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学在定义“效率”时，以“给定技术”为前提条件，与目前企业强调技术创新，技术进步的实践明显不同。今时今日，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环境下，我们的经济学却一直停留在既定技术的条件分析经济现象，和古人的刻舟求剑如出一辙……

稀缺与效率是经济学的双重主题。

很显然，效率在经济学中占据了非常核心的地位。因为经济学始终贯穿着两大核心思想，即物品和资源是稀缺的，以及社会必须有效利用这些资源。经济学的精髓之一就在于承认稀缺性是一种现实存在，并探究一个社会如何进行组织才能最有效地利用其资源。正是由于存在着稀缺性和人们追求效率的愿望，才使得（人们）对经济学的关注永远不会消失。

在经济学中，效率被定义为：通过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最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类的愿望和需要。

如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19版对效率的解释：经济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就是要求在给定技术和稀缺资源的条件下，生产最优质量和最多数量的商品和服务。在不会使其他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如果一项经济活动不再有可能增进任何人的经济福利，则该项经济活动就被认为是有效率的。

在这里我不想再说对资源稀缺的认定是否正确，想要阐述的是经济学所定义的这个“效率”，与企业家在实践中所倡导的那个“效率”存在很大的差别。

为什么说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说的效率与企业家在实践中所倡导的效率，存在很大差别呢？问题就出在经济学给“效率”套上了一个“给定技术”的镣铐。

我想大家都听说过这样一些话：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市场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

对企业而言，人才能带来“效率”。一家企业拥有人才的多少、优劣，决定了这家企业的竞争力。

而在21世纪，企业家最想拥有的是更多的、更好的“技术人才”。因为对一家现代企业而言，技术创新才是它最核心的竞争力。

企业在市场的竞争力，在表面上是产品的竞争，谁能拥有物美价廉的产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谁就能在市场竞争中取胜。但在产品竞争的背后，是企业制度、理念、文化的竞争，在一种什么样的管理（俗称支持平台）下才能生产出这样的产品，而这其中最为核心的还是在技术上的竞争。因为，市场源于产品，产品源于技术，技术源于研发，研发源于研发体系的架构。企业竞争到最后，其实就是研发力的竞争。

我们看一看现在在行业内数一数二的企业就知道，它们无一不雇佣大量的技术人才，付出了大量的科研经费，拥有行业内相对领先的技术，才能保持住在行业内相对领先的地位。

比如说华为，华为是备受国人推崇的极少数本土企业之一，堪用“伟大”二字来形容。人们一般认为，华为拥有今日的地位，与其较早建立“研发立企”、“技术立企”的观念息息相关。换言之，就是技术与研发成就了今日之华为。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曾经非常自豪地说，“全球最优秀的数学家都在华为”。而在拥有众多的科学家背后，是华为大量科研经费的投入。

如2016年，华为研发投入了762亿人民币。在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16全球企业研发投入排行榜”上，华为排名全球第8，位居苹果之前（全球第11位）。堪称中国科技型企业的模板。

综观华为全球研发体系，它包揽了基础技术研究、先行技术研究、颠覆性技术研究的布局。不说基础技术、先行技术这些基础性、前瞻性的科技，就是其中颠覆性技术研究从立项到产品问世，周期大概也要7～10年。

这家企业能做出这样长远的布局，就绝不是想仅仅在给定技术的条件下，追求企业的经济效率。

华为对于中国企业的最大启示，在于它用事实证明：研发才是推动企业持续发展的第一动力。

在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中，中兴被美国当局制裁的事件，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技术创新对一家企业的重要性。

中兴通讯是一家综合通信解决方案的提供商，也就是一家手机等通信器材的组装厂商，但核心配件需要依赖进口。

中兴事件的爆发十分突然。当地时间2018年4月16日，美国政府突然宣布对中兴通讯进行出口管制的措施，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7年，直到2025年3月13日。原因是美国商务部官员认定中兴通讯在2016年和2017年做了多次虚假陈述：之前中兴在涉嫌向伊朗出售敏感通信产品后被美国处罚，中兴通讯曾承诺开除涉案的4名高管，并通过减少奖金或处罚等方式处罚35名员工。但中兴通讯只解雇了4名高管，未处罚或减少35名员工的奖金。作为全球主要综合通信解决方案提供商之一，中兴通讯与众多美国供应商保持着密切的供货关系。被美国宣布出口管制后，4月20日中兴通讯在发布的声明中承认，美国商务部的制裁使公司产品的核心配件来源中断，生产立即进入休克状态。

6月7日，经过53个日夜多方的穿梭协商谈判，中兴事件终于达成和解。对中兴通讯8万员工、31万股东而言，可谓大好消息。但付出的代价不菲：包括新增罚款10亿美元、另缴4亿美元保证金交由第三方保管；美国商务部还要求中兴通讯在30天内更换董事会及高层，其中包括董事长、CEO、CTO、以及部分执行副总裁（EVP）。美国政府向中兴派驻合规监督团队，为期十年。

痛定思痛后，人们终于认清了技术创新，掌握核心技术对一家企业的重要性。

为什么“技术创新”在21世纪变得如此重要呢？

因为在21世纪，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已经完完全全进入到一个快鱼吃慢鱼的时代。如果一家企业不能与时俱进掌握核心技术，即使有再健全的公司制度、再好的公司文化，再稳健的公司财务，也难以保持在这个行业的领先地位，甚至难以在行业中立足。

中兴的问题，也是目前国内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

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中国企业的研发一直停留在应用技术层面（即模仿技术上），无法掌握核心技术，在行业内领先。直接决定了中国产品长期处于产业链低端，只能长期给发达国家的企业做代工，缺乏自己的品牌。

