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关于价值的产生、转化及其影响的学说，目的在于实现资源的最佳利用。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叫政治经济学，后来政治经济学分化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过去我们管西方经济学叫庸俗经济学，它脱离了劳动价值论，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现在的西方经济学往往回避经济学的主旨，偏重研究一些具体的实现手段，比如计量经济学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是劳动价值论，然而马克思未能最终解决价格和价值脱节的问题。最初马克思认为，商品是价格和价值的统一，价格围绕着价值波动。这个观点一直写进我们的教科书。后期马克思重点研究了两者分离的原因，剖析了价值如何转化成价格，给出了实际的计算方式，这也就是所谓的转形问题。马克思提出了转形中两大总量相等的基本原则，这部分论述是资本论第三卷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有关价值转形的数学证明，理论界讨论了很多年，始终得不到马克思的两大总量相等。后来人们怀疑，两大总量相等是马克思的一个误判，在平均利润率的前提下，两大总量不可能实现相等。经过笔者的研究，两大总量相等的概念是成立的，这里就不讨论了。真正的麻烦来源于转形过程中，价格和价值并不存在着明确的数学关系。
我们知道，劳动价值包括两个部分，劳动力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如果这个数学关系不成立，我们就不能够利用转形公式去计算剩余价值，商品的价格和价值之间就不存在着确定的关系，劳动价值论就成了空中楼阁。
马克思的解决途径是建立了平均利润率的概念。平均利润率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有了平均利润率，整个社会的总利润，或者说总剩余价值，就会按照不同企业所拥有的资本的权重进行分配。因为不同产品的资本有机构成是由产品的技术构成决定的，由此不同商品的价格和价值的关系就可以确定下来了，劳动价值论就有的放矢了。
很遗憾的是，平均利润率规律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这也是笔者在痛苦的思索后得出的结论。这并非是说马克思错了，而是因为今日之世界，早己不是过去的实体经济时代，金融及其衍生行业主导了当代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马克思时代的人们所无法设想的。
现代银行制度大约成形于17世纪末，它所确立的借贷关系是企业发展的最重要的模式。这个模式的建立，破坏了社会平均利润率规律。此时投资者不再去关心资本利润率，而是去关心净资本利润率。借贷关系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存在利息和利率之差。它导致了一个现象: 净资本占总资本的比重越小，净资本利润率越高。换句话说就是企业负债率越高，企业的投资效率越好。
理论上讲，净资本利润率是没有上限的，不存在平均净资本利润率，所以我们也不可能通过净资本利润率实现剩余价值的转形，无法建立商品价值和价格之间的数量关系。
现实中提高净资本利润率会伴随投资风险。净资本利润率越高，投资风险越大。投资风险的存在，限制了净资本利润率的无限提高。由于银行的间接融资存在着这种风险，而工业化的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又越来大，客观上也促进了以直接融资为标志的股份制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股份制经济几乎是和当代银行业同时发展起来的，其作用也越来越大。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美国的制造业的90%的产值来源于股份制公司。
股份制经济离不开证券市场。证券市场有一个作用是我们过去所不曾提及的，实际上它也是股份制经济的一个副产品，这就是股份制企业可以通过证券市场转嫁经营风险。企业可以通过间接融资提高净资本利润率，如果此时成功上市，市盈率就会很低，企业就可以溢价发行股票。不仅规避了风险，而且使资本增值了。
操作净资本利润率本质上属于资本运营技巧。净资本利润率早已摆脱了实体经济的束缚，它造成了价值和价格渐行渐远，我们再也无法通过价值去判断价格了。
末来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且要调整今后的研究方向。过去人们倾向于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去阐释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现在看来，这既无可能，也无必要。现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统统是在一个错误的前提条件下形成的。我们又怎么可能用一个错误的东西去验证一个正确的东西呢？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跳出传统的资本论式的研究窠臼，不再纠结于发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所形成的价值规律，而是应该把眼光放的更远，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原则，着眼于建立新的经济秩序，让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在现实生活中生根、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