不必悲观，在欧玲的理论中，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和《哥本哈根协议》正是为达成最后的防止地球温暖化的有效而复杂的社会政治机制过程中的一步。比如《哥本哈根协议》中就规定了对各国温室气体的减排承诺要采取有效的监督和查核措施。这些都是欧玲理论的重要体现。（作者为哥廷根大学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