以至很众多的国内企业，表面上业务繁忙，营业额的数据上风光，但内里利润微薄，像前些年服装业“中国八亿件衬衫只能换一架空客飞机”，近些年东莞的制鞋业“15亿美元的鞋子赚不到1元人民币” 。为了降低成本，挖掘利润，这些企业最后变成“血汗工厂”。这就是国内企业技术落后的真实写照。其中还有很多企业，在市场中风风光光经营了20～30年后，最后无奈在微利的情况下关厂，倒闭。其原因最终也是没能与时俱进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所以说，如果一个企业只满足于现有的技术条件，眼前的产品好卖，对不起，从今天开始，你已经落后了。

“技术创新”在21世纪变得如此重要，但在现有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定义“效率”的时候，却仍然剔除了技术研发、技术创新的因素，这就意味着经济学教科书中提倡的效率，仍然被局限在一个特定时间内，对现有企业资源进行排列组合，实现有效配置，达到投入与产出的最佳效果。

就像电能的效率，它是输出瓦特数与输入瓦特数之比，若此数越接近1，则显示其效率越好，以在线式UPS而言，一般的效率约在70%～80%之间，即输入1000W，输出约700W～800W之间，UPS本身即消耗200W～300W的功率；而离线式与在线交互式UPS，其效率约在 80%～95%之间，其效率较在线式高。所以在现有条件下，应该选择以线式与在线交互式UPS配置资源。而技术的研发、创则意味着要创建另外一种新式的电能输入、输出方法，但其投入与产出的比例还是未知数，如果按照经济学给“效率”的定义，研发新的输电方式就不会在企业的考虑范围内。

再比如规划一条公路，如果按照现有的车流，设计成四车道就足够了，但是交通部门，肯定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在做设计的时候，不能像经济学家那样在给定的技术条件下考虑问题，一定要考虑将来经济发展以后的情况，将公路设计成六车道、八车道，给未来增加的车流做提前量。

为什么经济学会有如此落后的“效率”理论呢？

和对资源稀缺的认知一样，这种理论是在工业化初期产生、出现的，那时的科技进步比较缓慢，市场上上演的是大鱼吃小鱼的戏码，所以，只要有效的组织现有资源，形成规模效应，就能做了薄利多销，以大欺小，甚至形成垄断，坐上寡头的宝座。没想到，随着技术进步的日新月异，市场的竞争变成了快鱼吃慢鱼，凡是不能做到与时俱进产业升级的企业都会遭到淘汰。

如果说技术研发、技术创新是企业的战略，那么，限定在给定技术、现有技术条件下的各种安排就只是战术。这就意味着，在经济学“效率”的指导下，企业只有战术，而会失去战略。

一家企业失去战略，就会欠缺技术研发、技术创新的安排，没有产业升级。一般情况下，这样的企业会在20～30年后的产业转型中淘汰。因为一个产业从引进到导出，在一个国家或经济体中的寿命就是20～30年。过了这个时间，它就会向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或经济体转移。如纺织工业在国际间的转移，纺织产业革命首先从英国的夏兰地区开始，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带动了英国一系列产业群的发展，促进英国工业经济的起飞和现代化。其后，纺织业作为主导产业以及与其有关的一些其他产业就相继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转移到美国；再于20世纪50-60年代转移到日本；再于60年代末和70年代转移到亚洲“四小龙”；然后于80年代以来又转移到中国及亚洲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到21世纪初再从中国向越南、缅甸等国家转移。

经营这些产业的企业也必须实行产业升级转型，掌握新技术，进入新的产品领域，才能继续生存、发展。相反，如果企业缺乏技术研发的投入，没有与时俱进的产业升级，就只能等着在产业转型中被市场淘汰，像近些年国内很多企业在经营了20～30年后，无奈在微利下结业、倒闭。旗下的员工则要么抱着现有技术降低工资到外地去打工，要么下岗，失业。

所以，薄利多销已经不再是一家企业长期生存的秘诀。在给定技术、现有技术条件下的“效率”，就像是给企业戴上了一副镣铐，已经无法适应市场的竞争。如果从纯学术或理论的角度看，在给定技术、现有技术条件下研究“效率”，则类似我们古人刻舟求剑的精神，“效率”这艘船已经开走了，我们的经济学却还在研究之前停留在原地的那个“效率”会怎样影响经济，好像将经济学变成了历史学的分支。

所以在未来的经济学教材中，我们不妨把经济效率的定义更改为：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才能让经济分析通过提前量分析技术进步带来的市场变数，与企业的经营相匹配。

当然，将经济学对效率的定义为“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更改的不只是措辞，而是思维方式。如果说“稀缺”是经济学的世界观，“效率”就是经济学的方法论。经济学立足于“稀缺”的世界观，否定在一定的时间内人们的消费存在极限，即使凯恩斯在论证生产过剩的时候，也只能看到相对过剩，看不到绝对过剩。将解决过剩的希望寄托在扩大需求上，无异于缘木求鱼。而以给定技术为效率的认定，则坚固了人们从静止的、封闭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

例如、在研究生产可能性边界时，排除技术进步对产量增长的影响；

在研究供求均衡理论时，排除产量变化对就业的影响；

在宏观经济学中，排除供给因素变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在研究比较优势时，排除产业升级转型对贸易的影响……

所以，倡导以一种什么样的效率方式来解决问题，非常重要，不仅影响到个人，企业，也影响到国家对经济问题的决策。

事实上，在很多经济困局中，在给定技术条件下无论如何都解决不了，只能坐困愁城，然而在技术进步之后，问题很自然就消失了；很多在现有条件无解的问题，在发展之后根本就不再是问题……可见从技术进步的角度，从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多么重要。