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40年，从经济总量上来说中国已经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如此庞大的基数面前，每年还能维持6.5%-7%之间的增长已经殊为不易。

在高速发展阶段，很多经济问题都被掩盖，但在红利消失、潮水已退的状况下，以前所埋下的经济隐患逐渐显露，现在的中国在多重压力之下经济正处在下行阶段，L型的经济走势也还未触底且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仍会处于震荡之中。而在经济下行的状态下，潮水退去的中国有哪些危机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呢？

01

三驾马车问题重重，
中国发展动力严重不足

中国的经济想要继续靠投资与出口拉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越来越难。

在经历过08年及12年两波投资的刺激以后，投资与需求不匹配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在逐步凸显。过去的中国对于投资极其依赖，不得不说，由政府主导的投资也确实可以显著拉动经济增长，但是由于投资方向非市场主导，这也导致了很严重的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并且在投资效率方面损失较大。而且，长期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下，中国经济形成了特有的举债->买地->盖房/基建的经济发展模式和融资链条，这种模式已经滋生出房地产泡沫和债务风险等问题。

同时也正是由于过度的依赖投资，每次出现经济下行之时，必定会利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开始“大水漫灌”，但是这样也使中国经济的各部门开始负债累累。根据社科院的统计数据，2017年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是156.9%，这个数据在2007年的时候仅为97%，十年间增长了近60%！而由负债过高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正在逐渐显现，地方政府的债务越来越多，企业债务越来越多，债务违约的风险也在近几年逐渐爆发。

政府已经意识到了相关的风险，所以在15年后开始进行去杠杆和供给侧的改革，我国的杠杆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但是有去杠杆所引发的流动性紧缩也进一步加速了企业债务风险的显露。

另一方面，全球经济趋缓，各个国家的复苏进程受到干扰，想要靠出口拉动我国的经济已经愈加困难。自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输出我国的工业制造品一直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随着信息化技术以及交通运输的发展，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由于成本及自身产业结构调整等原因也纷纷把中国列为全球供应链的一环，尤其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使得我国出口飞速发展。

然而，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发生趋势性下降，出口对我国GDP的贡献也越来越低。按GDP支出法统计截止2018年第三季度，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对GDP累计同比的贡献率已经转至-9.8%！！

02

我们在中等收入陷阱面前摇摇欲坠

在这种外需疲软，内部动力不足的背景下，中国同时还面临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劳动力成本增加、用地成本增加等一系列问题，一方面我国的低端制造业开始向成本低的区域转移，比如越南等东南亚地区。一方面有更富有的国家抢占高端市场，封锁我们的技术。中国就不得不面对另一个问题——“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的时候世界银行在一份报告中提出，主要描述的是一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型的过程中，由于依靠破坏环境、人口红利、土地红利、从事低附加值制造业的传统模式已经无法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在向更高端的发达经济体转型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技术进步缓慢，最终导致经济增速大幅降低甚至陷入停滞，国家无法实现转型或者转型失败。

中国目前的状况也同样是在中等收入陷阱前面摇摆，随时可能踏入，但是，中等收入陷阱给我们最好的启示就是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发展模式，重新寻找我国发展的动力源泉，换个角度来讲，“中等收入陷阱”更多提示的是一个风险，而非必然的结果。

最值得我们学习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有两个国家，一个是阿根廷，一个是新加坡。阿根廷在1960年之前就已经是高收入群体的国家，但是80年代初期阿根廷的民主化运动遭到了军方势力的干扰，国家陷入政治动荡，并且阿根廷启动了两轮启动货币改革方案均以失败告终，随后阿根廷经历了非常严重的恶性通胀，通胀率最高的1989年甚至超过3000%。从此，阿根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高收入国家掉入中等收入国家徘徊不前。

而成功的案例同样也有，新加坡在上世纪60年代年前进入中高收入群体，80年代年前后进入高收入群体，但是由于国家的政治、产业结构等原因国民收入一直徘徊不前，甚至有隐隐下坠之势，随后新加坡将整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从传统加工制造转向金融服务等高端产业进行转型，到现在新加坡是全球第四大金融中心。

03

中美贸易摩擦的日趋严峻

中美之间从72年尼克松访华开始关系破冰再到78年合作正式开始，现在转变为全面遏制：当年美苏争霸，冷战爆发，为了争取中国，分化苏联的整体实力，中美也完成破冰，随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与美国进入了合作的蜜月期，因此可以非常明确地说美国是中国对外开放中最大的外部因素。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产业不断升级，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内可以和美国一较长短，甚至在某些领域内已经超越美国，中美之间的产业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互补关系，很多产业已经开始了明显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逐渐改变的对于中国的认识，200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已经定义为“潜在竞争者”，随后的十年，中美之间关系进一步改变，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美国将中国首次定位为“战略性竞争对手”，而后中美贸易战正式开打。因此中美之间的关系变化并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形成的，而是这些年在美国一直存在着这种声音，只不过很多时候被我们忽略。

另一方面非常可以明确的是，美国国内的各阶层的矛盾已经到了极点，而这种矛盾的爆发的结果就是特朗普的当选。美国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但同时美国也是这个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之一。大量的选民因为失去工作而心怀愤懑的时候，华尔街的精英们却赚的盆满钵满，当这种矛盾爆发到极点的时候这些心怀愤懑的人们就需要一位代言人为他们“主持公道”，因此特朗普上台的目的就是为了平息这些矛盾，为了给这些心怀愤懑的人们带来希望，“美国优先”与“制造业重返美国”的口号绝不是个口号。在这方面，特朗普认为中国是问题的根源，而制裁中国正是特朗普执政合法性的根基。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各界的矛盾找到了统一的出口，各阶层的人们有了统一的观点，因此制裁中国的声音在美国响亮，中美贸易战想要短时间得到妥善解决可能性非常低。

04

来自新兴市场的威胁

一方面，全球的新兴市场在努力发展自身，不仅与我们国家的多个领域产生直接竞争，而且在全球不稳定风险增加、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的背景下，为了保护本国日益衰落的传统产业和就业市场，各国普遍加强了贸易保护，中国传统产业出口压力越来越大。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也采取了不同的外向型战略，一同与中国争夺外部市场，比如印度最近也是动作频频，通过“邻国优先”战略，不断深化和缅甸、不丹、斯里兰卡、伊朗等等国家的关系。而去年圣诞期间，印度也正是接管了伊朗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港口查巴哈港，和中国援建的瓜达尔港分庭抗礼并隐隐有超越之势。

另一方面，一些新兴市场国家2018年发生货币危机也为全球金融市场敲响了警钟。2018年初，土耳其里拉汇率就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尽管土耳其央行采取紧急加息的措施，但作用时间非常短暂，土耳其里拉在2018年彻底崩盘，土耳其国内通胀高企，失业率上升。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强势美元的影响，阿根廷比索加速贬值，阿根廷政府采取了各项措施保护自身的经济，但都收效甚微。各个新兴市场的危机也逐渐向其他地区蔓延，欧洲方面，由于土耳其负有大量外债，债权人主要是欧洲的几家银行，债务的压力使得欧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而阿根廷与土耳其严重的货币危机不仅对欧元区产生了影响，对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都可能造成影响。

而在2019，新兴国家为了发展自身与应对危机与中国之间的碰撞将会日趋激烈，虽然对中国现在是非常磨难的时刻，但是危机的另一面反而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只有我们不断地锻炼自身强化我们的能力，学会七十二变，积极地适应这个时代，才能最终经得住八十一难，向更好的未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